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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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企业用“资本家”这个概念注册企业名称的讨论，笔者并不知情，不过，对于法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笔者却想强调一点: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
法律权利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它是公民之所以得以为“公民”二字的原因，是公民必须享有的权利，是非经法定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人异于物的原因。一个公民当其出生之起，就享有各种权利，并由于其行使上述权利而能成为国家公民。至于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这些都是与公民权利本身无关的，相反，国家的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公民权利的充分实施，如果不能加以保证，而恰恰说明了这个政权是不合格的，也是反社会的。正如此，在非典期间，张文康被解职；正如此，伊拉克战争虽然以美、英联军的胜利告终，但由于其对公民的欺骗，而使美、英政府受到广泛的置疑；此如此，我们的党才提出了“三个代表”以求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在我们国家过去的50多年的历史中，以政治压法律、否定法律、践踏法律的事太多了，人基本权利的不存在、所谓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提高除了说明我们国家政治的失败还有什么？
社会的发展已经要求淡化政治色彩、把国家间的竞争转向经济竞争，这是当前时代的标志，是世界各国也是全人类所希望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才能长期存在与发展。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形态，为什么要强化这种形态本身的政治色彩，为什么不能够强化不同的形态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呢？为什么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如果发展到生产力上呢？要知道，我们曾在50年代就与西方同步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但却由于政治斗争，导致我们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全面失败！
人类的历史确实说明，政治斗争无法避免，但我认为，只有人的权力的全面享有，才能使人类得以全面发展。
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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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法律权利否定政治权力演讲范文
在关于某企业用“资本家”这个概念注册企业名称的讨论中，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法律权利上的自由，永远不能否定国家性质决定的、宪法确认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具体到这个案例，就是企业在注册名称时，即申请人行使自己的民商法的权利时，不能忽视以至否定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政治性质；“资本家”这个概念在我国是有特定含义的，且与我们政权性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相矛盾。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地都要维护本国利益，尤其是政治权益；而能代表本国利益（权益）的标志，既有物质产品，又有精神的、文化的产物；比如美国，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精神，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在世界上打造其“大国沙文主义”、“世界警察”的形象；但是，美国人、美国的企业，在国内决不会用企业的民商权利与本国的政治权力相抗衡。民商权利只有被侵犯了，才有资格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获得保护的权利。
我们有些人，以为改革开放至今、建设市场经济了，就可以与“国际接轨”了，就可以不要政治方向了；以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就是“民商权利的行使，就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做”；我以为，持上述观点的人是否应当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法律是谁制定的？我国的法律只能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我国的法律首先维护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公民、企业的权利也是在与我国的政治制度不矛盾的大前提下。
“资本家”一词作为历史的记载、一个抽象名词、一个类概念，不能作为某一个企业的具体名称，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的法律精神上，可以没有争议，但看了网友们的一些观点，真感到遗憾：社会主义中国公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为什么不保留点儿我们应有的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敏感性？不要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就是“世界大同”的一个上层建筑了；以美国为首的、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别有用心的“国际友人”，一直希望中国内部有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建设”中国，借用“文革”中的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进行经济建设中也有政治斗争！行使私权利不能违背、抵制公权力！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权利与政治权力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
权利永远要受到义务和责任的制约，更要受制于政治权力！
不能用法律权利否定政治权力
撩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演讲范文
近来，一种新型的腐败动向颇值得警惕，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期权化”现象。如《现代金报》近日报道，浙江省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土地出让给某民营企业主，该企业主因此拥有了亿元资产。该负责人退休后，被聘为该企业干部，年薪三十万元，高级住房一套，并且每年拥有几万元以内的请客送礼签批权。
前不久，浙江省政协委员杨扬就针对这一现象提交了《领导干部“期权化”现象应引起重视》的提案。他说，领导干部“期权化”就是某些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权力和影响，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外商牟取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自己，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下海以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退下来、或辞职以后即到自己关照过的单位任职，收益十分丰厚。
毋庸置疑，“权力期权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是将期货交易的市场行为引用到政治上来，使官员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转化为一种可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在官员退休、“下海”后兑现。虽然这种行为不像有些贪官那样一手办事、一手要钱，官员没有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的同时马上取得钱物，但是利用权力为他人不正当谋利仍是对权力的滥用，妨害了权力公平、公正和廉洁的行使，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使权力异化，沦落为官员和不法商人进行交易的商品。这种将来获得钱物的做法与马上进行钱权交易的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其目的只是为了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渊源于权力具有扩张和易腐的特性。权力具有扩张性和易腐性，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掌有公共权力的人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将本应为民众服务的权力转化为谋取自己私利的工具，孟德斯鸠就说：“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权力进行扩张和寻租有两个维度：一种是权力在管辖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张和寻租，这是权力在空间上的寻租和扩张；另一种就用现在滥用权力的行为与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做交易，这是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即“权力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也跟我们当前反腐败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一年比一年高涨，官员感受到了在权力寻租中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前些年，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敢说：“到我这一级的干部没人管了。”如今，不仅是厅局级干部有人管，省委书记、省长落马的也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官员不甘心放弃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寻租，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寻租中遭致的风险。而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权力期权化”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员的需要，因为，“权力期权化”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官员在职时利用权力在土地审批、项目审批、协调融资等方面为一些企业谋取利益，但其并不在在职时收取钱财，而是在“下海”后到管辖地区的企业任职得到车子、房子和股份等特殊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往往使人不容易与其在职为该企业谋利产生联系，并且这种待遇与其在该企业任职付出了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搅在一起，难以分别。隐蔽性和欺骗性让权力寻租被打击的机率大大降低，因而这种低风险的寻租和扩张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官员亲睐。
然而，要打击这种“权力期权化”的腐败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一，反腐败机关太多盯着的是现职官员，而退休、下海官员的各种行踪不为他们所掌握，容易逃脱监管的视野；其二是由于时过境迁，要找出官员当初行使权力的行为与今天获得各种钱物的行为有必然联系有较大的难度；三是现行的法律存在漏洞，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XX年在一个司法解释中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事实上许多官员和不法商人之间在事先并不约定，而是双方心知肚明，官员在职为商人谋取利益，商人在官员退休、下海后自然而然投怀送抱，而且这种商人回报官员的利益与官员在其企业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对于这些情形法律并没有进行有效规范。
因此，对官员离职从业行为进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以下制度和措施：
首先，必须严禁官员在退休、下海后在其原先管辖区域的企业里从业。有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作为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后，去那里是他的自由，公众无权干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官员行使的是公权力，公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官员要公正地行使民众所授予的权力，其的一些行为就必须受到合理限制，这包括其退休、下海不得在其原先管辖区域的企业从业，因为这种从业行为极有可能产生“权力期权化”的腐败现象，从而使官员在职的时候滥用权力，辜负民众的信托。国外也有相关的立法例，如韩国《公务员伦理法》规定，凡由总统令所确定的有关政府职员，自退职日起的两年内，不得到与其退职前两年间曾工作过的部门有密切业务关系、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就业。事实上，中央组织部在今年年初提出要推行的六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措施中，就包括要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问题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消除其消极影响。
其次，我们的反腐败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对退休、下海官员动向的跟踪了解和组织管理。退休、下海了，许多人的组织关系还在，即使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基于对其可能进行“权力期权”交易的警惕，也应当对他们建立相关档案，对其退休、下海的动向要有所了解。
再次，我们还应该严密我们的法网,加大对违反离职从业禁令的处罚力度。反腐败机关除了对官员和商人事先有约定，事后进行受贿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外。法律还应当规定，企业不能聘用原先管辖过其的官员，否则给予严厉经济处罚；对于退休、下海的官员到其原先管辖的区域的企业里从业的，其所获得的报酬除扣除比照他人通常劳动收入外都作为非法所得处理，并对其违反禁令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
最后，要使“权力期权化”的行为不能得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官员在职时行使权力过程实现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化。官员在职时很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其在退休、下海后就不能得到什么“期权”、利益，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在这其中，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监督制约是关键。在重要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任免、调动和奖惩，大额资金的安排和使用，重大工程项目的确定以及其他重大问题上，都要通过实行集体讨论决策制度，杜绝“一把手”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或用书记办公会议的形式代替常委会作出决定的现象。
总之，我们只有对“权力期权化”的现象提高警惕、加强研究，多管齐下进行治理，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的倾向才能得以有效地遏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撩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演讲范文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本人认为，必须在法治观念的层面以及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层面上，分别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权力”与享有“权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条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发布、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政治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影响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总结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②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7。
③参见袁祖社《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06。
④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43-55。
⑤参见 张文显 《法理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p112-113。
⑥参见 林喆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20。
⑦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党内称呼变化：权力意识的变迁演讲范文
“应该禁止党政部门人员称兄道弟”，这是四川省人大代表、民革自贡市委副主委曾朝章在省十届人大二次全会上发出的呼吁。他指出：一些人见面或谈工作时，不是称同志，而是满口的“大哥、老弟”；对上级不叫领导而叫老板，岁数大一点的就叫大姐，甚至有的人还直接叫“干爸、干妈”。 因此，他建议四川省委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杜绝这些现象，对于一意孤行者，应给予严厉制裁，以正党风、政风和民风。（《新京报》2月16日）
本来，称呼不过是一种表达的符号，在现代社会，只要不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表达什么称呼并无不妥。如有人叫他人“阿猫、阿狗”，他人乐于接受这个称呼，都在允许的范围。然而，在党政机关，称呼却不可随意，在公权力机关，称呼构成行使公权力行使礼仪的一部份。一个社会，公权力机关如何对待自身上下级、平级之间的称呼，反映了这个社会如何看待权力，并对社会的其他阶层带来很强的示范作用。在西方社会，代议制民主奠定了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基础，凭借自己的本事，在法律的框架下追逐权力，从政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张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同时，为保证行政权的高效行使和体现行政权的领导服从关系，因此，他们公权力机关对待上下级、平级之间的称呼通常是以职务相称，这些都离不开西方社会特有的语境和他们对待公权的态度。
然而，在中国，权力被认为是来源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掌握权力更多认为是一种责任，而不认为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张扬。掌握权力的人是无高低贵贱之分，这是中国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中国社会对待权力的特有语境。因此，用“同志”这一称谓最能吻合我们权力的属性和我们党提倡对待权力的态度，也最明确地表明官无大小之分，权力是平等而且只是服务于人民的思想。早在1959年，毛泽东同志就作过指示，要求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也一直倡导党内互称同志，并且身体力行。“同志”的称呼也是那些年代的党政机关的流行称呼。
但曾几何时，我们机关的称呼变了，“同志” 被“书记”、“部长”等职务称呼所代替。如果说时代的变迁，从政成为一种个人价值的张扬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很多人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为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从政去执掌权力。在现实中，一些人们看到的是权力可以为自己、亲朋带来特权和财富，可以成为人上人，执掌权力目的不再是造福一方，而只是为谋一已好处的手段。君不见某位县委书记说：“当官不发财，请我来都不来。”而某些千辛万苦爬上官位的老爷们，也要下属抬轿子，表达尊贵的身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同志” 职务称呼的转换，其实质不过是一种由从平等对待权力的意识向对权力崇拜、敬畏的意识转变，也是某些权力执掌者将权力视为特权的表征。针这种情况，去年3月份，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行文或报送其他书面材料也按此办理。
市场经济的浪潮继续冲击中国，交易成为流行的思维，一些人执掌权力更是为所欲为，将权力如渗入市场，急于寻租。另一些人则看到权力也是易腐并可交易。于是，领导变成了老板，因为他掌有资源的分配权，对下属而言，他可以决定其福利与升迁，对单位外人而言，他是富贾，与基交易可以为已获利。当然，领导也可以是兄弟，那是为了拉近距离，同化他，为将来的各种谋利铺平道路。由此可见，职务称呼向江湖称呼的转换，不过是对权力敬畏与崇拜的意识进一步向的腐蚀、拉拢权力的意识转变，也是某些权力执掌者开始寻租权力和权力被腐蚀的先兆。
党内、政府上下级、平级之间称呼的变化，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表现的是一定社会中对权力意识的变迁。治理语言从本质上是一种治标的手段，而语言本身是意识的流露，但是意识是一种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以强制的手段加以解决。意识的改变，要针对意识植根的现实，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公权力成为特权、成为个人不当交易的手段，祛权力之魅、还其为民服务之形，限制公权、监督公权，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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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称呼变化：权力意识的变迁
论政治权利不可剥夺演讲范文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从奴隶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才第一次实现了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社会基础在本质上不同于前几种社会类型，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度上注定要不同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前几种社会类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利制度也必须发生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变化，那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都不可剥夺。用以往的法律观念来看待这种观点会觉得不可接受，但它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必然要求。
剥夺政治权利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有效工具，它可以保证处于少数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居于主导地位。剥夺处于多数地位的被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政治权利，不仅可以直接减少被统治阶级中反对者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其他被统治者产生恐惧心理而不敢表达反对意见，从而使统治阶级得以以寡驭众，使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数量上从实质上的多数变成表达出来的少数。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保障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使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居于统治地位，就必须废除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废除这一干扰民众意志的正常表达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
剥夺政治权利制度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它的存在使通过民主的形式得到的可能是不民主的结果，因为它剥夺了一部分人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让每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才能通过全面分析所有人的意见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举一个例子，比如五个人通过投票决定吃什么东西，两个人想吃肉，三个人想吃水果，本来应当是吃水果的占多数，但是这三个人对具体吃什么水果意见不一，一个想吃苹果，一个想吃梨，还有一个想吃桔子，这就给了想吃肉的两个人机会，尽管他们两个人一个想吃鸡，另一个想吃鸭。他们可以首先对付想吃苹果的人，说只有你一个人想吃苹果，你是少数，禁止你发表意见。再对想吃梨的人说，你也是少数，禁止发表意见。这样想吃肉的反而成了多数。这虽然是个简单的例子，但却具有典型意义。社会的其它方面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意志都会或多或少与其他人有些差别，从某一个角度看，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又会成为多数。允许少数意见存在，才能保障多数不被破坏，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要实现民主必须要保护少数的原因。
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少数派的意见永远不会居于统治地位，多数派总能表现出更强大的力量。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剥夺的是少数人的权利，他们的意见本来就是少数，剥夺他们表达意志的权利，会使多数人的意志更加具有优势。但是他们既然是少数，我们又何必去剥夺他们表达意志的权利呢？不允许少数派的存在，会使所有人在表达意志时有所顾忌，反而使真实的多数人意志不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所有假冒众人之名行一己之私的人都是使用这种强权的手段压制反对者的力量，而在他们垮台之后我们才能听到反对他们的声音有多么强烈。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对于中国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处于多数地位，不需要通过减少被统治阶级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使自己的意见成为多数，剥夺政治权利制度的继续存在只会给予少数派以利用的机会。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才能使表达出来的社会意志真正反映所有社会成员的真正意志，才能使表达出来的社会意志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本意，使社会意志的表现和本质一致。多数人的意志不需要借助于抑制少数人表达意志就能成为多数，而对于少数人的抑制反而会影响多数人意志无拘束地表达，并且使少数人有机会假借多数人的名义压制多数人中的一部分从而使少数人的意志取得多数的假象。
在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作为社会多数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统治者，但代表这一阶级行使统治权的毕竟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这也就存在这一小部分人利用权力变质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可能。而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有效工具，剥夺政治权利制度就会成为悬在无产阶级头上的套索。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使人民真正居于统治地位，使历来是被统治者的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就要保障所有人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不剥夺任何人的政治权利，才能使每一个人都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才能使表达出来的多数意见真正反映出人民的意志。使所有人都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坚固基石，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变质的强力防腐剂。
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来看，在原始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强权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自从出现了阶级、国家以及剥削，人们的政治权利就不再平等了，为了压制被统治者的反抗，维护在数量上处于少数地位的统治者的强势地位，统治者制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制度以及其他维护强权的制度。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制度作为统治者的有力统治工具一直存在着。但是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于前几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多数人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剥夺政治权利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作为社会制度的本质飞跃，社会主义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应当在思想上摒弃旧的思维模式，不拘泥于传统，敢于对旧的制度质疑，勇于接受新的思想，这也需要在制度上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保障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使人们在质疑和创新之前没有心理上的恐惧。真理愈辩愈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佳环境。
王春峰email：[email protected]
论政治权利不可剥夺
撩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
/ 近来，一种新型的腐败动向颇值得警惕，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期权化”现象。如《现代金报》近日报道，浙江省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土地出让给某民营企业主，该企业主因此拥有了亿元资产。该负责人退休后，被聘为该企业干部，年薪三十万元，高级住房一套，并且每年拥有几万元以内的请客送礼签批权。
前不久，浙江省政协委员杨扬就针对这一现象提交了《领导干部“期权化”现象应引起重视》的提案。他说，领导干部“期权化”就是某些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权力和影响，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外商牟取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自己，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下海以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退下来、或辞职以后即到自己关照过的单位任职，收益十分丰厚。
毋庸置疑，“权力期权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是将期货交易的市场行为引用到政治上来，使官员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转化为一种可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在官员退休、“下海”后兑现。虽然这种行为不像有些贪官那样一手办事、一手要钱，官员没有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的同时马上取得钱物，但是利用权力为他人不正当谋利仍是对权力的滥用，妨害了权力公平、公正和廉洁的行使，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使权力异化，沦落为官员和不法商人进行交易的商品。这种将来获得钱物的做法与马上进行钱权交易的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其目的只是为了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渊源于权力具有扩张和易腐的特性。权力具有扩张性和易腐性，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掌有公共权力的人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将本应为民众服务的权力转化为谋取自己私利的工具，孟德斯鸠就说：“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权力进行扩张和寻租有两个维度：一种是权力在管辖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张和寻租，这是权力在空间上的寻租和扩张；另一种就用现在滥用权力的行为与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做交易，这是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即“权力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也跟我们当前反腐败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一年比一年高涨，官员感受到了在权力寻租中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前些年，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敢说：“到我这一级的干部没人管了。”如今，不仅是厅局级干部有人管，省委书记、省长落马的也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官员不甘心放弃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寻租，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寻租中遭致的风险。而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权力期权化”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员的需要，因为，“权力期权化”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官员在职时利用权力在土地审批、项目审批、协调融资等方面为一些企业谋取利益，但其并不在在职时收取钱财，而是在“下海”后到管辖地区的企业任职得到车子、房子和股份等特殊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往往使人不容易与其在职为该企业谋利产生联系，并且这种待遇与其在该企业任职付出了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搅在一起，难以分别。隐蔽性和欺骗性让权力寻租被打击的机率大大降低，因而这种低风险的寻租和扩张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官员亲睐。
然而，要打击这种“权力期权化”的腐败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一，反腐败机关太多盯着的是现职官员，而退休、下海官员的各种行踪不为他们所掌握，容易逃脱监管的视野；其二是由于时过境迁，要找出官员当初行使权力的行为与今天获得各种钱物的行为有必然联系有较大的难度；三是现行的法律存在漏洞，虽然最高人院于2000年在一个司法解释中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事实上许多官员和不法商人之间在事先并不约定，而是双方心知肚明，官员在职为商人谋取利益，商人在官员退休、下海后自然而然投怀送抱，而且这种商人回报官员的利益与官员在其企业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对于这些情形法律并没有进行有效规范。
因此，对官员离职从业行为进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以下制度和措施：
首先，必须严禁官员在退休、下海后在其原先管辖区域的企业里从业。有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作为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后，去那里是他的自由，公众无权干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官员行使的是公权力，公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官员要公正地行使民众所授予的权力，其的一些行为就必须受到合理限制，这包括其退休、下海不得在其原先管辖区域的企业从业，因为这种从业行为极有可能产生“权力期权化”的腐败现象，从而使官员在职的时候滥用权力，辜负民众的信托。国外也有相关的立法例，如韩国《公务员伦理法》规定，凡由总统令所确定的有关政府职员，自退职日起的两年内，不得到与其退职前两年间曾工作过的部门有密切业务关系、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就业。事实上，中央组织部在今年年初提出要推行的六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措施中，就包括要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问题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消除其消极影响。
其次，我们的反腐败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对退休、下海官员动向的跟踪了解和组织管理。退休、下海了，许多人的组织关系还在，即使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基于对其可能进行“权力期权”交易的警惕，也应当对他们建立相关档案，对其退休、下海的动向要有所了解。
再次，我们还应该严密我们的法网,加大对违反离职从业禁令的处罚力度。反腐败机关除了对官员和商人 事先有约定，事后进行受贿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外。法律还应当规定，企业不能聘用原先管辖过其的官员，否则给予严厉经济处罚；对于退休、下海的官员到其原先管辖的区域的企业里从业的，其所获得的报酬除扣除比照他人通常劳动收入外都作为非法所得处理，并对其违反禁令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
最后，要使“权力期权化”的行为不能得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官员在职时行使权力过程实现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化。官员在职时很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其在退休、下海后就不能得到什么“期权”、利益，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在这其中，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监督制约是关键。在重要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任免、调动和奖惩，大额资金的安排和使用，重大工程项目的确定以及其他重大问题上，都要通过实行集体讨论决策制度，杜绝“一把手”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或用书记办公会议的形式代替常委会作出决定的现象。
总之，我们只有对“权力期权化”的现象提高警惕、加强研究，多管齐下进行治理，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的倾向才能得以有效地遏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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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权力观，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对权力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如何正确行使人民赋于的权力，是当前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关键。结合我区干部队伍建设实际，我们认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清醒地认识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切实把权力与责任统一起来，做到上不愧党，下不负民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劳动群众给的。”并强调：“为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幸福，为人民的事业而掌权，其权力目标才是进步的、可敬的”。我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章也指出，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的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领导者是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群众来行使权力。领导干部只有真正解决好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真正搞清权力的性质、来源，才能牢固树立权力的责任意识，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首先，要真心爱群众，把心系群众作为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为官从政，就要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时刻想着群众，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经常深入基层，接触群众，注重与群众面对面的感情交流。其次，要真正为群众，把为民谋利作为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竭尽全力，扎实工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再者，要真诚靠群众，把相信、依靠群众作为实行正确领导的必要前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要倾听群众呼声，掌握实际情况，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从而推进改革和发展。近年来，台儿庄区委、区政府着眼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任务统一起来，努力把实现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比如，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坚持每年为群众办10件实事。2000年以来，先后为群众办成50件实事，总近5亿元,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效地解决了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要清醒地认识到权力运行绩效的最终评判者是人民，真正着眼于群众利益和长远发展，做到在岗奉献，为民建功 对为官从政者来说，人民群众是最高的裁决者，历史是最好的筛选器。要获得历史和人民的认可，就要把眼前政绩与长远发展统一起来。为官不在高，有德、有政绩、有贡献，人民就敬仰，历史就会给他应有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真诚地对待历史，真诚地对待人民，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职责。 首先要增强责任意识。权力就是责任，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从来没有无权力的责任，也没有无责任的权力。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越多，作贡献的潜能越大。党和人民赋予领导者权力，目的是要求我们正确行使权力，忠实地履行职责，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针对台儿庄经济总量小、人口少、基础薄弱、缺乏外力带动的实际，我们倡导在全区各级干部中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发展价值观，引导广大干部全心思考发展，全力支持发展，全身投入发展。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责任推进机制，通过实施“225”发展计划、开展“四强”竞赛、实行招商引资“四不一否”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把压力传递到各级能否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上，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加快发展的内在动力。2001年以来，全区先后新上投资过千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68个，其中过亿元项目13个，完成投资15.8亿元，新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8个。 其次要增强敬业意识。敬业方能爱岗，一个人的能力可以有大小，但敬业意识不可少。把自己分管的、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尽职尽责地做好，就是一名称职的干部，如果能再创新、再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就是一名好干部。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就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求其绩。2001年，我们提出了“在其位为人民干些什么，谋其政为台儿庄留下什么”，相继开展了干部思想作风纪律整饬和“瞻前顾后”活动，今年又在全区开展了“在岗奉献、为民建功”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广大干部立足本职，正确对待权力和行使权力，尽职尽责地干好各项工作。 三要增强奉献意识。克己奉公、甘于奉献是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内在要求。领导就是服务，就是奉献。事实表明，作为决定地位，奉献决定价值，一切都在人为。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的关系。用科学的眼光认识社会，用健康的态度对待人生，用正确的准则规范行为，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对待个人利益，是对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行使权力的严峻考验。唐代诗人白居易说：“今我何其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封建官吏尚能如此自省，我们更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和正确的标准，不断勉励和教育自己，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做到在工作上永不知足，在生活上知足常乐。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真正把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做到公字当头、廉以服人 权力是柄“双刃剑”，正确行使，造福于社会；不正确行使，造孽于社会。前者是权力的崇高，后者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性和权力运作的强制性。权力越大，受腐蚀的可能性越大。古人说，“为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
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这些都警示我们要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保证权力干净运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增强自律意识。抵御腐朽思想侵蚀，必须先筑牢廉洁自律的防线。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不要在“灯红酒绿”面前失了分寸，不要在“金钱美色”面前乱了阵脚，更不要在“无人知”之中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尤其要用好“人权、事权和财权”，把好“进退留转”几个关键时期。要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观念，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按照法律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绝不能存有权大于法的错误思想。其次，要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要自觉地接受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使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监督之下。要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完善各种监督制度，拓展监督渠道。真正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有效地延伸到哪里。近年来，我们切实履行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从健全监督机制入手，加强了对干部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及时帮助改正。实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函询诫勉、跟踪考察、巡访、谈心谈话、末位警示和干审联席会议等制度，在全区范围内聘请了12名离退休老同志担任干部作风建设监督员，有效解决了干部工作中“重使用轻管理、重调整轻调解”的问题。 总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立身之本，是党性锻炼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才能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任何情况下，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才会干好事、办实事，才能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以上《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演讲范文》由范文资讯网演讲稿栏目资深小编整理编辑而成，希望能帮助您的写作和演讲需求，也请您继续访问更多关于2024“权力与责任演讲稿”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