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演讲范文。
无旁骛才能有所专，有所专才能有所进。要想在演讲时表现好一些，写演讲稿是至关重要的。演讲稿可以明确自己的观点，哪些演讲稿算得上很优秀呢？我们的小编特意搜集并整理了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演讲范文，希望能为你提供更多的参考。
朱庆育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许章润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民法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刑法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宪政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学家整体上面临着可资利用的学术积累太少的尴尬，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长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一直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但是，通过近几年学界的共同努力，坚冰已逐渐消融，尤其是从2000年出版的法学著作来看，我国一些法学家已初步显示出其颇为深厚的法学功力与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照西方法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法学的真正繁荣需要以多元的社会格局为依托。
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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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与培训十种开场白
1.故事型
在开头讲一个与你所讲内容有密切联系的故事从而引出你的演讲主题。这个故事要求完整，要有细节和主要人物。比如《救救孩子》这篇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去年5 月24 日的某报纸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每天要带由父母亲剥光了壳的鸡蛋到学校吃。有一次，父母忘了给鸡蛋剥壳，差点憋坏了孩子。他对着鸡蛋左瞅右看，不知如何下口。结果只好带回鸡蛋去问父母。母亲十分吃惊地问他怎么不把鸡蛋吃了，他的回答很简单：“没有缝，怎么吃呢?”
通过小学生不会剥鸡蛋的新闻报道，将听众很自然地引人自己的演讲主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一件大事来抓。
这种方式的开场白很能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且在语言操作上也比较容易，这适合那些初学演讲的朋友使用。
又如在一堂演讲练习课上，要求学生以《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为题目，练习开头，其中一则是这样开场的：
大家一定会记得这样一个传说吧：阿拉伯有个神奇的山洞，里面收藏了40 个大盗偷来的金银财宝和珍珠玛瑙。只要掌握一句咒语，洞门就会自动打开。有一天，一个叫阿里巴巴的人无意中知道了这句咒语，他打开了财宝之门，成为巨富。
这个开场白，讲的是大家都知道的阿拉伯传说《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也就是将大学校门比作通往财富之门，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总之，你要注意的是故事型的开场白一定要摒弃复杂的情节和冗长的语言。
2.直白型
打开门映人眼帘的就是山，也就是一开始就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把演讲的基本目的和主题告诉朋友，引起他们想听下文的欲望，接着在主体部分加以详细说明和论述。这便是直白型，又叫开门见山型。比如恩格斯的演讲《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便是很好的例证：
3 月14 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让他一个人在屋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静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这个人的逝世对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佑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在这里恩格斯以极为简略、精当的话语明确道出了他这次演讲的主题：马克思的去世及其给世界无产阶级带来的巨大的损失。
直白型的开场白适合于比较庄重的演讲场合。因此，它要求必须具备高度的总结概括能力。
又如我国羽毛球运动员韩健在他的一次载誉归来的汇报演讲中，就大胆采用了这种开场白：
各位朋友：
我17 岁开始从事羽毛球运动，至今已经14 年了。在这14 年里，我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有过当世界冠军的喜悦，也有过败北的痛苦。今天我不想去炫耀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而只打算谈一谈“走麦城”。
3.幽默型
幽默型即是以幽默或诙谐的语言及事例作开场白。这样的开场可以使听众在演讲者的幽默启发下集中精力进入角色，接受演讲。
1965 年11 月，美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中国上海庆祝她的80 寿辰。*总理在上海展览馆大厅为她举行了盛大的祝寿宴会。并发表了祝贺演说，他是这样开场的：
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祝40“公岁”诞辰。(参加宴会的祝寿者为“40 公岁”这个新名词感到纳闷不解)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 公斤等于80 斤，40公岁就等于80 岁。
*总理灵活的用语，巧妙的解释，在几百位祝寿者中激起了一阵欢笑，而寿星斯特朗女士也激动得流下眼泪。请注意积极的幽默是高雅的，不能用低级的笑话或粗俗的语言来表达。比如：
今天，我给大家吹吹形势问题。形势怎么样?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哪个瞎了狗眼的敢说不好?可是，有些家伙就说不好。他成天屁事不想干，想吃个蛇啊、鱼啊、王八一类的东西，抽烟抽的是带屁股的，还要什么“三个五”呀(三五牌)、“万个宝”(万宝路牌)呀，喝茶是龙井、虎井的，那狗井、猫井就不能喝呀?还成天骂娘，你真是端着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没有良心的家伙。
这位领导的演讲，其主旨没错，也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和阵阵哄笑。但这种笑是对粗俗的嘲笑，这种幽默只能让听众撇嘴，只会在演讲中起相反的效果，既损害了演讲的主题，又贬低了演讲者自己的形象。
4.引用型
演讲的开场白也有直接引用他人话语的(大多是名人的富有哲理的名言)，它为演讲主旨作事前的铺垫和烘托，概括了演讲的主旨。例如《让生命在追求中闪光》是这样开场的：
美国黑人教育家本杰明·梅斯有句耐人寻味的名言：“生活的悲剧不在于没有达到目标，而在于没有想要达到的目标。”
这就是符合演讲主旨的极好的开场白。但被引用的开场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话语本身富有蕴意，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和极强的说服力。
第二，要用的话语要出自名家、人士或听众熟知的人物，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效应和亲友效应，从而引起听众注意。
5.悬念型
创作文章需要设置悬念、演讲也不例外，因为它能使你的听众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并能在这个悬念的“指引”下很快进入“设下的圈套”。有一则笑话就是这样的类型：
老先生：“人从哪里老起?”
听众甲：“大脑。”
听众乙：“大腿。”
听众丙：“肚皮。”
老先生：“我看有的人从屁股老起，”(全场哄堂大笑)“某些领导不深入实际，整天泡在‘会海’里，坐而论道，屁股受苦了，既要负担上身的重压，又要与板凳摩擦，够劳累的了。如此一来，岂不是屁股先老么?”
笑话中，老先生的演说目的是要抨击官僚主义。首先他就利用提问的方式制造了一个悬念给听众，调动了绝大多数听众的积极性，紧接着他又作出一个意料之外的解答，制造了“第二悬念”，从而控制了听众的思想和情绪。
此外，悬念还可以让听众在笑过之后进行深思。它是悬念型开场白的又一形式。一位日本教授给大学生演讲时，虽然场面乱哄哄的，但他没有生气，也没有立刻把演讲主旨说出来，而是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块黑乎乎的石头扬了扬，“请同学们注意看看，这是一块非常珍贵的石头，在整个日本，只有我才有这么一块。”他的学生听了后，在下面议论纷纷。教授这时才说出其珍贵的原因：这块石头来自于终年积雪的南极，是他从那儿探险带回来的，由于这样引出主题后，提起了学生兴趣，他才真正开始了他关于南极探险的演讲。
你在演讲中若要运用这种类型的开场白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用听众全都熟悉明白的那些普通浅显的问题来设置悬念;二是在演讲中设置了悬念要及时解开。否则，听众会对演讲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
6.强力型
运用夸张的手法或从不同的角度对你的演讲内容或主题加以渲染，从而引起听众的高度重视。
例如，要作一次宣传无线电作用的科普演讲，可以这样开头：
各位可知道，一只苍蝇在纽约一个玻璃窗上行走的细微声音，可以用无线电传播到中非洲，而且还能将它扩大成像尼加拉大瀑布般惊人的声响。这样的开场白是普通人所不知道的，难以想象的，并且也不会做实验来印证。以此来宣传无线电的特殊效能构成了强力式开场白，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开场白不能毫无科学依据地无限度地一味夸大，以免造成故弄玄虚，骇人听闻的演讲负效应。
7.抒情型
这种开场白主要惜助诗歌。散文等抒情文学的形式，通过华丽的辞藻和汹涌澎湃的激情，感染听众，把听众带入诗一般的境界。多数参加演讲比赛的朋友都喜欢运用这种类型的开场白。1863 年11 月19 日，美国前国务卿爱德华·埃弗雷特，在盖提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仪式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讲：
站在明净的长天之下，极目远眺经过人们长年耕耘而已安静憩息的广阔田野，那雄伟的阿勒格尼山脉隐约耸立在我们前方，兄弟们的坟墓就在我们的脚下，我真不敢用我这微不足道的声音来打破上帝和大自然安排的这种意味无穷的宁静。但我必须履行你们交给我的任务，因此请求你们施与我宽客和同情。
埃弗雷特运用了抒情型演讲，在演讲之初就把听众带入了美丽、壮阔、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去。
但是你要留意：这种开场白容易让人觉得空泛和抽象，尤其是初学演讲的时候更应当小心慎重。比如《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这篇演讲词，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一头牛，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片青翠嫩绿的牧场;我是一条船，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泊进了一条加油的港湾;我是一块矿石，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被投进了一座熊熊燃烧的炉;我是一只乳燕，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这里成了我练翅的屋梁;我是一座未成形的雕像，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来到了雕刻家群居的雕塑场。我是我，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远航!
从文字上看，这段演讲词是很精彩的，也非常流畅。但这是用来演讲的，听众听这些冗长的华丽语言是不会感到满意的。这种似隐似现的比喻和象征，鲜明的主题意向和详细的细节描述，是演讲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这篇文章是一篇较好的散文，而不是优秀的演讲词。它一味追求修辞华丽，而忽视主题内容的展现，这是大多数初学演讲的朋友常犯的毛病，要注意逐步克服。
8.闲聊型
这种开场白就是先与听众以对话的口吻谈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话题，然后逐步导人演讲，这是能与在座听众建立起友好融洽关系的上好方法。这种开场白往往被知名人士、人士使用。比如高尔基在前苏联作家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道：
朋友们，我觉得，这里提到高尔基的名字，常常加上一些形容词“伟大的”、“高大的”、“长长的”等等。
大作家高尔基这段演讲开场白使自己显得平易近人，大大增进了与听众的感情。
这类开场白却不适合演讲比赛，也不适合于青年演讲，因为它体现的毕竟是演讲者的不同身份。
9.自嘲型
这里的自嘲，多采用一种挪榆的、戏谑的、自我解嘲的语气。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形象损坏得太厉害。而要在这种开场白里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和高度的幽默感。听众往往是这样认为的：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的人往往具有极高的透明度，是可以亲近的人。而且，你采用这种自嘲方式来“批评”自我，很容易产生另一有利效果，即让听众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使他们心里觉得十分舒但愉快，从而接受你的演讲。因此，这种开场方式被普遍采用。
大物理学家爱因斯但在一次科学讨论会上，这样说：
因为我对的轻蔑，所以命运惩罚我。使我自己也成了，(笑声)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怪圈。(笑声、掌声)大家知道，伊索克拉特斯是古希腊大演说家。有一次，他面对自己的学生这样演说：
我的一生是这样的遗憾，在政治道路上走了一个“s”形，弯曲的部分太多了。(学生笑声)你们听，我的噪音就像无力的风，(学生笑声)然而我却仍想变成一股风，来摇撼你们的心灵，让你们懂得修辞学的重要!(笑声、鼓掌)
10.趣闻型
怎样以趣闻开场呢?讲一段趣闻以引起听众兴趣是再好不过的了：一件往事，一首诗、一个人的某段经历都是小小的趣闻，都可以很快地吸引住听众。但你一定要注意，在演讲之初所讲的趣闻，一定要与演讲的内容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在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健儿夺得了15 枚金牌、8 枚银牌、9 枚铜牌的好成绩。此后，有位有识之士觉得体育界许多经验可以用到其它行业中来，于是发表了《看了金牌之后》为题的演讲，他这样开场：
有一段相声说，在李莲英大总管大红大紫的年月，中国曾派过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这位只会喊“喳”的小李子不懂什么是国歌，于是以《贵妃醉酒》来代替。而且选了飞檐走壁的大侠去跳高，选了皇宫里传旨的小太监参加短跑，找了北京天桥几个变戏法的每人怀里揣一个篮球去和洋人比赛，结果把篮球变来变去，不见传球，只见入网。从那以后，打篮球都只穿背心和裤衩，就是因为吃了小李莲英的苦才做出这一国际性规定。
这段相声曾使我捧腹不已，然而也让人有些解嘲的味儿，跟阿q 说的“先前阔”有点相似。
实际上，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是50 多年前，运动员仅仅一名，“硕果”是一个鸭蛋。然而，50 多年后，地点还是在被称作天使之城的洛杉矾，中国运动健儿却夺得了15 枚金牌、8 枚银牌、9 枚铜牌，名列金牌总数第四位，这可不是相声，是事实。倘要论起大胆革新，走向世界，当首推体育????演讲者就是利用这么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小故事开头把自己的演讲引入正文，这也是中国说书艺人说评书的一大技巧。这里的开场白以“相声”为中心，在风趣、幽默的气氛中渐渐进入正题。但如果改换成另一种说法：“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夺得15 枚金牌，各行各业都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听众便会觉得抽象的“大道理”又铺天盖地而来，于是激起了本能的反感，顿觉趣味全无。在这里，演讲者表面上诙的是奥运会，而用人观念、人事制度才是其话语的主旨，正像鲁迅先生反对包办婚姻的论说是以论雷峰塔的倒掉来借题发挥的，因而显得别开生面且引人人胜。与板起面孔、从头到尾都从正面论述主题的演讲相比较，它不仅使听众感到亲切，还能启发人们联想，活跃思维。
这种以一段戏剧性的有趣的小故事切入正题，不但在中国常用，同时也是西方传教士传经布道时常用的技巧。13 世纪德国的传教士贝尔特霍尔雷特就曾运用过这种诀窍。他认为：“这种别具一格的开场法，在那些很少受过思维训练而依赖于生活经验、喜欢共同感受的听众中是大为生效的，通过讲一段小故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传教题目。”
而且，西方演讲界也借鉴了这种技巧。比如，二战结束后，一位历史学家在阐述盟国与战败国德国的关系时，用了这样一段话来引人演讲正题：
1945 年，温斯顿·邱吉尔在伦敦机场登上前去参加坡茨但会议的飞机时，一个很有身份的新闻记者忧心忡忡地问他：“首相先生，同盟国会不会在波茨但犯当年在凡尔赛犯过的同样错误?”邱吉尔微微一笑，连雪前都没有从嘴上拿下，富有远见地答道：“人们可以放心，同样的错误我们不会再犯——但会犯其他的”这位历史学家运用这个小故事引起了听众极大兴趣，因而有力的证明了幽默趣闻在演讲中的重要作用。
这十种常用的开场白形式，并未把演讲开头的技巧概括完。并且，它们彼此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演讲时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综合，尽量使演讲一开场就具有吸引力。应该明确的是：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要过分拘泥于形式的要求而忽略了内容，甚至损伤了内容。而要灵活地选择和运用这些形式，更好地增强演讲的效果。
当然，你还要注意，开场白不宜冗长，态度不宜卑微、说话不宜尖刻，也不能一味的表扬，否则你的开场白会变成开场糟，那可就不太妙了。
“防御性警务”十种表现及成因演讲范文
在西方国家的医学院校，每一届学生毕业之际，都要面对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塑像庄严宣誓：“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体现了医疗文化所蕴含的仁爱性、道德性，这种千百年来传颂不衰的医疗文化中浓郁的人道精神正日渐式微，各地医疗纠纷诉讼索赔案例大幅攀升表明，医患之间的关系正有转化为切切实实的利益与法律冲突之势。
无独有偶，随着目前公安工作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过渡到严格按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社会治安管理，从而履行公安机关职责的转型时期，传统的警民关系日益如同医患之间的关系。警务过程中的过失与错误，亦难免被民众或部门诉讼、索赔、指责，同许多医生由于恐惧与患者“对簿公堂”、凡大病小疾均以“防御性医疗”来减免“差错”的对峙心理类似，当前，警察亦常常被警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错”所困惑，且这种“差错”，无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因素所致，都难免遭遇诉讼、索赔、指责。因此，为避免或减少警务中的“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诸葛亮语），“惹祸上身”，有的公安民警常常是“兵马未动”，“防御”先行，概括起来，有十种表现：
凡事以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所事事，故而，不求有功，但求无错。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算一算”出现“差错”的概率有几何？否则，“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有“差错”，难免“都是自己惹的祸”，就“是祸躲不过”了，只有自觉“防御”万无一失之后，才敢谨慎上前，甚至“军令如山倒”，还得“稳坐钓鱼船”：是“直挂云帆济苍海”，还是“沉舟侧畔”让“千帆”先过？毕竟，如今凡事都可能“枪打出头鸟”，惟有“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第一条。
警务中出了“差错”，虽明知责任在于自己，也懂得“好汉做事”应该“好汉当”，但以为“惧怕”担当责任后，非但“好汉”当不成，倒把自己逼入进退两难的境界。据此，为求明“错”保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采取“补救”措施“防御”之，以保证“好汉不吃眼前亏”。有例为证：某派出所错误地放走一犯罪嫌疑人，之后被受害者投诉，事后，从所长到警员，竟个人凑资近万元给受害者作为“补赏”，以求其放弃投诉的权力，终究于事无补。如此“补救”的结果，一旦“大难不死”，则暗自庆幸“必有后福”，但当无济于事之时，则惟有怨天尤人：经验不够老道，手脚不够利落，后台不够牢靠。到头来，不定还会“心有不平一声吼”：谁说我这是“撞了南墙不回头”、为何他人不“撞”唯我独“撞”？这是第二条。
面对上门报警求助民众，虽不是从内心“冷、硬、横、推”，但也决非以诚相待，而是以“恐”相见，唯恐得罪了所谓“刁民”，“一失足成千古恨”。特别是“110”开通之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来“念”给警察“听”，起初，警察们尚能有“经”必“ 听”，天长日久，才发觉有的“经”，原本就不属警务范畴，自己根本“听”不懂，或“听”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又不敢不“听”，因为社会各界似乎早就全方位地认定警察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会“念经”自然会“听经”，会“听经”更应会“通经”，总之，你得博古通“经”！假若你以为这是非警务活动冲击了正常的警务工作，想要“遇到歪‘经’绕道‘听’”，即难免被人“较真”为失职、指责有悖于“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宗旨、是不称职的，到了这种地步，你就往往“百口莫辩”了。于是乎，与其如此“说不清、道不明”，以后凡碰到诸如此类的难题尤其是非警务活动，为了不“失职”而“称职”，干脆“惹不起躲得起”，来个“金蝉脱壳”。无怪乎有的人对此大惑不解：莫非如今真是“警察怕民众，民众怕流氓，流氓怕警察”不成？这是第三条。
对于非警务活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下达的有可能触及法律法规的众多非警务活动，不是据理陈述，晓其利害，进而倡导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办事，而是瞻前顾后，唯“令”是从，以为“端人家的碗”，就该“属人家管”。于是，诸如农村为催收农业税而扛猪揭瓦、实行计划生育而捆绑结扎、城市为市政规划而强制拆迁房屋等场合，便出现了奉“令”是从的警察身影，而一些警察也以为，此举虽于法不符，于理不通，于民情不融，但只要是与政府与领导高度“保持一致”、且在他们“防御”之后，再稍加“防御”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太“过激”就行了，到时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是第四条。
当本地“南霸天”、“北霸地”式的地痞流氓横行城乡、或是诸如黄、赌、毒之类的社会丑恶现象毒害一方之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斩草除根，以确保一方平安，而是心有“顾忌”，以为这些人和事的背后，必有某些“参天大树”级的政府官员或内部人员作保护伞，倘擅自处置，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己倘不知天高地厚地“蚍蜉撼树”，弄不好“大树”岿然不动，自个却莫名其妙地先行倒在大“树”下了。如此而来，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每当因此招致民怨载道之时，就先行“隔靴搔痒”式的整治一番，对上对下暂且作个交代，待更高一级的领导闻讯“拍案批示”或俟“严打”展开，再“从重从快”乃至“不管涉及到谁，决不手软”也不迟。这是第五条。
对一些信手拈来、举手之劳的群众报警求助之事，不是速战速决，“马到成功”，而是按部就班、繁文缛节，“一个都不能少”。就像有的医生对头痛患者必作CT检查、对胃病患者必做胃镜检查、对腰痛患者必作摄片检查、对咳嗽患者必拍胸片检查一样，惟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比如迁移户口，从提出申请到填表到审批盖章，从必须携带身份证到携带户口本、户籍证明、准迁证、结婚证、出生证等等，缺一不可，或即使手续齐全，只要是缺了某个旁证或领导签字，就“今天的事明日办”。如此“防御”的指导思想是：哪怕是让人们多几重奔波之苦，多几道埋怨咱办事效率低下的怨言，也要减免几分因自己在程序、材料上的过错而遭受的“非难”。至于对民众翅首以盼的大事、急事，更是小心谨慎，沉着“防御”，以免自己因好心“急事急办”、“特事特办”而“乱了章法”，种下“忽视群众利益，草率从事”的祸根。这是第六条。
警务中受了委屈或是被个别民众告了“冤状”，往往不想替自己“讨个说法”，而要“打掉牙往肚里吞”，或即使有了“秋菊打官司”的念头，也以为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于事无补。这是由于 ，在众多世人的眼里，千不该万不该，当警察的都不该“知法犯法”，而在公安机关内部，因为“从严治警”等缘故，也常常要求警察不论有无主观过错，一律先行自查自纠，再组织查处！甚至在给蒙受“冤假错案”之屈的警察“平反昭雪”之后，仍然要求他们“汲取经验教训”，做到“浪子回头金不换”，以时刻保证自已“洁白如玉”。只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历如此深刻的“教训”，必然会使相当一部分人“吃一堑长一智”，反而更重视“防御”了，至于所谓的“回头浪子”，在他们看来，原本就成不了“金不换”的！否则，人们就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说。到了这个时候，你再要求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自然无从谈起。这是第七条。
经费无保障，装备无着落，技术无更新，于是，诸如赤手空拳斗持枪歹徒、破烂的吉普车追赶凶手的“宝马”、几只陈旧的照相机、镊子、钳子组合在一起便成了“勘查箱”之类的“老牛拉破车”、“鸟枪当炮使”的现象屡见不鲜，且“拉”得了一时是一时，“使”得了一日是一日。反正，“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如今财政下拨的“皇粮”不够吃，罚没的“杂粮”不敢吃，尚不知明天的日子是否“涛声依旧”？何况许多人的衣袋里还都还搁了一叠数月甚至数年无法报销的办案及差旅费发票呢。这就好比一匹马，倘若天天连“吃”都“不够吃、不敢吃”，自然也成不了“千里马”，因而，你也别指望他凡事都能“马到成功”，特别是在危、难、险、重之际，其没有“丢盔弃甲”、“抱头鼠窜”且能“防御”得“马在阵地在”，早已是功德。这是第八条。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的原则要求，但如今许多法律上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已束缚了警察的手脚，令他们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加以“防御”。比如说：面对大街上“站街女”搔头弄姿、“三陪女”穿梭其间、贩卖色情光碟的人招摇过市等轻微违法人员，你若想“赶尽杀绝”，见一个抓一个，又苦于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上的惩处依据，反之，你若是视而不见，社会各界则道你在“姑息养奸”；再如，对盗窃的立案标准，1992年公安部确立的是“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为标准”，然现实情况却是，这边公安机关立了刑事案，那边到了检察院，却要2000元为起点（经济比较好的地区的标准），弄得警察们无所适从，抓了又批捕不了，不抓或即抓即放，老百姓又说你“纵容犯罪”。诸如此类，有的时候，当警察便只有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天由命罢了。这是第九条。
长久以来的宣传教育，常常格外强调公安机关预防犯罪的职能，否认影响发案数量的相关因素繁多而复杂，否认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不是控制发案数量的决定因素，否认发案数量的多少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密切，进而否认预防犯罪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就很容易使社会各界人士产生“犯罪预防是公安机关的事”的错误认识，从而，既加重了警察的精神负担，认为自己是“鞭长莫及”，又不利于警察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预防犯罪，造成公安机关“孤掌难鸣”。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公安民警在日后打击预防犯罪过程中“出生入死”，但违法犯罪现象照旧是居高不下，民众对违法犯罪现象照旧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乃至公安民警让他们为破案协助提供点线索、或作个旁证都成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长日久，一些警察也难免要以“防御”不出大的“娄子”为己任。这是第十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防御性警务”不是公安民警的积极行为，而是他们一种被动的响应。它以降低广大民众对公安民警的信任、以损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为代价，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固然，造成“防御性警务”的成因有多样，但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久以来的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使得许多警察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以保证警务中的公平、公正、公开。在法律职业化几乎成为全球化趋势的今天，中国的法律职业化建构尚是一个未曾真正启动的历史性大工程。从我们对公安机关的传统定位来看，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自身并无独立价值，惟有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改善投资环境”为中心，直至具体到为“重点投资业主”提供重点保护，都很难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髓。凡此种种，今天有些警察，正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所说：“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凭我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十五贯》中的娄阿鼠也说过：“老爷说是通奸谋杀，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既然“老爷”说的准“没错”，咱当警察的尤其是普通警察就只有像贾宝玉那样的恐惧“有错”了，至于如何避免“有错”，“防御性警务”倒不失为警务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至于因此有可能进一步萌发寄生意识、转化为精神无赖，则另当别论。事实上，法律要公正，警务亦要权衡利弊，从法律固有的公正以及警察的职业道德角度看，一次悲剧事件的负罪感已足以惩罚警察终生。
二是，当旧有的法律法规在当前社会民主法制进程中，有些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重新调整和修订。比如说，国家取消了收容送制度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却未能跟上去，以致警察在从事警务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在城市街头无正当职业四处流浪的人员、夜间无正当理由留宿街头的人员以及在公共场所伺机违法犯罪的不法分子，现有法律法规已不足于让他们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你总不能时时处处强调公安机关“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再好的水手，也有呛水的时候”，一旦“摸”着不慎 ，恐怕“石头”没“摸”着，倒把自个给“摸”进了“漩涡”。
三是，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对警察的权益不够明确，对警察强调过多的只是责任和义务，而对怎样保障警察的权利、福利待遇乃至生命权力都很少涉及保障，即是说，要求“从严治警”的多，“从优待警”的少。特别是面临社会转型时期，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难顶用，出了问题则一古脑全推在具体从事警务活动的警察身上，《韩非子》云：“有福不及，祸来连我”，拿今天有的警察的话来解释，就是如今有了好事轮不到警察，一有坏事就与警察有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一旦确定有“过错”警察的惩处，有关部门甚至完全不考虑惩处的“游戏规则”，更多的则是依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谓“天理”、“民愤”，一会儿是“天理难容”，一会儿又是不从严从快“不足于平民愤”，使得许多警察对警务活动中遭遇的真正委屈根本无从诉说。
由此而来，当医患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之时，一位医生曾感叹地说：“当医患矛盾的解决必须以惊堂木的厉声替代生命关爱之音时，我们离医学的人文精神远矣”，那么，我们能否可以同样说：“当警民矛盾的解决必须以惊堂木的厉声替代人的生命财物关爱、守护之音时，我们离警界的人文精神远矣”，如此一来，离公安机关越来越近的倒只有“防御性警务”了。
通联：江西九江市公安局 段兴焱
邮编：332000 电话：13907922266
邮箱：[email protected]
“防御性警务”十种表现及成因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法学翻译演讲范文
我虽然是师出刑法学，不过现在却是民事诉讼法的导师。做本科生的导师久矣，做硕士生的导师，还是刚刚开始。但是良心所在，不敢稍有懈怠。前几天审阅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几处引用某国民法典条文，就拿原版《小六法》来查对，结果发现所译均有错误，或者张冠李戴，或者丢三落四，而其作为法律条文的意思，当然大相径庭。论文作者不学这种语言，也没有机会核对原文，而是引用其他人翻译出版的成果。成果是成果，但也无非是误人子弟的成果。莫若无有，干脆大家不会对这些发达国家的法律产生误解。现在有了，反而给善良而无辜的人、或者偷懒而投奸取巧的人留下了空当。
翻译法学著作的尝试，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大家争相把翻译一、两部著作或者若干篇论文作为自己学术的起点，而且翻译的多是热点，基础性的还是较少。十多年前，我读硕士的时候，就把某国某法导论作为教材，为的是当时恰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可以参考。参考是参考了，学了几段后，也是发现那个译本不知所云，难得有比原文能更明白的语句。
由此养成了逢译文必要核对原文的习惯，从而干脆舍弃译文，去研读原文。功夫是花多了，甚或是一种浪费和自负，但是心里踏实。法学教师、学生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是最大的错误。有人开口柏拉图，闭口德沃金，我想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是念了一些译文，而且当然是中文本。至于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读了是不是就懂了，不得而知。一些西方学术经典，成百、成千年地被学者们所玩味，译本是可以信服的，是可以读的。
问题在于那些属于时尚的、流行的、热门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已经没有许多人可以坐下来仔细推敲，用“信、达、雅”的砝码去衡量译文的水准。译好的有之，我不能一概否定。次品的居多，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不算翻译吧，确实是方块汉字；算是翻译吧，遣词造句、语法、逻辑、修辞洋洋稀松，更无需说“法的精神”了。
“法的精神”尚且不明不白，“流行时尚”究竟是什么，已无法考究，以至于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缺乏有生命力的“法律器官”。这让我们想起日本来。日本教育水平不能说不高，但是很多学者的英文不能说不憋足，不仅不会说，而且不会念。不过日本有很发达的学术翻译队伍，掷地有声，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英、美、德、法文，他也不缺乏英、美、德、法的信息。因此，日本的大学教育，并一律不把外语作为敲门砖，甚至日本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水平这个门槛，也没有多高的要求。过去好多中国学生在中国的高考中失败了，然后就学点日语到日本留学，念大学、念硕士、念博士。其中也不乏念了十来年日本法律的，去学习发达国家法律的真谛和法学的真知。
日本有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成功历程，他们移植了中国的文字，后来用中国的文字迻译西方法律，我们中国人也从中受益非浅，从日本移植了难以数计的法律术语。假如日本的翻译队伍都不足信，拿不起放不下，那么日本立国的学术方面还要靠什么根基？日本大学还能为中国人所向往？中国考不上大学才去留学的，还能被培养成人？这是个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日本一无是处，形象大打折扣，结局很悲惨。不过，这些都是假设而已。
中国的一些法学译著，读的时候需要硬着头皮，硬着头皮读了还是不能懂。反过来，如果有人问这本书怎么样？只是翘起大拇指夸赞“好，好，好”，没有敢说“不”字的，因为大多数人好大喜功，说好听的就高兴，说不好听的就不高兴；大多数人阿谀奉承是拿手好戏，溜须拍马是小菜一碟。法学学者和司法机关是最为接近的，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学习也是最为成功的。法学学者宁肯忍着耐着，也不肯说实话，假意逢迎，敷衍了事，还期待有一天能得到对方照应，因为自己某一天也会给别人留下小辫子。
在官场上，官官相护，管他正义与邪恶，公平与偏私，遵纪守法与胡作非为，情面是很重要了，优先考虑，高抬贵手。在法学的学术上，当然多数情况也是心心相应，只唱颂人之长，莫掐算人之短，照顾情面，以至于是非也不讲究了。结果，铮铮铁骨，铁石心肠是没有用场的。中国文化就是很少讲究个人的价值，很少发挥个人的潜能，很少承载个人的责任。在经济管理领域和管理管理领域推行责任制，个人享有了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才是对于文化的些许改变。除此而外，就都是集体义务，集体负责，其自然的后果就是这些个人彼此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利用。在学术领域也不例外。
还有一些，属于点缀自己文章的虚荣，用柏拉图、德沃金装饰一下自己的论著吧，还不知道原文所云；因噎废食吧，于心不忍，于是就凑合着从译文里断章取义，于是这些译文虽然拙劣，却受到很多的青睐。因为受到很多的青睐，译者以为译文水准很高，放弃了改进，实则以讹传讹。如果是很拙劣的译文，不断改进也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我们的好多译本实际上都是“绝本”。译的时候本来怀有某种急功近利的目的，出版了以为荣耀。因为他们占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先和空间上的优位，被人们所看重，结果急功近利变成了一劳永逸。
为这弥补我们本来匮乏的学术资源，有时候拙劣的翻译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只有片言只语传达了一种思想的真谛，特别是理论性比较强的东西，也应当认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法条的翻译则应当慎之又慎。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处于要完善而未实现的剧烈变动当中，翻译了发达法制国家的法条就是为了能借鉴。好不容易看到中文的译本，如果谬误百出，那岂不贻害无穷。
一言以蔽之，翻译需要不断改进，而不是首先放在那里供奉起来，当作崇拜物。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法学翻译
《法学变革论》演讲范文
序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变革传统法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50年代从苏联学来的理论框架已难以继续延用了。究竟有哪些观点与体系要变革？怎么变革？诸如此类的问题，尚不十分明确。西南政法学院的几位中青年法学研究工作者写作了《法学变革论》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这确实是很必要的，值得推荐。
我觉得，就整体而言，我国法学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与我国传统根本不同的法学，而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决定了只学习苏联；1957年后，左倾思潮笼罩的20年时间里，法律虚无主义又窒息着法学的发展。所以，要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新体系，实际上是近10年来的事情。复杂的研究对象和人为的干扰，我国法学研究还处在变革的起步阶段。现在所要变革的，仅仅是50年代初期从苏联照搬过来的那一套明显过时的内容及其衍生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这本《法学变革论》看作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学的一种有益尝试。
至于本书的内容、观点等等，我想还是留给读者评说。我认为，在摸索如何建立适合当代情况的法学理论体系问题上，应当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尤其应当积极鼓励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创造。事实上，中国法学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有鉴于此，我高兴地在本书出版时，聊缀数言，以表欢欣之意。
是为序。
陈守一
1988年11月于北大燕东园
导 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的时代。法学的变革，也已是我国法学发展行程中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法学幼稚！法学落后！这已不单是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越来越多的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了幼稚，赢弱的法学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心余力拙，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落后、陈旧的法学同有计划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及现代法治的深沉冲突。
如果以我们所处的这个跨世纪的时代作参照，传统法学就更显得落伍了。且不说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国际经济、技术发展形势的迫促，国内外自然科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的比较，仅就传统法学的理论力量而言，便已明显地表现出它的衰竭。面对社会关系的新格局、社会秩序的新构建、社会利益层面的新调控、社会矛盾的新动向，传统法学显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实践反馈的信息已经表明，要以传统法学来说明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在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无须讳言，我国传统的法学已经陷入危机。但是，危机并不就是坏事，而是变革之兆。鲁迅先生曾说道：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中国法学只有通过变革，才能给自己注入新的血液。法学变革之势已是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潮流。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法学变革进行了或正在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尝试；或从法的概念及"本质"上寻求突破，或引进系统科学"范式"以求创新，或创新学科以改造传统法学格局等等。对于法学变革本身，也有一些富有启迪的断想。但是，尽管新思潮的闸门已经开启，法学变革的序曲也已奏响，并且已取得某些局部性成果，然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未得到尽如人意的解答。诸如，为什么要变革？中国法学变革什么？怎样进行变革？变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进行变革的总体设计和战略布局？法学变革之路通向何方？等等。
对于法学变革，我们认为不能再作为一种感觉、情绪来表达、吁请，而应致力于理性思考和实证分析；不能囿于局部改良，而须全面更新和变革；不能再新瓶装旧酒，只作一些形式上的改换，而须触及实质性问题；不能再自律于传统法学圈内修修补补，左冲右突，而须把法学变革置于由过去、现在、未来组成的时间纵轴和现代科技革命、当代世界法学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等组成的空间横轴的座标系上，进行多维的、立体的扫描和透视，实行全方位的研究；不能再仅满足于法学变革对象的剖析研究，还必须对法学变革本身及其规律性进行探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创"跨世纪的现代法学"，并使它具有联系左右、沟通上下、拓展前后的新姿，同整个中国一起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为世人所瞩目。
基于上述想法，在本书中我们首先界定了法学变革的含义，回顾了法学变革的历史演进及近10年法学的变化、发展历程，剖析了法学变革的动因，描述了当代中国法学变革的对象，勾勒了变革的目标；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侧重研究和阐述了当代中国法学变革的基本格局，即：以点--法的本质、价值、功能带面--法学的理论模式、趋势、方法、观念、学科体系等点面结合的总体模式，对当前中国法学的新走向--权利之学也阐述了我们的新见解，最后探寻了中国法学变革的途径和条件。
我们试图以本书来表达自己对法学变革的新思维：总结以往的法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揭示法学变革的客观规律，力求系统地回答前面的法学变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本书只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答，而不是也不希望是的回答；本书只是我们设计的"跨世纪的现代法学"的一种模式，不是也不企求是的模式。法学变革是法学家们的共同责任和集体事业，本书只不过是尽抛砖之力，求引玉之功。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们认为，法学变革首先应该是深层次的--即对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基本体系和基本方法的变革，基于此，我们的思维投向集中在理论法学方面，对部门法学只是略为涉及。第二，基于对变革时的选向着眼点的不同，我们侧重剖析了传统法学的弊端及近10年法学的不足，而对其成就的叙述显得不够充分；并且，我们的剖析本身或许就值得剖析。当本书开始撰述时，甚至还在构思阶段，我们就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一件艰难的、甚或带有一定风险的事情。但是，科学研究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科学的魅力和长青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应实践的渴求而不懈地开拓、创新。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正是先导们这种对真理勇敢追求的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对法学变革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支撑着、鼓舞着、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摒弃了犹豫和怯懦。
有一句格言："'论证'是可以的，但'论断'却过份了。"本书也只是对法学变革的一种"论证"，而非"论断"。限于能力和条件，实在难免疏误失谬，若能得到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严肃批评和热情教正，则不胜感激，也正是我们所恳切盼望和热切期待的。
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页。
《法学变革论》
系统法学大纲演讲范文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法的概念：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系统
一 法规则的定义
二 法的定义
三 法的划分和分解
四 法律的划分
第二章 法的根源: 多数人的意志
一 社会系统中的多数人意志是法的根源
二 影响多数人意志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 法的功能:社会系统不断运行的唯一依据
一 从微观上看,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一切行为均在
法的规定范围之内
二 从宏观上看,所有人类社会系统的运行均以法为依据
三 其他行为规则不能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
第四章 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和运行基本规律
一 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
二 社会系统依法运行的基本规律
第五章 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规则和法的规律、人
的意志表现为法的规律、社会系统依据法的规律
一 法学的研究对象
二 法学的研究范围
三 法学与社会控制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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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者主要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 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在这种不断运转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了法的 现象。 作者由此看到：法是一定社会系统中所有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法规则是具有特殊的结构的行为规则，它规定了人们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一定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一定社会系统中部分法规则组成的系统是法律；法根源于多数人意志，影响多数人意志的因素主要有人的本性、一定社会系统的生产方式、实在法律、传统的观念和习惯、社会管理者推崇和宣扬的思想等；法的功能是社会系统不断运行的唯一依据；多数人意志、法、运行着的社会系统三者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本文还阐述了社会系统依法运行的三条基本规律，并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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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不断有人提出法学创新、法学多元化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学的创新和多元化，既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法学家遵遁科学研究规律的科研活动的必然结果。当今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法学的研究对象──法有了更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的知识总量获得了加速度的增长，各门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已日趋整体化，这又大大拓宽了法学家的视野，使他们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认识能力、站到更高的认识水平之上。在这种新的认识条件下，法学家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一切可以吸收的研究成果，重新观察和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一切人类社会，重新观察和研究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法，便必然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新的法学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法学理论的争鸣，终将形成几个影响较大的法学流派；几大法学流派更为完善的理论在并驾齐驱、互相辩论、互相补正中，将共同作为相对真理汇入绝对真理的长河。这时，法学的创新与多元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法学作为科学理论真正具有解释和预见功能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这些法学流派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来称谓了，但它们还是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手掌心。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务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务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 薄暗谕飞铣腥险飧鏊枷胧腔厥拢颜飧鏊枷刖咛宓厥导试擞糜诿恳桓鲅芯苛煊颍质且换厥隆！雹俨秽笥诼砜怂贾饕宕词既斯赜诜ǖ穆鄱?形成几大新的法学流派,正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法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转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唯一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
第一章 法的概念：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系统
对于法这个古老并存在至今的社会现象，不同的法学流派曾经做出过大相径庭的解释。恰好正是由于对法的解释的不同才形成瞬煌姆ㄑЯ髋伞Ｕ馑得鳎氚压赜诜ǖ乃伎夹纬衫砺鄄⒉銮宄幕埃橄蟪龇ǖ谋局适粜浴⒚魅菲淠诤屯庋樱肥凳潜匦氲暮褪滓摹７裨蚓筒换嵊腥范ǖ穆塾颍磺逦医驳摹胺ā庇肽憬驳摹胺ā倍嗔诵┦裁椿蛏倭诵┦裁础?br 在将人类社会作为系统进行观察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任何社会系统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它规定社会中的人（包括组织）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这种规则有的已被称作法，如阶级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的这种规则；有的还没有被称做法，如原始社会中的这种规则、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以及报刊社论和领导人讲话中的这种规则等。有的已经通过语言文字加以表述，如绝大多数被称作成文法的这种规则；有的还尚未通过语言文字加以表述，但却能为人的思维所概括和描述，如建立一个新政权或新国家时的某些“开国规则”等。很显然，中国当代正统法学理论中的法的概念，其外延小于上述那种规则的范围。而其他法学理论中的法的概念，也不是对那种规则的概括。
那么，这种抛弃了与国家、与阶级、与人的主观意志相联系的属性后，仍有着共同属性的行为规则到底是什么呢？
千百年来，中外思想家没有抽象和概括过这种行为规则。当我们在今天的认识条件下，抽象和概括出这种行为规则，并试图用一个语词加以表述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想到了“法”。为了与这种行为规则组成的系统整体相区别，我们把这种行为规则称作“法规则”，而把一定社会系统中由所有法规则组成的系统称作“法”。这便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法的概念。系统法学正是建立在这个新的法的概念基础之上的。
一、法规则的定义
为了得到一个确定的、清晰的法的概念，需要根据上面所抽象出的法规则的属性，先给法规则下个定义：
法规则是规定人们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一定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行为规则。
这是按照种差加邻近的属概念的方法下的定义，它清楚地揭示了法规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个定义告诉我们：
（一）法规则的邻近属概念是行为规则。
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为规则。宗教教义是行为规则，道德是行为规则，风俗习惯是行为规则，机器操作规程是行为规则，游戏、竞赛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凡行为规则都具有这样三个共同属性：第一，行为规则的内容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表现；第二，行为规则能够成为人类某种活动的依据；第三，行为规则可能表现为语言文? 中问?也可能没有表现为语言文字形式但却能够为人的思维所概括和描述。法规则正好具备这些属性。因此，法规则与游戏竞赛等其他规则一样，也属于行为规则。当然，法规则还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为规则的特殊属性，这将在后面重点论述。但是，无论对法规则进行怎样的概括，也无论对法规则做出任何形象的描述和比喻，都不应使之超出行为规则的范围，超出了行为规则的范围，则是对法规则的歪曲的反映。曾经出现过的把法概括为神的意志、维护正义的手段、社会控制的手段、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把法比做工程、 武器等等,实际上都已使法规则超出了行为规则的范围。在形象化的比喻中,与其把法规则比做手段、武器,倒不如把法规则比做行动计划、 作战方案;与其把法规则比做工程,倒不如把法规则比做工程图纸和施工方案。说到底法规则都不过是行为规则范围之内的事物。法规则与行为规则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种属关系, 行为规则是法规则的邻近的属概念。
（二）法规则具有特殊的结构
将法规则与其他行为规则区别开来的，是法规则的特殊结构。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也不管法规则是否已经表现为语言文字形式及如何表现的，法规则都是以这样的结构形式客观存在着：
人（? ㄗ橹┍匦胱龀龌虿坏米龀鲆欢ǖ男形ぉのシ凑擤ぉな艿揭欢ǖ娜耍òㄗ橹┧┘拥囊欢ㄑ沽?br
这个结构的特殊性在于，它由行为标准、压力、施压者三大要素构成。
⒈行为标准。即对人（包括组织）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的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凭借行为标准，可以确定适用法规则的对象。
法规则对于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因行为种类的不同，描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有的描述较为清晰、具体，如法规则对杀人行为、抢劫行为、放火行为等不得做出的犯罪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就较为清晰、具体；有的在做出原则的、笼统的描述后，授权当事人（包括组织）去做具体描述。如各社会系统中的合同法规则对必须做出的履约行为和不得做出的违约行为及相关条件，就经常只原则地、笼统地做出描述，清晰的、具体的履约行为和违约行为及相关条件则授权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去描述。事务总是在发展变化，法规则既不宜频繁修改，又不可能对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包揽无遗。为了保持法规则的相对稳定和对新情况的适应能力，人们只能通过另外的法规则来补救，即通过某些法规则赋予执法者以再描述的权力。司法解释、判例法中的内容大部分是这种再描述。
行为标准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的行为标准。如我国法律中对赡养、抚育、扶养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只要人们作出这种行为就符合行为标准了。这类行为标准形式上可能是对不作为的行为的描述（如描述遗弃行为），实质上则是对作为的行为的描述（如描述赡养、抚育、扶养行为）。另一类是不作为的行为标准。如古今中外法律中对杀人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只要人们不作出这种行为就符合行为标准了。这类标准在形式上是对作为的行为的描述（如描述杀人行为），实质上则是对不作为的行为的描述（如描述不杀人行为）。
法律中关于一定的人可以如何行为的规定，不应当理解为是“这些人”的行为标准，而应理解为是“另外的人”的行为标准，即对“另外的人”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的行为和相关条件的描述。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一款规定：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这条规定并没有为“这些”公民、法人设定什么行为标准，“这些”公民、法人在对“亲自实施”还是“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选择上，不存在符不符合这条标准的问题。因而它不是为“这些”公民、法人设定的行为标准。它其实是为“另外的、不特定的”公民、法人设定的行为标准。如果将这条规定还原为一般的行为? 曜迹蛴Φ北硎鑫?br
“任何人（包括组织）均不得否定其他人（包括组织）通过代理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
或者：
“任何人（包括组织）均不得妨碍其他人（包括组织）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同样，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可还原为：“对犯罪以后自首的，是否从轻处罚，由人民法院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可还原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第一次申请回避的，做出决定的机关必须做出答复”；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代理诉讼的律师，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还原为“代理诉讼的律师，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如此等等，一切法律中对可以为或可以不为一定行为的这类规定，都可以视为给另外的人设定的行为标准。
行为标准虽然都是对那些要求人们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及相关条件所做的描述，但它决不是与其他行为没有关系。立法者在设定行为标准的时候，是对人的全部可能出现的行为做了通盘考虑的。仅把要求人们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挑出设定行为标准，也就等于同时宣布，除此之外的一切行为均由行为人自由地去做或不做。“法无禁止即自由”正是立法的艺术性达到了理想境界的写照。
凡法规则都包含着行为标准，无行为标准便无法规则。
⒉压力。是指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所实行的人身惩罚和限制、财产的剥夺和减少。
压力都是人为的。由于违反某种客观规律而招致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害，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压力。如违反万有引力的规律从高崖上跳下所招致的生命丧失、违反农作物生长规律未付出必要的劳动和资财而招致的财产损失等，都不属于作为法规则要素的压力。
压力分为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两种。人身压力是对人身的惩罚和限制。一切死刑、肉刑都属于惩罚人身的压力；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逮捕、拘留、强制劳动、剥夺政治权利等，都属于限制人身的压力。财产压力是对财产的剥夺和减少。没收属于剥夺财产的压力；罚金、罚款、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支付迟延履行金、降薪等，都属于减少财产的压力。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那些非给付金钱的民事责任，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最终均归结为减少财产的压力。因为义务人如果不履行或迟延履行是要承担迟延履行金? 模缘笔粲诓撇沽Α?br有些压力兼有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双重压力的性质。如削职为民、入穷藉、开除、辞退、降职、降级等，既有降低身份方面的限制人身的压力，同时也伴随着减少财产的压力。
压力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抗衡，有如天平上的法码在与另一端的物体取得平衡。故立法者在设定压力的时候，应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此达到杜绝或控制犯罪的目的。对于谋杀行为，为什么绝大多数社会系统，都不约而同地把与它相对应的压力强度设定为死刑呢？这是因为死刑这种强度的压力正好能与谋杀行为的后果相抵消的事实显而易见，以致各社会系统的立法者很自然地选择了死刑这种压力来对付谋杀行为。但是在各社会系统的立法实践中，还并没有把“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作为规律来利用。不过，新加坡法律的制定者可能是最先注意到设定压力的这种尺度的法学大师。他们制定了维护公共场所卫生方面的法律，对在特定场所吸烟和乱扔烟头、乱扔果皮等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把压力设定为罚款1,000新元(折合人民币4,200元)、罚款5,000新元(折合人民币21,000元)、加重经济处罚、拘役三个隆⑴形?跟垃圾车)收三个月垃圾包等不同强度。这些看似过强的压力,其实是正好抵消无视公共场所卫生的行为所能带来的长期后果的。新加坡现以“花园之国”闻名于世，这与此类压力强度设定的适当有直接关系。①新加坡还顶住了西方国家对肉刑的天真的绝对化的非议, 毅然在法律中规定了鞭刑这种压力,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凡法规则都规定着一定强度的压力, 没有规定压力的行为规则不是法规则。汉朝刘邦初入关中时向秦人宣布了与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寥寥十几字,由于规定着压力, 便成了著名的法规则。假如他仅规定“勿杀人”、“勿伤人”、“勿盗窃”的话，那就不是法规则而是空泛的说教了。同样，刑法对各种犯罪如果不规定压力──处以何种刑罚，而仅规定“不要杀人”、“不要贪污”、“不要受贿”等等，那也就蜕变成空泛的道义性说教了。道义性说教可以被看成是行为规则，但它绝不是法规则。
⒊施压者。即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施加压力的个人和组织。
施压者包括个人和组织。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施压组织，这时的施压者只能是部族首领这样的个人。到了后来，有了国家。国家是最主要的施压组织，当然它并不仅仅是施压组织，它还兼有立法和管理社会的职能。而且，国家一般都需要划分为范围更小的地方和行使不同权力的部门。于是便有了国家授与其权力的非专门施压组织和专门施压组织。各个地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都是非专门的施压组织；我国封建社会的廷尉、大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审刑院、宗正府、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都察院，当代的各级法院、各级检察院、各级公安机关、各个劳动改造机关等等，都是专门的施压组织。这些非专门的和专门的施压组织中的具体施压人当然又是个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那些官员、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公安机关及劳改机关的警官，都属于作为个人的施压者。
在当代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国际法院、国际仲裁机构、联合国军、多国部队、各会员国、各会员国的军队和司法及仲裁机构，都是或都可能是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施压组织。具体的施压人则可能是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法院的法官、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各会员国的首脑、各会员国的军队官兵、各会员国司法和仲裁机构的有权力人等等。
凡法规则都明示或暗示了施压者。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债务应当清偿。……。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br
这条规定明示了该法规则中的施压者是人民法院。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至五十四条规定的约束税务人员的法规则，每条都有这样的文字：
“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虽然这里没有明文规定施压者是谁，但在我国凡是行政处分一般都是由被处分人所在的行政机关做出的，因此这些法规则暗示了施压者是违反行为标准的税务人员所在的税务机关。
相反，如果行为规则中没有明示或暗示施压者，那么这个行为规则就不是法规则。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一九八九年公布的地方性法规《辽宁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自治县邮电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二）违反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责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对损毁邮电通讯设施、阻断通信的，除责令其赔偿损失外，可以并处赔偿金一至五倍的罚款。”
这条规定为多项法规则确定了共同的“压力”，“行为标准”也已在其他条款中规定了，但对不符合这些行为标准的行为人，由谁来施加这些压力呢？也即施压者是谁呢？从这条规定看，市、县级邮电部门和“有关部门”似乎都是施压者，因而又似乎都不是施压者，这等于无施压者。于是，这些名为法规的规定，因没有明示或暗示具体的施压者，已不成其为法规则了，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它们无法得到实施。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主刑之一“管制”，属于人身压力。它创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九七九年正式规定在《刑法》当中。虽然刑法中明文规定：“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施压者似乎分别是法院和公安机关了。但从关于管制的全部规定看，主要的施压者却是公有制的经济组织和其他单位，以及这些组织和单位中的群众。八十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集体经济组织覆盖整个农村的状态已不复存在了；城市中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员也从无到有、迅速扩充，这样，“管制”这一人身压力，对于相当一部分适用对象来说，已是无施压者的了。因此在实践中，自八十年代以来，“管制”这一刑种已经形同虚设，法院的判决已几乎不适用这种刑罚了。幸亏这是一个可选择的刑种，尚有其他刑罚可替代，否则，规定有管制的那些法律条文早就无法继续适用了。
行为标准、压力、施压者三笠毓钩傻奶厥饨峁梗欠ü嬖虻那鹩谄渌形嬖虻谋局适粜浴Ｒ源颂厥饨峁估醇鹑死嗌缁岬男形嬖蚰男┦欠ü嬖颉⒛男┎皇欠ü嬖颍颐腔岱⑾郑捍蠖嗍怀谱鞣ǖ男形嬖颍季哂姓庵痔厥饨峁梗幌嗟币徊糠直怀谱鞣ǖ男形嬖虿⒉痪哂姓庵痔厥饨峁梗换褂幸徊糠置槐怀谱鞣ǖ男形嬖蛉淳哂姓庵痔厥饨峁埂?br我国的被称作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文件中，绝大多数规定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属于法规则。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九八八年公布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
“个人贪污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光是这些文字，尚看不出它是否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但结合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和检察院组织法以及有关管辖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的规定，便会清楚地看到它的法规则结构：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得做出贪污５万元以上的行为（行为标准）──违反者要受到检察院、法院和劳动改造机关（施压者）──所施加的拘留、逮捕、死刑、徒刑、没收财产等强制措施和处罚（压力）。
行为标准、压力、施压者三大要素都包含在里面，这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所以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法规则。
我国被称作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规定不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因而不属于法规则。最为突出的是，各诉讼法和行政法中那些约束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规定，绝大多数没有相应地规定出，当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行为标准时，要由哪些组织和个人对其施加多大强度的压力。即：仅有行为标准，没有压力和施压者。例如：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都有要求法院公开审判和在审结期限内结案的规定。但当法院的审判人员不贴公告便开庭、超过审结期限结案的时候，要由哪一机关对他们施加多大强度的压力呢？查遍中国法律，找不到这方面的规定。法律文件的规定中只有行为标准一个要素，缺少压力和施压者这两个要素，不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故“公开审判”、“在审结期限内结案”的规定不过是空泛的说教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法规则。这就难怪它们在实际执法生活中难以施行了。另外在一些实体法律中，也有一些规定不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例如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的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条规定的行为标准应当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结婚后? 信ハ喑晌苑郊彝コ稍薄！钡俏シ凑庖恍形曜加κ艿降难沽κ鞘裁茨兀坑伤词┘友沽δ兀坎楸橹泄苫故钦也坏健把沽Α焙汀笆┭拐摺闭饬酱笠亍Ｏ质瞪钪校羌墙峄楹蟮哪蟹降脚阶∷浠ЬＪ艿剿烈飧缮妫笔氯巳从治薹ㄑ扒蟊；ぃ涓驹蚓驮谟诨橐龇ㄖ械恼馓豕娑ú⒉皇欠ü嬖颉Ｈ绻馓豕娑ㄐ薷奈骸暗羌墙峄楹螅蟹匠晌郊彝コ稍保蛘吲匠晌蟹郊彝コ稍庇赡信皆级āＦ渌魏巫橹透鋈艘匀魏谓杩诮邢拗坪透缮妫Φ背械ＭＶ骨趾Α⑴獬ニ鹗У拿袷略鹑巍！苯岷稀睹穹ㄍㄔ颉贰ⅰ睹袷滤咚戏ā泛汀缎姓咚戏ā返挠泄毓娑ǎ獗惴狭朔ü嬖虻奶厥饨峁埂⒊晌涫档姆ü嬖蛄恕?br 许多过去没有被称作法的行为规则，却完全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这在某些宗教教义、社会习俗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中，在报刊社论、领导人讲话中，在其他一些未曾用语言文字表述过的行为规则中都能找到例证。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70〕26号文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执行”的一份报告规定，“各地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必须依照《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坚决予以打击。凡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要撤职查办；……。”按照这一规定，结合中共中央的其他文件和当时“专政机关”的权力，当时各地“专政机关”在事实上就能够对“奸污下乡女青年”等行为人，施加死刑、有期徒刑、管制、批判斗争、撤职等压力。这可以看出，报告中的规定是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的。因此，虽名为“中共中央文件”，实则当时的法规则。只是其行为标准明显不清晰而已。再如：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军事上、政治上占优势的集团建立新国家政权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做出干扰、阻止的行为，违反者将受到这个集团所施加的较强的压力。”这就是一条法规则，因为它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虽不见得都表现为语言文字形式，却能为人的思维所概括和描述，并在历史上无数次政权更替的过程中普遍施行着。
法规则的具有如此特殊结构这一本质属性的发现，为我们区别法规则与其他行为规则，提供了一个更明确、更严格、更科学的标准。
法规则概念的邻近属概念是行为规则，它与其他行为规则的“种差”是它所具有的特殊结构：由行为标准、压力、施压者三大要素构成。这是一个普遍概念：古今中外一切符合法规则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都是法规则；同时它又是一个非集合拍睿喝康姆ü嬖蚴欠ü嬖颍娑骋环矫嫘形闹诙嗟姆ü嬖蛞彩欠ü嬖颍惶醴ü嬖蚧故欠ü嬖颉Ｋ裕细竦厮担ü嬖虿⒉坏韧诜ā?br
二、法的定义
得到了法规则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现在给法下这样的定义：
法是一定社会系统中所有具有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这种行为规则规定了人们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一定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
这个定义包含这样两层含义：
（一）法依附于一定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
从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知道，系统是指在一定环境中，为达到规定的目的而存在的有机集合体。各种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有机集合体，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社会系统”。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地区，如当代的台湾、香港、澳门；还可能是几个国家的联盟或者整个国际社会。其中国家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社会中，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系统。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看做是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那么，法就是各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内的特殊系统，或称特殊的子系统。法，是一定社会系统的法，它既不能脱离和超出一定的社会系统，又不属于社会系统内的各个局部地域；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也必然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系统──法，── 一定的社会系统不可能没有法，也不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所以说法是依附于一定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的。
（二）法是由一定社会系统中所有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
符合法规则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是法规则，法规则是一个非集合概念，它是组成法的最小单位，是法的细胞，它并不具备法的全部属性。所以，法规则并不等同于法。法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一定社会系统内所有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一定的社会系统中有无数的法规则，但“法”却只有一个。
一定社会系统内的部分法规则可能组成某一类或某一层次的“法规则系统”，可是这些部分法规则组成的系统，也是组成法的材料，并不是系统法学理论中的法。
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均可视为各类法规则系统。（在本章关于法的分解的论述中，我们把各类、各层次的法规则系统称为法律。）这些法规则系统并不具备法的全部属性，比如法所具有的功能，各类法规则系统就不完全具备。所以，它们不过是组成法的材料，并不是系统法学理论中的法。
一定社会系统一般还会划分为若干局部地域，各局部地域经授权也可能制定一系列? ü嬖颍庑┙系筒愦蔚姆ü嬖蛳低骋彩亲槌煞ǖ闹匾牧稀Ｈ缥夜牡胤叫苑ü妗⒚褡遄灾畏ü妗⒌胤秸嬲碌取Ｋ窃诰植康赜蚍段谟行В膊痪弑阜ǖ娜渴粜裕蚨膊皇窍低撤ㄑЮ砺壑械姆ā?br我国在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着族规家法，某些族规家法按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来鉴别是属于法规则的。它们在家族内、家庭内有效，是更低层次的法规则系统，更不具备法的全部属性，如不溶于封建社会法的整体中更无法得到实施。如我国封建社会有的族规规定：族内男女之间不得通奸，违反者要受到族长及其他人所施加的剥夺生命的压力。用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来鉴别，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条法规则，还应当承认这条法规则与其他一些符合法规则特殊结构的族规组成了一个法规则系统。但是，这种法规则、法规则系统只有溶于封建社会法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实施。从当时的封建法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溶合关系的──封建社会法必定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得对族长等人的符合族规的施压行为实行报复，违反者将受到国家机构所施加的相应压力。可见，封建社会某些族规家法虽然可能属于法规则系统，但也只能是组成法的材料，并不是封建社会的法。
理论研究要求语词所表达的概念具有严格的确定性，而在充满意象的汉语中，概念所依附的语词，其含义往往变幻莫测，这几乎成了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法”这个语词来说，它在我国的所谓“法律用语”上所表达的概念就很让人捉摸不定：有时指一个国家中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有时指某一部门法，有时又指某条“法律规范”；一会儿指法律（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一会儿指刑法，一会儿又指刑法以外的法。八十年代中，法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和关于“法”与“法律”是否有区别的争论，似乎也受到了汉语语词词义变幻不定的干扰。在法学研究中，尤其是在确定和使用法的概念的过程中，对这种来自汉语语言方面的干扰，需要格外加以注意。虽然谁也无法下一道命令要求人们必须如何使用“法”这个语词，但在我们对系统法学理论的阐述中，将尽力保持法所表达的概念的确定性。后面各章将要论述的“法的根源”、“法的功能”等，都是按照这里的定义，把法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来使用的。
三、法的划分和分解
前面为法规则和法所下的定义，已经揭示了法的内涵和外延。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法的外延，这里再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法这个概念进行划分和分解。
（一）法的划分。
法的划分是按逻辑方法将法殖扇舾删哂蟹ǖ氖粜缘摹 ⑼庋咏闲〉母拍睢?br⒈以法所依附的社会系统是否还包含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为标准，可将法分为国际法和一般法。
⑴国际法。它所依附的社会系统是特殊的社会系统，这种特殊的社会系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一般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组成。因此，国际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所组成的更大的社会系统范围内有效，并且，更大的社会系统范围内的一般社会系统，又是国际法的主要约束对象。
⑵一般法。它所依附的社会系统是一般的、单一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它在这种单一的社会系统范围内有效。以其依附的社会系统是否国家为标准，一般法还可分为主权国法和类主权国法。主权国法所依附的社会系统是国家。中国法、美国法、英国法、法国法、俄国法等各国法，都属于主权国法。类主权国法所依附的社会系统是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原始社会的各氏族法、当代的台湾法、香港法、澳门法等都属于类主权国法。
⒉以法所依附的社会系统的社会形态为标准可将法分为原始社会法、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
（二）法的分解。
对某一特定社会系统的法，已无法再进行划分了。例如对当代中国法就无法将它再划分为宪法、民法、刑法等，因为宪法、民法等作为“划分的子项”，不具有“划分的母项”──“法”的全部属性。说法是社会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唯一依据可以，说宪法是社会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唯一依据就不行了。这就需要将法进一步分解。我们已经知道，法是一定社会系统中所有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但法规则排列组合成法，是有一定秩序、有一定层次的，它们先组合成各个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法规则系统，各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法规则系统再按一定秩序组合成法。某一类别、某一层次的法规则系统我们称之为法律。法律排列组合成法，法的进一步分解就是法律。我们以往接触到的宪法、各部门法、程序法、实体法、公法、私法等概念，以及其他凡是由部分法规则组成的系统，都可看作是法律。
四、法律的划分
从法的分解中我们得到了法律这个概念，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法律的外延，我们再以不同标准对法律进行划分。
（一）以是否规定着立法方式为标准，可将法律分为基础法律和普通法律。
⒈规定着立法方式的那类法规则系统是基础法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类社会系统的基础法律，主要规定在宪法性的法律文件当中。在没有宪法的社会系统中，基础法律则在事实上存在着。如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 率瞪洗嬖谧耪庋姆ü嬖颍骸叭魏稳瞬坏梅涟实郏ü酰┬惺棺罡吡⒎ㄈǎシ凑咭艿揭欢ǖ墓一厮┘拥娜松硌沽Α！闭饫嗖怀晌牡姆ü嬖蜃槌傻南低尘褪粲诨》伞Ｈ魏我桓錾缁嵯低扯即嬖谧呕》桑徊还械挠糜镅晕淖直硎龉械奈丛糜镅晕淖直硎龉选?br以最高立法权由一人享有还是按一定程序分别由两个以上的组织享有为标准，基础法律还可划分为集权基础法律和分权基础法律。
⒉不是规定立法方式的那些法规则系统是普通法律。绝大多数的普通法律，都是通过基础法律所规定的立法方式产生的。以法律规定的控制对象和控制手段的不同为标准，普通法律可再划分为民事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诉讼法律等等。
将法律划分为基础法律和普通法律的意义，在于深刻了解基础法律与普通法律在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不同地位，以便在有意识地通过法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时利用这种不同功能。
（二）以法律的表现形式为标准，可将法律分为成文法律和不成文法律。
通过语言文字表述的那些法规则系统，是成文法律；未通过语言文字表述，但却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能为人的思维所概括和描述的那些法规则系统是不成文法律。它们可能是经立法者认可的，也可能是未经立法者认可的。
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及时发现社会系统中实际存在着的那些法规则，以完善成文法律。
（三）以法规则是否已经成为该社会系统中的社会活动的依据为标准，可将法律分为实在法律和形式法律。
⒈已经成为该社会系统中社会活动依据的那些法规则是实在法律。它可能是成文的，也可能是不成文的，但却有着共同的属性，即都已经成为该社会系统中个人或组织活动的依据。实在法律构成法的有效部分，是法的生命力之所在。实在法律与西方法学家所称的“实在法”有本质的不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称的，除了内涵和外延与“实在法律”完全不同外，它还没有反映与社会系统的联系。
⒉虽然以文字形式产生于某一社会系统，但却没有成为该社会系统中个人或组织活动的依据的那些法规则是形式法律。它们虽然已经颁布并决定施行，但并没有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依据。我国满清政府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1911 年11月 3 日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就属于这种法律。 我国国务院1987年10月26日发布的《广告管理条例》、1988年8月6日发布的《印花税暂行条例》、1988年9月22日发布的《筵席税暂行条例》，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那些形樯璧姆ü嬖蛞彩粲谡庵中问椒伞Ｐ问椒墒枪钩煞ǖ奈扌Р糠郑淙晃扌У匆猿晌姆傻男问酱嬖谟诟蒙缁嵯低持校堑背趿⒎ㄕ咧鞴凵献魑ǖ淖槌刹糠种贫ǖ模彩墙酉吕吹牧⒎ɑ疃辛⒎ㄕ咚薹ɑ乇艿摹?br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探求法实施的规律，进而不断完善法系统。
（四）以法规则是否经立法者制定或认可为标准，可将法律分为自觉法律和不自觉法律。
⒈立法者制定和认可的那些法规则是自觉法律。它包括成文法律和部分不成文法律。
⒉未经立法者制定或认可，但已成为某一社会系统中的人（包括组织）活动的依据的那些法规则是不自觉法律。例如我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人们建立和维护这种结构所依据的法规则，绝大部分属于不自觉法律。我国当代社会系统中实际存在着这样一条法规则：“中共中央享有的最高立法权，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加以妨碍，违反者将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压力。”这条法规则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制定或认可的，但确实已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系统内人们活动的依据。抛开文化大革命及这以前的时期不说，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就以文件形式制定了关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类法规则。这一事实说明? 酥泄仓醒胂碛辛⒎ㄈǖ姆ü嬖虻目凸鄞嬖凇５庖还嬖蛉肥涤执游淳⒎ㄕ撸òㄖ泄仓醒耄┯幸馐兜刂贫ɑ蛉峡晒Ｋ运粲诓蛔跃醴伞?br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使立法者及时发现那些尚未意识到的、但在社会系统中实际存在着的法律，并在立法中做出处理，以更有效地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
设立不同标准还可以对法律进行其他划分。以往许多对法的划分，其实是应当适用于这里对法律的划分的。如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律与私法律、实体法律与程序法律等。
通过上面给法规则和法所下的定义以及对法和法律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法学中法的内涵和外延。法规则是规定人们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一定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行为规则。这是具有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法的内涵则是一定社会系统中由所有具有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即法规则组成的系统，凡是具有这种属性的系统都是法。法的外延既包括阶级社会的法，也包括无阶级社会的法；既包括中国法，也包括外国法；既包括作为国家的社会系统的法（主权国法），也包括一些类似于国家的社会系统的法（类主权国法），和包含着两个以上一般社会系统的特殊社会系统的法（国际法）；既包括当今时代各个社会系统的法，也包括过去时代的各个社会系统的法。
系统法学大纲（二）
第二章 法的根源：多数人的意志
古往今来，大相径庭的社会系统为何都存在着法呢？这种具有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系统到底直接来自何方呢？这就提出了法的根源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探求法的生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以便在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尝试中利用这些规律。
中国当代正统法学理论认为，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建立国家、制定法律所依据的法规则又是来自哪里呢？统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或失去统治地位所依据的法规则又是来自哪里呢？这些问题，正统法学理论显然回答不了。如果我们沿用具有“愿望和要求”的含义的“意志”一词，对“多数人意志”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多数人意志才是法的真正根源，并且还会进一步发现影响多数人意志的诸多因素。
一、社会系统中的多数人意志是法的根源
“多数人意志”是任何社会系统都存在着的一种事物。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得人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些名言中，从“众志成城”、“众怒难犯”、“法不责众”这些成语中，从现代社会的“选举”、“全民公决”、“民意测验”等现象中，我? 蔷芨惺艿蕉嗍艘庵镜目凸鄞嬖冢惺艿蕉嗍艘庵驹谏缁嵯低持械牟蝗菪】闹匾恢煤土α俊＝徊娇疾煳颐腔岱⑾郑嗍艘庵局饕峭ü煞ǘ陨缁嵯低撤⑸饔茫ㄒ舱歉从诙嗍艘庵镜摹?br（一）法规则的出现是人类按多数人意志做出的选择。
人类在成为人之前就是群居的动物。成为人之后，没有也不可能根绝要求群居的动物性，故组成社会共同生活成了最初人类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当然，为了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去，最初的人类社会也会产生组成社会、共同生活的多数人意志。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多数人意志，才出现了要求人们组成社会的法规则。
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行为是以满足个人的需求为动因的。人类组成社会、共同生活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满足各自需求的行为难免会发生冲突，难免有个别人的行为干扰了其他人的需求、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如果对侵害行为不加以控制，社会共同生活就会发生混乱，社会中多数成员的需求，包括要求共同生活的需求就都无法得到满足。于是，从“人猿揖别”之始，共同生活中的人类多数便要求有一整套行为规则系统，以保证人类的共同生活有一个必需的、起码的秩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总结摩尔根所举易洛魁人塞讷卡部落内八个氏族所盛行的“习俗”就有十个方面：⑴氏族酋长和军事领袖产生、补缺的规则；⑵酋长和军事领袖撤换的规则；⑶氏族成员通婚的规则；⑷死者财产归属的规则；⑸同氏族人相互援助和保护的规则；⑹氏族成员名字的规则；⑺有关收养外人加入氏族的规则；⑻宗教仪式的规则；⑼有关葬礼的规则；⑽有关议事会权力的规则①。这种被称作“习俗”的规则，就是氏族社会按共同生活中的多数成员的意志做出的选择。
尽管原始社会“没有军队、宪兵、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②，但绝不能因此断言原始社会的“习俗”总能得到自觉遵守；绝不能因此断言不遵守习俗的行为不会受到外在的“压力”。恩格斯就承认过这种氏族社会有“争端”，有“越权”，有“监督”。他说：“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③这说明个别不遵守“习俗”规则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个别成员”要着手“解决”、“制止”这种不遵守“习俗”规则的情况，则不能不使用一定的压力? Ｋ淙晃颐腔共荒苋非械刂勒庑┭沽Φ木咛迩榭觯颐侨匀豢梢远涎缘笔钡氖献迳缁嵯低持械乃健跋八住惫嬖颍隙ò耪庋墓嬖颍阂笕嗣潜匦胱龀龌虿坏米龀鲆欢ǖ男形シ凑咭艿揭欢ǖ娜怂┘拥囊欢ㄑ沽ΑＲ虼耍忌缁崮承┌炊嗍艘庵狙≡竦乃健跋八住保导噬鲜蔷哂刑厥饨峁沟姆ü嬖蜃槌傻南低畅ぉしāＶ徊还颐窃疵挥邪阉ㄎǘ选?br恩格斯有段话是我国法学界经常引用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律。④”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需要”，我认为是既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更可以理解为社会中多数人的“需要”，或曰多数人意志。而这类“规则”，不管称之为“习惯”还是称之为“法律”，都由于可能有个别人违反它和因违反它受到外在压力，而在事实上成为具有特殊结构的法规则。
所以说，组成社会共同生活的人类多数，由于自身的需要，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与生俱来地、并且愈来愈强烈地要求用法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规则的出现正是这种多数人意志的选择。
人类按多数人意志选择了法作为依据也是人类理性的胜利。黑格尔说：“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他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加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⑤人类为了实现满足自己需要的目的，做得是够狡猾了，他们把人类自己当作控制对象，但是并不直接干涉所有的人类行为，并不直接对妨碍他人的行为群起而攻之，而是让人类“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即提出那些要求人们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设定行为标准, 并由一定的人对违反者施加一定的压力。社会秩序在此规则系统下自动建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些“一定的人”以给违反法规则的人施加压力为职业，社会生活派生出了执法活动这种特殊的生活，于是便又出现了约束执法人员的法规则。社会系统变得复杂了，法这个系统也变得复杂了，而人的自由度却大大提高了。所以说，人类多数人意志选择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也是人类理性的胜利。
（二）基础法律是多数人意志的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存在着法，那么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也就都存在着立法方式。规定着立法方式的法律，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叫做基础法律。基础法律是法的核心组成部分。? 胀ǚ赏ü》晒娑ǖ牧⒎ǚ绞降靡圆忠蚧》傻姆⒄贡浠⒄贡浠Ｈ死嗌缁岱⒄沟较衷冢鱿止髦指餮幕》桑旧峡煞治酱罄啵阂焕嗍羌ɑ》桑垂娑ㄗ罡吡⒎ㄈㄓ梢蝗讼碛械幕》桑灰焕嗍欠秩ɑ》桑垂娑ㄗ罡吡⒎ㄈò匆欢ǔ绦蚍直鹩闪礁鲆陨系淖橹碛械幕》伞２还苣睦嗷》啥际歉蒙缁嵯低持械亩嗍艘庵镜谋硐帧?br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基础法律，都属于集权基础法律。虽然这两类社会的普通法律有许多是少数人强迫多数人接受的，但集权基础法律却是这两类社会系统中多数人意志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经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国王、皇帝“言出法随”的立法方式并没有改变，究其原因，是两类社会系统中多数人意志没有改变。多数人坚持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国不可一日无主”，“皇帝是真龙天子”，“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他们祁求遇到“明君”，起义、造反只是为了诛贪官、换昏君，决不是对国王、皇帝享有最高立法权的立法方式存有异议。相反，“国家应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的话其他人应当执行”，这恰恰是各朝各代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的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这种多数人的意志没有随朝代的变换而改变，作为其表现的集权基础法律也就没有随朝代的变换而改变，国王、皇帝“言出法随”的立法方式当然也就贯穿于整个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了。这种多数人意志当然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受到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还有历代统治者也总是利用统治权力在不断予以强化。但不管怎么说，集权基础法律所表现的毕竟还是多数人的意志。
绝大部分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基础法律都是分权基础法律。分权基础法律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人类对立法活动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分权基础法律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也说明了人类已经注意到了法与多数人意志的关系。虽然最早的分权基础法律是在集权基础法律规定的立法方式下产生的，但由于它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很快便赢得了后来选择这种基础法律的社会系统的多数人的拥护。因此，分权基础法律很快便在许多社会系统中得到确立，并且，在实行分权基础法律的社会系统中，有些普通法律可能为多数人所反对，为此而发生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者屡见不鲜。但却从未有过反对分权基础法律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所以，分权基础法律所表现的正是那些社会系统中的多数人意志。
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是一个极特殊的社会系统。它的出现并在一? ǖ氖奔淠诖嬖冢比挥凶派羁痰纳缁岣春湍承┡既灰蛩亍５笔笔率瞪洗嬖谧诺摹凹ɑ》伞比词歉镜脑颉Ｖ泄膊沉斓嫉男旅裰髦饕甯锩〉檬だ螅纬闪艘恍┲钊纭懊裰骷兄啤薄ⅰ叭嗣翊泶蠡嶂啤钡染哂蟹秩ɑ》尚灾实姆ü嬖颉５庑┓ü嬖虿⒚挥谐晌笔倍嗍说囊庵尽Ｏ喾矗盖晷纬傻摹盎嗜ㄖ粮呶奚小薄ⅰ白罡吡⒎ㄈㄓ梢蝗诵惺埂钡亩嗍艘庵靖畹俟痰卦谑率瞪洗嬖谧拧Ｖ灰庵侄嗍艘庵敬嬖冢敲床怀晌牡摹⑸踔潦遣蛔跃醯募ɑ》删捅厝淮嬖凇Ｔ谡庵植怀晌牡摹⒉蛔跃醯募ɑ》擅媲埃晌牡南芊ㄋ哪堑惴秩ɑ》删拖缘锰嗳趿恕５泵蠖蝗艘庵炯佑诘持醒搿⑷嗣翊泶蠡嶂希灰怪浣芊ū涑煞现降氖焙颍涫凳窃谝馈胺ā毙惺漏ぉひ辣硐侄嗍艘庵镜摹凹ɑ》ā毙惺沽⒎ㄈǎ虼耍拔幕蟾锩弊匀皇遣豢杀苊獾牧恕?br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的观点，只看到统治阶级对普通法律的制定、认可，没有看到统治阶级制定、认可法律的过程中所遵循的法规则是多数人意志的表现，而这种法规则又是全部法律的基础。因此，这种观点没有找到法的真正根源。
（三）普通法律要么表现了多数人的意志，要么为多数人所接受。
⒈大部分普通法律表现了多数人意志。
不能否认，阶级社会中掌握公共权力的个人、阶层或阶级，在依基础法律制定和认可法律的时候，可能会首先考虑自己或本阶层本阶级的利益，并把这种考虑表现在法中。但是尽管如此，即使是在少数人为统治阶级的阶级社会里，享有立法权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普通法律，大部分也是表现了多数人意志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⑴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法律。如我国夏朝法律规定：“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⑥这能说不是当时多数人意志的表现吗？我国《秦律》中的《厩苑律》、《仓律》、《田律》，现代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水利、森林、草原、渔业、矿产资源、能源和动植物保护方面的法律也都表现了一定社会系统中的多数人意志。
⑵社会共同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法律。如商品社会中有关商品交换的法规则；我国秦代关于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法规则；当代有关市场经济、道路交通、城市规划，计量、邮电、卫生、药品、电力调度、消防、广播电视、语言文字、会计、金融、货币、计算机等方面管理的法律。这些社会共同生活所必需的法律，都是一定社会系统中多数人意志的表现。
⑶规定某些? 诚八缀蜕缁峁碌姆伞４看獾拇诚八缀蜕缁峁拢颖局噬纤担鞘且揽坑呗鄣牧α坑尚形俗跃踝裥械男形嬖颉Ｋ遣话宋难沽σ亍７稍市砣嗣嵌允欠褡裥姓饫喙嬖蜃龀鲅≡瘛５獠⒉环涟恍┲匾拇诚八缀蜕缁峁卤晃瘴ü嬖颉Ｈ缥夜糯孤衣住⒔雇榈姆ü嬖颉⒐娑ā安恍⒆铩钡姆ü嬖颍豢仆嘏游扪斓卮锏酵瓯浮⒖蒲А⒚魅罚拍艹沟捉饩觥坝蟹ú灰馈⒅捶ú谎稀钡淖纯觥?br（四）宗教教义、道德、习俗等行为规则所约束的行为也处在法的规定之下。
宗教教义、道德、习俗等行为规则所约束的行为，有的是法规定为必须做出的；有的是法规定为不得做出的；其余的是法所允许的。人们还通过法控制传播媒体、控制利用传播媒体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从而间接地控制宗教教义、道德、习俗等行为规范的约束力。如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阻止他人通过传播媒体谴责“见死不救”、“不孝敬父母”等不道德行为，同时还规定传播媒体和利用传播媒体的个人和组织不得诽谤他人。这就间接地增强了“人要尽可能抢救同类的生命”和“人要孝敬父母”等道德规则的约束力。
行政管理活动，严格地说，应当分别属于立法（行政立法）活动和执法（行政执法）活动。所以它也是处在法的规定之下的。
除了上述社会活动之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等一切领域里的活动无一不是在法的规定之下的。比如你在一个企业里工作、他在搞研究、我在教学，我在吃饭、打拳、散步、唱歌，这些看起来似乎与法无关的行为，其实都是立法时经过考虑而做了“允许”规定的行为，并且其他法规则还规定对这些行为加以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违反者，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
所以说，从微观上看，人类社会系统中人的一切行为均处在法的规定之下。
二、从宏观上看，所有人类社会系统的运行均以法为依据。
系统科学告诉我们，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宇宙间存在的一切都是系统。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毫无例外的都是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原始社会，各社会系统以亲族关系为纽带，没有明显的地域性。自奴隶社会开始，随着国家的出现，各社会系统开始有了明显的地域性，? 钡降贝鞲錾缁嵯低扯加辛俗约旱牡赜蚍段А４雍旯凵峡矗贝煌赜虻纳缁嵯低常际谴釉豆诺牟煌缁嵯低吃诵卸吹模⑶一菇绦蛭蠢丛诵卸ァＦ浼涓魃缁嵯低车耐骋挥敕至选⑽榷ㄓ攵摇⒔接氲雇耍酉低彻鄣憧矗耸遣煌缁嵯低吃谠诵泄讨械恼嫌敕只⒂行蛴胛扌颉⒘夹栽诵杏攵裥栽诵械谋硐帧２煌逼凇⒉煌赜虻纳缁嵯低秤衅涠谰叩淖刺驮诵泄旒＃馐撬歉髯缘奶厥庑浴Ｍ保煌逼凇⒉煌赜虻母鞲錾缁嵯低郴褂凶判矶喙餐裕渲幸苑ㄎ诵幸谰菥褪撬腥死嗌缁嵯低车墓餐粜浴７ㄔ谖⒐凵夏芄还娑ㄗ湃死嗟乃行形诤旯凵弦簿统闪松缁嵯低炒嬖凇⒎⒄埂⒈浠⒔接氲雇说牡囊谰荨?br（一）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存在以法为依据。
人类受其本性决定，具有过群体生活的共同要求。表现这种多数人意志的法规则便是：“任何人不得做出阻止人类组成社会共同生活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即便在自然界已不是生存的主要威协的当代，这条法规则也没有改变。这表明，人类社会系统的形成并延续至今，其实是依据着这条永恒的法规则。
某一社会系统形成以后，尽管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变化贯穿于它的全部运行史，但动中有静，更多的时期却是相对的平稳，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下运行，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系统的运行是以法为依据的。恩格斯说：“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①一个社会系统能够得以存在，必须要有人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是依法进行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而人们的联系和关系，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如何，产品采取何种形式分配，这些也都是由一定社会系统中的法规定好的。不止于此，社会采取何种立法方式，由何人（包括组织）作为立法者，执法机构与管理机构应如何设置，也同样由法规定好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正是依据着各类法规则排列组合的系统──法得以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系统。相对平稳状态的社会系统依据着法，进行着物质上的生产、消费，消费、生产，精神方面的创造、应用，再创造，再应用，连绵不断。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依据法自我调整、自我改造。
（二）社会系统的变化以法为依据。
社会系统的平稳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任何一? 銎轿绕冢际巧缁嵯低澄乱淮蔚拇罂蠛稀⒋笃鸫舐涞谋浠隽康幕邸６魏紊缁嵯低车拿恳淮魏喜ⅰ⒎至鸭捌渌浠际窍扔蟹ǖ母谋洌缓笠婪ê喜ⅰ⒎至鸦蛘呓衅渌浠?br社会系统的合并与分裂以法为依据。我国战国后期，七个较强的社会系统最后合并为一个社会系统──秦朝，是由于七强之一的秦国施行的法中有这样的法规则：“任何人（包括组织）不得阻止秦国吞并其他诸候国，违反者，将受到秦国军队所施加的人身压力。”秦国的将士正是依据这种法统一了全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社会系统的合并是依法进行的合并。汉朝的社会系统分裂为魏、蜀、吴三个社会系统，是由于东汉末年确立立法者的法规则已为当时的多数人所坚决反对，而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军事集团，又分别在三个地域范围制定并施行了新法，这种新法又为该地域内的多数人意志所支持和接受了。三个军事集团首领称帝建国之时，如果所辖地域内有人胆敢以忠君统一为由起来反对的话，必将受到该军事集团所施加的人身压力。──各地域都有法规则要求人们不得做出反对称帝建国的行为。社会系统的分裂也是依法进行的分裂。
社会系统的新旧更替，不论是只改换立法者，还是改换立法方式，都是由于法首先改变了。中外历史上的无数次政权更替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王朝即将衰落的时候，它的法因多数人的反对已经濒临废止了。多数人的意志开始形成了更换立法者的法规则。这时便会有些杰出人物依照这些法规则率先集结起一些军事集团，各军事集团争相在全体社会成员面前，宣传其制定的法、表现其竞争能力。全体社会成员于是便面临着对立法者的新的选择。最后，争取到多数人支持的某一军事集团迅速壮大，并不断扩充其法的实施范围。在其吸收、打垮、兼并了其他军事集团和原立法者之后，一个新的王朝便在原王朝的崩溃中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系统便是这样依据法完成了它的一次更替。西方和日本等社会系统的立法方式，从最高立法权由一人享有，转变为最高立法权由两个以上的组织按一定程序分别享有，也是因为先有了集权基础法律向分权基础法律的转变。新的立法方式也是依据法诞生的。
所以说，社会系统的变化也是以法为依据的。
（三）社会系统的进步或倒退以法为依据。
社会系统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是沿着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的方向发展的，其发展的道路也是螺旋式和波浪式的。这就出现了社会系统总发展趋势上的进步、具体发展过程中进步与倒退交替出现的状况? ６还苌缁嵯低呈窃诮交故窃诘雇耍际且谰葑诺笔钡姆ā?br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社会由蒙昧时代步入野蛮时代，又由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直到进入当代社会，这种历史发展总趋势上的进步，首先是法的进步。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类相互交往经验的丰富，人类整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多数人意志也必然随之不断进步。多数人意志的进步带来了法的进步。这使我们看到，法在开始时所规定的压力是极其野蛮残酷的，人身压力主要采用死刑、肉刑、羞辱刑。后来，法的规定逐渐走向了文明，废除了肉刑、羞辱刑的人身压力，有的甚至废除了死刑的压力。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在开始时数量较少、内容简单、形式不科学。到了当代，法已逐渐变得数量众多、内容复杂、形式较为科学了。社会正是依据了这种不断进步的法，才逐步走向文明并在继续进步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状况来看，不管这个阶段是在进步，还是在暂时的倒退，都是依据着当时的法。当一个社会繁荣富足、秩序井然、创造力迸发的时候，正是它所依据的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系统的发展规律；当一个社会衰败贫穷、秩序混乱、创造力受到摧残的时候，正是它所依据的法已经不适应当时社会系统的发展规律了。中国几千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兴衰史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中国这个社会系统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处于倒退阶段，经济上拉大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人民的创造性受到极大的摧残。究其原因，是当时社会系统所依据的法──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文件，以及领导人指示、两报一刊社论等构成的所有法规则系统──违背了当时社会系统的发展规律。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开始处于进步阶段，究其原因，也是社会系统所依据的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然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表现的法律，仍然是这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件等。
所以，社会系统不管是在历史发展总趋势上的进步，还是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上的进步或倒退，都是以法为依据的。
三、其他行为规则不能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
除了法之外，任何社会系统都还有着其他行为规则系统。如道德、习俗、宗教教义以及用来规定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则系统等等。但法规则之外的所有行为规则? 疾蛔阋猿晌缁嵯低吃诵械囊谰荨?br（一）其他行为规则只能约束人们的部分行为，而这部分行为又对社会系统运行影响不大。
道德这种规则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无论是法直接规定了的还是没有直接规定的行为，道德规则都可能会涉及到。但由于道德规则不包含压力要素，它只能对部分人的部分行为有约束力。如对两性关系方面的行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道德规则仅对婚外性行为有约束力，而对强奸行为，道德规则就无能为力了。法在事实上只规定禁止强奸行为，但立法者在通过法禁止强奸行为的时候，是充分考虑了强奸和婚外性行为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充分考虑了道德对两种行为的约束程度，而后对婚外性行为做出了“允许”处理的。法之所以允许人们对单纯的婚外性行为做出道德选择，是因为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因而对社会系统的运行也影响不大。所以说，道德规则仅约束单纯的婚外性行为，而法实际上是对两性关系方面的全部行为做出了规定；人们对是否为婚外性行为做出道德选择，不会影响社会系统的运行，而不受压力地任意做出强奸行为，却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系统运行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当由于发生战争或自然灾害而出现法规则暂时欠缺的时候，强奸行为接连发生，社会系统立刻陷入混乱状态，道德无可耐何。而法规则欠缺的状况一旦消除，强奸行为便能立即得到制止，社会系统便开始恢复了秩序。
习俗、宗教教义等行为规则，其适用范围的局限则更是非常明显的，并且违反习俗和宗教教义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到社会系统的运行。
道德、习俗、宗教教义及其他的行为规则，一旦成为一定社会系统中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规则的时候，这些规则就已经演变为法规则了，──不管它们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称作法的还是不称作法的，便可以作为法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了。
因此，道德、习俗、宗教教义等法之外的行为规则由于其约束范围的局限，是不可能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的。
（二）其他行为规则的存在、发展和变化是以法为依据的。
其他行为规则，是由于法允许它们存在才得以存在。法还通过对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允许人们通过舆论工具对一切不道德行为进行遣责，对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施加压力，从而使道德、宗教教义等规则得以实施。相反，如果法禁止其他行为规则存在，那么其他行为规则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了。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童养媳的习俗? チ嗽际Γ蚓驮谟谥谢嗣窆埠凸姆ń顾谴嬖凇?br其他行为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这种发展变化总以法的规定所允许的范围为限。
法以外的行为规则，它们本身的存在、发展和变化都是以法为依据的，它们还能够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吗？
综上所述，不论从微观上看，还是从宏观上看，法都是作为社会系统运行依据而存在的。在排除了其他行为规则作为社会系统运行依据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法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
系统法学大纲（四）
第四章 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和运行基本规律
一、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
前面三章我们分别讨论了法的概念、法的根源和法的功能。至此，我们开始看
到了一张清晰的“社会系统依法运行方式图”：
多数人意志
表 表
现 立
为 法 通 过 立
产 或 方 法 产
被 式 现 者
迫 制
接 为 规
受 定 定
普通法律 基础法律
生 组 组 生
成 成
法
依
据
(运行着的) 社会系统
(社 会 系 统 依 法 运 行 图)
图中多数人意志在运行着的社会系统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又作为法的根源表现为基础法律、表现为或被迫接受普通法律。
法由基础法律和普通法律组成，并因基础法律是多数人意志的表现、普通法律或者表现了多数人意志或者为多数人所被迫接受，而根源于多数人意志；另一方面，法又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
社会系统依据法不断运行，又在运行中通过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着多数人意志。
多数人意志、法、社会系统的上述关系构成了各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所共有的依法运行的方式。这种运行方式的发现，使人类最终从总体上控制社会系统的运行成为可能。
二、社会系统依法运行的基本规律
如果把社会系统视为一种可以由人来操纵和控制的客观事物的话，那么为了使这个客观事物朝着人? 撬谕姆较蚍⒄梗鼋雒杌娉鏊囊婪ㄔ诵蟹绞绞遣还坏模饣剐枰徊教剿魃缁嵯低吃谝婪ㄔ诵兄杏心男┕媛尚浴Ｕ獾比皇且患冉细丛拥墓ぷ鳌Ｏ衷诰鄄欤颐且丫醪椒⑾至艘韵氯趸竟媛伞?br（一）社会系统的运行力度与多数人意志对法的支持率成正比的规律。
社会系统的运行力度，是指社会系统前进或倒退的速度、创造力或破坏力的强度。法在多数人意志中获得的支持率越高（被迫接受的比率越低），社会系统运行的力度就越强；相反，法在多数人意志中获得的支持率越低，社会系统运行的力度就越弱。
中国历史上历次较大的农民起义之后新建的社会系统、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社会系统，都是典型的前进速度快、创造力强的社会系统。经过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些社会系统的运行力度之所以强，是由于社会系统中的法在多数人意志中获得的支持率极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个社会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系统，都是典型的倒退速度快、破坏力强的社会系统。这些社会系统的运行力度之所以强，也是由于社会系统中的法在多数人意志中获得的支持率极高的缘故。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但革命之后，社会系统前进的速度非常之慢、创造力得不到发挥，其根本原因不是辛亥革命中革命者所提出的法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是这种法没有获得多数人意志的支持。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当时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实际上是说国民革命中所提出的法，需要获得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农民的支持。“没有这个变动”、多数人意志对辛亥革命法的支持率过低，是革命后社会系统运行力度过弱的根本原因。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法，成功地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因而，革命后社会系统便获得了空前强大的运行力度。
中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当迈出第一步进行农村改革的时候，由于这种法在多数人意志中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社会系统便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显示了极强的创造力。当进入第二步城市改革的时候，虽然这个时候的法在总方蛏鲜鞘视ι缁岱⒄构媛傻模捎诜ㄔ诙嗍艘庵局谢竦玫闹С致式系停缁崆敖乃俣缺闶艿搅讼拗啤?br如果应用科学的社会统计方法，相信社会系统运行的这一规律是可以用数字来做更精确的证明的。
（二）社会系统的进步与倒退取决于法是否反映了社会系统的内在规律的规律。
社会系统是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巨系统，但象所有的自然系统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社会系统的整体有它整体上的内在规律；社会系统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直至人这个最小要素也有其内在规律。所以，社会系统的内在规律有两类：一类是社会系统整体上的规律，另一类是社会系统各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的规律。当多数人意志对法的支持率一定时，法反映了社会系统的两类内在规律，社会系统就会进步；反之，法违反了社会系统的两类内在规律，社会系统就会倒退。
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规律来看。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系统也必然具有一般系统所共同具有的规律。比如，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功能取决于其内部子系统、要素的完备性和结构的合理性。子系统、要素越完备，结构越合理，系统功能就越强，反之系统功能就越弱。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一切社会系统。法作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如果反映了这一规律，那么法的子系统和要素就应当是完备的，结构就应当是合理的。社会系统依据这样的法运行，才有可能进步。反之，社会就停滞、就倒退。社会系统除了具有一般系统所共同具有的规律外，还具有社会系统所特有的一些整体上的规律。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等。法反映了这些规律，社会系统就进步；法违背了这些规律，社会系统就倒退。
从社会系统内部各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的规律来看。这类规律也是非常复杂的。各不同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和要素既有共同的规律，又有不同的规律。如人这个社会系统的最小要素，所有社会系统的人有着共同的规律；可是不同社会系统的人由于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的不同，还各有其不同的规律。尽管迄今为止，人类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还是残缺不全的，但毕竟已经知道这些规律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法只有同时反映这些规律，社会才会进步，违背这些规律，社会必然倒退。
我国“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法，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法，既违背了社会系统整体上的规律，又违背了某些子系统和要素的规律。由于多数人意志的支持率极高，破坏性就显得非常之大，社会系统的倒退便非常明显。
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所谓“改革开放? 摺保导噬鲜亲槌烧飧鍪逼诜ǖ母鞲觥案母锟欧伞薄７ǖ恼夥矫娴淖酉低撤从沉说苯裎夜缁嵯低车木梅⒄构媛桑裕婪ㄔ诵械纳缁嵯低车慕揭彩敲飨缘摹５诱迳峡矗跋低衬诘淖酉低澈鸵卦酵瓯浮⒔峁乖胶侠恚低车墓δ茉角俊闭飧鲆话阆低乘灿械墓媛桑诜ㄖ谢姑挥械玫椒从场Ｕ馐股缁嵯低车慕绞艿搅讼拗啤Ｈ嗣巧钗锹堑男矶嗌缁嵛侍猓绺芪侍狻⑸缁岱缙侍狻⑸缁嶂伟参侍狻⒅捶ú谎衔侍狻⒔逃侍狻⒒肪澄侍獾龋艽臃ǖ淖酉低澈鸵夭煌瓯浮⒔峁共缓侠砩险业礁础Ｒ灾捶ú谎衔侍馕此担斐烧庖晃侍獾闹饕颍皇嵌灾捶ㄕ叩慕逃还弧⒍杂判阒捶ㄕ叩男蛔悖怯捎谠诜ㄕ飧鎏厥獾南低持腥鄙俦Ｖぱ细裰捶ǖ哪切┳酉低常陀泄刂捶ǖ姆珊推渌傻呐帕凶楹喜缓侠怼Ｔ诘苯裆缁嵯低持校敝捶ㄕ卟谎细裰捶ㄊ保κ艿侥男┤耸┘佣啻蟮难沽Γ糠ǖ恼饫喾ü嬖蛏俚每闪６鲇械囊恍┰际捶ㄈ嗽钡姆ü嬖颍制毡椤把沽Σ蛔恪薄Ｕ馐欠ǖ淖酉低巢煌瓯傅谋硐帧Ａ硪环矫妫导蚀嬖谧诺挠泄刂捶ɑ股柚玫姆伞⒂泄刂捶ɑ褂肫渌沟墓叵档姆伞⒂泄刂捶ㄈ嗽毖≡瘛⒋觥⒓喽胶徒背偷姆杉捌渌桑渑帕凶楹霞缓侠怼Ｕ馐窍低衬诮峁共缓侠淼谋硐帧！爸捶ú谎衔? 题”，从系统角度说，是社会系统的执法功能太弱。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系统运行所依据的法，没有反映一般系统所共有的那条规律，使内部的子系统和要素做到完备和结构合理。除此之外，执法活动本身也有它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尚需进一步探索），法系统中的有关执法活动的子系统没能完全反映出这种规律性，也是社会系统执法功能太弱的一个原因。
所以，法反映还是违背社会系统的内在规律，决定着社会系统的运行方向是前进还是倒退。
（三）不同认识主体的理性认识在互相辩论中广泛传播，是加大社会系统前进力度的根本途径的规律。
上述两个规律已经说明，社会系统如果要加大其前进力度，必须要使社会系统的法既要反映社会系统的内在规律，又要为多数人所支持。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将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的理性认识在社会成员中广泛传播，使其成为多数人的意志，在此基础上，把真理性的理性认识表现为法。这种选择貌似正确，但稍加推敲，便会陷入一个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里边。首先，由谁来判别“理性认识”是否反映了客观规律？其次，“真理性的理性认识”如不随社会系统姆⒄苟⒄咕突岜涑擅螅饨绾伪Ｖぁ肮惴捍ァ钡摹罢胬硇缘睦硇匀鲜丁笔贾毡３制湔胬硇裕孔詈螅惴捍ァ罢胬硇缘睦硇匀鲜丁钡暮蠊嵌浴懊蟆钡南拗啤？墒牵笥胝胬硎强梢曰ハ嘧模好笾邪耪胬淼某煞荩淮耸贝说卮颂跫碌拿螅耸北说乇颂跫戮涂赡艹晌胬恚绱丝蠢聪拗啤懊蟆逼癫痪褪窍拗屏苏胬恚空庑┪薹ń饩龅哪烟猓拐庵盅≡衩白偶蟮姆缦眨毫⒎ㄕ呖赡苡幸馐痘蛭抟馐兜亟蟮弊髡胬砉惴捍ィ灾略斐缮缁嵯低车拇蟮雇恕５诙问澜绱笳街埃隆⑷辗ㄎ魉狗肿影衙蟮弊髡胬砉惴捍ニ鸬纳缁嵯低车雇吮闶羌玫慕萄怠?br第二种选择。让不同认识主体的理性认识在互相辩论中广泛传播。按照这种选择，多数人意志自然会接受、围绕并追随着真理性的理性认识。有了这样的多数人意志，社会系统的内在规律便必然会反映在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法当中。于是，法便既反映了社会系统的内在规律，又获得了多数人意志的支持，从而加大了社会系统的前进力度。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这种选择又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系统法学大纲（五）
第五章 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规则和法的规律、
人的意志表现为法的规律、社会系统依据法的规律
由于系统法学提出了与以往法学理论有所不同的法的概念，和关于法的根源、法的功能、社会系统依法运行方式及规律的结论，那么对于法学的研究对象，系统法学也必然会得出与以往法学理论有所不同的结论。
一、法学的研究对象
法学要研究法本身的规律，这是没有疑问的。法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各社会系统的法有哪些共性和哪些个性、法的子系统和要素应如何排列组合、法的根源是什么、法有什么功能等都属于法本身的规律。但是，法学的研究对象又不仅仅是法本身的规律。组成法的细胞──法规则的规律，也应是法学的研究对象。法规则由哪些要素构成、各要素在构成法规则时应符合哪些要求、法规则如何组合成法律等，都属于法规则的规律。除此之外，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规律、社会系统在整体的运行中依据法的规律、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和要素在运行中依据法的规律等，还应当是法学的研究对象。本文第四章所述的社会系统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律就属于这些方面的规律。
由此看来，法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法规则和法的规律；二是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规律；三是社会系统运行依据法的规律。法学就是以这些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二、法学的研究范围
根据上述的法学研究对象，我们确定的法学研究的具体范围
（一）法规则的? 局适粜裕?br（二）法的本质属性；
（三）法的根源；
（四）法的功能；
（五）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规律；
（六）社会系统运行依据法的规律；
（七）法的比较；
（八）法的发展史；
（九）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至于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等所谓“部门法学”，在我国正统法学中是一直被当作法学的分支学科的。可是按照系统法学的观点，这些学科并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人类应用法学和其他科学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学科，是法学与其他科学的边缘学科，可总称为“社会控制学”，当属于软科学的范畴。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均可看作是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学科。
人类总是在试图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而按照系统法学理论，社会系统的运行是以法为依据的。因此，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必须要通过法。既然要通过法，就得知道法和法规则的规律、知道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规律、知道社会系统依据法的规律，也就是说需要应用法学理论。但单靠应用法学理论是不可能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或者说是不能实现最佳控制的。社会这个巨系统有它自己的极其复杂的规律。哲学家、各人文科学的科学家、各人文科学的边缘学科的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在分别地探索这些规律。尽管这些分散的探索有的很深入有的很肤浅，但只要人们想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那就必须要把法学理论同这些理论结合起来。如此看来，以用来控制社会的法的某一组成部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实际上是法学与其他科学相交叉所形成的学科：宪法学实际上是法学与政治学、立法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其他方面的社会控制学等因控制社会而相交叉或相溶合的边缘学科；民法学实际上是法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行为科学、其他社会控制学等因控制社会而相交叉或相溶合的边缘学科；刑法学实际上是法学与犯罪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其他社会控制学等因控制社会而相交叉或相溶合的边缘学科；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实际上是法学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某些自然科学和边缘科学、其他社会控制学等相交叉或相溶合的边缘学科；诉讼法学实际上是法学与审判学、证据学、心理学、某些自然科学和边缘科学、其他社会控制学等相交叉或相溶合的边缘学科，等等。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А⒕梅ㄑА⑺咚戏ㄑУ茸魑缁峥刂蒲У姆种аЭ疲苯游死嗫刂粕缁嵯低车氖导瘢遣⒉幌笪夜撤ㄑЮ砺鬯档哪茄欠ㄑУ姆种аЭ啤?br
三、法学与社会控制学
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是个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人们对社会系统的认识已经深化。但迄今为止，人们对社会系统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不仅对社会系统的系统目标、系统标准阐述不清，就是对社会系统的最小要素──人的认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管是生理上的人还是心理上的人。因此，在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看来似乎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是极其困难的。如社会系统的整体目标应当是什么？把控制社会的中介──法，象目前这样分解为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是否科学？如何实现法系统结构的完备和合理？法对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调整是否有助于社会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对于这些问题，某一个科学家是回答不了的，某一方面的科学家群体也是回答不了的。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实际上也就是在对社会系统的运行实行控制，这正需要深化对社会系统的认识。但目前我国有关社会改革的研究者们因地域、部门、学科的不同，正在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孤立起来搞研究做学问，殊不知这种状态正好似“瞎子摸象”，如不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系统的认识将会永远停留在“瞎子摸象”阶段，摸来摸去，总也摸不到社会系统的真面目。
新兴的交叉科学的劲旅──软科学的形成、发展和应用，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认识社会系统这个庞然大物的大门。软科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理论和方法，从理论上和应用上研究某一研究对象的科学。对社会系统这一复杂对象的认识，只有软科学才能胜任。同时，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也是软科学研究的目的。这种以社会系统及对社会系统的控制为研究对象的软科学，我们称之为“社会控制学”。因此，社会控制学应当是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边缘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相交叉相溶合的结晶。
社会控制学的内容，大至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立法等施控系统的产生程序及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等系统的运转；小至各受控系统的反馈程序及相互关系、人的生老病死等，几乎无所不包。因为社会控制学是以控制社会系统为研究目的的、它的一切研究成果最终都得通过法这个系统表现出来，所以它的不管哪方面的内容都需要有法学理论的应用，以将研究成果表现为法律。任何一个方面的社会控制学都离不开法学，法学的研究成果也只有被吸收到社会控制学当中才能实现其研究目的。 br因此，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每个社会系统都亟需建立起一个社会控制学的软科学研究体系，发挥具有Ｔ型知识结构的社会系统工程师们的群体智慧，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人口学、未来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法学等一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兴科学和边缘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探索出社会系统的整体规律和具体规律，并将这种规律表现为法，从而实现对社会系统的控制，使社会系统加大进步的力度。
注释：
绪论：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9～240页
第一章：①参见曲延刚：《耳目一新的新加坡》 《半月谈》1993年第10期第58~||60页
第二章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1-84页
②引自:同上，第92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18页
④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⑤转引自王永昌:《试论意识反作用的历史条件》 《新华文摘》1986第5期
⑥转引自《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第19页
⑦见? 系滤桂骸堵鄯ǖ木瘛返冢磣5页 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版
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８２页
⑨.参见劳晚:《科威特──满眼男子的国家》 《中国法制报》1987年9月18日
⑩.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普遍使用的专用词。 "三忠于”指永远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第三章：①恩格斯：《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
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2页
第四章：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6页 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
写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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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法学大纲
“变法家”的法学成就――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演讲范文
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
“变法家”的法学成就――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 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绍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希望《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法学实习报告”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