道德与法治讲评课教案

“仁政”与法治——儒家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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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理论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儒家倡导“以德服人”的治国方略。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同时儒家否认社会是公平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他们认为人有智愚之别，应有贵贱上下之分，而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如何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所以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并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由此“治天下可运于掌上”。笔者仅就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 [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 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臣民惟有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儒家认为，“爱人”仅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而被爱的对象则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有为政者才需要讲“爱人”的仁政，只有得道的君子才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仁政即为德治，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实施“仁政”的统治者要求臣民接受统治理由是：第一，我是天子，是最优秀的人，道德高尚无边。第二，我为社稷鞠躬尽瘁，是出于对臣民的无私的爱，会给臣民带来安全和财富。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遵守固有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而人心的善恶取决于德治，同时德治又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因为统治者的人格具有绝对的感召力。所以儒家所主张的“仁政”最终都衍变成为“人治”。
儒家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肯定人自身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但儒家又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理想化的圣人。从历史实践看，儒家的这一理想从未实现过。相反，“仁政”成为了统治者实施暴政的遮羞布。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如果还寄梦于以“仁政”来维护社会秩序，必然重蹈覆辙。笔者认为，“仁政”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存在以下负面影响。
一、“贤人治国”的理论违反了权力制约原则。
儒家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事实上也无法制约。
中国古代的权力制约机制，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必然贻误中国法治进程。
二、“仁政”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制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20]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三、“仁政”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1]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2]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儒家实施“仁政”前提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专制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仁政”思想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皇权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被称作“恶法”，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仁政”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和合法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三，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专制社会里，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仁政”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仁政” 思想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庄严的宪法。在摒弃传统法文化中糟粕的同时，我们要借改革之春风，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1] 《孟子·公孙丑上》；
《左传》；
《礼记·哀公问》；
《孟子·离娄上》；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公孙丑上》；
《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春秋繁露·基义》；
《论语·颜渊》；
[10]《史记·李斯列传》；
[11]《孟子·公孙丑上》；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尽心上》；
[14]《孟子·公孙丑上》；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孟子·离娄上》；
[18]《论语·阳货》；
[19]《论语·为政》；
[20]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21]《孟子·离娄上》；
[2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仁政”与法治——儒家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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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演讲范文

《法学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非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标志。尤其是探讨和认识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与我国以前和现在所不同的特征，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应当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与我国以前和现在相区别。本文不揣冒昧，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请教于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内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与否，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民主与否。一个为****、集权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绝无民主可言的。无论这个法律的名称、形式多么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在有时也会表现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赋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处确认民主，在彼处否定民主。在总则中赋予民主，在分则中剥夺民主；在字面上确认民主，在行动中否定民主。仅有的些许"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立法内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之下的。没有内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同时立法内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来保障的，没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没有立法内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就权力的倾向来看，任何权力要完全、自觉地以民主为依归，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实际上是立法民主的条件和保障。
如何实现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应当是民主产生的。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尽可能地扩大直选的范围，使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围上自主地选择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次，立法机关的成员应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他们不应是简单的英雄模范，他们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否则，即使他们是英雄模范，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但也不能由其担任人民代表，因为他们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难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应是“多数人决定”的意思。其过程应能让其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民主的结果是通过民主的过程作出的，必要时，可以扩大范围在立法机关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机关之外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立法的内容应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前面三个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立法内容的民主服务的。为了确保立法民主，我们还要设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错误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国家的立法实践。民主的进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法民主的发展如同整个民主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来的法治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大立法民主，发展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长期坚持。
三、法治完备：我国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法律制度的完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国，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有着重视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到应有的位置。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着从上与崇上的文化传统。而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从近代以来，逐步成为了“上”意（并不一定违反民意，有时也与民意一致）的表现，因此从上与崇上的心态，对于强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法制建设，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明确性的特点，便于人们掌握与运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法治国家建设中因误解而发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最后是因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没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谈及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方面与重要内容。
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应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并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法制有一个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映，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备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一直欠帐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设尚未完成，体制改革、对外开庭和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又大量产生。通过一定的立法积累，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因此，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还很严重，很多问题还于法无据。无法可依还是法制建设的一大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法制完备应当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司法机关能够始终赢得群众，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个是否有着司法公正的问题。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赢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决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简省诉讼程序，许多案件都可以通过一审终结，较快地解决纠纷，否则就必然会导致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发生，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加快频率的社会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
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

“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负面影响演讲范文

伊利集团律师事务部 范志彦

内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定的治国思想，“性善论”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推进中国现代法治进程，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
关键词：性善论 权力制约 泛道德主义 法治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一、“性善论”思想的演进及表征
“性善论”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了人性的问题,它的提出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性善论”的内容特征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的要求，其理论本身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其负面作用在所难免。
（一）“性善论”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性，从心，生声”。[2]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5] “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6]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词”[7]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二）“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 “理”，“理则无有不善”[9]，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10]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11]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三）“性善论”的特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12]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5]“性善论”强化了孔子的宗法理论，说明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和人的价值所在。后来，视人伦为人的本性的思想被宋理学吸收，完善为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
二、“性善论”对现今法治的负面影响
儒家“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无疑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16]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善恶作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是社会的概念。“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质是把后天的概念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即把人的社会属性的善恶移到人的自然属性上，因此，“性善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性善论”为皇权所用，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性善论”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性善论”自然也为皇权所用，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君主应该用礼乐教化来达到美政善治的目的，否则，上天就会收回赋予君主的权力。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性善论”本身的理论主张及客观上儒学的倍受推崇，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而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如此民众才是温顺的甚至是麻木的，封建统治才会永固。“性善论”为皇权所用是其自身的悲哀。“性善论”为政治上的皇权至上提供理论支持，却使披着权力外衣的政治迷信盛行，官本位四处泛滥。“性善论”对皇权一边倒的高扬造就了皇权无视百姓生存的基础习性，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渐渐无法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匮乏，从而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曾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但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如此何谈法治。
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司法权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公安、检察、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相互制约，同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权。在行政权上，在规定复议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规定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同时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但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理论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无论如何也不会为恶，人民代表大会怎会残害自己的人民？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否是残留在人民思想意识中对善的一个幻想，民众仍希望有一个机构在拥有权力的同时又要有恒久的善而不致腐败。
原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的实际上是违法的监督。例如某县法院于1986年以诈骗罪判处某罪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赃款6000元依法没收上缴财政。该犯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经有关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复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1994年，该县人大常委会却作出决定，撤销县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宣告该犯无罪，将被没收的6000元退还该犯。除此以外，还有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等情况。这些以监督名义代替法院审判工作的违法事例，在全国并不少见，这实际是在法院之上又有了一个审判机关，这与司法独立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可见，在我们法治的周围，仍存在一定的权力真空。对一些机关的权力制约不健全，使其仍有滥用权力的空间和侵犯个体权利的可能。所以，推进法治，必须健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
（二）“性善论”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治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17]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18]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性善论”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9]。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0]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性善论”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1]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三、合理借鉴西方法文化，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22]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23]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可能就不配称作法律，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性善论”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再次，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24]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性善论”等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使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实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我们要依据国情，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总之，中国法治应具有中国特色，应具有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法治的进步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导论第1页。
[2] 《说文》
[3] 《论语· 阳货》
[4] 《孟子·告子上》
[5] 《孟子·告子上》
[6] 马振铎等:《儒家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7] 《孟子·腾文公下》
[8] 《春秋繁露·玉杯》
[9] 《朱子文集卷五十八》
[10] 《朱子文集卷五十八》
[11] 《传习录》
[12] 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3] 《孟子·尽心上》
[14] 《论语·颜渊》
[15] 《孟子·离娄下》
[16] 李翔宇：《试论性善论的负面影响》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版。
[17]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18] 《论语·卫灵公》
[19] 《孟子·离娄上》
[20] 《春秋繁录 深察名号》
[21]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合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2] 郝铁川：《“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若干消极影响 》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3] 温晓莉：《2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 法史学》，2001年第11期。
[24] 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负面影响

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

/ 《法学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非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标志。尤其是探讨和认识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与我国以前和现在所不同的特征，是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应当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与我国以前和现在相区别。本文不揣冒昧，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请教于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

，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内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与否，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民主与否。一个为专制、集权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绝无民主可言的。无论这个法律的名称、形式多么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在有时也会表现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赋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处确认民主，在彼处否定民主。在总则中赋予民主，在分则中剥夺民主；在字面上确认民主，在行动中否定民主。仅有的些许"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立法内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之下的。没有内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同时立法内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来保障的，没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没有立法内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就权力的倾向来看，任何权力要完全、自觉地以民主为依归，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实际上是立法民主的条件和保障。
如何实现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应当是民主产生的。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尽可能地扩大直选的范围，使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围上自主地选择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次，立法机关的成员应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他们不应是简单的英雄模范，他们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否则，即使他们是英雄模范，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但也不能由其担任人民代表，因为他们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难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应是“多数人决定”的意思。其过程应能让其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民主的结果是通过民主的过程作出的，必要时，可以扩大范围在立法机关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机关之外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立法的内容应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前面三个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立法内容的民主服务的。为了确保立法民主，我们还要设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错误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国家的立法实践。民主的进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法民主的发展如同整个民主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来的法治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大立法民主，发展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长期坚持。
三、法治完备：我国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法律制度的完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国，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有着重视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到应有的位置。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着从上与崇上的文化传统。而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从近代以来，逐步成为了“上”意（并不一定违反民意，有时也与民意一致）的表现，因此从上与崇上的心态，对于强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法制建设，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明确性的特点，便于人们掌握与运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法治国家建设中因误解而发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最后是因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没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谈及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方面与重要内容。
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应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并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法制有一个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映，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备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一直欠帐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设尚未完成，体制改革、对外开庭和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又大量产生。通过一定的立法积累，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因此，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还很严重，很多问题还于法无据。无法可依还是法制建设的一大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法制完备应当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司法机关能够始终赢得群众，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个是否有

着司法公正的问题。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赢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决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简省诉讼程序，许多案件都可以通过一审终结，较快地解决纠纷，否则就必然会导致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发生，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加快频率的社会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

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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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进型法治——我国法治化的正确选择演讲范文

王仁高
（山东莱阳农学院 265200）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实行法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我国法治的主体。我国法治化模式应该以市场经济为载体，以观念培育为重点。党和国家应该通过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宣传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制定权利本位的法律和进行制约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促进法治社会的早日实现。

法治化 政府 市场经济 人民群众

我国法治的动力问题，是法学界在讨论法治模式选择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法治模式选择。目前，我国法学界认为法治化的基本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有的学者称国家），一是社会（有的学者称民众）；其前进的方式 亦有两种：一是推进 ，一是演进。①这样就形成三种占主导性的观点：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政府推进，选择强制的法治模式，即由国家强制实行法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量推行法治，以期克服法治化进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通过 实行法治的赶超发展，以期节省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法治化进程：通过精密的尽可能周全的设计与操作谋划，以期避免和降低法治化过程可能出现的社会代价。”②这种观点强调国家在法治中的主导地位，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法治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法治建设只能依靠社会的演进。其理由主要是，“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③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的现代化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

其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治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其立论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政府推进型法治主要从法律制度变迁的角度，强调法治的紧迫性。社会演进型法治则从法治观念的确立和法制的民众基础的角度，强调法治的渐进性，而第三种观点则取折衷主义态度，但倾向于政府推进型。

在对法治化模式进行探讨时，有一点需要明确，法治模式的选择，是对法治发展规律的揭示，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创造一种模式强加给社会。只有正确地认识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引导我国法治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我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实现法治社会。

在构建我国法治模式时，首先应搞清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动因。因为只有回答了为什么会选择法治，才能搞清我国法治的动力是什么？按照法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我国法治从二十世纪初算起已有百年历史，但我国真正开始由法治代替人治，则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基本的动因，从政治上说是对文革时期由人“治”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拨乱反正，从经济上说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可以说，政治上的自我反思是党和政府主动选择法治的直接动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创伤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④这实际上是宣布了我党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决心。而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则是政府选择法治的又一动因。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加强法制建设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工作任务，指出：“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⑤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越来越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共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法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法治模式中，除了政府和人民群众这两个纬度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纬度。在政府、人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维空间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代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趋势，是实现法治的客观推动力量。政府是实现法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人民群众则是法治的实践者和实现法治的基础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趋势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得以实现的，而人民群众则是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从事社会实践的，同时，政府又是在人民群众的约束下行动和决策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我国法治化的模式，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促进法治价值在人民群众中的确立，使人民群众对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通过人民群众与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良性互动，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确立。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推动力量，它确保我国法治之路已经不可逆转，是对政府和人民群众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因此，可以把这种法治化的模式称为“市场推进型”。

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人民群众、政府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决定了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社会的法治，即有关法治的理性原则、价值观念、以及按照这种价值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法治的进程是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同步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其客观性。首先，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是相生相伴的。从西方法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法治的兴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治思想最初是由古代希腊提出来的，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就是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商品经济，力主法治的亚里斯多德，正是工商阶层的利益代表者。法治的理性原则都是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它反过来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法治社会的日臻完善同步进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20世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选择。建立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秩序和价值理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其次，法治社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能优化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接受国际市场的交易规则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建立相对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社会经济秩序，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培养严格执法的公务员队伍，树立忠诚守法的社会风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为国际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实行法治，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对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社会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之后，在上层建筑领域提出的变革要求的主动回应。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断地为实行法治创造了民主、公平、自由、透明的社会经济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法律的制度体系将日益完善，法治的观念将逐步在社会各层面确立，法治的价值原则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政治民主将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法治当成是外在于我国社会的东西，认为法治化是强加给我国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人民群众是法治的主体，是实现法治最深厚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杰出人物和有作为的政治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成为被人民群众拥护的领导者。任何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都将一事无成，其抱负再美好，也只能是空想。在我国由人治到法治的社会变革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法治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愿望，是法治强大而持久的动力。这是我国法治最重要的本土资源。良好的社会秩序，公正透明的社会规则和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主体意识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觉醒。当人们开始习惯于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时，他对个人事务的计划总是建立在对现有社会规则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社会能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理性的选择就会得到社会的回报。这是实现法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人治的环境中，这种社会心理受到抑制，由于社会秩序不是靠稳定的规则而是靠掌权者的意志维持的，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未来的预期缺乏可靠的社会规则为依据，人们只能依附于权力而生存。这是法治实现障碍的总根源。一旦人们从权力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必将焕发出对法治建设的极大热情。

人民群众在法治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法治的文化基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法治的文化传统，法治的实现有待于对现有文化进行创新和改造，以形成法治成长的文化土壤。列宁曾经这样评价苏维埃俄国的法治状况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他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⑥列宁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法治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文化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实现的；没有一定的法律文化的基础，法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停留在政治家的口头上和法学家的书本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事物的外在表像看，法治首先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采纳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或治国方略，就是要遵循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社会自治等法治理念去制定和执行法律，去管理社会事务，去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不过，从文明的内在机理看，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如何才是可能的？这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法律至上、权力平等和社会 自治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方式。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时，它才可能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得到采纳。很难合理地想象，在一个以人治和他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中，会真正实行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取得成功。

法治实现的文化基础，其本质也是民众基础，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是法治文化构成的主体。“政府推进型”法治论的立论基础，就是认为人民群众“还不是懂得民主，不是十分懂得法制，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因此，人民群众只能是法治的客体，在法治进程中还是“受教育的对象，管理的对象，领导的对象”。这就把法治变成了“治民”，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只能是人治的继续。

（三）市场推进型的法治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法治化进程中无所作为。与社会演进型法治论者相比，国家在市场推进型法治化过程中应该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

第一，国家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封建半封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国家，由于执政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果断地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二十一世纪，国家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促进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提高经济主体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实现良性互动。

第二，国家应该结合制定经济政策，积极向社会宣传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自律意识、法治意识等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由于这些观念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又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推进剂，所以，国家在宣传这些观念的时候，并不是从外面硬把这些观念塞给社会，而是市场经济社会本身就有的。只不过在社会中这些观念与其他一些由于市场负面效应以及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消极观念掺杂在一起。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这些积极的观念在人们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就需要很长的实践认识过程。国家的正确引导可以大大缩短这一进程。

第三，国家通过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授予人们实实在在的权利，使人们通过这些法律的实施，真正感受到法律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法律产生亲切感，从而激发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当然，这对立法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也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尽快实现的。

第四，国家通过公正的执法和司法，给人们树立良好的法律形象。人们对法律的信念、信仰，关键取决于执法者、司法者对他们的影响。树立法律权威的责任在国家，在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而不在人民群众。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国家机构的执法者、司法者都能做到准确、及时、合理、公正地执行法律，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起来，人们才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法律才能取得至上的地位。

第五，国家通过制度创新，自觉地对权力的行使加以约束，并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法律和权力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系。权力如果过于强大，越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则法律就无法发挥应有的威力；如果法律被社会掌握，成为一种权力难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控制的力量，权力就的滥用就会得到遏制。另一方面，法律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又依靠权力，而权力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都是打着法律的旗号行使的。在我国权力本位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要使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武器，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需要集中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大计出发，通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自觉地限制权力行使的范围，通过制度创新的办法，实现“所有权力必经法律授予”的目标，同时通过机构改革和立法，真正建立起“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主动地为人民参与权力监督提供畅通的渠道。

市场推进型法治化模式即可以防止以政府为主体推进法治过程中，因政府的偏狭和爱好对法治造成的扭曲，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发达国家法治化的成功经验，缩短时间，减少成本，是一种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真理与价值相结合的法治化模式。

实现法治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文化的创新。法治的信仰和观念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而人民群众的思想信仰、观念的转变不能靠强制的办法，只能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去认识提高。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建立的，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市场体制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缩短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我国法治社会也同样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缩短法治化的进程。根据党的十五大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划，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现在起将需要大约五十年的时间。

1、卓泽渊《中国法治行为模式的选择》，云南法学 2000年第1期。

2、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 （下），中外法学 1998年第4期）

3、叶传星《论法治的人性基础》，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9页。

6、《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9卷，第152页

（该文发表于《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王仁高，男，法学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法理学。
市场推进型法治——我国法治化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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