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梯形的面积教案

法学教育的比较与探索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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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再陌生。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思想认知以及各式各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背后，法学教育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各国之间这种教育体制的交锋却时刻没有停息。抱残守缺、闭门造车者终将难以幸存，于是在法学教育的横向比较间，一条忐忑、充满挑战的改革之路摆在了我们面前……
关键词：
法学教育体制 精英模式 通识教育 理论教育 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 司法考试 法学教育宗旨

法学是治国之学、是强国之学、是正义之学、是权利之学。 因而没有人也不应当有人忽视法学的存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也需要无数理性的社会成员去维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法学教育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知识霸权的时代，教育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中间力量，而人才的培养促使着各高校“超负荷”运转。那么在法律学人共同体的队伍日渐壮大的今天，当前法学教育体制下孕育出来的法律学人是否真的能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呢？有多少人在扮演着维护法律、追求法律价值的角色呢？又有多少人在这场世界性的人才战役中幸存下来，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呢？或许我们能够从以下数据中寻求答案。
各国法律家人数的比较
单位：人
国名 人数 法官 检察官 律师 法律家人数 国民人数与法律家的比例
美国 266755000 28395.702 20830.558 881454 936934 285:1
英国 51820000 3170 2132 73751 79053 656:1
德国 81538600 22134 5375 85105 112614 724:1
法国 58027300 4591 1367 29397 35355 1641:1
日本 126166000 2113 1274 16853 20240 6233:1
总体看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法学教育是一种“精英模式”，因为能够真正进入司法部门、国家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的人凤毛麟角。诚然，法律工作需要很强的职业性素质，它需要从大量的候选者中选拔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来从事这项谨慎、严密而又极有份量的职业。那么，那些成千上万的落选者又将何去何从呢？迫于现实、迫于这种近乎苛求的筛选制度，他们成了实验品，成
了精英们的垫背，他们所获取的法学技能却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并将永远的沉睡，他们不得不在别的领域另辟蹊径。也许他们唯一能够感到自豪的便是他们心中有法，他们是法律忠实的信徒，仅此而已，难道这便是学习法学的初衷吗？如果真的仅仅是为了一种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那么法学院大可取消并附属于各个院系，或许其普及效果更加明显。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在覆盖各相关领域的复合型法学教育体制的构建下，培养具有公正价值评断和较强的法律及相关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法学教育还应当给予受教育者充分的实现其培养目的及人身价值的机会。
就我国来说，现行法学教育体制与这一构想相去甚远，而其症结便在于体制上的“千疮百孔”。或许我们应该先与世界上部分主要国家的法学教育体制进行横向比较，汲取其科学合理的元素并权衡在我国条件的可行性，进而填补我国法学教育体制的漏洞。
一、 美国：独树一帜的教学模式
美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构建最为完备、科学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着创造力以及相当的学术自由的国度，法学教育必然在承袭的过程中朝着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
美国大学教育分为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和非职业教育（Non-professional Education）两种，而法学教育则可谓是职业教育的表率。美国法学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学本科生，若想要成为法学院的一员则必须先在其它专业或领域获得学士学位。这样便在一开始就确保了法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他们能够从事跨学科的研究，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认知法律。这样，在一群“出生背景迥异”的学生聚集的课堂上更容易闪现出创造力的火花。
据统计，全美约有203所法学院，经美国律师协会（ABA）承认的有185所。这些学院大部分附属于大学之内，少部分属于独立的法学院。美国法学院所提供的学位相当之多，至少有几十种。这里择其常见几种做一介绍：
JD(Juris Doctor),法律博士，就其实质来说，相当于我国的法学学士学位，但由于其在美国是以其它专业的学士学位为入学条件，且筛选条件十分严格，（如参加LSAT考试，一般院校要求分数在160分以上）故称其为博士也无可厚非。JD教育全日制为三年，在职兼读需4年。其中第一年的基础课程最难，虽然每周课时只有十几小时，但课程门类繁多且每次上课学生都必须花两三个小时做课前准备，此外，学生还要在课余花大量的时间完成教授所布置的作业、阅览资料及分析案例。第二年学生所修的课程是有关工商业活动所引起的基本法律问题。而到了第三年则大部分为选修课。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后，通常还要看看自己是否修满了80个学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学分，其学位将不被ABA所接受，并无法参加律师考试。 由于在美国90%以上的法律专业的学生读的都是JD,因而JD是美国法律教育的基础，在美国人看来，JD的毕业生是美国传统法律教育的受益者，因而它就成为了大多数州律师考试的资格证，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LLM,(Master of Law),法学硕士，分为General和Specialized两种，其以培养法学教育与研究型人才为主，其与JD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LLM要求申请人具备法学学位。 此外LLM的课程安排比JD轻松许多，学制为一年，学习期间从9月至第二年的5月。只需修满20个左右的学分，且大多不需要写论文即可毕业。毕业后可参加加州和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
MSL,(Master of Studies in Law),不要求法学背景，课程安排与JD相似。
SJD,(Doctor of the Science of Law)，法学博士，申请该学位需完成LLM。SJD的修业时间一般没有年限要求。
美国的法律教育从性质上看属于职业教育，自100多年前哈佛大学发起以来，已形成一套完整而极具特色的本科后教育体制。由于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地位且待遇菲薄，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法学院的吸引力，其严格的筛选条件也保证了其生源的质量。美国人口虽占不到世界人口的10%，但是律师人数却占世界律师人数的70%。而事实上美国法学院也确实是美国精英的汇集地。
除耶鲁大学外，美国所有法学院都采用的是哈佛大学首创的问答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教学模式所关注的是学生的论证能力，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前提下，学生必需在课前做大量而且充分的准备，如累积素材、案例分析，甚至要做到对一些概念和词语的反复推敲和斟酌以应付课堂上教授寻根究底的追问。在这样的训练下，学生不仅对法学理论及法条熟记于心，而且在将其灵活运用的同时也提前进行了法庭辩论的演练。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诊所课程以及模拟法庭等课程也同样体现了其教育体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侧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法学教育提倡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氛围。注重将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的融合，在同一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各自国家的法律文化背景，而这种在“国际性”环境下不同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的磨合，有助于学生在比较学习中形成自己对真正法律价值的追求。以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为例，其每年暑假都会在亚洲与香港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暑期国际法学交流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50至70名学生参加，授课内容除美国法律体系介绍外，其它课程每年均有变动。
在考试制度方面，美国的考试基本上是匿名的，期末考前要去学校领一组号码并将其填于试卷上，而考生就凭借其号码来领取其成绩，这样有助于教授公正的评分。而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是以各州为单位各自出题，不像我国每年统一举行司法考试，且难度各不相同（以纽约州和加州试题最难）。学生一般在考前2个月左右才开始准备律考，故对其在校学习的牵制不大。正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陆登庭所说：“即使在专业学院，对学习法律、商学、教育、医学、政府管理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说，他们也应该集中精力，学习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学习非常专门化的专题或培训内容。”
二、 英国：传统与严谨
英国的教育素以历史久、标准严、质量高著称于世，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至今已培育出9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同样，英国的法学教育也是这一优良“禀性”的受益者，虽然产生较晚，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正式的职业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几乎不存在。但毫无疑问，英国法学教育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大国家教学的模板，南非便是其中的典型。
没有人会否认英国法律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全球法律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它的法学教育自然而然在英美法律体系的传承下，在传统与严谨的磨合中树起了一面旗帜。
同样，英国法学院也为法学的“逐梦者”提供了几种学位可供选择。
LLB,( Bachelor of Law),法学学士，学制为三年。若是非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毕业生通过一年的学习可以拿到该学位并过渡到CpE课程。
CpE,( Common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一种供没有法学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修的硕士文凭，完成后方可升入LLM学习。而MA或MSc则可能授予那些无法学本科背景，但旨在调和相关专业与法学互补性的硕士毕业生。如：诺丁汉大学就为学习环境、物理和生物的本科生开设了法律与环境科学理学硕士学位课程，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则开设了药物伦理与法律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LLM,(Master of Law),授课式法学硕士，学制大多为一年，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硕士学位。LLM以教学为主，一般分为三个学期。第一、二学期以授课为主，第三学期撰写学位论文。授课方式是大课、专题报告和辅导课等形式且课程范围相当广泛，如国际商法、海商法、刑事审判、犯罪学、警察学、石油法、国际体育法等等。LLM的最后三个月写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其评分根据论文和平日的考试决定。
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研究型硕士，学制为一到两年或许更长。其学习过程在一名导师的指导和建议下，主要是个人独立的研究，最后写一篇3－5万字的学位论文。Mphil可以看作是通向博士学位的过渡，其研究结果可以看作是博士研究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ph.D——三年制的研究型法学博士以及只授予对法律界作出贡献或发表过专著的人士的LLD学位等。
英国法学教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其研究生项目分为讲授式和研究式，二者间的区别在上文已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英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法庭及其他重要机构，如英国国会、伦敦劳埃德船级社或伦敦证券交易所等。部分大学还安排校外课程，如去布鲁塞尔参观欧盟的法律与政治机构。学生在获得英国的法学学位之后，还需要参加本国的某专业课程，作为开业的实习(期限通常为一年)，才能成为职业律师。而每年印制的《法律职业行为指引》也成为法学院教学的重要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还有各式各样庞杂的教学评估机构，定期对每个大学、每个专业进行排名和评定。在报纸媒体方面，《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结合自己订立的标准每年对各大学的各项指标进行质量评估。此外，英国高等教育统计评估机构也定期提供一些数据指标，如TQA(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即教育质量评估，满分为24分；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侧重于各院校的研究水平，满分5分；A-Levels是大学入学的平均分，满分为30分；Job prospect Score,学生就业率指标。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评估数据排名暂且不论其可信度与科学性，但它确实对英国各院校相互间的竞争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 德国：浓重的职业教学
1961年颁布的《法官法》在德国法学教育中的份量绝对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它是德国法学教育中的“宪法”，指引着其发展方向、教学风格，甚至一些十分细微的制度也囊括其中。此外，调整德国法学教育的法律还有其它相关的联邦法律、各州法律以及作为德国法渊源的各大学的具体规章。 可见德国法学教育很好的体现了“法治性”。
德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培养以法官为主的司法官员。罗伯特·霍恩在《德国民商法导论》中提到：“德国法学教育是按照培养法官的标准来设计的。”而在《慕尼黑大学关于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规则》的第2条规定：“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学生对法学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对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哲学等相关知识掌握的证明，而在第一次国家考试中取得作为见习服务的候补官员的资格。”
德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大学学习和见习服务两个阶段，只有在大学完成法学学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完成见习服务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
在大学学习阶段，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且内容十分庞杂。以慕尼黑大学为例，其必修课程主要包括：基础学科、民法、商法和公司法、劳动法、刑法、公法、欧洲法和诉讼法八部分，而选修课则包括：法制史和宪法史，法哲学、国家哲学和法社会学，国际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和比较法，自愿管辖，犯罪学、少年刑法和刑罚的执行，土地规划法、公路与道路法、建筑法和公务员法，经济管理法和环境法，欧洲法和国际法，商法、公司法和证券法，竞争法、卡特尔法、工业产权保护和作者权法，集体劳动法和劳动诉讼，社会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援助法、促进就业法、社会诉讼法和社会法院审判程序，税法、所得税法和营业税法。 此外，《慕尼黑大学关于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规则》第8条第2款还规定：“学生必须在其学习期间至少用12个学时参加经济学、专业外语或其它非专业课程的学习。”《法官法》第5条a条第3款规定：“大学的学习内容还应包括审判实习、行政管理实习和法律咨询服务实习。”巴伐利亚州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教育与考试规则》中第14条规定：“实习为3个月，内容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并且各占一个月。” 《法学教育改革法》第5b条第4款规定：“义务站点培训至少为期3个月，在律师事务所的义务站点培训至少12个月。”
德国的法学教学方式主要以大课讲授为主，其它的还有专题研究报告，练习课，初学者学习小组以及国家考试准备课程等。其前期主要是对理论素质的掌握，而后期（约第6－8学期）则侧重于考试的技巧以及考前的准备。
通过了第一次国家考试后，便可进入第二阶段即见习服务阶段。此时的受训者被称为“候补官员”，享有临时公务员的身份，可以领取津贴。 《法官法》第5条b规定见习时间为2年，并分为必选和自选两部分。而接下来的第二次国家考试则作为德国法学教育的结业考试，也是候补官员的任用考试，通过率低于50％ 《法官法》第5条规定：“取得法官资格必须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考试，即必须首先成为完全的法律从业人员。同样，要成为检察官、律师和公
证人员也必须首先取得法官资格。”德国《公务员法》第14条a规定：“高级文职官员的资格也可以根据《法官法》第5条的规定取得。”
德国法学的人才筛选是宽进严出的，并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与遴选才能确保法律从业人员精深的理论及职业水平。此外，德国法学教育仅限大学正规教育一种形式，没有业余、远程和电视教育，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工作者队伍的“纯种性”。在这种职业教育色彩浓厚的体制下，大学法学院教育自然会与各州司法、行政部门在许多方面形成合作关系。即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州高等法院（通过其院长和有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而州司法部（通过州法律考试局）则执掌国家考试大权。
四、 日本：精英型选拔制度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若要成为法曹，则必须首先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 这样，司法考试便成为法学院学生叩开司法研修所大门的“障碍”。在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 人左右，但合格率仍然维持在1/20。 如此一来，日本法学院学生若想在法学领域有进一步的拓展则必将经历司法考试这一精英型的选拔制度，而在这样一种的严格的遴选中的“幸存者”方能在“正统”的法律职场上大施拳脚。这样，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民间企业。 这也引发了笔者对日本大学教育的现实意义的思索，对于每一位面对着如此激烈性的竞争机制的日本法学院学生，他们将如何定位自己在大学阶段的基础学习呢？同样法学院所确定的法学教育重点是以希望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呢，还是以在民间企业就职、并非想做法律家的学生为教育对象？正如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所说：“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 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 而日本学者铃木贤似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日本大学教育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不起作用。” 事实上，当前在司法考试牵制下的日本法学教育体制使得大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造成了严重的脱节，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都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
此外，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制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 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 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学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 ，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 在另一方面，既存在本科的法学部也存在有培养法曹的本科研究生院这种事态，将从根本上威胁法科研究生院吸收多样性人才的理
想。保存现有法学部的同时开设法科研究生院的这种制度设计十分危险。 同时，学生写作能力及口头辩论能力的耽怠也对日本法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难题。
然而，随着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提出，日本以美国法学院为模本，开始了将法学教育与选拔、培养法律职业家 有机结合的改革。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研究生学院的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 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赋予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其学制一般为3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可获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 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 。此外，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 练的需要。
总体看来，参照美国法学院设计的法科研究生院构想确实使日本当前法学教育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补，它将广泛的理论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之间很好的衔接了起来。
五、 中国法学教育的探索
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一样相对落后，其教学宗旨、体制建构以及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在其发展的初创时
期，全盘引进西方的法学教育，其中受日本法学教育的影响最为直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除了一开始受苏联影响外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从1978年以来开始对外开放，但还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
而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也不容乐观。对此，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我国本科教育是建立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实行的是近乎极端的专业教育，培养的是目标是专门人才。” 有人称我国的教育“只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忽视教育在培养个性、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 其“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一技之长’，但却难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很难适应社会对职业变更的需要。” 此外“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 也是我国教育的症结。武汉大学教授李龙在2000年批评：“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局限于法律职业上，已是陈旧的教育观念。” 中国政法大学赵相林教授在谈到中国法律教育现状时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法学专业学生不能直接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又不一定是法律专业毕业。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了政法机关的人员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也使得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困难。”
综上所述，我国法学教育的症结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本科阶段便将法学细化为若干专业，过早的进行法学方向性专门学习。在我国有许多法学院将法学划分为多至几十种分支专业，在大一阶段便要求学生进行定向选择，或者在后期通过平台课的方式进行分流。且不说对于初次接触专业性极强的法学分支学科的学生的承受能力，这种法学过早分流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对法学系统化的学习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并且难以构建一种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结构，对于以后的学习也非常不利。法学是一门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科学，法学体系也是相当庞杂。这便需要学生在掌握法学体系下其它课程的知识的同时，再对法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有助于触类旁通，能够将法学各科目知识有机的统一起来。如学习经济法就需要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国际经济法等学科知识相辅助。第二，对法学过于专注，而孤立了其它与法律有着重要联系的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犯罪学以及心理学等等。第三，专于法学理论的教育而忽视了法律职业性教育。在我国法学教学的课堂上，教师主要以对法律本质认知以及该学科理论体系的介绍为主，较少涉及案例教学，而学生往往注重于概念、分类、性质、特点、意义等问题，而在如何运用和操作方面一无所获。此外，课程安排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理论性学科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实务应用性课程的空间便十分狭小。同时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实践机会也相当有限。第四，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对通过率范围的紧缩，形成了只有法学顶尖水平的专业性人员方可拿到“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精英型选拔体制。据统计，2002年的通过率为7.74%，2003年为10.18%，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法律职业人员的社会需求量大大提高。1999年我国法院审结的案件为6232302件，我国的律师数
为111433人，其中一半为专职律师，如果以法院每一案件只有一名专职律师参与计算，每一专职律师每年至少要办理出庭案件约112件，即每月办理出庭案件9件。这些还不包括工作量数倍于此的非讼业务。此外，还有民间调解案件5188600件，这些案件的处理主要由不甚明了法律知识的民间调解人员来完成。而以我们现在每年8万左右的法学本科生和约2千研究生的规模是难以满足的。因为这些数量不仅要满足律师、法官、检察官三大法律职业的需要，还要满足企、事业单位、立法、行政及其他机关的需要。 第五，缺乏创造力。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缺乏独创能力，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然而，在我国法学教学的课堂上，学生只是扮演着消极接受的角色，他们很少对课本或教师的观点发生质疑，只是知道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将教师的所言所语尽数记下，而教师也上课也多以课前准备的讲稿为蓝本，其授课方式仅为将讲稿“朗诵”一遍，有的甚至没有跳出课本的框架。此外，在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上，多半是授课教师自行出题，故而可以先将考试范围告知学生，更有甚者给出一定范围的题目，考试题目便蕴涵其中。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学生不在注重对题目范围外的知识点进行复习和掌握，他们只会极端的背诵教师的点题范围，有的甚至只是将题目答案死记硬背，而根本不去在意对知识点的理解。因此，便造成了很多学生平时不去听课，仅凭考试前几天连夜借其他同学笔记来背诵即可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这种比赛记忆力的考试所得出的分数是不可信的，对学生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满堂灌”、缺乏发散性思维训练的教学方法和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创造性和批评性思维的缺失。
近年来，诸多学者提出的我国法学教育改革与构想呼声不绝，教育部也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国家教育委员会1994年实施的“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计划以及2003年9月19日－21日在重庆召开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3年年会，暨“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等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前推行“素质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主流观点，然而，素质教育涵盖范围相当广泛，笔者认为，法学素质教育应建立在学校对学生的侧重素质培养的教育计划统筹建构之下，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教育宗旨在于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精英人才的培训。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马丁·特罗教授在《高等教育从精英转向大众中的问题》中提出：“随着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教育的观念、目的功能、教育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同样，在法治社会逐步确立的社会背景下，法律之学不再专属于政治高层与社会精英，普遍加强全民的法治意识以及对法律权威的认知已成为各法学院的主要认务。因此，只有在通识教育、大众教育的基础上，并使其时间加以延长，再进行精英教学的引导，方可实现法学教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相应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也应当提升，在体制上保证法学教育的大众化并充分实现学生对法学学习的追求。故高等教育中的法学教育需要走向大众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取消本科阶段法学之下的专业划分，使法学更加充实饱满，在贯彻教育部14门法学核心主干课的同时，广泛开展各种法学专业选修课，如刑事侦查学、犯罪学、外国法制史等。第三，通过与法学相关的其它领域课程，丰富学生法学知识结构。可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课程在本科初期供学生选修，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对今后法学专业课程的深入理解。塑造多元化的教学氛围。使外国留学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共同参与到本土学生的课堂上来，并在课堂上将各自对法律的理解与认知进行积极的探讨，这样也便于教师进行更为广泛的介绍与总结，此为其四。其五，加大应用性教学课程的比重，加强学生职业素质。如法律语言学、证据法学、法庭审判程序介绍等，甚至可以单独列一门案例分析课。正如曾宪义、张文显在《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中提出：“素质教育是以人文为基础、包容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在内的教育模式，即具有通识基础和职业定向的教育模式。”其六，与社会接轨，使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如现已有部分学校开展的法律诊所课，通过在教师的协助下学生自己办案、甚至上庭辩护；法庭旁听；模拟法庭并可以比赛的形式出现；以法学为主题的辩论赛；社区法律援助服务；法制日的宣传活动；与其它高校法学院的交流活动等。第七，教学朝国际化方向发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国外法学院的教授进行讲座，并实行交换生计划。此外，在假期也可以通过夏令营或冬令营的形式邀请各国法学专业学生参加开展交流活动。第八，学校加强教学硬件设施的管理，使教学媒体配套化、完善化、先进化。最后，考试制度应进行严格的调整，不妨采取写论文形式进行期末考试。在学期开始时教师可以就本门课程提供一定范围的论文题目，学生也可以另行选择该领域的论文题目。因此，学生必须通过一学期的时间完成至少一篇的论文写作。待题目确定后，教师再定期抽出2课时来进行阶段性指导，并回答相关问题，这样师生之间通过一学期的近距离接触，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情感、得到了教师针对性的指导、锻炼了自身论文写作表达能力而且培养了创造科研的水平，并迫使学生通过长时间的查找资料而锻炼了进行相关课题的主动学习的能力。
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之路的探索应从教育体制上寻找切口，进而解决其它相关联的社会机构、政策以及教师、学生的问题。其中，塑造具有创新型法律辨证思维和诸多相关知识积淀并有较强职业性技能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应始终是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还应借鉴别国法学教育的长处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特点来完善体制及其发展方向上的缺漏，这样才能使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时俱
进、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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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的比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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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粮食订单的实践与探索

我市粮食订单的实践与探索

江山市粮食局　毛金泉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对粮食流通管理方式、市场主体多元化以及市场体系进行了培育和完善，粮食购销形式从传统的统购统销、合同定购到购销市场的全面放开，粮食流通形式朝多元化发展，主要形式有进场交易、上网交易、期货交易、粮食订单、产销区合作经营和加工企业向生产、流通领域延伸等，逐步形成了多种形式共存的粮食流通新格局。江山市的粮食订单已经过四年的实践与探索，现结合实际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粮食订单的基本状况

粮食订单（或称“订单粮食” 、“订单农业”）是近几年来新兴的一种粮农双方签订的新型粮食购销合同。粮食订单对于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合理调整种植结构、保障粮食的销售具有促进作用，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粮食流通新形式。

我省从2001年起率先在全国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也是较早施行粮食订单的省份。我市与省内其它市县一样从2001年开始实行订单粮食，现已经历了4年的实践与探索，主要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01－2002年以农业税征粮为基数的粮食订单。即粮食订单数量根据农业税的多少来签订粮食订单合同，订单的收购价格和农业税计税价格由政府部门根据市场价格确定，粮食部门按照农民交售粮食品种质量计付粮款，扣除农业税后的粮款、价差由粮食部门在收购中当场兑现给农民，乡镇、财政共同协作抓农业税征粮，并组织人员上门催缴，集中在8月底一季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农业税款在收购结束后由粮食与财政部门统一结转。从2001、2002两年的订单实践看，粮食订单收购数量分别为1425、1500万公斤，仅占实际收购数量的36.93%和40.75%，订单农户分别有10.75、10.6万户，户均订单数量为132.56和141.5公斤，农业税的计税价格虽然略低于收购价，但粮食部门在收购时对计税差价按实找补，农民售粮实行订单内外的同价（略高于市场价格），农民对粮食订单和合同定购观念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2003年的粮食订单采购数量为1500万公斤。其中一部分仍然以农业税为基数的粮食订单400万公斤，不享受政府补贴，另一部分则为省政府代采购省级储备粮的粮食订单1100万公斤，每50公斤增加5元的政府补贴（含1元的种子补贴）。收购方式仍然由政府部门定价、行政催缴、价差找补、一季完成，2003年全市共收购粮食3858.2万公斤，其中省级储备粮的订单1100万公斤，其它订单收购406万公斤，订单外收购2352.2万公斤，订单收购仅占收购量的39%，农民对同样的粮食订单而实行不同的收购价格，有些不理解，纷纷要求增加省级储备粮的订单采购指标；

第三阶段：2004年的粮食订单以储备粮采购指标1550万公斤为基数分解落实，订单内的粮食收购价格给予每50公斤7元的政府补贴。今年江山市政府非常重视粮食生产，专门印发了《关于2004年粮食生产的指导性意见》，将储备粮采购指标1550万公斤分解落实到20个产粮乡镇，乡镇又将订单采购任务落实到86344户，户均订单数量为179.5公斤。今年我省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需要用现粮交纳农业税，也没有乡镇、财税干部的上门催交粮食，往年大规模集中缴粮纳税的景象不再重现，季节性集中收购粮食已逐步向常年收购转变，农民卖粮走出了多年来由政府部门定价、行政催缴、集中收购模式的束缚，农民有更多把握市场、选择最佳售粮的机会。因此，8月初我市与其它地区一样出现了早稻的收购难、进度缓慢的现象。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及时调整工作方法，抓住农户交学费、买农资集中用钱和旱情解除的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因地制宜帮助指导粮食收购企业改进收购方式，分别采取进村设点收购、流动组上门直接到农户家门口收购等切实有效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售粮积极性，各粮食收购点再次出现农民售粮高潮，粮食收购企业比原计划提前6天完成1550万公斤储备粮的采购任务。至9月5日止，全市已收购入库早稻2052万公斤，其中订单内1550万公斤，订单外502万公斤，中晚稻的种植面积有较大幅度增长，目前长势很好，预计今年将是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以来本地粮食收购量最多的一年。

中国系统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演讲范文

一、系统法学流派的兴起与现状
将系统科学引入法学领域的尝试，自系统科学问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一般认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是系统科学与法学的最早结合。维纳运用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对有关法律、正义、道德、社会控制等问题所作的“纯技术性解释”，为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追踪、控测、确定和把握复杂纷纭的法的现象勾画出了另一番图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文章，将法治系统工程列入了系统工程体系，从而为系统科学引入法学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吴世宦发表了《建立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浅议》，率先倡导运用系统科学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随后，《潜科学》登载了*的《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法学杂志》发表了罗辉汉的《关于开展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刍议》、《略论法治系统工程的特点和方法》，《法学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亚伯的《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等，拉开了我国法学界引进系统科学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了“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1、关于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设、法学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学落后于现实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受了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满足于线性的“分析-综合”式研究方法，忽视对法和法律现象作系统的、整体的和多层次的分析。必须引进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以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2、关于把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引进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领域的问题。代表们提出，为了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需要引进电子计算机等科技装备，建立法制信息库、资料检索中心等，需要引进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方法；3、关于法制系统科学和法学流派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制系统科学作为法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已经形成，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不能纳入传统法学的分类体系。有些代表明确指出，自1979年以来，法学界已经崛起一个新的法学流派，即“系统法学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1985年是我国“系统法学”诞生之年，“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是系统法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不久，在一部分法律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法律学者中间，形成了一种“言必称系统，动辄谈信息”的热潮，讨论法学系统方法和理论的文章日渐增多，人们热切期望法学与系统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产生，从而给尚处于潜科学状态的研究方向分别命名为“法制系统科学”、“法治系统工程学”、“数量法学”等。曾经一度，系统法学的风行成了法学界瞩目的焦点。在技术层次上，从事系统法学研究的学者们确曾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作过力所能及的努力。
应当说，这场主要由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系统法学运动，为传统法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传统法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方面独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自从系统科学引入法学后，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至少，法学界认为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特别它们的一些思想、概念和方法，如整体性、目的性、定量化等，对法学研究来说，是有启发的，有助于法学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然而，“系统热”象其他法学热潮一样，在一段时间的“喧嚣”之后逐步趋向沉寂，并受到所谓的法学“假系统”、“伪系统”的指责。这就迫使我们反思：在法学研究中到底能不能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在何种层次和水平上使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怎样寻找两者合流的技术性关节点？
现在来看，当时的法学系统热或者系统法学热的兴起与沉寂都是很好理解的。当时我国的法学理论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学流派还没有更多地进入中国，中国法学界有所介绍的西方法学思想和理论也常常被视为“腐朽的”、“反动的”或“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与政治距离比较远又具有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意义的系统法学观点自然会形成一种热点和焦点。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的核心任务是恢复法学学科建设和打破思维禁区，任何法学理论创新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应当说，系统法学的兴起的真正意义在于解放思想和对苏联法学传统进行批判，是对我国法学理论以及法学方法更新与创新的一种深沉的呼唤。那时的系统法学是一颗种子，还缺乏茁壮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
研究系统法学，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学者熊继宁是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是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在他的为纪念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谈论会召开15周年而写的2000年发表的《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1]他阐述了对系统法学的一些认识，可以说构建了一个庞杂的系统法学理论框架。
熊继宁认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引进所形成的学术思潮，被誉为“系统法学派”。系统法学是一个方法学派。遵循其工作范式，在研究中将会出现以下特点：从单因素、单方向的思维过渡到系统、综合、整体的思维；从静态的分析过渡到动态研究；从单纯进行质的描述，过渡到辅之量的说明；从过去→现在，过渡到过去←→现在←→未来；从传统哲学结论的简单演绎，过渡到在系统哲学原理的指导下，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并力求规范研究、行为研究和价值研究三者的统一，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结合，决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照。在此，熊继宁肯定系统法学是可以进行价值研究的，这与下文将提到的有的学者对系统法学能否进行价值研究的怀疑有所不同。熊继宁认为：对系统法学的目标描述可从学科结构和实践效果两个层次进行。从学科结构目标来看，由于系统科学在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的引进有三个层次，即系统学、系统技术学和系统工程，相应地，系统法学内部结构也有三个层次，既法系统学、法系统技术学和法制/法治系统工程。从实践效果目标来看，系统工程运用于法制建设，可以实现六大目标：法制信息库、计算机法律咨询中心、法律专家系统、系统识别、立法系统工程、法制和法治系统的体系。系统工程方法和系统学（系统工程的理论）运用于法学研究，需要完成四大任务：法学研究与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建立社会行为控制模型、建立法制-法治系统工程的专门研究机构、人才培养。上述学科结构的三个层次和实践效果的六大目标和四大任务，构成了系统法学的目标系统。
总体而然，熊继宁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探讨，没有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说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还不能成为一种严格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中充分体现了一个执著的学者对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热切期望。他说：
20年过去了。当一批“初生牛犊”，已历经风雨、饱尝艰辛，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系统法学是否还是那样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矢志不移呢？
于洪军也是我国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在其《系统法学大纲》中说道：我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转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于洪军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既没有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有关的法的现象，也没有将他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一些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原则，虽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概念，而且有关法学观点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系统法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具有相当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的研究。[2]
二、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
虽然我国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10多年来，在法学方法论范畴内，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一直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关注。不过很多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后相继的状态，在后的介绍和探讨未必比在前的更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总体上是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范畴内来介绍和探讨系统科学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着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构成我们今天深化系统法学研究和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的基础、出发点或参考资料。
2002年出版的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介绍了许多法学方法，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系统科学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学导论》认为，以“系统”范式为核心和主轴的系统思维，可以引发法学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变革：通过引入系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改革由单线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学理论框架和法学理论模式。 “系统”概念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看起来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了隐秘、内涵和爆炸的潜力，是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它区别于古典科学的分析性、机械性和单因果关系模式，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进行重新定向，并孕育着难以估量的前景。[3]系统科学方法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化等特点。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因素分析法和单线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传统认识程序，不同于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现代认识程序。这是方法论和认识程序上的重大变化。根据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结合法学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思维优势，主要包括下列四个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整体；用法的多维联系模式，如功能联系、结构联系、层次联系、信息联系、反馈联系取代法的线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联系代替单向的因果联系；用动态的观念代替静态的观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为历史的运动过程，也理解为横向的递进、演化过程。例如，研究法治问题，依据系统哲学观和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理论：1、“社会-法治”模型，分析法治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决法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法治化问题。2、“法治价值-法治技术”模型，探索法治的结构、要素和横向的整合问题。3、法治发展的动态模型，运用前两种模型理论，探讨法治的实现机制和过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基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套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这些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可以定量地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联系，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系统科学成为定量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是实现法学定量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如通过灰色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犯罪预测；根据法律的数目，法院人数、收案数、结案数的历年变动情况，计算出法院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变化的趋势预测，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即通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建立法制运动的可操作机制，如法治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犯罪预防系统工程和行为控制系统工程等。系统科学方法既是认识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也是调控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理论认识和实践调控在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的内在逻辑机构中统一起来，为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四、追求和实现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法制、法治的结构、运行、效果。系统科学方法不仅是抽象的思维方法，而且是为追求和实现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手段。
《法学导论》中对系统科学方法的上述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系统法学兴起时的水平，这种认识大致与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的观点相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学导论》认为，系统科学方法作为现代法学方法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既有独特功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法治的价值基础问题，法治与人性、法治与权利、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是系统科学方法所无法说明的。[5]
在2002年出版的田成有所著的《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田成有认为，目前西方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法学方法有功能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系统论、冲突论、进化论、行为主义。系统论作为一种法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内在结构、机制及其与外部系统（环境）的关系，对法律的社会效果进行宏观的、动态的观察和描述。由于系统论的方法借助于系统、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可望排除法学研究中由于使用普通语言所造成的混乱和误解，使纷纭复杂的社会法律现象得到清晰、全面、准确的概括和分析”。系统论方法在西方法学研究中虽然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但是主要限于实证操作方面，尚难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6]
比较而言，1992年出版的《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和见解确是更为深刻的，更有学术价值的。对于现实的还没有确立和完善起来的系统法学而言，这本著作中的有关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的探讨和见解是超前的。如果能够适当地解决和回答这本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系统法学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立和完善起来。我们有理由这样设想：如果系统法学能够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那么，《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对系统法学的研究和探讨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认为：法学吸收新科技成果，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任何法学家主观好恶的表现，而是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统一的大趋势在法学领域的反映。但是，如果法学研究者不能清醒地把握我国法学研究发展的脉络及现状，不能详尽地估计到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水平等素质，不能处理好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法学方法的关系，那么可以想象，引进系统科学的努力将成为不能实现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像系统科学的整体特征一样，系统科学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来讲也具有“横断联系”的特征。它在体系上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形态，而是为各种科学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渠道，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必然促进传统法学方法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被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的哲学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肯定会扩大传统法学的研究视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可能会推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法学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不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很明显，系统科学方法要实现这种企图，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事实：它必须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它必须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看来，任何人都还不能武断地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做出乐观估计。[7]我认为，《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似乎间接地表达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如果系统科学方法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鸿沟，并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就可能实现一种企图，就是说可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相当程度地取代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和传统的法学理论。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还认为，法学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简单照搬而是主动改造。在法学研究中，如果生搬硬套甚至错用系统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概念，就会降低了系统科学方法引进法学领域的水平和层次，就会不自觉地失去了一部分人对系统科学引进的关注和支持，就会使系统法学走上“玄学”的道路。所以，要根据法学的特点对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加工改造，从而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找到切实可行的基点或接口。这种基点和接口有这样几个方向：在法哲学研究方向，系统科学的一般原则、概念、原理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运用系统思想来探讨法的质的规定性问题，则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开启新的研究思路，从而完善法哲学这种定性描述的假说体系。在实证法学（法的专门理论）方向，运用系统科学及其它自然科学成果，以几个简单的概念、原则出发，推演出各个层次的法律概念、定义、原则，在概念的演化过程中，就能够形成法学范畴、概念的逻辑体系。可以认为，具有这种逻辑体系的实证法学理论，在理论的清晰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为建立法学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铺平道路。在法社会学方向，法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可以通力合作，直接引进系统科学及其它有关的自然科学，建立相应的法律系统工程，如综合治理工程，犯罪控制工程等，从而完成法社会学理论从概念推演的公理体系向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的转变。[8]
宁杰在其《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一文认为：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20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9]
可以看出，宁杰的上述观点，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的一些观点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我国法学界新近对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季涛在分析了我国“*”后的法学方法更新与法学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仅仅引进西方的法学方法和法学理论，“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无疑将被锁进别人的路径，失去“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赶超机会。在现时代，无论谁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法学方法，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在哲学层次上还是在更为具体的层次上，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否涉及价值观念，它都能为人类所共享。当然，重视这个大趋势，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另一个小趋势，即在发挥我国民族性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强调法学法学方法论的创新。尤其在哲学层面上，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其中许多思想精华是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比如：西方流行的系统论、混沌理论、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便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启发，这也说明中国的思维习惯也许存有一定特殊优势。再比如：中国人生哲学中讲究的“圆通”，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理应正视自己民族思维的优势，在法学方法论上力求创新。可惜，在这一点上下功夫的学者太少了，似乎只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江山作了一点这样的工作。他的《法的自然精神导论》可以说对中西哲学的优缺点进行了独到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要使中国法学全面走向成熟，并能给整个世界法学带来启迪，就必须同时重视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与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从而使中国法学的传统、重构、解构、建构工作整合起来，最终完善中国的法学理论。[10]我不认为西方的“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与中国的古代哲学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没有事实证明前者受到过后者的启发。这些学科作为法学方法在我国法学中的运用，显然不是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也不能视为对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虽然季涛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但是，季涛明确提出了可以考虑运用“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这些显然属于系统科学的理论来进行法学方法创新，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在这里，季涛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间接地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这个角度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所说的可以运用系统科学进行法哲学方向的研究是一致的，这意味着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
三、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运用
1985年以来，虽然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基本勾画建立起来比较成熟的系统法学理论，但是，很多法学学者在法学研究中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对一些法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种运用构成了一些学者有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一些法的现象、问题或命题的认识。这种运用，也构成了系统法学我国法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和方式。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系统法学决非有观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昨日黄花，到现在仅仅作为众多的法学方法之一保存了下来，并且未能青春常驻”。 [11]相反，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着系统法学的鲜花，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把这些鲜花按照一定科学和美学原则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
葛洪义认为：“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于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法治模式。法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考察，还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系列推论：（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性是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变革，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12]在这里，葛洪义的上述关于研究法的现象的观点体现着鲜明的系统思想。
季卫东认为：“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13]卓泽渊在其《中国法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认为：“法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的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元素及其机制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它需要各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机协调。任何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治。法治发展过程应该是其内在各要素的整合发展过程，是其内在各要素的一体化共振共进过程。法治是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系统，不是简单的机械模仿就可以建立的”。[14]可以看出，这两个例证体现了一种比较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思维方式。
我国法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法学思考和研究的情况有许许多多，以上仅是有限的几个例证。但是，直接宣称自己的观点或理论是基于系统科学方法的还是很少见的。以下是这方面的两个例证。
程竹汝从政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司法看做是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的结构，这个结构自然存在着自身内部的诸种关系，以及与系统其他部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15] “本文在对所研究问题的宏观把握上，一是将政治发展看做是由各个履行着特定功能的变量（要素）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是将司法看做是存在于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完整的结构，它与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完全处于一种结构性关系之中；三是将司法定义为由价值、制度、机构、角色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本文中“司法结构”一词就是在上述系统论的意义上使用的。”[16]
1987年，我国刑法学学者何秉松为了克服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缺陷，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系统观来研究犯罪构成概念，我们可以推断这应当与那时的“系统热”和系统法学的兴起有关。1993年，何秉松将重新构筑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称为“犯罪构成系统论”。[17]他认为：“既然事物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犯罪构成这一事物也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事实上，犯罪构成就是由主体-中介-个体三个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因此，就必须如实地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并且用系统的观点对它进行观察和研究。犯罪构成系统论的全部理论观点，都是这种观察和研究的结果。犯罪构成系统论与我国传统的法罪构成理论以及他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系统观和系统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上的。”[18]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法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是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国际法。有志于开创这片新天地的是两位不算年轻但非常活跃的国际法学者——法国的基斯教授和美国的谢尔顿教授。这两位教授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产生于17世纪的传统国际法理论已显得相当落伍，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尽管近年来国际法理论界对这些挑战作出了一定反应，但这些反应只是零打碎敲，其结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令人满意。为找寻解决诸多问题的办法，有必要建立一个符合当前国际现实的新的国际法理论框架；而将系统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国际法也许会有所帮助，因为这个方法着眼于具有能动性的相互关系，而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则体现为相互依赖性，即所谓“全球化”。[19]
系统科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同样受到我国的经济学的高度重视。将系统科学引入经济学研究，同样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研究方向，并且可以形成一种系统经济学理论或学说。我国有学者已经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我国经济学学者刘永佶将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以及其后的发展称为“现代系统论”。刘永佶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我国法学界应当从中借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于现代系统论的性质，刘永佶认为：首先，现代系统论属于一般方法论范畴，它不具体研究任何专门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而是以如何探讨现象间的一般关系为目的；第二，现代系统论具有横向性，它所研究的系统结构的规定性、类型、机理和运动规律贯穿在自然界和社会各领域的系统之中，其概念、理论、方法，都是从各个领域和学科（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果中概括出来的；第三，现代系统论具有综合性，它综合了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各门学科整合、融汇、沟通起来；第四，现代系统论具有功能行为性质，它不仅要研究“是什么”，还探讨“做什么”，而且以后者为主，探求在人的参与下如何变革对象系统的结构，形成有利于人发挥其系统功能的条件、程度和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人为科学”的性质。刘永佶认为，现代系统论表明：原来人们认为互不相关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有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的，首先在于各自对象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存在的系统性上。虽然各种系统的结构有所差异，但都需要对之进行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又有共同性。刘永佶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的阐释启发我们，正是由于系统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特点，它对法学研究是有指导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虽然只有20多年的历史，而且至今对于很多法学研究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但它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思路，却对法学研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方法论的角度，吸收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使之在我国法学的发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项非场重要的任务。[20]
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统科学方法确实得到了我国法学界长期的不间断的重视；第二、表明系统法学以某种局部的、零散、隐现的、潜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长着，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声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国法学界在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上实际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这使得某种系统法学理论可以被我国法学界正确对待，而不至于因为陌生而受到漠视或不当非议。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观点，对于在构建系统法学理论过程中有关概念、范畴、命题和论题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系统法学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关学者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问题。这也使某种系统法学理论与我国的现有的法学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关联关系。第六、有学者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新的刑法理论，这对如何构建系统法学理论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理想与现实之间 ——漫谈法学流派与法治演讲范文

陈金钊

四、法治的弊端———现实主义法学与法治

现实主义法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法学流派，而是一种法哲学倾向，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这一法学思潮强调对法学理论所提出的一切正统的假设（包括法治）保持怀疑。现实主义法学指出，法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来永远是含混和不确定的。虽然，现实主义法学的断言存在着偏激，但是，我们如果循其思路，确实能发现传统法治存在着理论上的漏洞，我们也确实能发现法治的一些弊端，现实主义法学看清了传统法治理论中对法律认识的假定成份。

第一，传统的法治理论要求依法办事，把法视为规则体系，强调每一法律规则其意义不仅是清楚的而且是稳定的。但大量的事实表明，用同一法律规则衡量人们的行为往往产生不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逻辑明确的法律规则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则，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实，它的不确定性随时可以暴露出来，法官们办案时随时可掺入自己的意见。另外，面对同一个法律规则，理解它的是各种各样的法官，法官的不同经历，对法律价值的不同认识，以及理解法律时的不同心态，或者掌握不同的法律知识结构，对法律的意义会有不同的阐释。所以，断言法律是确定的、稳定的只是一种幻想和神话。他们由此推定，法官无法依法判案，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只能是无法司法。严格依规则办事，在法治技术层面贯彻不到底。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讲：“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但它像人类创建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

第二，北欧的现实主义法学强调法律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他们认为法学必须是以对事实和实际的联系观察为基础，而不是以对个人评价或形而上学的东西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如果循着这一思路把法治之法当成社会事实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便会发现，法治不仅存在操作技术上的呆板，而且还存在着与社会进步相比较的僵化和保守的因素。传统的法治理论认为，法律不仅应是明确的，而且也应当是稳定的，法律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律的实际生存。所以传统法治理论不能解决稳定的法律和变动的社会事实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矛盾在于，“一旦法律制度设定了一种权利与义务方案，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对该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改和破坏，但当业已确定的法律同一些易变的迫切的社会发展力量相冲突时，法律就必须对这种稳定政策付出代价。并且社会的变化从典型意义上看比法律的变化要快。如果我们在社会发生大的变化时仍恪守法治的原则，常常会被指责为迂腐。当然，也可能有人会说，人们不能对法律进行及时的废立改吗？但这又是一种幻想。因为这样做不仅仅会破坏法律的稳定性，而且也忘记了立法过程本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第三，现实主义法学由于对规则持怀疑态度而主张法官创造法律，断言法律就是对法院的判决所作的预测。理所当然地，现实主义法学的这一观点受到了传统法治理论的批评。因为，在传统法治理论看来，法官只能是法律的操作者，依法判案就不能实际决定法律是什么。但是，现实主义法学的观点也完全不是无中生有，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对法律规则的空缺结构确实存在着弥补的作用，这种弥补无疑是在对具体所要判决的案件立法（在普通法系中甚至是创立法律规则）。传统法治理论认为，制定法律规则是为了防止和反对无序状态和****因素。但由于在法治社会中突出了法官的地位，它行使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些权力的运用在很多场景下超越了法定范围，所以一方面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转化为强制，控制转化为压制的现实，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发展和实验的有益形式就会受到窒息”。这就是说，现实主义法学所揭示的法律预测说可能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允许法官造法，就等于宣告规则统治的失败，另一方面，不承认规则的法治则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

我国，在理论上一直倡导规则的至上地位，即大多数法学论者所谈的法律至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事实上的悖论，它表现在：第一，从规则的角度看，法官应是法律的适用者，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只能依法判决，但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则本身的粗疏及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理解的偏差，许多案件的判决中都渗入了大量的自由裁量因素；第二，从国家权力机构的分工来看，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有明确的分工。从宪法的规定来看，立法工作只能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进行，但又通过法律的授权使得行政机关等也有了立法权。另外，虽然没有对司法机关授予立法权，但司法机关是否就真的没有创造法律的权力呢？在我国，最高司法机关虽然没有立法权，但却打着解释法律的旗帜确实没少创造法律。对这种现实，理论界有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司法权在这时侵蚀了立法权。但我们认为，这种侵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之不足，克服了法律之僵化。实际上，赋予各级法官在疑难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权，恐怕也不是不可以讨论。关键是要对自由裁量权设置程序和原则，而不是掩盖这一问题。

五、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法治———法律解释学与法治

法律解释学，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狭义法学的代名词。它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成文法律，而且包括法律事实。现实主义法学（或法律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事实进行注解的法学学派。法律解释学可以说是以法治为存在前提的。

近代以来，随着公法和私法划分观点的增强，法律解释学逐渐朝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从对公法的整体影响来看，法律解释学的作用很小，公法领域中的许多场景被官方意志所垄断。这一点正像许多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所看到的那样，法律无非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在公法被认为是法律的主要成份的国家，或者以公法为背景研究法律的学者，一般不重视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因为法律解释学如果盛行，必定会打破官方对法律意义的垄断阐释。第二，从私法的角度看，由于商品使得各种社会关系较之公法更为复杂，私法中的许多利益也较之公法离官方较远，再加上它没有像罪刑法定那样的严格法治规则的限制（许多学者认为法治就是对公权力的一种制约），以及私法中的许多原则又体现了意思自治，所以，官方没有垄断（或者很难垄断）人们对私法的阐释，三段论式的法律推理方式没有占绝对优势。这就造成了法律解释学在私法领域中的盛行。我个人认为，法律解释学是一门以阐释法律意义为目的的独立学科，虽然它具有方法论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法律的性质和内容，它对法治有独特的意义。在法律解释学基础上构建的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法治。

当然，关于法律解释学对法治的独特意义，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我们知道，法律解释学越发达，人们对法律意义的阐释越不统一，因而就会形成像波斯纳所讲的，在法律问题上只有不同，而没有正确答案，尤其是没有惟一正确答案的情况。如果这种局面出现，所谓整齐划一的法治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人们理想中的法治不仅没有类推，也没有解释，所有的只是法律推理（或依法办事）。但实际情况是，依法办事意义上的法治只是理想，它在常规的典型形态中还能发挥指导作用，但在疑难或复杂情形以及新生事物面前，如若强要依法办事，人们便会感到茫然。法律，尤其是成文法律不可能为我们设计好解决所有问题的现成方案。对于成文法律，只要人们在理解，理解便可能不同。如果解释哲学的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法治便只能是理想而不可能完全变为现实。

德沃金认为，如果我们把法律视为明确法律和隐含法律，并对隐含法律进行法律解释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原则上获得在法律问题上惟一正确的答案。在此基础上，德沃金指出，真正的法治是允许政治道德理由，特别是法律原则在法律推论中发挥作用的，允许这些“根据”和通常的明确法律彼此共存。只有当政治道德理由尤其是法律原则被看作法律推论，法治才是切实可行的。所以，法治不可能仅是明确规则的统治，它还包含着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解释学者的共识。德沃金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所言明的解释性法律（即创造性的构建法律）为法治的理想与现实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尤其是德沃金在阐释法律解释技术时，不忘记用法律价值对隐含法律内容的填充，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即在哲学解释学指导下）的法律解释学还没有受到重视。过去法学所批评的注经式的法律解释学虽有人实践但却没有人从理论上进行整理，这就使得法律解释学研究一直处于较落后的状态。我们认为，我国20年的法治建设已出台了一大批成文法律，这就为法治奠定了规则意义上的法治前提。但是规则所构建的只是理想层面的应然要求，它如何与所欲调整的事实结合，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在规则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理论桥梁，规则法治中的理想就很难变成现实。 （下） （作者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理想与现实之间 ——漫谈法学流派与法治

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血缘视角的比较演讲范文

摘要：法治的成长要从历史进程中吸取养份，站在血缘的视角，比较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作者发现，现行刑法在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一些具体刑事规范方面，超越了唐律疏义；在贪贿犯罪、盗窃犯罪、故意杀伤犯罪、伪证犯罪等方面，则不如唐律疏义科学精当。作者认为，依血缘而制刑是错误的，渺视血缘的刑法意义也是错误的。
关键词：血缘关系；现行刑法；唐律疏义；血亲
中图分类号：DF902，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唐律疏义（以下简称唐律）与现行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相距1400年，时间似乎使二者之间变得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二者的民族根基与作为调整手段的功能是一致的。站在血缘关系的视角，透过历史的尘封，我们看到了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惊喜于中华法系的伟大进步，也为无视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痛惜。
一、血缘关系与刑法基本原则
1、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同罪异罚原则的抛弃。
唐律作为封建等级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明确规定同罪而异罚，主要体现为“八议”、“上请”、“减”、“赎”等规定。八议中的议亲、议宾是直接根据血缘关系确定的，亲指“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唐律疏义.名例》），袒免以上亲指己身以上以下各五代的血亲，小功以上亲指从己身数起上下四代血亲和三代以内的姻亲，缌麻以上亲指从己身数上下五代以内血亲和二代以内姻亲，宾指先朝王室后裔。这些人犯了罪，除“十恶”大罪外，法定为流罪以下减等处理，死罪则由官员查清案情、犯人身份、相关法律规定和拟定裁判意见，上报皇帝批准。
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八议者期以上亲及孙，犯流罪以下法定减等处理，死罪则上报皇帝处理。有上请权者的亲属，流罪可减等处罚。七品以上官的亲属，流罪以下皆可赎。可见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犯罪，可通过议、请、减、赎等血缘特权而逃避刑事制裁，同罪而异罚。
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实际包含了法律地位的平等和适用法律的平等，血缘关系不再成为司法特权的依据，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在法律领域的反映，是对唐律公开肯定司法特权原则的抛弃。
2、刑法抛弃了唐律的血缘连坐原则和单罚家长原则，确立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没有犯罪行为的人当然不承担刑事责任，有犯罪行为的人应受到与其责任相适应的刑罚。
唐律规定，若家人犯谋反、大逆重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 （《唐律疏义．贼盗》卷十七），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唐律规定，若家庭成员共同犯罪，不问事实上的首从，默认家长是首犯，其他人无罪，由家长单独承担法律责任，“若家人共犯，止罪尊长”（《唐律疏义．名例》卷五）。而家长的地位一般是按血缘来确定的，唐律规定为除“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外，家庭中辈份最高的男性成员。
这说明唐律根据血缘关系，一方面把家庭中无罪的人定为有罪，另一方面又把有罪的人定为无罪，希望通过血缘关系强化家长的管理责任和皇帝的权威。这与现行刑法和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

二、血缘关系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以上二条看，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没有考虑到血亲之间的犯罪的特殊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血缘关系确实影响着罪意，影响着人们对此类犯罪的法律评价，而司法人员必然陷入法律与现实的矛盾之中。请看案例：
2001年4月4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对蒋来方故意杀害儿子蒋继锋一案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蒋来方有期徒刑五年，以包庇罪判处蒋继锋之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判处蒋继锋之母俞慧丽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案情受害人蒋继锋生于1975年，父母对其娇生惯养，养成了自私暴戾的性格，成了家人和邻居十分讨厌的"问题少年"，父亲的管教往往是一顿暴打。蒋继锋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反抗，从15岁开始用殴打父母兄姐、砸家里物品的方式逼迫家人为其提供赌博、挥霍的钱财，经常将父母打得头破血流，情节特别恶劣。2000年2月5日，大年初一下午，蒋继锋向父亲要了1000元去赌博，输光后，第二天，蒋继锋又向父亲要1000元，父亲立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蒋继锋顿时拿出铁棒，对着父亲大叫，要他出去借，少一元，打一棒，并声称要引爆液化气，父亲想跑，却被逆子赶上一顿暴打，父亲又一次头破血流。2月9日，父亲叫来朋友，合力将蒋继锋绑住，想好好教训蒋继锋，被绑后的蒋继锋冲着蒋来方破口大骂："有种就别放我，哪一天放掉我，我就把全家杀光。"蒋来方非常害怕，等到他人离去后，把蒋继锋勒死了。俞慧丽和蒋爱芳知道后，三人商定，对外宣称蒋继锋外出未归，并一起将尸体埋在家里。数日后三人自首。[1]（p。A4）
此案的处理，基本符合现行刑法第232条、310条，但公众对此案的法律评价分歧很大，有二大疑问，第一，父母在被蒋继锋殴打威胁的十年中，为什么法律未能对父母提供有效救济？第二，蒋继锋对父母对社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和侵犯，其主观恶性很深，在国家不能有效阻止侵害、消除危险的情况下，父母作为受害人实行自救，为民为己除害，在方式失当时，老来失子，全家受刑，为什么要蒋来芳一家承担全部的苦果？能不能处罚更轻一点？甚至只作缓刑处理？
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从表层考察，似乎主要是行政与司法的失职。因为，蒋继锋生前对父母施暴时，依职权或应受害人之请求，公安机关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或者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人民法院应受理害人的自诉，按刑法第233条或第260条对加害人实施法律制裁，也许能避免酿成最后的悲剧。因此本案的发生，在于没有实施法律。但是如果深入考察法律得不到实施的原因，就会发现导致本案发生的法律原因不是行政司法的问题，而是立法的问题。立法用调整一般社会关系的规范调整血缘关系，忽视了血亲之间侵害的特殊性和层次性。在司法实践中，有这么一种普遍现象，对于血亲之间的伤害，如果没有出现死亡结果，司法机关一般不予过问。在邻人的眼里，儿子打老子，是一种不幸；在公安和司法的眼里，这是家庭纠纷，清官难理家务事，家务事不是大事，也出不了大事。司法本该干预的，以为情况特殊，而排除对血亲受害人的保护。这里司法考虑了血亲的特殊性，但是作了错误的理解，把血亲之间非死亡性暴力的危害性一笔勾销了。有人说，刑法第260条就是对家庭非死亡性暴力的制裁，刑法并没有漏洞。法律规定了虐待罪，但是又把此罪定为自诉罪，法律没有注意到被虐待的人，往往在精神上被强制，体力也很衰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自诉能力，因此该法律规范很难实现。
血亲伤害一旦出现了死亡结果，司法机关却按一般规定来裁判，本该考虑的特殊情况却被忽略了。一个人侵害自己的血亲时，养育之恩或舔犊之情，总会引起些许犹豫，血浓于水，为什么最后还是下手了呢？很可能是受害人万恶不赦，如本案；或加害人心狠手辣、恶性特深，如为了诈骗保险金而杀死自己儿子的行为。
因此在审理时，第一，要了解当事人是否有血缘关系，是什么亲等。如比较普通杀人与杀死儿子的行为，后者既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且侵害了血缘间的亲情权，冲破了两条防线，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要大得多。第二，要着重了解引起加害行为的背景。如为了诈骗保险金而杀死儿子的行为，与本案比较，虽然都是杀死自己的儿子，但前者是杀死一个无辜者，后者是为民除害，前者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要大得多。处罚要重其从重，轻其从轻。如本案对蒋来芳的判决过重，因为引起加害行为的原因，主要是蒋继锋的长期侵害，按情理，应该处法定刑的最低刑，或缓刑，或免除处罚；但按现行法律，则是不可能的，因为232条规定，起点刑是3年，判5 年已经是特别从轻处罚了。值得玩味的是，如果深扣刑法理论，本案的判决是有问题的，因为5年有期徒刑的结论是在“情节较轻”的前提下作出的，而故意杀人既遂显然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所以按刑法理论的逻辑推定，本案应在10年以上量刑。如果这样，与我们的愿望不是更显得南辕北辙了？
鉴于以上分析，刑法232条和260条要修改，要贯彻三个意见，第一要充分考虑当事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第二要充分考虑引起血亲侵害的具体背景，第三要强化对血亲非死亡性侵害的刑法保护。反观唐律，却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唐律重点打击的“十恶”，其中的有“恶逆”、 “不孝”、 “不睦” 、“内乱”等四恶是血亲侵害。重点保护的“议”、“请”、“减”、“赎”的对象有半数是血亲，在具体的刑事规范方面，唐律还考虑了当事人之间的长幼、亲等的区别。“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凡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唐律疏义．贼盗》卷十七），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唐律疏义．斗讼》卷二十二），上三条中值得借鉴的有三：第一，杀死血亲长辈比杀一般人罪重，如谋杀父母，不管情节轻重，既遂未遂，一律斩首；如是谋杀非血亲，最低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因为血缘关系毕竟不同于普通社会关系。第二，依亲等制刑，如是幼杀长，越亲罪越重，越疏罪越接近普通杀人。因为亲等不同，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情感和利益亲密程度不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第三，依长幼制刑，如有血缘，长杀幼，罪轻于普通杀人，幼杀长，罪重于普通杀人。因为长有恩于幼在先。当然唐律此项立法也有它的弊端，在此不论。

三、血缘关系与贪污贿赂犯罪、盗窃犯罪
1、 贪贿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是刑法打击的重点。下面分析一个案例：检察机关指控马其伟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马淇英、三女儿马骥、二女婿黄俭，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其伟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马淇英、马骥等个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其伟明知马淇英、马骥、黄俭等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其伟与马淇英、马骥、黄俭等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p。B3）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其伟辩称，自己不知道马淇英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马淇英等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其伟明知马淇英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其伟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其伟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其伟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马淇英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马淇英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其伟的辩护成功，马淇英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接受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看某中级法院审结的无罪案：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性、稳定性和隐蔽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刑法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刑法，唐律更行之有效：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唐律疏义．职制》卷十一）。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
唐律的规定有其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官员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2、 盗窃犯罪
唐律规定：“诸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物论加二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这表明，唐律已注意到了亲属内部相盗与一般的盗窃行为的区别，一般盗窃十匹布要判一年半徒刑，而盗用自家十匹布只要打十板，处最低刑；家人与外人合谋盗窃自家十匹布，只加二等处罚，即打三十板。“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即如果盗窃亲属的财物，处罚也低于普通盗窃，并且随加害人与受害人血缘的亲近而减轻处罚。造成差别的依据就是基于血缘和家庭关系。
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血亲内盗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曾出过一个司法解释，一般未将盗窃自家财物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盗窃亲属财物的行为的认定也很模糊，不好操作。而唐律的相关规定比较科学，第一认定血亲相盗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应予打击；第二充分注意血亲相盗的特殊性；第三依亲等制刑，行为人与受害人血缘越近，处罚越轻，反之则越重并接近对普通盗窃的处罚。在所有权愈益细化的今天，应借鉴唐律的血亲盗窃立法。

四、血缘关系与伪证犯罪、暴力干涉婚姻犯罪
1、伪证犯罪
刑法规定的伪证犯罪，没有区分血缘关系在此类犯罪的特殊性。而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外孙，若孙之父，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判以上者，不用此律”（《唐律疏义.名例》卷六），“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 （《唐律疏义.断狱》卷二十九），此二条之意义有二，第一，在一个家庭内生活的人及其他较近的亲属，帮助犯罪亲属掩蔽证据、赃物、通风报信，隐藏犯罪亲属，不认为有罪，如果有罪，也要依亲等减轻处罚。第二，强迫血亲相证犯罪，是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第三，谋叛重罪，不适用上律。
唐律如此规定有其科学依据，从法律的目的看，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而血缘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矛盾的缓压阀；如果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则很可能造成该血缘组织的瓦解，造成该社会细胞的坏死，法律实施得不偿失。
有些学者认为不能因为血缘关系而破坏了刑法的统一性，拒绝血缘入法，在这里不妨借鉴大陆法系，1810年《法国刑法典》137、284条，1871年《德国刑法典》157、257条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令他人隐匿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为有罪。（p。25、45、168、204、205）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容隐权：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434-1条、434条-6条，1976年《德国刑法典》第139条，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第307条，取消了国事犯罪必须告发的例外。（p。770、1552）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犯罪
唐律关于婚姻的规定较为详细，首先规定了家长对晚辈的婚姻决定权和法律责任。子女即使在外从业，婚姻大权仍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至于子孙在家，其婚姻大权之归属，唐律未直接规定，可能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为习惯，或者上条已隐含此义。如果嫁娶违反法律规定，又是祖父母、父母同意的，只处罚祖父母或父母，“ 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
其次，根据血缘确定了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同姓不婚，良贱不婚，守父或母或夫丧不婚，父母在押期间不婚，违者要受到刑事处罚。
再次，规定了“七出”等离婚条件。妻子无生育，是丈夫离婚的法定权力，因为血缘得不到延续，而“七出”中有六条是与血缘直接相关的。没有“七出”规定的七种情况，一般不能休妻，“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唐律疏义．户婚》卷十四）。由此可见，唐律关于婚姻的刑事立法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刑法从人身自由的角度规定了婚姻自由权，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基本上否认了家长的婚姻决定权，也否定了把血缘能否得到延续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这是巨大的进步。
历史是发展的，历史是永恒的；现实是全新的，现实也是陈旧的。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有质的差异性，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p。80~85）因为血缘关系永远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人类也永远不能回避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温情的载体，也是冲突的源泉，中国刑事立法必须面对这一矛盾，也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参考文献
[1] 肖强根,刘建.父亲为何勒杀儿子[N].法制日报2001年7月15日第4版.
刘洋.“家族腐败”警示录.湖南日报[N].2001年9月14日B3.
刑法资料汇编.第七辑[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25、45、168、204、205.
各国刑法汇编[Z].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5,770、1552.
汪永乐.关注刑法的人伦精神[J].政法论坛，2001,(1):80~85.

Compare with active criminal law and Tanglushuyi in consanguinity angle of wiew
Li .

原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血缘视角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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