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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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正义 法律 价值判断 合法性正文： 何为正义？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概念上，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的概念中，正义即公平、公正。正义是法源之一，更是法的追求与归宿。
既然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一种行为、状态是否正义就涉及到三个要素：人、社会和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物。人是正义反映的主体，也是评价正义的主体；社会的形成归于人的产生和结合，社会对人的分工、分配起着重要作用，个人得不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待遇，往往归结于社会的不正义（公平）；而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物，如地位、资格、自由等，其多寡优劣主导着人们的评价。在远古最原始的社会形成时，有了原始的劳动成果的分配，人们就开始了关于正义的讨论。至于何种行为与状态是正义的，用不同的标准、 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观察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
美国学者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其一，是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其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依存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还指出了可表示如下的更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 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将法律的观念从正义中解脱出来是有困难的。在媒体和一般人眼里，正义和法律的概念不断的被交叉混同，而且纯粹法学反对将法和正义相等同，主张将二者当作两个不同的问题来处理。而我个人更倾向与使二者融合，我并不赞成过分清晰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法律抛弃正义，便丧失其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同样，正义脱离法律，就丧失了载体，仅仅只能成为“价值判断”，没有实际用途。我非常推崇凯尔森的观点，即正义作为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也许为法律科学所排斥，但如果将正义理解为“合法性”，那么法律科学中就应当包括正义概念。
人们评价一部法律是否符合正义标准（合法性）时，往往是立足于这部法律是否能将社会关系调整得令所有社会成员都满意，但事实上，能够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需要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可以说：每个人的需要不一致，需要间的相互冲突也难以避免，那些合乎正义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能达到的也只能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满意。
还应当提及的便是自然法学派提出的绝对正义的概念，自然法学派主张法的二元论，认为法应分为实在法和自然法，在不完善的实在法之上，存在着完善的，绝对正义的自然法。但理性的人应当知道：这种绝对正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如同世界是可知的，人有无穷的认知能力，而世界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借用凯尔森的话“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
法律需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在人们寻求法律帮助时，在法律制裁罪犯时，公平是否得到维护，正义是否得到匡扶，这是法律正义性（合法性）认定的标尺，也是法律生存的土壤，法律立足正义，才能使正义的概念在法律的基础上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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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之诉的法律思考
/ 汤琼 刘涛 刘辉1
一、现象与问题
首先请读者与我共同关注自1995年发展至今的“王海现象”此潮彼落的衍变以及轰动一时的“奇女子”王英诉全国白酒案的始末。
1995年自王海决定进京打假以来，这一路可谓风云变幻、忧喜参半。起初两年由于有关方面的积极表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即使与此同时，甚至法律界仍对购假索赔提出诸多质疑，王海却似乎渐入诉无不胜的佳境。1997年形势有了转机，王海等对水货手机的索赔一一败诉，在此之后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原告、同一标的物、同一诉讼理由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2人们将这一判决紊乱的局面谓之为“东边日出西边雨”。在这期间凸显和争议主要包括：⒈王海的购假索赔行为是否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法》第49条，3王海出于非消费的目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他是否属消法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⒉王海打假是否属维护公益的行为，不可否认其所获私利不少，如何对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⒊王海打假是否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
在新千年之际，公众又将目光投向王英的白酒标鉴案。此案中“奇女子”王英经过长期的取证及对法律条文的研习，信心十足地对富平春酒厂未在标鉴上标注警示或危害成分，使其丈夫对酒产生病理依赖性而死亡的后果提起赔偿诉讼，并鲜明地提出为消费者权益而奋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舆论天平导向王英一方时，法院仍以白酒生产企业不违反“《饮料酒标鉴标准》为由作出王英败诉的判决。然而判决之后的各种争议十分值得沉思，贺卫方先生提出“王英的遭遇和处境虽令人同情，但一味在司法领域斗争，只能使代价越来越高昂，命题的选择是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4笔者同意贺先生提出的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的理性选择，但笔者认为公众对于此案的舆论导向并非仅仅出自于对弱势个体的同情，恐怕更重要的出乎于对公益的司法保护的关注，寄希望于王英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给侵犯公益者以沉重一击。
客观地说，王海、王英们为消费者权益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虽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法律与道德评价尚无定论。就王海购假索赔案,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和人士已呼吁最高人院作出司法解释,或由全国人大对消法作出修改和补充;而王英"白酒标鉴案＂的合理选择是：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即说服人大代表和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修改目前的法律。5以上情形表明我国司法领域对于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保障方面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文尝试引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对其渊源与发展作概要介绍，并希望通过对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为这一新型诉讼制度的建立作一抛砖引玉的序言。
二、公益之诉的渊源及以展
公益之诉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之诉而言的。吴文翰先生曾论及：“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 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的审查。但这种区分和近代 ‘公诉’和‘私诉’并非同一的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由此分析6罗马法的诉讼种类时，可知其诉讼制度是相应于公法、私法的划分而建立的，将其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吴先生说：“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7另周楠先生对此曾信得过重要的论述：“前者（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可提；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古罗马的公益之诉至少包含两点”1、公益之诉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2、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之诉，无论其自身利益是否受损。
周楠先生还对公益之诉存在的原因作出阐释：“现代法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由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之。罗马当时的政权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补救其不足。“可见，公益之诉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力量不足相联系的，当公共权力机构不足以维护社会公益时，市民据法律授权能够起诉违反公益的行为。
国外的公益之诉发展到今天已日趋完善，尤以美国为甚，谷口安平先生曾就此谈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纠纷，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提交给法院要求得到解决。这样的现象首先大量发生于美国。……（这样一种）新型诉讼被区别于所谓‘纠纷解决模式’的一般民事诉讼，而被称之为‘行为调查模式’或‘公共诉讼’、‘制度改革诉讼’等，其特征简单说来就是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发生争议并要求法院对此作出法律判断……”9在美国当代诉讼中，《反欺骗政府法》、《反垄断法》及法中的公民诉讼都是这样一种新型的诉讼方式，即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为目的而扩大诉讼功能，尤其以公民诉讼为甚，在这种诉讼机制下，“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10，公民据法律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尉排污者消除污染，赔偿遭受污染损害公民的损失；敦促联邦环保局和各州执行其法定义务，加强环境管理。
我们一旦转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就发现一直以来囿于私益之诉 ，我们对个案的分析已陷入了困境。在私益诉讼下，我们一方面为王海们的义兴趣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王海是否适用消法心存疑虑；一方面我们认为“王英的遭遇和处境令人同情”，另一方面我们又表示王英据现行法律制度无法获得赔偿。或许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情理与法律的较量，更应看到的是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对于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制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11
三、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
1、公益之诉：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率，即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并假设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对于法律活动与法律制度而言，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化，因而波斯纳认为诉讼判决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效率最大化。通常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基本方式：但在市场决定成本高于法律决定成本时，这一问题就给法律制度来解决了。说市场让位于法律程序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条件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成本低于市场配置的成本。
通过本文一、二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侵犯公益的违法者而言，其经济或社会地位都属于处优势一方，而受害一方一般人数众多，从这一点讨论是不易于市场配置的，一则侵权者的优势地位往往使其在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垄断交易价格，由此造成双方当事人想独占尽可能多的利润而引起高额的交易成本是一种社会浪费：另一方面，在众多的被侵权者中存在一部分“搭便车”的想法，即比如个别消费者认为总存在其他利益受损更严重的人，让这部分人先去参与交涉，视其协商结果再考虑如何行事。这样的情况下的交易成本往往很高，我们知道，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尤其当它超过交易价值时，交易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理智的当事人会因放弃交易而获得更多效益。这时的社会损失就不等同于交易成本，而等于被放弃的交易的价值。
可见，对于这样一种侵犯公益的行为，市场并非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于是人们求诸于——法律程序，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法律程序成为一种更完美的财富分配机制，12法律制度下，侵权者往往凭其优势地位，对其侵权行为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须付出机会成本，或者其所支付的违法机会成本低于他从不法行为中所获取的利润，那么自利的侵权者会认为侵权公益的行为能使其效益最大化，实际上，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正是鼓励他这公做的。因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公益之诉能够提供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效益最大化。
2、公益之诉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3
事实上，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定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有理智的潜在原告通常不会提起诉讼是在为样五种情形下：即某类案件的预期判决价值低于审判的费用——这样的成本比较方法同样适合于公益之诉。
在此我们首先假设某项争议价值为2000元，如果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的几率为50％，那么原告对该诉讼的预期价值为1000元（2000＊50％＝1000元）。若原告预期的审判费用为750元，那么原告因其可获预期收益为250元而认为是有效率的，并采用了诉讼的途径。显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原告预期诉讼成本（假设为1200元）可能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则原告因为参与诉讼将损失200元而不再起诉。由此可见潜在原告是否提起诉讼取决于预期诉讼成本。
然而，对于侵犯公益的案件来说对于单个利益受侵犯者而言，其诉讼成本往往高于其预期价值。波斯纳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所提及的集团诉讼公益诉讼的形式之一，书中假设牙刷制造商们已合谋实行价格垄断，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因此受到利益损害。累计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每个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可能只有几分钱。这样以来，就单个消费者而言，提起诉讼的预期成本远远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放弃诉讼请示，但是如果将这些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集团诉讼，集团诉讼的标的是足以支付诉讼成本的14
在公益诉讼中正是“通过若干小的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足以使诉讼成本合理大的权利请示的方法－－换句话说，即以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5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发觉王海购假索赔过程中大批量进假货索赔，并非是在“聚合权利请求”，而是提高预期诉讼价值的行为，使之超乎于相应较少的诉讼成本，使其效益最大化。
3、公益之诉的诉讼运行成本分析
法律成本指的是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环节中，法律系统为实现权利与义务配置所耗费的费用，如何合理地利用法律资源，法律成本，实现法律的高效率，是我们法律运行过程中重点讨论的问题。
在探讨公益诉讼成本时，我们不得不谈及错误的司法判决的影响。在此假设某一公益诉讼的预期成本是100元，而潜在加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是90元（此时受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高于100元，否则诉讼程序不可能开始），这种情况下侵权人会花费90元避免事故的发生而避免在诉讼判决结果的赔偿（100元）。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的另一种情况是，司法机关出于某种原因而造成的错误判决导致的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的降低，当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过低，甚至低于其避免事故的费用时，此时侵权事故就不能够防止，其必然造成社会损失。
本文在此对错误判决成本的讨论，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公益诉讼的关注。法律主体在行使权利或改造义务的过程中，类似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自利的消费者，他们关注的是法律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因而不良的法律机制可能使侵权者放纵自己的加豁行为，从而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四、结语
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一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并且总以国个的利益作为公益，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利益不过是普通的市场主体的利益；相反，市场中消费者的整体利益才是社会公益。16而在我们目前的诉讼机制下，对于权利配置的判决结果往往与权利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不科学性。
另外，谈及王海的“不经济诉讼”。笔者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王海等在消示颁布后才举旗打 假索赔，正是因为消法为其提供了“有利可乘”的制度模式，基于消法所承诺的“伪劣商品的价款或服务费用的一倍”，王海等才得以聚合诉讼价值而获准。对于王海的获得是否属不当得利（是否可以认为其侵占了消费者公益的一部分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是笔者认为西方的集团诉讼制度似乎是什得借鉴的，即实际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向集团每个成员支付其相应赔偿金。
至此，读者会发现本文并未给两个安全一个明确的解答。笔者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对单个案件中的法律主体权利义务作一个分配，更重要的是呼吁法律能为我们提供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维护公共利益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注释：
1、作者单位：汤琼，西北政法学院；
刘涛，西北政法学院，现于山东大学任教；
刘辉，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
2、韩志红、阮大强著：《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0页。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4、《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第9版，《王英为什么败诉》，贺卫方。
5、《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第9版，《王英为什么败诉》，贺卫方。
6、周楠、吴文翰、谢邦宇编著：《罗马法》350页，群众出版社，1983。
7、周楠、吴文翰、谢邦宇编著：《罗马法》354页，群众出版社，1983。
8、周楠、吴文翰、谢邦宇编著：《罗马法原理》887页，商务印书馆，1996。
9、（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宗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1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0、陶红英：《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制度》60页，载《法学评论》，1990（6）。
1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8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2、（美）波其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66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3、事实上，笔者认为无论市场或法律程序，都是一种对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机制。
14、（美）波其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7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5、（美）波其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7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6、杨宗科著：《法律机制论》，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杨先生认为：共同需要和公共利益，才能形成“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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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之诉的法律思考演讲范文
汤琼 刘涛 刘辉1
一、现象与问题
首先请读者与我共同关注自1995年发展至今的“王海现象”此潮彼落的衍变以及轰动一时的“奇女子”王英诉全国白酒案的始末。
1995年自王海决定进京打假以来，这一路可谓风云变幻、忧喜参半。起初两年由于有关方面的积极表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即使与此同时，甚至法律界仍对购假索赔提出诸多质疑，王海却似乎渐入诉无不胜的佳境。1997年形势有了转机，王海等对水货手机的索赔一一败诉，在此之后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原告、同一标的物、同一诉讼理由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2人们将这一判决紊乱的局面谓之为“东边日出西边雨”。在这期间凸显和争议主要包括：⒈王海的购假索赔行为是否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法》第49条，3王海出于非消费的目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他是否属消法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⒉王海打假是否属维护公益的行为，不可否认其所获私利不少，如何对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⒊王海打假是否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
在新千年之际，公众又将目光投向王英的白酒标鉴案。此案中“奇女子”王英经过长期的取证及对法律条文的研习，信心十足地对富平春酒厂未在标鉴上标注警示或危害成分，使其丈夫对酒产生病理依赖性而死亡的后果提起赔偿诉讼，并鲜明地提出为消费者权益而奋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舆论天平导向王英一方时，法院仍以白酒生产企业不违反“《饮料酒标鉴标准》为由作出王英败诉的判决。然而判决之后的各种争议十分值得沉思，贺卫方先生提出“王英的遭遇和处境虽令人同情，但一味在司法领域斗争，只能使代价越来越高昂，命题的选择是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4笔者同意贺先生提出的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的理性选择，但笔者认为公众对于此案的舆论导向并非仅仅出自于对弱势个体的同情，恐怕更重要的出乎于对公益的司法保护的关注，寄希望于王英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给侵犯公益者以沉重一击。
客观地说，王海、王英们为消费者权益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虽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法律与道德评价尚无定论。就王海购假索赔案,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和人士已呼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或由全国人大对消法作出修改和补充;而王英"白酒标鉴案＂的合理选择是：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即说服人大代表和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修改目前的法律。5以上情形表明我国司法领域对于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保障方面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文尝试引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对其渊源与发展作概要介绍，并希望通过对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为这一新型诉讼制度的建立作一抛砖引玉的序言。
二、公益之诉的渊源及以展
公益之诉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之诉而言的。吴文翰先生曾论及：“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 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的审查。但这种区分和近代 ‘公诉’和‘私诉’并非同一的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由此分析6罗马法的诉讼种类时，可知其诉讼制度是相应于公法、私法的划分而建立的，将其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吴先生说：“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7另周楠先生对此曾信得过重要的论述：“前者（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可提；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古罗马的公益之诉至少包含两点”1、公益之诉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2、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之诉，无论其自身利益是否受损。
周楠先生还对公益之诉存在的原因作出阐释：“现代法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由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之。罗马当时的政权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补救其不足。“可见，公益之诉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力量不足相联系的，当公共权力机构不足以维护社会公益时，市民据法律授权能够起诉违反公益的行为。
国外的公益之诉发展到今天已日趋完善，尤以美国为甚，谷口安平先生曾就此谈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纠纷，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提交给法院要求得到解决。这样的现象首先大量发生于美国。……（这样一种）新型诉讼被区别于所谓‘纠纷解决模式’的一般民事诉讼，而被称之为‘行为调查模式’或‘公共诉讼’、‘制度改革诉讼’等，其特征简单说来就是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发生争议并要求法院对此作出法律判断……”9在美国当代诉讼中，《反欺骗政府法》、《反垄断法》及环境保护法中的公民诉讼都是这样一种新型的诉讼方式，即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为目的而扩大诉讼功能，尤其以公民诉讼为甚，在这种诉讼机制下，“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10，公民据法律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尉排污者消除污染，赔偿遭受污染损害公民的损失；敦促联邦环保局和各州执行其法定义务，加强环境管理。
我们一旦转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就发现一直以来囿于私益之诉，我们对个案的分析已陷入了困境。在私益诉讼下，我们一方面为王海们的义兴趣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王海是否适用消法心存疑虑；一方面我们认为“王英的遭遇和处境令人同情”，另一方面我们又表示王英据现行法律制度无法获得赔偿。或许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情理与法律的较量，更应看到的是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对于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制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11
三、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
1、公益之诉：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率，即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并假设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对于法律活动与法律制度而言，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化，因而波斯纳认为诉讼判决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效率最大化。通常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基本方式：但在市场决定成本高于法律决定成本时，这一问题就给法律制度来解决了。说市场让位于法律程序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条件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成本低于市场配置的成本。
通过本文一、二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侵犯公益的违法者而言，其经济或社会地位都属于处优势一方，而受害一方一般人数众多，从这一点讨论是不易于市场配置的，一则侵权者的优势地位往往使其在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垄断交易价格，由此造成双方当事人想独占尽可能多的利润而引起高额的交易成本是一种社会浪费：另一方面，在众多的被侵权者中存在一部分“搭便车”的想法，即比如个别消费者认为总存在其他利益受损更严重的人，让这部分人先去参与交涉，视其协商结果再考虑如何行事。这样的情况下的交易成本往往很高，我们知道，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尤其当它超过交易价值时，交易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理智的当事人会因放弃交易而获得更多效益。这时的社会损失就不等同于交易成本，而等于被放弃的交易的价值。
可见，对于这样一种侵犯公益的行为，市场并非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于是人们求诸于——法律程序，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法律程序成为一种更完美的财富分配机制，12法律制度下，侵权者往往凭其优势地位，对其侵权行为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须付出机会成本，或者其所支付的违法机会成本低于他从不法行为中所获取的利润，那么自利的侵权者会认为侵权公益的行为能使其效益最大化，实际上，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正是鼓励他这公做的。因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公益之诉能够提供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效益最大化。
2、公益之诉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3
事实上，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定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有理智的潜在原告通常不会提起诉讼是在为样五种情形下：即某类案件的预期判决价值低于审判的费用——这样的成本比较方法同样适合于公益之诉。
在此我们首先假设某项争议价值为2000元，如果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的几率为50％，那么原告对该诉讼的预期价值为1000元（2000＊50％＝1000元）。若原告预期的审判费用为750元，那么原告因其可获预期收益为250元而认为是有效率的，并采用了诉讼的途径。显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原告预期诉讼成本（假设为1200元）可能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则原告因为参与诉讼将损失200元而不再起诉。由此可见潜在原告是否提起诉讼取决于预期诉讼成本。
然而，对于侵犯公益的案件来说对于单个利益受侵犯者而言，其诉讼成本往往高于其预期价值。波斯纳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所提及的集团诉讼公益诉讼的形式之一，书中假设牙刷制造商们已合谋实行价格垄断，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因此受到利益损害。累计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每个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可能只有几分钱。这样以来，就单个消费者而言，提起诉讼的预期成本远远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放弃诉讼请示，但是如果将这些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集团诉讼，集团诉讼的标的是足以支付诉讼成本的14
在公益诉讼中正是“通过若干小的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足以使诉讼成本合理大的权利请示的方法－－换句话说，即以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5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发觉王海购假索赔过程中大批量进假货索赔，并非是在“聚合权利请求”，而是提高预期诉讼价值的行为，使之超乎于相应较少的诉讼成本，使其效益最大化。
3、公益之诉的诉讼运行成本分析
法律成本指的是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环节中，法律系统为实现权利与义务配置所耗费的费用，如何合理地利用法律资源，法律成本，实现法律的高效率，是我们法律运行过程中重点讨论的问题。
在探讨公益诉讼成本时，我们不得不谈及错误的司法判决的影响。在此假设某一公益诉讼的预期成本是100元，而潜在加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是90元（此时受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高于100元，否则诉讼程序不可能开始），这种情况下侵权人会花费90元避免事故的发生而避免在诉讼判决结果的赔偿（100元）。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的另一种情况是，司法机关出于某种原因而造成的错误判决导致的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的降低，当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过低，甚至低于其避免事故的费用时，此时侵权事故就不能够防止，其必然造成社会损失。
本文在此对错误判决成本的讨论，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公益诉讼的关注。法律主体在行使权利或改造义务的过程中，类似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自利的消费者，他们关注的是法律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因而不良的法律机制可能使侵权者放纵自己的加豁行为，从而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四、结语
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一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并且总以国个的利益作为公益，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利益不过是普通的市场主体的利益；相反，市场中消费者的整体利益才是社会公益。16而在我们目前的诉讼机制下，对于权利配置的判决结果往往与权利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不科学性。
另外，谈及王海的“不经济诉讼”。笔者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王海等在消示颁布后才举旗打假索赔，正是因为消法为其提供了“有利可乘”的制度模式，基于消法所承诺的“伪劣商品的价款或服务费用的一倍”，王海等才得以聚合诉讼价值而获准。对于王海的获得是否属不当得利（是否可以认为其侵占了消费者公益的一部分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是笔者认为西方的集团诉讼制度似乎是什得借鉴的，即实际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向集团每个成员支付其相应赔偿金。
至此，读者会发现本文并未给两个安全一个明确的解答。笔者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对单个案件中的法律主体权利义务作一个分配，更重要的是呼吁法律能为我们提供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维护公共利益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注释：
1、作者单位：汤琼，西北政法学院；
刘涛，西北政法学院，现于山东大学任教；
刘辉，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
2、韩志红、阮大强著：《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0页。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4、《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第9版，《王英为什么败诉》，贺卫方。
5、《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第9版，《王英为什么败诉》，贺卫方。
6、周楠、吴文翰、谢邦宇编著：《罗马法》350页，群众出版社，1983。
7、周楠、吴文翰、谢邦宇编著：《罗马法》354页，群众出版社，1983。
8、周楠、吴文翰、谢邦宇编著：《罗马法原理》887页，商务印书馆，1996。
9、（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宗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1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0、陶红英：《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制度》60页，载《法学评论》，1990（6）。
1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8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2、（美）波其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66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3、事实上，笔者认为无论市场或法律程序，都是一种对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机制。
14、（美）波其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7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5、（美）波其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7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6、杨宗科著：《法律机制论》，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杨先生认为：共同需要和公共利益，才能形成“公益”。
公益之诉的法律思考
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演讲稿)
“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 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我来自安国市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大家都知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正在全国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开展，抓学习提高知识，组织讨论提高思想境界、抓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抓服务树立执法形象，成为我们工作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做为安国市检察院的一分子，我真实地感受到这场教育活动给我院带来的清徐之风。全体干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几件小事一一闪现在我眼前。 检察长有了压力感。我院检察长张建均同志今年45岁，自95年起先后在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工作到目前可算一位老政法了，在这次教育活动中，为提高干警素质，院里启动了“每周一课”工程，即“领导当老师，干警做学生”，每周五学习日，由班子成员轮流为干警讲课。张检选定的讲课内容是“侦查策略和技巧”。在全院干警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但真正站到三尺讲坛当老师，还真感觉到有些底气不足，我要加紧学习检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争取不光做你们合格的领导，更要做你们合格的老师”，几句质朴而实在的话赢得了干警们热烈掌声，而干警们从这几句话中也体味出这样一种含义：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不学习，就不能做一名领导信任、群众满意的合格检察官；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习也是工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胸怀这种信念，干警们投身学习，主动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 危险面前显本色。镜头又拉到了5月12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整个安国迅速传开，我市光明街村民乔更新因发烧在中医院治疗无效后被先后转至河北省第二医院和河北省胸科医院诊治，最后被确诊为非典病例。而此前，由于我市中医院未按规定上报及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致使和乔直接接触被一代隔离者40余人，加上第二、第三代被隔离共达1000人，消息传来，整个安国陷入了恐慌之中。在此危急时刻，按市委指令，我院立即成立了以张建均检察长为组长的5人办案组，于5月12日上午对此案展开初期调查，深入到安国市中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区、民兵训练基地隔离区及安国市中医院进行调查。张检亲自对主要涉案人赵志坤和李树通进行讯问，因为天热，身穿厚厚防护服，眼戴防护镜，隔离室又没有桌椅，讯问和记录都是站着进行，不一会儿，他们头上就滴下汗来，眼罩上也集满了湿气，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办案的情绪，为把案件办细，办好，办扎实，他们坚持进行了细致的询问，不放过每个细节。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后，又根据掌握的新情况分头到中医院及防设站等处找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固定有关证据。等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单位办案点，已是晚上12点多。可是，特殊时期，他们劳累一天后吃上的不是丰盛可口的饭菜，而是一碗开水冲泡的方便面和一块面包，不能回家回单位在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而只能几个人蜷缩在办案的囚车上凑和一宿了事。第二天又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在办案组干警夜以继日，不辞辛苦的工作下，仅用了2天时间就提取物证、书证50余份，讯问、询问相关人员27人，很快查清了此案，并于5月17日对安国市中医院原院长赵志坤，原副院长李树通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中医院护士乔小兰 以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决定逮捕，并在电视台予以通报，消息传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制假贩假法不容。非典突袭，万民惶恐，急急寻求预防救护的办法，随着中央电视台防非典处方的公布，我市中草药价格一路飚升。然而，少数黑心商人不是抓住商机靠勤奋致富，却瞄准了制售假药这样一条黑路子，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违反了公平诚信的交易法则，同时也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此，我们坚持八个字“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安国市观音堂村邵新民非法在自己家中生产中药材淡豆豉1600公斤，价值4.8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我院就先行派出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负责人共同提前介入此案，事先掌握第一手情况，并适时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在公安移送我院批捕后，仅用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批捕决定。5月3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后，办案干警加班加点阅卷提审写起诉书，仅4小时就起诉到法院，最后被告人被从快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48000元。 服务大局保稳定。严格执法，加强办案本是检察机关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题中之义。然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给我们注入了新的执法理念，要服务大局，不仅仅是严格执法，加强办案，而是把检察工作自觉地纳入到党的工作大局的目标之中，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更好地体现公平与正义，让党和人民满意，检察事业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院在市委领导下妥善解决上访老村郭北庄问题，使该村由乱而治的事实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真实诠释。郭北庄村自95年起就没有班子，主要划分为四个较强的宗派势力，多年来，各派之间斗争不断，争战不止，成为上访告状的老村，也成为影响全市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源。为解决郭北庄村问题，八年间，我市曾先后派出四个工作组进驻该村，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四月中旬，在非典肆虐之际，我院正是用人之时，但为配合市委搞好村遗留问题清理工作，我院派出了副
检察长张利民等5名同志分别参加市委的5个下乡工作组。其中，张利民同志带队带领法院、司法等部门7名同志进驻郭北庄村，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先是抓住主要矛盾，仅用8天时间查清了前四任原村支书记经济及违纪等问题，依法做出处理，平息了村民上访态势，比市委要求一个月的期限提前22天。紧接着在广泛走访，摸排情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了班子候选人，并严格按程序组织了选举，顺利产生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到此，他们并没有就此放手，而是坚持把新班子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帮助新一届班子搞好舆论宣传工作，消除过去的村风不正，上访无序状况，使群众的思想逐步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同时，积极妥善的解决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农业税问题，支持党支部积极运作，促使承包该村土地的砖厂交纳承包费，由村从承包费中集体交纳农业税，减轻了群众在税赋方面的负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我们工作人员，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意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终于使一个几年扶不起的烂摊子初步有了生气，使群争不止、一盘散沙的村民抱成了一团儿，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通报点名表扬我院工作组。而郭北庄村民和我院之间也建立了一种鱼水情，真正实现了党和人民双满意的目标。 以上是我们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活动中的几件小事，正是通过这些小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公平正义的内涵。也是我院以实际行动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的真实诠释。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本质追求，我们要以这次演讲活动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旺盛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活动之中，公正执法，强化法律监督，服务大局，维护公平正义，创出更加出色的成绩，让党放心，人民满意！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演讲稿－－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我来自XX市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大家都知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正在全国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开展，抓学习提高知识，组织讨论提高思想境界、抓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抓服务树立执法形象，成为我们工作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做为XX市检察院的一分子，我真实地感受到这场教育活动给我院带来的清徐之风。全体干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几件小事一一闪现在我眼前。
检察长有了压力感。我院检察长张建均同志今年45岁，自95年起先后在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工作到目前可算一位老政法了，在这次教育活动中，为提高干警素质，院里启动了“每周一课”工程，即“领导当老师，干警做学生”，每周五学习日，由班子成员轮流为干警讲课。张检选定的讲课内容是“侦查策略和技巧”。在全院干警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但真正站到三尺讲坛当老师，还真感觉到有些底气不足，我要加紧学习检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争取不光做你们合格的领导，更要做你们合格的老师”，几句质朴而实在的话赢得了干警们热烈掌声，而干警们从这几句话中也体味出这样一种含义：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不学习，就不能做一名领导信任、群众满意的合格检察官；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习也是工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胸怀这种信念，干警们投身学习，主动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
危险面前显本色。镜头又拉到了5月12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整个XX迅速传开，我市光明街村民乔更新因发烧在中医院治疗无效后被先后转至河北省第二医院和河北省胸科医院诊治，最后被确诊为非典病例。而此前，由于我市中医院未按规定上报及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致使和乔直接接触被一代隔离者40余人，加上第二、第三代被隔离共达1000人，消息传来，整个XX陷入了恐慌之中。在此危急时刻，按市委指令，我院立即成立了以张建均检察长为组长的5人办案组，于5月12日上午对此案展开初期调查，深入到XX市中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区、民兵训练基地隔离区及XX市中医院进行调查。张检亲自对主要涉案人赵志坤和李树通进行讯问，因为天热，身穿厚厚防护服，眼戴防护镜，隔离室又没有桌椅，讯问和记录都是站着进行，不一会儿，他们头上就滴下汗来，眼罩上也集满了湿气，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办案的情绪，为把案件办细，办好，办扎实，他们坚持进行了细致的询问，不放过每个细节。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后，又根据掌握的新情况分头到中医院及防设站等处找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固定有关证据。等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单位办案点，已是晚上12点多。可是，特殊时期，他们劳累一天后吃上的不是丰盛可口的饭菜，而是一碗开水冲泡的方便面和一块面包，不能回家回单位在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而只能几个人蜷缩在办案的囚车上凑和一宿了事。第二天又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在办案组干警夜以继日，不辞辛苦的工作下，仅用了2天时间就提取物证、书证50余份，讯问、询问相关人员27人，很快查清了此案，并于5月17日对XX市中医院原院长赵志坤，原副院长李树通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中医院护士乔小兰 以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决定逮捕，并在电视台予以通报，消息传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制假贩假法不容。非典突袭，万民惶恐，急急寻求预防救护的办法，随着中央电视台防非典处方的公布，我市中草药价格一路飚升。然而，少数黑心商人不是抓住商机靠勤奋致富，却瞄准了制售假药这样一条黑路子，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违反了公平诚信的交易法则，同时也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此，我们坚持八个字“严厉打击，绝不手软”。XX市观音堂村邵新民非法在自己家中生产中药材淡豆豉1600公斤，价值4.8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我院就先行派出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负责人共同提前介入此案，事先掌握第一手情况，并适时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在公安移送我院批捕后，仅用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批捕决定。5月3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后，办案干警加班加点阅卷提审写起诉书，仅4小时就起诉到法院，最后被告人被从快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48000元。
服务大局保稳定。严格执法，加强办案本是检察机关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题中之义。然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给我们注入了新的执法理念，要服务大局，不仅仅是严格执法，加强办案，而是把检察工作自觉地纳入到党的工作大局的目标之中，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更好地体现公平与正义，让党和人民满意，检察事业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院在市委领导下妥善解决上访老村郭北庄问题，使该村由乱而治的事实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真实诠释。郭北庄村自95年起就没有班子，主要划分为四个较强的宗派势力，多年来，各派之间斗争不断，争战不止，成为上访告状的老村，也成为影响全市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源。为解决郭北庄村问题，八年间，我市曾先后派出四个工作组进驻该村，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四月中旬，在非典肆虐之际，我院正是用人之时，但为配合市委搞好村遗留问题清理工作，我院派出了副检察长张利民等5名同志分别参加市委的5个下乡工作组。其中，张利民同志带队带领法院、司法等部门7名同志进驻郭北庄村，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先是抓住主要矛盾，仅用8天时间查清了前四任原村支书记经济及违纪等问题，依法做出处理，平息了村民上访态势，比市委要求一个月的期限提前22天。紧接着在广泛走访，摸排情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了班子候选人，并严格按程序组织了选举，顺利产生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到此，他们并没有就此放手，而是坚持把新班子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帮助新一届班子搞好舆论宣传工作，消除过去的村风不正，上访无序状况，使群众的思想逐步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同时，积极妥善的解决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农业税问题，支持党支部积极运作，促使承包该村土地的砖厂交纳承包费，由村从承包费中集体交纳农业税，减轻了群众在税赋方面的负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我们工作人员，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意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终于使一个几年扶不起的烂摊子初步有了生气，使群争不止、一盘散沙的村民抱成了一团儿，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通报点名表扬我院工作组。而郭北庄村民和我院之间也建立了一种鱼水情，真正实现了党和人民双满意的目标。
以上是我们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活动中的几件小事，正是通过这些小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公平正义的内涵。也是我院以实际行动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的真实诠释。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本质追求，我们要以这次演讲活动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旺盛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活动之中，公正执法，强化法律监督，服务大局，维护公平正义，创出更加出色的成绩，让党放心，人民满意！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拉横幅宣扬违法行为的法律思考演讲范文
在首都北京，法院系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体现人性的司法措施，如开庭时不准对被告人摁头，不对被告人上手铐、戴头罩等等。在南国的广西博白县却出现与文明执法不和谐之音，两名居民因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处罚。执法部门因此大张旗鼓地把两人违法被罚的事实印在横幅上，在大街上拉出来“示众”，在当地轰动一时。
据＜＜南国早报＞＞报道， 这两人是在今年6月25日，博白县烟草专卖局城区专卖管理所的烟草执法人员，会同公安、工商等执法人员在县城开展烟草市场清理整顿工作时，发现他们的经营卷烟的许可证早已过期失效，执法人员在根据规定对其出售的卷烟进行暂时扣留时，遭到他们的暴力抗法，一人因此被拘留。博白县烟草专卖局因此在博白县城及乡镇打出了多幅跨街横幅标语，标语内容为“博白镇南门塘队某某谩骂、阻碍烟草执法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这些标语统统采取了蓝布白字的格式。而蓝布白字，据当事人讲是在当地是给死人写挽联才用的。
烟草专卖局称只要是违法事实就可以宣传，只要不歪曲事实，就不存在侵犯名誉权的问题。无独有偶，同样在博白县城，以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拉横幅“伤人”的事件。博白县财政局在县城及各乡镇悬挂的宣传横幅，宣扬李某等三人殴打该局下辖的合江镇财政所所长刘某被逮捕一事。今年7月18日，法院判决认为该局在县城及各乡镇悬挂的宣传横幅，内容基本真实，主要目的是向社会公开涉税案件的侦破情况；“没有歪曲事实诽谤原告的词语，也没有侮辱贬低原告人格的内容”；“主观上没有过错，且公布的内容不属个人隐私”，一审判决拉横幅一方胜诉。
事情真的如烟草专卖局所说或法院判决那样，只要是违法事实就可以宣传，只要不歪曲事实，就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吗？
首先，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一律不能成为个人隐私？一般来说，隐私权是指公民就自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情事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违法犯罪行为的历史存在两面性，对于其本人而言，这是个人私事、个人信息，是其隐私，其享有不应一次错误行为而终生被人贬低的权利；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关系到预防违法犯罪的问题，公众有知情权；所以从本质讲，违法犯罪行为的历史是一种受限制的隐私权。这种限制我以为，主要是在有监督、帮助其职责主体及与其在工作、生活发生或将要发生密切联系与交往的主体有知情权，如在个人档案要进行一定年限的记载，司法机关可以进行备案登记，其应向工作单位及社区群众、生意伙伴等特定的人与单位披露。而且违法犯罪因其性质、危害程度的不同，对其的限制的范围、广度、深度也应有不同。烟草专卖局拉横幅不分区别，大张旗鼓、大面积的宣传，其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权值得商榷。
其次，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民法中有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分类，所谓一般人格权是指权利主体依法所享有的人格利益的抽象概括，指公民或法人享有的决定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利益，具体体现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是民法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如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的保护不足而设置的兜底条款。在本案中，即使烟草专卖局拉横幅宣传没有歪曲事实，不存在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但其用蓝布白字的格式的表达方式，与善良风俗不符，贬低了当事人的人格，侵犯了当事人人格尊严，也就侵犯了当事人一般人格权，显属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既便是如烟草专卖局所称标语横幅是交给广告公司制作的，局里只是要求“醒目”点，但该局怠于审查，默认广告公司侵权行为，并将侵权的横幅在县城及各乡镇四处悬挂，实难逃法律责任。
再次，从行政权的行使的合法性上看，烟草专卖局的做法也大可诘问。现代公法认为，公权的行使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但并没赋予事后行政机关主动张扬被处罚人违法行为的权力，行政机关也就不能自作主张自行扩张自己的权力，除非公民或媒体基于知情权要求其进行适当披露。（新闻媒体进行宣传与行政机关主动张扬不同，媒体是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行使的是私权，只要法无禁止即自由，媒体当然可进行适当报道。）更何况，行政法上有“成比例”的原则，设定和实施的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相当。拉横幅宣传这种类似大字报的形式，在县城及各乡镇悬挂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与破坏可能远远超过了对其的行政拘留，造成了第二次处罚，罚过其责，实不可取。即使是出于披露违法案件以教育群众的良好目的而采用拉横幅的方式，也不是有力的辩护理由，因为人是主体，是自由的，不是他人实现目的的手段，剥夺他人的自由与权益只能与他人应承担的责任成适当比例。
最后，我们还要从公权行使的终极目的来追问烟草专卖局的行为。社会契约论认为，公权源于公民私权的让渡，公权的行使最终是要造福于社会，要造福于让渡权利的公民，而不是将自己推向了与私权的对立。现代公权的行使讲究理性原则，提倡以人性化的方式，以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公权的行使以教育、挽救、预防为主，惩罚也只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不能是赤裸裸的报复，公权的行使者不应当在公权行使中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图执法者自身一时之快。但是我们看到的烟草专卖局不是与被处罚人理性的交涉，达到公权行使的维护社会秩序、教育处罚人、造福于公民的目的，而是采取了用蓝布白字的格式拉横幅的不理性、不文明的行为，让人感觉行政机关有为自身泄愤、报复的嫌疑，如此既难使被处罚人心服，也难以折服大众。
在执法活动中，我们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仅要依法进行，要更多几分理性、几分文明，多体现点人性关怀。这是一个文明、法治社会，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作的基本要求。
关于中学教师应具备法律意识的思考
/ 问题的提出，是近些年来不断披露出的“未成年人犯罪”、“‘园丁’违法犯罪”的案件数量的增加；同时，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核心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但是我国的诸多问题中，“人力资源素质亟待提高”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从大教育观的角度看，解决问题的环节不是中学教育一个方面，但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后续队伍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中学教师的素质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引发的思考：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过程中，中学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意识，才能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自己遵纪守法作好表率方面，发挥人民教师应有的作用。本文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需要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高素质人才，而“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造就高素质人才”；这是公理性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对“高素质人才”定位的诸多条件中，政治法律素质、思想道德品质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要件。而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自身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就必须有一支自身具备全面推进先进思想的，而且能把这种思想转化为教育教学行为的教师队伍；其中教师的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高素质人才”后续队伍的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培养。
从我国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上看，中学教师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意识。
一、明确依法获得教师资格并确定自身的法定地位的意识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教师的法律地位的认识，经历了模糊到明确的过程；尤其1993年10月31日颁布的《教师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使全社会对教师的合法地位的认识都有了法律根据。
因此，教师自身更要明确，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法定的一种职业资格制度；教师不是教育部门的“干部”，也不是地方政府“官员”；教师资格是由国家对符合相应教师资格条件、并提出申请的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认定的资格，属于国家资格性质；教师资格一经取得，在全国范围内不受地域限制，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只有依法取得教师资格、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人，才能被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聘任为教师。这是公民依法获得从事教师工作的法定权利。但是，教师资格只是公民从事教师工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具备教师资格者只有在被学校依法聘任后，方能成为教师。学校应根据岗位需要，从具备教师资格者中择优聘任。
2000年9月23日，教育部以部长令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对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补充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属于申请者个人的民事行为，不是组织的、行政行为，更与申请人在什么单位工作没有关系；非依法律规定，任何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均无权拒绝受理符合认定条件的中国公民的申请；同时，申请教师资格的公民所在单位无权干涉。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教育事业进入法制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意味着，教师的行为不再单纯是道德规范领域的、“糊口养家”的手段，教师的行为必须受法律的制约。
二、自觉学习、贯彻、理解、讲授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的意识
中学教师的工作，处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第一线。因此，要想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教师自己就要通过自觉学习，懂得“依法治国”的涵义；明确二十一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与特征；明确现行（82宪法及三个修正案）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在制度上和对全社会的成员在行为规范上的总体要求；这样才可能在进一步贯彻落实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的正确理解，讲授清楚：“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尤其应避免将“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政府以法治民”，助长权力行使者的专横与腐败。应当明确，政府及其官员首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对象和客体，然后才是“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即“依法治国”第二个层次上的主体；各个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公民（包括教师和学生）和其他组织（包括学校）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在现代法治精神问题上，中学教师切不可“以其浑浑，使人昭昭”。
三、树立平等对待学生及其家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每位教师都应当明确，教师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教师在工作中的教育行为，不是行政管理行为，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义务，相应的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矛盾，若要承担法律责任，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民事责任。因此，教师不要以“管人者”自居。要学会平等对待学生及其家长，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教学关系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学生的“尊重”上。就是指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在自己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句话，就是把法律所赋与的权利和义务还给学生。
依法“尊重”学生，就是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就是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相互促进的适宜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只有教师首先真正依法“尊重”学生了，才能培养学生“尊重”的意识和 能力。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前提的“尊重”表现在：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尊重自然、尊重知识几个方面。
自尊是一个人灵魂中伟大的杠杆，更是“人权意识”的前提；不会自尊的人，无法理解“人权”。人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他人和社会，也才能获得外界对自己的尊重，也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教师必须自己懂得并告知学生，自尊应从认识自己开始，从法律上讲，就是公民资格始于何时：零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应依法受到尊重，并且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人格尊严的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无法定理由，不被剥夺。
“尊重他人”强调“平等”。尊重他人，并不是失去自己，是基于平等，依法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实际上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平等待人、诚实守信、善于助人，不窥探、干涉他人隐私，宽容大度等法治环境的条件。
“尊重社会”强调遵守法律“规则”。人的权利和义务最起码的体现就是树立法律意识。遵守法律规则是尊重社会的底线，因为这是法制社会的基准。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意识是尊重社会的根本内容，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力（无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力的责任（也无无权利的义务）。“尊重自然”强调依法保护和爱护环境，明确“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总之，中学教师只有首先具备了与其教师资格相应的法律意识，自己首先依法办事，自己首先学会平等地“尊重”，我国对学生进行的素质教育才能“全面”，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的预防，才能减少一个漏洞；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自身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有更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条件；逐步实现素质教育制度化、法制化的条件才能更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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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司法解释的若干思考
/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调整社会关系、指导我国各级人院审判工作，对我国法律具体条文的补充与扩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司法解释由于诸多原因，也存在着诸如“超越立法制度”、“不具有立法权”、“违反全国人大规定”等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这方面也在社会各界、专家学家、司法人员、律师以及诉讼当事人中产生强烈的意见。
不可否认，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进行审判解决错综复杂的种类诉讼案件确存在一些实际难度，实际的审判活动不能没有司法解释。同时公众对司法解释的一些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不甚了解，司法解释的功能不知晓，本文试通过一些简要粗浅的分析说明，增加对司法解释的了解，以利在诉讼活动中，更好的学习、理解、掌握及适用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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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解释的法律渊源
司法解释大致源于我国古代唐朝，当时唐朝先颁布“唐律”。“唐律”又称为“唐律令”，是唐代法令的总称。为了让大多数官员能够了解以及执行法律，唐朝派专人编写了《唐律疏议》，来作为对唐朝法律的“补充与解释”供古代官员们学习与使用。《唐律疏议》完成后，又由朝庭来颁布，将“学理解释”直接升格成了法律，这也就是今天的司法解释的渊源。
唐代法令的总称，一般认为有：
1、《武德律》以隋代《开皇律》为蓝本，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
2、《贞观律》根据《武德律》修订，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
3、《永徽律》在《贞观律》上修订，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62年）颁行。
4、《开元律》在《永徽律》上修订，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颁行。
现仅有《永徽律》（502条）完整保存下来，《开元律》保存部分。唐代法典除“律”外，还有“令”、“格”、“式”三种。
唐《永徽律》的律文注解全书。长孙无忌、李责 等十九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李治，公元652）奉诏撰。次年撰成上报，随即颁行。共三十卷。《唐律疏议》系《永徽律》的逐条注释，阐明文义，剖析内涵，并设置问答，通过相互辩难，以补律文所未完备之处。
《唐律疏议》通篇贯穿唐初封建统治集团注重法制的精神，集中的发挥汉、魏、晋、隋各代的法律理论，着重鼓吹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制度。它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为中国至今的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对《唐律》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二、我国司法解释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当时审判工作的需要曾也作出了不少相关规定对指导审判工作，但当时并没有司法解释的明确提法及形式。“文革”后，1979年公、检、法三司法机关得以恢复，全国人大实施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试行）》、《律师暂行条例》、《国籍法》、《婚姻法》等基本法律及法规。由于法律一下子多了起来，并且当时这些基本法律在条文表述上比较简单，无法适应面临改革开放、搞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公民权利纷争、刑事案件等审判实践的形势。出台司法解释就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来了。 1981年6月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全文如下：
《决议》作了的两个最主要决定：
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二、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已相距今天有23年了，全国人大的《决议》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没有任何歧义之处。
三、司法解释的具体文书形式
（一）司法解释：
1、【解释】例如：法释20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意见】例如：法发6号--《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
3、【规定】例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4、【批复】例如：《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
5、【废止目录】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废止的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 释目录（第六批）》法释32号
6、【安排】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法释26号）
7、【解答】例如：无文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
上述形式中，【解释】、【规定】【批复】是最常见的司法解释形式，其中包括“若干规定”、“补充规定”、“具体规定”等。严格讲，由于各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所有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都需要遵照执行，因此人们无法从文件名称上对其是否属于司法解释作出判断。因此，一般只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发文文号来判断，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文号均为“法释××号”（文号其中“”为年份、“××号”为该年度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司法解释的序号）。自2003年至今，司法解释的文书形式多限定在“解释”、“规定”、“批复”三种形式，如此看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对司法解释文书表现形式作了规范化管理，但究竟以什么文书形式表现，有多少种文书形式我们不得而知。
（二）司法文件：
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文书文号上做了区分外，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文书形式下达的司法文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以“司法文件”进行分类），这些司法文件文号多以“法发××号”、“法××号”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往往在下文时要求各级法院“遵照执行”、“参照执行”或“执行”，大部分已公开公布的司法文件是对于与审判工作有着直接关系的，它们往往是具有司法解释执行效能的文书形式。
大致有：
【复函】例如：法函4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有关问题的复函
【答复】例如：法函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通知
【批复】例如：法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行为案件编号和收取案件受理费问题的批复
【解答】例如：法复2号--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
【座谈会纪要】例如：法9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会议纪要】例如：公通字29号--《办理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犯罪案件联席会议纪要》等诸多形式。自2003年至今，对于与审判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司法文件多采用“通知”的形式，文号也多采用“法发××号”、“法××号”两种形式，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对司法文件的文书表现形式作了规范化管理。
（三）司法文件与司法解释的关系
司法文件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类与审判工作有直接关系，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法”文件形式直接下发，要求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加以执行的司法文件是否具有司法解释的效能，如果说具有此效能又为何不以司法解释直接公布。其内在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1、从 的法律文库中打开具体的单个司法文件，可以清楚看到：【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2、最高人民法院网 2004年6月1日署名为“凡夫”文--规范行政审判法律适用 推动我国法制建设 最高法院下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称：“200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就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员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立法法、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对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法律规范冲突的适用规则、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判断和适用、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适用关系、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和法律规范具体应用解释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会议《纪要》。
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实践中通过行使司法解释权，为行政审判准确适用法律规范，确保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进步，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纪要》出台，对我国法制建设将有较大推动。”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该《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首先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范畴，其次属于司法解释类使用。只是出于原则指导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将它列为司法文件，而暂不作为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
四、司法解释的法律效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开始打破条块部门倾向，逐步走向整体化、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立法程序与起草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法律逐渐补充完善，法律条文也向充实、明确、完整化发展。但立法工作由于诸多原因，始终慢一拍，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与民主发展的要求，因此审判实际工作需要司法解释。
1、立法效能：
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具有立法效能，这是我国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法律特征。虽然社会各界对此效能持有不同意见，总在不同领域场合讨论这点。而多数出于实践考虑的学者专家则不回避这一事实，正如肖建国教授：“咱们的司法解释从理论上来讲，司法解释权非常有限，现有的法律的立法 原意做出一些补充或者具体适用方法的一些解释。司法解释理论上也不能超越立法规定的范围。这一点我想强调，目前《民事诉讼法》程序上解释过于简单，当时我们制定的时候，没有想到民事程序上有那么多的问题，现在很多的搞民诉法或者民，如果提到有什么问题，他们会研究民事研究的执行问题，他们会说民事执行有什么问题，就是操作的问题，现在这样的观念都没有改变，我们91年关于民事执行程序只有30条规定，用30的规定解决目前实践中这么多的执行案件，可以说捉襟见肘，根本解决不了。很多的问题《民事诉讼法》里没有规定，而且很多的问题当时没有考虑到现在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面对现实的问题无动于衷，还高谈阔论的说司法解释取消了立法权，如果没有作为单一的考虑，如果修改《民事诉讼法》，这个时候把民事程序法修订也不可能，因为再怎么详细，也不能引导我们执行实践，而且程序法是实践中强制性最强的法，我们要奉行这种规定，如果立法不规定，或者来不及规定，没有时间的话，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不能用司法解释这个问题，通过什么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束手待毙，等你在里面高谈阔论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立法没有规定，法院解决不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最高法院起草的司法解释，我个人还是理解，要充分的考虑到法院作为降低纠纷，实现权利人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你是不能体会这样的一种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的谈论司法解释超越立法权，这种看法我不同意的。所以，当然，你说如果立法解释遇到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立法日程，比较进入这样的立法过程当然可以考虑，包括现在的民诉法的修改，说人大已经把民诉法的修改提到议事日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十届人大已经过去一年半，一共是五年，民诉法还没有提到立法日程，可能五年期间，民诉法的修改也要泡汤，我本人不报太大的希望。我们前两年起草的物权法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立法者没有办法考虑这个问题，面临现实的问题不解决，而在这里说三道四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尽量的兼顾现有立法的规定，根据需要作出一些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规定。即使这个规定现实法中没有考虑到，作为司法解释对这样的规定作出补充性的规定，也是属于司法权本身的义务之一。不说司法立法，英美法系国家是立法，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对法院作出的一些规定，统一全国的实践，这个地方比各个地方的自行其是这种现象更好一些，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只要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考虑，作出一些规定，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虽为肖建国教授的个人意见，但它也代表着、体现了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以及部分专家学者对司法解释所持的广泛的态度、观点与心态。他们在认定司法解释的法律效能是有限的，其范畴不能超越立法范畴的同时，认为司法解释没有立法效能是不行的，其立法效能可能涵盖凡法律没有规定的范围的任何审判实践需要，否则审判工作只能"束手待毙"。这种观点有过于绝对之嫌，但透过这种观点，可以清晰感到我国当前的司法解释首先具有的法律效能，就是它的巨大的立法效能。这一点，实际例子多不胜举，而直接以整部司法解释，而不是以司法解释中部分条文来创法的情形也已多次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33号）》就社会各界公认的典型例子。
需要特别说明的，司法解释必竟不是法律的第一表现形态。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也不可能直接地、长期地替代基本法律。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司法解释的立法效能中包括着法律出台前的以司法解释先行在审判实践中尝试探索的功能，这样就使今后的立法的具备了前瞻性，这种创法之尝试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立足与集纳司法实践经验、汲取营养，从而达到解决司法实践急需，为今后立法机关制定法典提供可靠的借鉴。从这点出发，可以感到司法解释的立法效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存在着不得不而为之的办法，另一面如果司法解释没有新意就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及社会对其关注与重视，这点从最高人民法院自去年《婚姻法》解释（二）开始实行的向社会征求意见，引来广大网民、公众的积极参与足可充分证明。司法为民征求意见之功足以弥补立法效能在公众中映射的"负面"。
2、替代法律的效能：
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代理律师、诉讼当事人会遇到审判中法官选择适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知道，司法解释不会直接引用法律规定，因此司法解释必然与法律规定不同。如果同一法律问题存在有法律，又有司法解释时，法官往往会直接适用司法解释，而不适用法律。如果说司法解释的规定与法律规定一致时，适用问题实质上不存在冲突。但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不同时，此时适用司法解释无疑是替代法律。
3、直接修改法律的效能：
既然司法解释具有立法与替代法律的效能，理论上讲，它就不应再具有修改法律的效能，或者说这一效能已包含在前两效能之中。而当在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时，也常遇到司法解释也具有直接修改法律的效能展现。例如，1995年10月1日施行的《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这是禁止性法律规定条款。而2001年4月23日生效的法释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原债权银行转让主债权的，可以认定转让债权的行为有效。"这条规定无疑直接修改了《担保法》第61条之禁止性规定条文。虽然不可否认该条解释的修改是有条件的，但这个条件会促使当事银行采取手段，并不排除采用不法手段对主合同债权"特定化"，这点虽然不 是解释本身的问题，但至少解释的起草者忽视了这一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当事人利用法律规定寻求规避法律的行为的普遍现象。
4、反映政府行政职能需要的效能：
我国是一个长期依赖政策文件实现行政领导管理掌控与处理协调各条块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的国家。政策文件大量出台，这点在人事、劳动、教育、房屋拆迁安置、国企改制等领域内十分突出，而房屋拆迁安置方面尤为突出，去年以来国务院以及建设部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仍未刹住拆迁安置中造成恶性违规侵权伤害事件的发生，这方面急需法律来调整，在法律未出台之前，只有靠司法解释来实现政府行政的迫切需要。
2004年6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办发46号文《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文中规定：九、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政策措施。要把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继续完善有关政策法规。针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各地区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房屋拆迁的政策。有关部门要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有关房屋拆迁的司法解释，规范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强制执行程序和有关问题；各地区要依据国家有关拆迁工作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文件，对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符的，要迅速组织修订；对政策不明确，但确属合理要求的，要抓紧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限期处理解决。
在国企改制领域内，原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来调整，完全靠政策调控。但国企改制过程中却涉及了大量的民事、律问题，对此200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立即出台了法释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满足国企改制中所涉及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需要。
5、扩展与补充法律规定的效能：
使用司法解释作为法律规定或者条文的补充，这点公众是完全理解的，但对扩展法律规定公众会不理解，也不易看到与掌握。从实质上讲，补充往往限于现有的法律条文范围内，而扩展虽不仅仅限于此，但它能扩及的范围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扩展与补充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是涵盖范围存在一个大小幅度。在我们注意到司法解释扩展法律条文的同时，也应对法律调整效力范围的扩展高度重视。
2003年底出台的法释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三条、第四条是对应民法中"共同侵权"理论而作出的规定，从理论上、调整范围、责任范围上对《民法通则》第130条作了非常大的扩展。
第三条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采用的是"共同过错说"，即共同侵权人必须要存在或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方能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该解释采用的是"客观说"，即将共同侵权行为界定为共同结果，不论行为人处于什么情形，实施或没有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只要发生了同一损害后果，就构成共同侵权。这样无疑扩大了连带责任范围，使加害人或者本不是加害人承担责任或加重责任。另外，还存在一个大多专家学者，也许解释的起草者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即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如何认定"直接结合"与"间接结合"的区别，是否会出现将"无共同侵权的行为"认定为"间接结合"的弊端。
五、结束语
有理由认为，司法解释应当减少相互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减小、避免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坚持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广泛充分征求社会各界与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呼声的开明作法，降低司法解释的法律效能的可能折射的"负面"。加强基本法律的立法与修改，逐步减小审判工作对司法解释的依赖，加强对法官对司法解释的正确适用的管理与监督。
回顾历史，基于理性，面对现实，展望未来。相信我国司法解释必将以维护社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承载法律理论，加强审判工作与实践的积极面目陆续出台，并在社会法律生活中起到积极，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黄松有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答问
3、中国法院网200年6月16日9时 《关于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座谈会网上直播
4、肖建国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4年6月16日在座谈会上回答网友“您如何看待目前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色彩？”问题的嘉宾发言
5、最高人民法院网 凡夫文章--规范行政审判法律适用 推动我国法制建设 最高法院下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6、杨立新 朱呈义 蔡颖雯 张国宏著 《人身损害赔偿-以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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