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缘何步履蹒跚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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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报道，该报刊发《权威刑法专家透露：最高法院已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收回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在酝酿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他建议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专门办理死刑核准案件。
笔者认为，这一消息是司法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表明了司法改革正在向前推进。学者刘武俊也认为，这一信息表明最高法院在对待死刑核准问题上的明智之举，真正兑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的明确规定。
但是，笔者在为之高兴的同时，也深感司法改革的推进速度缓慢，近些年来，要求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但实际改革的步伐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前不久，笔者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地方法院现代化”论坛上获悉，有关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法院鉴定权的改革等已经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法院执行权的改革、公安看守所归属问题、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学者们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归根结底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和合理划分、界定的问题，然而，仅仅于此认识我们并不能看出司法改革的推进的艰难之所在。在笔者看来，司法改革中至少涉及三方利益的博弈。
首先，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博弈。这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局在内的多方博弈，比如法院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局行使，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缩小、司法局的权力要扩大；再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扩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权力相对缩小。而权力在现实中往往就代表了利益，对拥有权力的惯性依赖，必然让相关机关难以在改革上作出正确的取舍，而是想方设法找出自己应当拥有该该权力的理由。
其次，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公权力的退步，而公民权利的扩张，或者相反公民权利缩小，公权力的扩张。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能自由行使权力就相对缩小，而公民可以对有关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申请司法审查，就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在扩张，那么在将来的实践中也必然带来这些机关在行使强制措施的权力时更为不便，为维护自身的权力，因而，有关机关与民众声音之间的一场博弈也将在所难免。
最后，司法改革也是一场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博弈。改革的进行，必然也会涉及到上下级司法机关、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的重新配置，比如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就是在法院上下级之间进行权力的重新配置，下级机关有时也会力争保有原有的权力，而且有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希望本级司法机关行使某些权力以方便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参与到博弈中来，使这场博弈更加复杂。
在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不仅是一方面的博弈，很可能是这三方面交错进行，使得博弈错综复杂。但是，仅仅是博弈的复杂，还只能说明改革的艰巨，并不能完全说明改革为何步履蹒跚，事实上，我们看到，本来司法改革既然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民之间的博弈，就应当有多方参与，中立的第三方来主持，改革必然会在博弈中逐步推进，但现实的状况恰恰是与之相反。
现行的司法改革仅仅是司法机关主导下的改革，有关的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起着主导作用，各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进行改革，偶尔也邀请有关学者参加，而不是由中立的人大来主持，这样的司法改革必然很难达到意见的统一，使得改革极为缓慢。其次，司法改革也仅仅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民众很难从中发出实质的声音，司法改革就必然不能更多体现公民的权利，从而使改革缺乏亮点，不能做出实质性的突破。
所以，我们在为最高法院已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改革的步履维艰，我们渴望对改革司法改革，让中立的权力机关来主持司法改革，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从而推动司法改革加快进行。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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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缘何步履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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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目标和界限演讲范文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打破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整个国家生气勃勃，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有了明显提高。改革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逐渐深入，改革这个词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常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并且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实践中创造发挥，大胆破旧立新，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负面作用。一些干部把自己不合常规的做法都称为改革，利用改革之名任意打破原有的规章制度，借改革之名冲破规章制度对自己的约束，任意制定新的制度，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一把手为所欲为的天下，也使一些干部在大浪淘沙的改革中逐渐蜕化，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改革要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制度，破除旧制度只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绝不能本末倒置，把改革作为打破一切约束的借口。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只有有序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改革必须有不容随意打破的界限，在以稳定、严谨为基本特点的司法领域尤其如此。
司法制度以程序严谨为基本特点，任何不符合程序规定的司法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行为。如果在司法工作中随意破旧立新，不受既定程序的约束，就会使法律失去威严，国家失去控制，人民无所适从，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说司法制度就不能改革，而是要求在司法领域中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慎之又慎。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司法制度更加严谨科学，程序更加稳定，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稳定性必须要求对有资格进行司法改革和制定新制度的权力主体严格限制，不能有太大范围。
但中国的现状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人大、司法部门都可以制定本地区在司法领域中的规章制度，自己决定立案范围、办案程序，制定法外之法。这一现状使国家制定的统一的法律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面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违背了党和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为个别地方实行人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中央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有同样的效力。地方没有权力制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之外，各地方部门都没有权力干预本地区的司法工作。但是中国的制度却有独特的特点，司法机关隶属于各地方权力部门，向本地区的权力部门负责，受地方权力部门领导。这使得各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点上似乎与西方的联邦制更为相似。但和联邦制不同的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所以整个国家在地方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体，各地方这种集中权力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这样的体制下仍然维系着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它和西方单一制的区别是，中央权力通过一条线控制各地方权力，地方的不同等级之间都是这种单线式的控制，地方权力机关拥有控制本地区一切方面的权力，而地方的司法机关首先对本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并不直接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负责。而西方的单一制则是中央通过司法、行政多条线控制地方，地方没有一种集中的、能够掌握本地区所有方面的权力。两者相比较，后者能够更有效的维护整个国家的有序和稳定，而前者实际上是封建权力体系的延续。封建时代的中国，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在本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级的官员对上一级负责，在本地区统一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是中国司法改革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
无论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都是必须的。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之下，司法和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也是必须有分工界限的。司法和行政部门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不表示人大可以代替司法和行政部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否则也没有必要设立司法和行政部门了。实际上，由于人大是一个由众多代表组成的集体机构，它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是一种集体权力，所有权力要由代表投票表决后才能行使，也就决定了人大无法行使行政和司法的具体工作，只能对行政和司法的整体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换句话说，中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并不表示所有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就不需要设立国家机关了。
地方人大对本地区司法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在现实中有不少负面作用，它对国家的司法统一产生了明显的破坏作用。例如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河南省人大对洛阳市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事件，因为某法官适用了国家法律而没有适用该省人大制定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就此触怒了人大的个别领导，居然以人大的名义未经人大表决通过就命令河南省法院处分该法官，最后该法官被取消了审判资格，也就是被取消了审判权，今后没有资格再办案了。在这种现状之下，我们如何要求法官忠实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权力对法官的控制是现实的，法官也是人，他们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生存权，为法律献身，把自己微弱的躯体粉碎在强大的权力之下。
实践证明权力的分工和制约是有科学道理的。司法公正必须要求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特别是司法者自身地位的独立性，在人身保障和物质保障上都要有充分有效的制度支持。不能保障自身安全的法官是绝对没有能力去保障别人的正当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法官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保障，中国的法官在这个方面差得很多，中国司法的权威性也就差了很多。司法容易受到干扰、判决执行难都是因此所致。法院和法官只应服从于已制定的法律，权力机关的领导权在于制定约束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法律，而不能是在各个方面直接控制司法者。没有限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被消灭了，这种权力是野蛮社会的标志。
司法制度是不能轻易变动的，对司法的改革同样要有严谨的程序，对司法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动都应该受到严格约束。司法改革的权力必须限制在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司法改革指的是司法机关内部进行的改革，要保障改革的稳定性，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必须限制在最高司法机关。不能由地方司法机关拥有对法律进行改革的权力，即使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是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最高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改革措施也只能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而不能越出法律之外。
不少地方制定有自己在司法上的特殊规定，比如某些案件司法机关暂时不受理，某些影响重大的案件要由地方党委研究决定后法院才能判决。还有地方规定，对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的违法犯罪，要由地方党委集体或者常委的同意才能立案调查。地方制定这些规定对外的理由往往是出于保持地方稳定或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表面看似乎无可指责。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干扰已制定的法律的实行都是不能允许的，为了一时一地的稳定或经济利益而破坏法律的权威，会使整个国家在长时期里造成混乱并阻碍经济的长远发展。另外有些司法机关甚至其内部机构制定了一些规定，在法定程序之外规定案件调查审理的审批程序，或者在法定审判机构之外设立其它机构领导合议庭的审判工作。相对于来自司法机关外部对司法权的干扰，司法机关内部的干扰更加直接，并且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得到肯定和鼓励。这些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程序的破坏，在西方法治发展历史较长，司法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这些行为都属于妨碍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但在我国却缺乏对这些行为危害性的充分认识，这也是由我国一贯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所造成的。
改革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的同时，也使国家的一些方面出现了混乱无序的不利局面，这并不是改革的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只要通过谨慎合理的制度约束，就能控制改革打破旧制度造成无序导致的混乱，维护改革的稳定健康发展。司法改革作为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维护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司法改革必须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有序进行，绝不能蜂拥而上，人人都可以制定司法改革措施。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给司法改革划出明确的界限，明确谁有权力制定改革措施，哪些方面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把制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司法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法律制度严谨、明确，对非法和合法划出明确的界限，这是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要求，也是以法律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还是法律起到预防犯罪目的的要求。
王春峰email:[email protected]
司法改革的目标和界限
记者缘何忙于做“生意”演讲范文
“最近生意怎样”，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鄂东晚报》的记者们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语。所谓的“生意”和“办案”，就是记者们去一些出现问题的单位进行采访，而后被曝光单位主动找到记者或被动地叫去看稿，在交纳一定数额的“宣传费”或“征订费”才能免灾。而这一切都在报社领导明里暗里支持下进行的，有时为了震住被曝光者，报社老总会在发稿签上写下“此事件十分严重”等意见，再交给记者以出示人。（见《中国新闻周刊》第205期）
是什么促使记者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起敲诈的勾当，原来是报社的创收任务在作祟，报社从年初就定好了全年创收计划，从老总到普通的记者都有创收任务并与其工资挂钩。XX年，为保证完成任务，报社还集体组织了一次“以打击乱收费促使报纸创收”的特别行动，在领导的纵容下，报社全体记者出动，当年就从学校敲得人民币100万元之多，黄岗市除黄岗中学外，大一点的学校无一幸免。以监督学校乱收费为已任的记者和报社，竟以监督名义敲诈乱收费学校，最终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和被监督者成为了一丘之貉。
报社和记者走到这一地步，真是新闻界的丑闻。媒体也好，记者也罢，他们进行舆论监督、充当“大众良心代言人”，但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特权，其所行使的仅仅是公民所具有的言论自由、知情权和监督权利，其的权威来自于媒体后面依托的公众的信任，进行虚假宣传和其他违反新闻原则的事情，都是拿公众的信任进行交易，是在欺骗公众，最终也损害了媒体自身公信力。
当然，媒体在市场化迈进的路程中，追求经济效益是不可避免。但是，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却不能改变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天职。因而，作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前哨——记者，其的采访活动是必须与经济效益脱钩，经济效益只能由不进行新闻报道的广告和发行部门进行，新闻报道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必须设置“防火墙”。因为，舆论监督的前提是事实必须客观、公正，而这一切都必须与其报道的对象在没有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如果给记者创收的任务，那么记者就可能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金钱，从而有损于媒体的职责与使命。在这一点上，记者与司法、行政官员一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与其所接触的对象保持利益距离就是容易造成腐败和堕落。真记者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还带来了假记者的泛滥，人们常常将假记者的敲诈行为认为理所当然。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XX年，仅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就打掉了非法记者站21个，查处假记者8名。据估计，在山西最少有100多名假记者在活动。
其实，记者该如何来为报社创造效益呢？记者应当是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拿出能吸引读者和为读者称道的好稿来，这样报纸的发行量才能上升，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才能进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做广告，使报纸有良性的发展。这一点上，《鄂东晚报》真该好好学习才创刊一周年的《新京报》，看看人家是如何能在竞争激烈的北京报业独占鳌头。记者唯一可以与经济关联的就是发稿的质量和奖金挂钩，好稿高酬，差稿低酬，但这并不是要记者去为报社创造效益，而是报社凭记者写稿的贡献给予他们的待遇。
靠出卖公众的信任、敲诈采访对象来创造效益的报社，我们姑且不谈其触犯法律，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就从报社自身角度上讲，也是既不能长久发展，最终也会为公众甚至为自身的正直记者、编辑抛弃。由于《鄂东晚报》长期以敲诈来创造效益，全市的有钱单位都被宰杀过，XX该报的创收任务就很难有进展了，并且作为本地唯一一份上摊的报纸，该报却在本地难觅踪影,今年10月27日,17名编辑和记者在良心召下，集体提出了辞职。
但是，《鄂东晚报》至今还只是口头表示彻底改革，还不见实际和具体的动作，他们的“生意”还要做多久呢？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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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缘何忙于做“生意”
与司法改革同行演讲稿
与司法改革同行演讲稿
人们对于未知的探索总是充满好奇与满怀激情。工作因时常的出乎意料而充满挑战，也因偶然的惊鸿一现而精彩纷呈。进入法院工作三年多，正赶上司法领域的大改革，面对即将而来的司法人员的重新分类，作为一名审判辅助人员，如何重新定位自己，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
审判辅助，顾名思义是协助法官办理案件，这个岗位设立的目的是将裁判者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使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审判核心工作中。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是审判队伍建设的正确选择，也是我国法治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需要认清形势，提早在思想上、能力上做好准备。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凤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一名青年书记员，如果只靠情怀或者口号是干不好司法辅助工作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干警队伍的精英化、专业化。在理性认知未来之路后，需要从各个方面提升综合素质，具体来说：
一是强化思想，凝聚改革共识。司法改革是一场自外而内推动以提高审判效率为目的的司法制度的进化，改革会有阵痛，需要在人员中划分红利，分担成本，总会有所谓的“吃亏”与“占便宜”。对于我来说，有幸经历这场伟大的变革，没有理由袖手旁观。我愿跟随改革浪潮，积极配合我院司改工作安排，找准定位，尽心尽力做好司法辅助工作。
二是加强学习，打造过硬素质。书记员虽然不涉及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审判核心工作，但具备一定的的法律专业知识、构建系统的法学知识体系，可以更加准确的把握法官的工作意图，也可以更好的协助法官与当事人进行沟通、释明，从而提高与法官协同配合的效率。文字记录是书记员的核心工作，记录的速度是缩短庭审时间，加快庭审进程的重要因素，记录准确可以更好的还原庭审、询问现场的真实情况，因此提升文字速录的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严谨廉洁，提高担当意识。严谨的作风与廉洁的操守是法律人的基本素养。群众利益无小事，诉至司法途径的纠纷往往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看似简单的文书送达、庭审记录、信息录入、卷宗装订，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有可能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法院审判公正性的看法。作为一名书记员，在日常中应严肃谨慎的对待手头的每一项工作，配合法官把案件办成经得起上级检查、经得住历史检验、对得起人民信任的铁案。
四是精诚合作，增强团队意识。法院是个大家庭，而审判团队是一个小家庭，在团队内部，要服从指挥，认真负责的做好各项审判辅助工作，在团队外部，踊跃参加法院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融入法院大集体，与同事间互帮互助，友爱团结。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生命跟时代的崇高责任联系在一起，就会永垂不朽”。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司法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征程，是时代的崇高责任。我愿跟随司法改革的步伐，撸起袖子加油干，将个人平凡渺小的奋斗铸进祖国法治事业的大道中。
对俄罗斯司法改革的认识和思考演讲范文
余茂玉* 程 懿**
(西北政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3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5)
在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中，改革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形式，为了尽快赶上先进国家或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俄罗斯系统构想司法改革，通过多年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丰富、具体的经验材料和特殊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是在俄罗斯的特定条件下生成的，但却是使俄罗斯的法律从历史走向现代的重要因素，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俄罗斯司法改革 变化 成果 借鉴
Comprehending and pondering On the Judicial Reform of Russia
Abstract:I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la ancient to modern.Most of all,it is benefial to our judicial reform.
Keywords:judicial reform of Russia;change;performance;imitate.
当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在热火朝天地探讨我国司法改革的同时，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并没有停滞，它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司法改革。尽管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司法制度沿革差异大，但并不代表对我们无任何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我们认为不应是照搬照抄，而应是科学的法律移植。正是基于此，我们拟对俄罗斯司法改革作一点评，以期为我国未来的司法改革提供些许参照和借鉴。
一、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驱动因素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法律总体上可为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而俄罗斯的法律总体上应归入大陆法系之中，因此它具有大陆法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强调议会立法（实质上是专家立法，只是加盖了议会的橡皮图章）。在司法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都是由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法律、法令，而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国家中，法官可以在司法中自己创造新的法律。第二，强调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如制订统一的民法典、商法典等。第三，司法中极少遵从先例。即在审理一个新案时未必要按照别的法院以往对类似案件的裁定作出相似的判决。
法律变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它可以是不同行为主体引进一系列规则的结果，也可以发生在几种既有法律体制的竞争过程中，还可以强行从外部改变旧的法律制度。前两种均是法律自然演进型变迁，第三种则为政治过程所决定，具有强制性，是大部分后发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模式，即法律改革模式。它实际上是政府为寻求制度效率改进而进行的一种既有的秩序治理结构的主动调整，包括大规模的变法、立法及其相关支持制度（司法系统）的改革和完善。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用此种模式。
俄罗斯的法律在转轨时期处于非均衡状态，而且变化迅速。苏维埃政权时期司法机关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和保障国家利益”。自从俄罗斯联邦获得国家主权之后，司法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当然，同时还保留了保护社会和国家利益、确保普通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能正确适用法律。计划经济时期的旧的法律已经不适应私有化之后的商业实践，而新的法律又由于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法律战争”。由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薄弱，并且形成各种行政法规繁多且相互冲突的局面。②低效率的司法体系。在俄罗斯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商事法院、仲裁法院和宪法法院。人们常常搞不清楚到哪一个法院去打官司，法官素质不高而且腐败，同时诉讼费用很高；律师知识结构老化；警察缺乏执行能力，且常常与黑帮串通一气。低效率的司法体系使诉讼的成本高昂，俄罗斯公民和私人团体反而规避官方司法仲裁而求诸于私人仲裁机构甚至黑帮。③漏洞百出和过时的法律。④政府在立法时成为"被俘获"的政府。政府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常常对特殊压力集团或"行贿"的私人团体给予特殊的立法保护，使俄罗斯产生了许多"特殊法"，政府的这种立法的随意性为其腐败提供了得以滋生的土壤。
在计划经济或“人治”环境下，很可能只需求极少量的法律，如刑法、婚姻法等。对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想从字面上死的法条转化为“行动中”的“活法”，就必须创造民众对法律的需求，一般来说，按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法律规则应该由公共部门来供给和实施，但是这需要一个高效率的公共部门，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要加强警察、法院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培训法官、警察等及改革政府、法院和公安系统，这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改革程序。适应俄罗斯的现实，要想使俄罗斯尽快从私人规则私人实施的混乱局面中挣脱出来，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局部最优选择是先由政府供给简单明了的法律规则，仍借用先前的司法队伍，鼓励公共法律的私人实施等公共法律慢慢地取得信誉之后，再加强和改革司法等执行系统，过渡到公共法律的公共实施阶段。如此，则法治秩序慢慢建立，合作秩序会拓展生产边界，使政府税源增加，并使政府有能力和有激励去进一步改革政府体制，走上国家治理结构的最优均衡。具体的制度要想在低成本的要求下实行，则需要完善司法，所以低成本、高效的司法改革就成为必需了。
二、俄罗斯司法改革进程、目标和任务
（一）改革进程
司法改革构想是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获得国家主权之后通过的，是一项以法律形式批准的成立作为俄罗斯国家政权三大分支机构（还有执行权力机构和立法权力机构）之一的司法权力机构的计划。《俄罗斯联邦司法改革构想》（以下简称《构想》）的通过，标志着俄罗斯当代司法改革的开始。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剧变，这些变化极大地影响着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化。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作为国家法律改革乃至社会总变革的一部分，与法律改革和总变革在相同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在同一轨道上发展，实现着改革的共同目的，带有社会改革固有的基本特征和缺陷。俄罗斯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使其司法状况有了很多新的变化。
第一，俄罗斯已建立起符合所有国际准则的法律基础。最近几年，通过了俄罗斯新的刑事法典、俄罗斯民事法典、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劳动法典、俄罗斯行政违法法典及其他大量法律。俄联邦最高法院的活动符合国际惯例。俄罗斯法院在工作中广泛采用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以及作为俄罗斯法律系统组成部分的俄罗斯国际条约。
第二，俄罗斯司法权力机构拥有一切必要的国家权力标志。对于法院的裁判，所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领导人以及其他自然人和法人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守。俄联邦全境都必须遵守。在负责对法律法规的内容实行监督的同时，俄司法权力机构现在又被赋予一项崭新的权限。法院现在有权积极地影响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行动与决定，发挥“平衡”作用。这大大提高了法院在确保统一执行联邦法律及建立俄罗斯统一法制空间方面的作用。
第三，司法权力机关还可以通过司法确保社会冲突的解决。也就是说，它是国家的一支稳定力量，能够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社会避免社会冲突。法官作为司法权力唯一体现者的地位受到一系列物质和诉讼保障，以便法官保持独立性，不受其他政权分支机构和官员的影响。
第四，俄罗斯对司法系统拨款的办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实施俄联邦政府通过的《2002年至2006年发展俄罗斯司法系统》专项计划拨出448.65亿卢布的财政预算。这项计划已在实施中。2002年对法院的拨款比前一年增长79％，今年还将增长34％。去年新建了258个法院大楼，修复596座。俄罗斯政府正努力使对法院的拨款足以保障司法工作的独立性和充分性。
（二）改革目标
从以上变化可以看出俄罗斯已以浓缩的形式规定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主要包括：
首先是司法权运行价值取向的改变。改革前，司法机关活动的主要价值目标是保护作为社会共同的、平等的利益的代表者的国家及其利益，这与当时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治理方式及法的调控方式是一致的。新的司法体系首先要完成的恰恰是相反的任务突出个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并使这种利益免受国家的各种干预。司法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机关的专横。这种价值取向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必然结果。当市场主体的权利和自由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时，这些价值必然跃居首位。
其次是司法机关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依法确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中作为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有权威的力量，并且在各种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中，确立法院的优势地位，改变过去那种法院从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甚至也从属于检察机关的状况。
最后是司法制度的改革。为了确认和保障主体的权利和自由，为了确立法院的权威，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主要包括有陪审的实施，在诉讼活动中引入辩论制，以及证据制度的改革，等等。
（三）改革任务
俄罗斯为了实现上述司法改革目标，司法改革的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1）在确认和保障人权方面，坚定不移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公民在诉讼过程中的宪法权利；确认在法定情况下，每个人享有由陪审法庭审理他的案件的权利；增加对公职人员的不法行为向法院提出控告的机会；建立对采取强制措施和其他诉讼强制手段的合法性的司法监督；在刑事司法领域，法院的作用不再服务于同犯罪作斗争这一目的，代之以更加中立地通过实施刑法，保护社会免遭犯罪的侵犯、保护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公民的权利和利益。（2）在司法机关建设方面，在刑事和民事诉讼立法中按照科学的法律精神确认司法机关组织和活动的民主原则和具体规则；提高对法院、检察机关、内务机关、侦查机关的物质技术保障水平，以及对被委以重任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保障； 保障司法机关活动及司法统计活动的可靠并提高其公开性；完善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保障体系，实行法官终身制。（3）在诉讼活动中重建有陪审的审判，实行辩论制、贯彻各方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以及对刑事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不同的诉讼规定不同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原则等。
三、俄罗斯司法改革的成果
由于改革经过了细密的筹划，有系统的设想，司法改革方向是对路的，俄联邦通过这些年来的改革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尤其明显的成就是法院的变化。一句话可概括为“体系不断完善，地位进一步明确，作用有所提高。”首先，几年来，俄联邦相继制定了联邦《宪法》、《法官地位法》、《宪法法院法》、《仲裁法院法》、《最高法院法》和《军事法院法》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各法院的设置、职权、地位、 作用和相互关系，为法院机构的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基本完成了法院体系的建设。如1990年10月成立了宪法法院；仲裁法院1992年始建，1995年已成体系；普通法院中的最高法院的组建基本完成。这就为法院的独立、作用的发挥和权威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其次，形成了有助于司法独立的一些观念和原则。比如，全部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法院享有了国家的一部分重要权力，在国家机关体系中有了自己的地位；法院和法官曾经必须履行的以各种形式向其他机关汇报的义务被废除了；法官不参加政治活动也成为一项法律原则，等等。再次，扩大了法院的管辖范围。其中，法院在审查代议机关、行政机关的行为和决定的根据及合法性方面的权力明显地扩大了，例如，宪法法院有权审查各级各类法律文件、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宪。法院甚至被授权审查实施军事侦查活动的军事机关的行为和决定的根据及合法性，这种审查对俄罗斯法院来说曾长期是审判权行使的禁区。最后，一些法律直接确认了法院、法官地位。如1992年通过的《俄联邦法官地位法》中有关防止任意中止和终止法院权力的规定，使得法院能够免受很多干扰独立地行使审判权；规定了选任法官的程序，这一程序将有效地防止那些业务和道德素质方面不称职的人进入法官队伍，保障了法官的素质；规定了法官协会的建立，以协调各种关系，并充分发挥法官团体的作用。
上述一系列重要法律和举措的出台，对提高法院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使法院具有与立法权、行政权相同的权威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在法院、法官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俄联邦司法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谓之“瞩目”，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初步形成。各级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重要的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顶住了其他机关的公然压力，依法独立地做出了判决，赢得了全社会普遍的肯定和尊重。
第二，采取了一些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前述重要法律以及程序法的制定和修改，扩大和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建立起了对公民的人身、住宅、私生活不受侵犯等重要的宪法权利的审判监督；扩大了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提高了对发现、搜集、调查诉讼证据活动的合法性要求。
第三，刑事诉讼中“有陪审的审判”（即陪审制）得以重建。司法改革过程中，人们对陪审制寄予了厚望，认为它是全部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对培养所有的诉讼参加人的现代法律意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通过陪审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的人也不例外，他会感到，他受到的是人民的审判、公正的裁决，接受惩罚是应当的，从而建立起对法律的信赖和对法院的尊重。因此，希望通过建立和实行陪审制，保障法院应有的、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独立性，提高法院的民主程度，实行人道主义，保证司法公正。人们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全部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构想》建议应由陪审法庭审理应当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全部刑事案件。1993年以来，已经有联邦的十个主体开始实行陪审制。
第四，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以求得支持与帮助。早在1992年，作为俄联邦司法改革首倡者和协调人的俄联邦总统国家法制局就与一些外国的和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以便就有关司法改革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俄罗斯曾将诉讼程序的法律草案送交美、德等国的大学、法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委员会征求意见，联合国的代表也到俄罗斯进行了考察，并对俄罗斯司法改革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报告。报告称俄的司法改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最有力的支持，特别是物质上的帮助。美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接待俄法学家、法官 、行政官员和记者进行为期1-3周的考察，以实地了解这些国家的诉讼程序和技术，接受培训。美国还对俄罗斯的司法改革给予了资金和物质、技术上的支持。
第五，建立了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为了顺利推进司法改革，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这一咨询机构建立。其成员均由总统在联邦法院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著名学者和法学家、法学学术团体的领导人中任命。该委员会在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总检察院，以及法官协会、律师协会的参加下开展工作，负责协调俄联邦有关部、委以及地方司法改革委员会在实现《构想》方面的活动。委员会分析有关改革的情报信息，提出进一步发展的预测、规划和建议；组织起草有关司法改革问题的法律以及总统的命令和指示；采取措施保障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和组织在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协调一致，促进他们各自作用的发挥；为俄联邦总统提供在推进司法改革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建议。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结 束 语
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中，改革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形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国家，为了尽快赶上先进国家或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更是图强走上改革之路。我们的邻国几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为法律发展的无条件与有条件性的统一提供了较为丰富、具体的经验材料，这些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俄罗斯的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凝结了俄罗斯人的法律经验和智慧，是使俄罗斯的法律从历史走向现代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环节。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统筹安排，使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成为改革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每一项措施的采取推动其他改革的展开，进而达到全局的成功。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将我们的邻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介绍过来以求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参照。
*本文原载于《行政与法制》2004年第7期，此处有增删。
参 考 文 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杰弗里·萨克斯，杨小凯：《俄罗斯的宪政转型》，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3月3日。
〔3〕张文洲、李艺：《苏联国事风云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4〕《俄罗斯法律特点》，俄罗斯《独立报》，2002年1月。
〔5〕《俄罗斯司法》，1996年第5期，。
对俄罗斯司法改革的认识和思考
司法改革的目标和界限
/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打破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整个国家生气勃勃，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有了明显提高。改革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逐渐深入，改革这个词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常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并且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实践中创造发挥，大胆破旧立新，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负面作用。一些干部把自己不合常规的做法都称为改革，利用改革之名任意打破原有的，借改革之名冲破规章制度对自己的约束，任意制定新的制度，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一把手为所欲为的天下，也使一些干部在大浪淘沙的改革中逐渐蜕化，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改革要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制度，破除旧制度只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绝不能本末倒置，把改革作为打破一切约束的借口。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只有有序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改革必须有不容随意打破的界限，在以稳定、严谨为基本特点的司法领域尤其如此。
以程序严谨为基本特点，任何不符合程序规定的司法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行为。如果在司法工作中随意破旧立新，不受既定程序的约束，就会使法律失去威严，国家失去控制，人民无所适从，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说司法制度就不能改革，而是要求在司法领域中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慎之又慎。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司法制度更加严谨科学，程序更加稳定，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稳定性必须要求对有资格进行司法改革和制定新制度的权力主体严格限制，不能有太大范围。
但中国的现状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人大、司法部门都可以制定本地区在司法领域中的规章制度，自己决定立案范围、办案程序，制定法外之法。这一现状使国家制定的统一的法律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面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违背了党和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为个别地方实行人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有统一的和法律，中央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有同样的效力。地方没有权力制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之外，各地方部门都没有权力干预本地区的司法工作。但是中国的制度却有独特的特点，司法机关隶属于各地方权力部门，向本地区的权力部门负责，受地方权力部门领导。这使得各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点上似乎与西方的联邦制更为相似。但和联邦制不同的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所以整个国家在地方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体，各地方这种集中权力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这样的体制下仍然维系着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它和西方单一制的区别是，中央权力通过一条线控制各地方权力，地方的不同等级之间都是这种单线式的控制，地方权力机关拥有控制本地区一切方面的权力，而地方的司法机关首先对本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并不直接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负责。而西方的单一制则是中央通过司法、行政多条线控制地方，地方没有一种集中的、能够掌握本地区所有方面的权力。两者相比较，后者能够更有效的维护整个国家的有序和稳定，而前者实际上是封建权力体系的延续。封建时代的中国，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在本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级的官员对上一级负责，在本地区统一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是中国司法改革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
无论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都是必须的。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之下，司法和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也是必须有分工界限的。司法和行政部门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不表示人大可以代替司法和行政部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否则也没有必要设立司法和行政部门了。实际上，由于人大是一个由众多代表组成的集体机构，它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是一种集体权力，所有权力要由代表投票表决后才能行使，也就决定了人大无法行使行政和司法的具体工作，只能对行政和司法的整体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换句话说，中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并不表示所有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就不需要设立国家机关了。
地方人大对本地区司法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在现实中有不少负面作用，它对国家的司法统一产生了明显的破坏作用。例如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河南省人大对洛阳市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事件，因为某法官适用了国家法律而没有适用该省人大制定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就此触怒了人大的个别领导，居然以人大的名义未经人大表决通过就命令河南省法院处分该法官，最后该法官被取消了审判资格，也就是被取消了审判权，今后没有资格再办案了。在这种现状之下，我们如何要求法官忠实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权力对法官的控制是现实的，法官也是人，他们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生存权，为法律献身，把自己微弱的躯体粉碎在强大的权力之下。
实践证明权力的分工和制约是有科学道理的。司法公正必须要求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特别是司法者自身地位的独立性，在人身保障和物质保障上都要有充分有效的制度支持。不能保障自身安全的法官是绝对没有能力去保障别人的正当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法官拥有 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保障，中国的法官在这个方面差得很多，中国司法的权威性也就差了很多。司法容易受到干扰、判决执行难都是因此所致。法院和法官只应服从于已制定的法律，权力机关的领导权在于制定约束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法律，而不能是在各个方面直接控制司法者。没有限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被消灭了，这种权力是野蛮社会的标志。
司法制度是不能轻易变动的，对司法的改革同样要有严谨的程序，对司法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动都应该受到严格约束。司法改革的权力必须限制在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司法改革指的是司法机关内部进行的改革，要保障改革的稳定性，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必须限制在最高司法机关。不能由地方司法机关拥有对法律进行改革的权力，即使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是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最高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改革措施也只能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而不能越出法律之外。
不少地方制定有自己在司法上的特殊规定，比如某些案件司法机关暂时不受理，某些影响重大的案件要由地方党委研究决定后法院才能判决。还有地方规定，对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的违法犯罪，要由地方党委集体或者常委的同意才能立案调查。地方制定这些规定对外的理由往往是出于保持地方稳定或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表面看似乎无可指责。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干扰已制定的法律的实行都是不能允许的，为了一时一地的稳定或经济利益而破坏法律的权威，会使整个国家在长时期里造成混乱并阻碍经济的长远发展。另外有些司法机关甚至其内部机构制定了一些规定，在法定程序之外规定案件调查审理的审批程序，或者在法定审判机构之外设立其它机构领导合议庭的审判工作。相对于来自司法机关外部对司法权的干扰，司法机关内部的干扰更加直接，并且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得到肯定和鼓励。这些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程序的破坏，在西方法治发展历史较长，司法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这些行为都属于妨碍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但在我国却缺乏对这些行为危害性的充分认识，这也是由我国一贯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所造成的。
改革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的同时，也使国家的一些方面出现了混乱无序的不利局面，这并不是改革的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只要通过谨慎合理的制度约束，就能控制改革打破旧制度造成无序导致的混乱，维护改革的稳定健康发展。司法改革作为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维护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司法改革必须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有序进行，绝不能蜂拥而上，人人都可以制定司法改革措施。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给司法改革划出明确的界限，明确谁有权力制定改革措施，哪些方面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把制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司法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法律制度严谨、明确，对非法和合法划出明确的界限，这是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要求，也是以法律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还是法律起到预防犯罪目的的要求。
王春峰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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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 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绍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希望《司法改革缘何步履蹒跚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改革方案范文”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