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大众法治观念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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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茂 玉西北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由、公平、正义这些曾为我国法律人所奢望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已不再成为西方社会的专利。作为非法律人的普通大众已不再满足于法律人的所谓“悲悯”，他们自觉抑或自发地寻求着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笔者以为，正义就像火车站一样，火车要到达某一站，则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轨道，缺少这样的轨道，火车就会中途脱轨或无法到达目的站点。实现正义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轨道”，即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我们姑且认为，我们的执法、司法者的法治观念是相对先进的，这时我们所思考和期望提高的即为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笔者认为，大众法治观念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从迷惘到相对迷惘与觉醒并存，再到树立起真正的法治观念。
大众对法律的迷惘。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大力号召和发展的法制建设并未能使得普通大众的法制观念有很大的提高。受传统的“无为”思想影响，“无讼”、“息讼”仍被看作传统美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广泛存在，加上普通大众受文化水平所限和各地普法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法律依然处于极度迷惘的心理状态之下，老百姓极易对法律产生恐惧感，法律成了“大盖帽”、“被告席”、“牢房”和“刑场”等的代名词。这些都亟待老百姓的自我觉醒。
相对迷惘与自我觉醒并存。当老百姓对法律处于无知或迷惘之时，我们的政府应当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引导，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处于“法律秘密主义”的时代，而且政府也有责任让老百姓知晓法律规定，更有责任引导老百姓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但笔者以为，老百姓自我觉醒的作用比什么都要突出。一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人们不再止步于“忍气吞声”，正义一定要伸张。另一方面，广泛交流使得纠纷的不断涌现成为必然，同时也促使人们寻求一种恰当的纠纷处理方式。传统的自力救济方式如斗殴与私下和解或为社会禁止的手段或非最佳方法，这时就激发了人们寻求更佳方法的欲望。积极寻求的最佳纠纷处理方式——法律手段。当老百姓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逐步地把纠纷送至国家的相关部门处理，但由于案件总是涉及到两方甚至多方利益，这时就不可能满足各方要求，于是乎，各地就出现了许多通过自学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例，同时成为某个方面“法律专家”的普通老百姓也增多了。多年的法治建设使得民事案件的审理出现了新的景象：被告席不再“恐怖”；被告不再“暴跳如雷”；粗鲁的“骂街”转变为“带有港台电视剧中案件审理的法律术语”。这些都反映了法治观念的新“变化”，然而未来的法治并不要求每一位当事人都成为一名法律专家，所以大众以自身法律知识参与诉讼的形式仍然属于一种较为落后的法治观念。所有这一切预示着，树立真正的法治观念已成为必需。
所谓“与时俱进”，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在新时期也应当有更大的发展。展望未来，笔者以为，基于社会分工的客观情况，我们不应强求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因为对于某一位当事人来说，他一生可能只离一次婚或只被撞断一次腿，亦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般一生只打一次官司，这时他们只需要有权利保护意识，并知道法律手段是最佳的权利保护方法，这时如果还学会了说一句——“有事请找我的律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树立起了真正的法治观念。
【作者简介】余茂玉（1979— ），男，西北政法学院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方向研究。
原文载于《大江晚报》（安徽芜湖）2004年1月1日“镜湖星月”专栏，本文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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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念先行
/ 检察日报2000年07月20日
法治观念是法治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法治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
。法治的建立必然要求法治观念的率先确立，并且应当将法治观念内
化为相应主体的自觉意识。法治对于人们的观念的要求甚高，没有良
好的法治观念的形成，也不可能有真正法治的建立。然而，要确立法
治观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远比一种制度的颁行或机构的
设立更为困难。
法治观念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人们头脑深处根深蒂固的非法治观
念的排斥。法治观念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非法治观念被清除的过程。
因为，在法治观念形成之前，人们的头脑中并不是一片空白，一无所
有的，而是为其非法治的观念占据着的。新的法治观念只有在清除旧
的非法治观念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非法
治观念更为深厚，“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
人的头脑”。
法治观念的形成也可能为人们漫不经心的错误所妨碍，它需要法
治主体的理性认知。以理性的思维来对待自己的思想观念，对于具有
非法治观念的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办到的。有时，我们这些专门从事
法律教学和研究的人尚且会在有意无意之中留恋人治，表露出人治的
意识，对于社会一般的民众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一些非法治的观念会
有意无意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并在不经意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
们法治建设之中的许多错误，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是对
法治观念缺乏理性认识，在惯性思维影响和作用下非法治观念的结果。
在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度建设法治，非法治的观念的存在形式往往
既是大众的，也是潜在的，这就为观念的改变构设了两个方面的困难
。观念是大众的和潜在的，也就注定了改变它的艰巨性。对于改变这
一现实，我们的法学学者往往过于迫切，我也常常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其实，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并不会因我们心情的急切而得以加速，
只有踏踏实实地为法治鼓与呼，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眼看落后的非
法治观念而又无法改变，这可能是法治进程中法学工作者必须经历的
痛苦，但是我们还得奋力前行。法治并不因为我们的愿望而化为现实，
但一定会因我们的行动而逐步地向我们靠近。塑造全社会的法治观念
是中国法治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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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 苗 勇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纲领。1999年修正案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努力，法制建设在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里，企望用五十多年的时间，尤其是我国的法制建设真正发轫于七十年代末，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就建立起先进发达的法治社会，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在当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悖于法治精神的言行，每每发生。这些不良现象，严重阻碍了法制建设的进程。此类问题的产生，不仅有体制上的根源，更存在着观念上的原因。在相当多公民的头脑中，包括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视法律为驭民之工具，无视法律的崇高地位，法律对己有利时便用，无益时就不执行。媒体报道：四川某县一位负责人，当检察机关准备逮捕他手下一位贪污、受贿的干将时，这位“大人”竟自恃“权威”，号令检察官：不经我批准，不准逮捕。后又百般阻扰，结果自己也因犯妨害公务罪而锒铛入狱。此类毫无法治观念的官员，在现实生活中，恐不少见。为了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笔者深感到，在我们的社会里，应大力倡导“法律至上”的观念，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在公民中，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牢固树立了这一观念，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将日趋完善发达，中国的前途将更加辉煌灿烂。正如江泽民同志于1996年2月8日在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讲授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后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 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公民自觉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①因此，在当今，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意义十分重大。而要树立起这一观念，首先必须认清提出这样一个论断的事实、法律及理论的根据。
1、没有法律至上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可言，这是历史的 深刻教训。1949年2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就彻底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我们党对法治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更多倡导的是人治思想，因此，在“破”的同时，并未真正重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当时，党内外普遍认为，法律是政治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武器。当感到有用时，就重视法律的制定。当认为价值不大时，就将其弃之一旁。建国不久，国家领导人感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亟需法律来加以确定，便于1954年9月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但从1957年开始至1976年，由于所谓阶级斗争的需要，党和国家由开始轻视法治发展到彻底抛弃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十年浩劫，《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了。大搞群众办案、群众专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建设的悲剧，更是法制建设的悲剧。据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谈到复查纠正文革中冤假错案透露的数字，“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判处刑事案件120余万多件。到1980年6月底，各级法院已复查113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7万件，普通刑事案件86万多件）。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万多件，涉及当事人约26.7万多人。反革命案件中冤假错案比例约占64%，有些地区达70%——80%。普通刑事案件中冤假错案比例占9%。在改判纠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包括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案件2.6万多件，涉及2.8万多人。②这种肆意践踏法治的历史，固然有深刻的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与国家领导人及广大人民群众视法律为手中的工具，轻视法律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可见，没有法律至上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存在。
2、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也就是维护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不相矛盾，而是高度统一的。一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 党的领导。《宪法》充分肯定了党的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母法，任何其他法律都不得与之相抵触。因此，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这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法律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是与党的性质是一致的。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了一个保证法律实施的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坚决保证 刑法、刑事切实实施的指示》，其中说：“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威信。”关于确立法律至上地位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系问题，十五大政治报告做了科学的说明：“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此，法学博士郝铁川讲得好：“依法治国意味着人民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地位的确认、对党的执政权利的新的配置。”③所以，我们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就必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忠实于法律，便是忠实于党，便是充分实践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违背法律，便是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便是对党的一种背叛行为。
3、法律至上的观念，也是《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所确立的。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原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五条又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这里，宪法明确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没有法外特权，必然是以法前平等为必要条件的。而法律至上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逻辑结论。党章在总纲中表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本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党的章程明确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是守法的模范，党没有一丝一毫的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可见，法律至上，是由国家根本大法和党的最高章程所确定的。
4、法是人民意志、利益的体现，法律至上也就是人民利益至上，法律至上是形式，人民 利益至上是内容。我国的法律，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其内容是反映了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是为了维护人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秩序的。法律只是反映人民利益的一种形式。尊重法律，便是尊重人民利益；维护法律，便是维护人民利益；亵渎法律，便是亵渎人民利益 ；损害法律，便是损害人民利益。对此，董必武同志指出：“我们国家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意志。列宁在论到签署土地社会化法令时曾指出：‘大多数人的意志，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列宁这段话，对我们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④因此，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便是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一个践踏法律的人，是从来不会把人民利益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
5、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才能有效地控制和约束权力，才能真正建立法治社会。众所周知，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切公共权力都受法律的控制和约束。郝铁川说：“法治与人治的分水岭，根本不在于是不是由人制定、靠人实施，而是权大还是法大。具体说，当法律与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最终控制、支配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若是前者，那就是法治；若是后者，那就是人治。因此，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通俗说来，就是能不能管住‘一把手’。能管住一把手的，就是法治，管不住一把手的，就是人治。”又说：“中国法治的关键是：管住‘一把手’！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存在！”⑤之所以要用法律来制约权力，是因为权力具有特殊性和人格化的特点，任何一种权力都是要有人去实施的，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感情，权力往往会被使用不当和滥用。西方政治学公认：权力有绝对腐败的趋势，而没有制约的权力绝对腐败。而法律，是治吏、约束权利的最好方法。如果我们不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以权压法，用权弄法，那么，权力也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制约，就必然会被滥用，社会就无法治可言。因此，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用法律来制约权力，才能使公权真正为老百姓服务，才能建设真正的法治社会。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在他的判词中说，“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位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有势，我都要用上托马斯 富勒300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⑥一位学者说得好：“法治秩序的确立必须要满足如下的条件：必须以建立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上的，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原则的 法律制度为载体，必须 以法律至上权威为核心。”⑦在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每一位公民、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我们的检察官们，更要牢固树立这一法治精神。因为，我们肩负着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任。我们如果没有法律至上的观念，没有为捍卫法律尊严而勇于拼搏乃至献出自己一切的大无畏的气概，我们也就不配做一名检察官。一名优秀的检察官无不是把法律奉为圭臬、视法律为“上帝”的法的忠实的奴仆和忠诚的卫士。
注：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法制讲座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7页。
②《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第2—3页。
③郝铁川著：《法治随想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75页。
④《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选读》，司法部法学教材编部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7页。
⑤郝铁川文，《法治的关键：管住“一把手”》，1999年7月21日《检察日报》。
⑥丹宁著：《法律的界碑》扉页，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⑦江启疆著 ：《法治——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视角》，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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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念先行演讲范文
法治观念是法治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法治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
。法治的建立必然要求法治观念的率先确立，并且应当将法治观念内
化为相应主体的自觉意识。法治对于人们的观念的要求甚高，没有良
好的法治观念的形成，也不可能有真正法治的建立。然而，要确立法
治观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远比一种制度的颁行或机构的
设立更为困难。
法治观念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人们头脑深处根深蒂固的非法治观
念的排斥。法治观念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非法治观念被清除的过程。
因为，在法治观念形成之前，人们的头脑中并不是一片空白，一无所
有的，而是为其非法治的观念占据着的。新的法治观念只有在清除旧
的非法治观念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非法
治观念更为深厚，“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
人的头脑”。
法治观念的形成也可能为人们漫不经心的错误所妨碍，它需要法
治主体的理性认知。以理性的思维来对待自己的思想观念，对于具有
非法治观念的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办到的。有时，我们这些专门从事
法律教学和研究的人尚且会在有意无意之中留恋人治，表露出人治的
意识，对于社会一般的民众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一些非法治的观念会
有意无意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并在不经意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
们法治建设之中的许多错误，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是对
法治观念缺乏理性认识，在惯性思维影响和作用下非法治观念的结果。
在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度建设法治，非法治的观念的存在形式往往
既是大众的，也是潜在的，这就为观念的改变构设了两个方面的困难
。观念是大众的和潜在的，也就注定了改变它的艰巨性。对于改变这
一现实，我们的法学学者往往过于迫切，我也常常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其实，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并不会因我们心情的急切而得以加速，
只有踏踏实实地为法治鼓与呼，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眼看落后的非
法治观念而又无法改变，这可能是法治进程中法学工作者必须经历的
痛苦，但是我们还得奋力前行。法治并不因为我们的愿望而化为现实，
但一定会因我们的行动而逐步地向我们靠近。塑造全社会的法治观念
是中国法治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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