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的自然状态——小议霍布斯·洛克·卢梭法学思想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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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十七、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人类历史步入近代化进程，社会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对公共权力的追求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首要目标，而作为公共管理的前身——自然状态的研究，也成为这个时期热点话题，霍布斯从人性恶论提出自然状态即为战争状态；洛克提出“天赋人权”思想，认为自然状态即完备无缺的自由、平等；卢梭从人类起源的角度得出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黄金时代”结论。
关键词：自然状态；自由平等；战争；野蛮人
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力空间是怎样形成的？作为一个千古之迷，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至少存在几千年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试图对此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人性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形成大致过程是：由于男女相互间的吸引和需要而产生的家庭，在家庭中除了夫妻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主奴即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数个家庭的聚集而组成村庄，然后再由村庄组成城邦，城邦的出现，就有君主、行政官、法官及相应的公共权力机关，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公共权力，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从他的“人是天生的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中引申出来的逻辑推论的结果。那么，在我们人类文明社会形成以前究竟有没有一种自然状态，如果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回事呢？为此，引发17——18世纪西方学者大讨论。下面，笔者就所学知识作一下简单阐述。
一、旦夕不保的战争状态
如同先哲亚里士多德一样，托马斯·霍布斯也是从人性出发开始探究自然状态的，但与其不同的是，霍布斯提出人生来就是恶的观点：“因而，我把所有人共同的意向，即对权力的永无止境，至死方休的欲求放在首位”由于我们天性中存在荣誉感、骄傲或是虚荣心而变得复杂，所有非肉体或非感观的愉悦，霍布斯都称之为精神的愉悦，所有精神的愉悦直接或间接地源于“自豪感”。自豪基于一个人获得了别人对自己及自己能力的良好评价，评价总是比较别人而言的。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珍视自己，如同自己珍视自己一样。因而，对藐视和轻视的表示，他随时都准备反击，铲除藐视自己的人，甚至当人们聚会时，也会通过那些笑料寻求这种自豪。霍布斯认为，笑是由然而起的，自豪感引发的，被自己某些举动所引起。“或是会意了别人身上某此畸形的东西，通过比较，为自己击掌喝彩。”他认为“荣誉正是以某权力或优势，尤其是他可能用心帮助或伤害我们的权力 的认同”，他甚至把尊重定义为我们对另类一个人这样的一种信念，他具有为我们自身谋利或伤害我们的权力，但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愿望，这种感情的重点不是敬仰和爱戴，而是恐惧。
为此霍布期总结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的状态真正成了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这样描述战争状态：“除了凭借自己和发明所提供的，人在没有其他保障情况下生活着，在这种条件下无从发展实业，因而由此获得的成果是不可靠的，因为地球上不存在文明，没有航运，也没有通过海运进口的商品；没有宽敞的楼群；没有移动和搬运沉重物品的工具；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艺术；没有通讯；没有社会，更糟糕的是，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死的危险；人活得孤独无依，贫困潦倒，污秽不堪，野蛮不化，人命短暂逝去。”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只想保全自己而不顾他人。而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人就得吃、喝，即必须消耗某物或占有某物，在物少人多的情况下，人们不免发生争吵，每个 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企图伤害他人，你争我夺就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由于缺乏一种公共权力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人与人这间争斗永无终止，总是处在连续不断中。今天是王五杀死李四，明天王五又被张三杀死，而张三的生命也旦夕不保。因为还有赵六、孙七企图谋害他，而赵六与孙七也可能彼此之间互为仇敌。总之，人对人的战争、凶残、仇杀成了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每人个想躲也躲不开的一种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实在太可怕了。
二、秩序井然的田园状态
与霍布斯的凶残、仇杀的战争状态截然不同，在洛克的笔下所展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并且也是“平等的状态”，自然的自由得自于自然的平等。“再明显不过的是，同种同类创造物，不加区分地生来就具有同样的自然优势，和同样的官能，也应彼此平等，而不应相互间有隶属或属从关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可以用自己认为 合适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比如说：张三喜欢打猎，李四喜欢捕鱼，那么，张三就去打猎，李四勿需干预。这完全是张三个人的自由，李四呢？他就去捕鱼吧。张三不想打猎而要去捕鱼，也勿需征得李四同意，因为张三也勿需 干预，这完全是李四的自由。当然，如果张三不想打猎而要去捕鱼，也勿需征得李四的同意，因为张三完全有这样的自由；同样，如果李四不想捕鱼而要去打猎，也勿需征得张三的同意，他也完全有这样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一切权力和管辖都是相互的，张三与李四完全平等，张三无权强制李四实施某种行为，李四也无权强制张三实施某种行为。
但尽管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它却不是一种放纵状态……自然状态自有约束每个人的自然法”。人的自然的自由不应被理解为不受任何法的限制，因为“在有能力制定法的创造物的所有状态中，无法的地方也就无自由”“人的自然的自由只受法的统治”“除了自然法而它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洛克认为，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处置自身及其财产的权利不受限制，但是，他无权毁灭自己和他所拥有生命及财产，除非他能找到比保护其生命更重要的目的，在其《政府论》中，他高度的肯定了造物主，认为所有人都是全能、无比聪明的造物主创造的，大家都是他的仆人，奉命来到人间，为他做事，是他的财产，是他的创造物，每个人的生命只能由他决定，不由得人类自己。而理性即自然法正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他支持人们：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同样比如：即使张三打猎一无所获，饥肠辘辘，而李四捕鱼满载而归，吃喝有余，没有李四的同意，张三也不应该动李四的一两片鱼鱗，更不应该用强力去夺取李四所捕的鱼，因为对李四来说，这是他的财产，他对这些鱼具有财产权。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所以任何人也不得剥夺李四对这些鱼的占有权，张三的饥饿并构成他拿走李四所捕的鱼的理由。这些鱼只能属李四所有，因为李四为捕这些鱼花去了他的劳动，这些鱼是他的劳动所，而这种所得即为他的财产权，是自然法所赋予人的天赋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有惩罚罪犯的权力。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的执行权属于每个人，人人都有权依法惩处罪犯，直到没有违反自然法，这样，可以制止任何人侵犯别人的权利及互相伤害，自然法就得以保存。全人类的和平及生存就有了保障，还是前一个例子，如果张三由于饥饿而夺走李四吃不完的鱼，即使张三没有侵害李四的生命，李四也有理由惩处他甚至杀死他，因为张三侵犯了李四的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杀死张三，洛克也成了李四“天赋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又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取得对另一个人的权利。但这种并不是绝对的，随心所意的权利。当一个人抓住犯罪时，必须冷静地依据理性和良心的指导，比照罪犯的犯罪事实，以改造罪犯，制止犯罪为目的，进行惩罚，而不能受自己感情冲动随意放肆的支配，因为生命权也是天赋，不容侵侵犯的。
三、人类的“黄金时代”
与上述我们讨论两位人物不同，卢梭的自然状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从人类起源为基础的角度分析他心中的自然状态，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中，没有权力欲望的野蛮人类是社会的主角，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疾病的来源是少的，因而几乎不需要药物，也不需要医生，人类生病的时候，自然给予了他们痊愈的本能，在自然状态下，没有衣服、住处，没有现代人视为必需品的物件。对野蛮人来说并不是多大的不幸，野蛮人是孤独的，清闲和易于睡眠的，自我保存是其唯一关心的事，只是由于睡眠和肉欲，才使人的感觉器官退化。
他认为在自然的支配下，野蛮人仅只服从于他的本能，自然为补偿野蛮人在本能方面的缺陷，就赋予他们一些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弥补他的缺陷，而且还可以把他提高到超过本能状态之上，卢梭说，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悟性，而情感的活动可以使人类的理性趋于完善，野蛮人缺乏各种智慧，他们只能具有因自然冲动而产生的情感，其欲望绝不能超过出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其中包括食物、异性和休息，以及他所畏惧的疼痛和饥饿。
卢梭重点谈到了野蛮人的道德，他说，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异德，自然人有的只是怜悯心和同情心，这种情感使得一切健壮的野蛮人，只要有希望在别处找到生活资料，就不会去掠夺幼弱的小孩或衰弱的老人艰难得来的东西。这种情感的格言就是“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综上，卢梭对于自然状态的描绘应该是独具人格的，按照他的想法，野蛮人非恶非善，无过失无德行，原因是人的智力尚未开化，没有知识，当然无法律，从而也就没有区分行善和行恶的标准。在那里人的本能的怜悯心和相爱心获得纯度的表现。它抑制人的自私自利之心的发展，没有人会违抗这怜悯和相爱心的管理的。它们起着现代法律、风俗或道德的作用。在那里，社会不存在平等，就是体力、智力方面的天生的或自然的不平等也极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不是不受任何束缚有，强者自然也无从行使他的权力，正是从没有不平等这个角度上，卢梭称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1]、李天然译.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石应天.西方四大政治名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胡象明.权力之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徐爱国等.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论人类的自然状态——小议霍布斯·洛克·卢梭法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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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变革论》演讲范文
序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变革传统法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50年代从苏联学来的理论框架已难以继续延用了。究竟有哪些观点与体系要变革？怎么变革？诸如此类的问题，尚不十分明确。西南政法学院的几位中青年法学研究工作者写作了《法学变革论》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这确实是很必要的，值得推荐。
我觉得，就整体而言，我国法学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与我国传统根本不同的法学，而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决定了只学习苏联；1957年后，左倾思潮笼罩的20年时间里，法律虚无主义又窒息着法学的发展。所以，要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新体系，实际上是近10年来的事情。复杂的研究对象和人为的干扰，我国法学研究还处在变革的起步阶段。现在所要变革的，仅仅是50年代初期从苏联照搬过来的那一套明显过时的内容及其衍生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这本《法学变革论》看作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学的一种有益尝试。
至于本书的内容、观点等等，我想还是留给读者评说。我认为，在摸索如何建立适合当代情况的法学理论体系问题上，应当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尤其应当积极鼓励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创造。事实上，中国法学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有鉴于此，我高兴地在本书出版时，聊缀数言，以表欢欣之意。
是为序。
陈守一
1988年11月于北大燕东园
导 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的时代。法学的变革，也已是我国法学发展行程中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法学幼稚！法学落后！这已不单是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越来越多的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了幼稚，赢弱的法学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心余力拙，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落后、陈旧的法学同有计划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及现代法治的深沉冲突。
如果以我们所处的这个跨世纪的时代作参照，传统法学就更显得落伍了。且不说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国际经济、技术发展形势的迫促，国内外自然科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的比较，仅就传统法学的理论力量而言，便已明显地表现出它的衰竭。面对社会关系的新格局、社会秩序的新构建、社会利益层面的新调控、社会矛盾的新动向，传统法学显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实践反馈的信息已经表明，要以传统法学来说明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在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无须讳言，我国传统的法学已经陷入危机。但是，危机并不就是坏事，而是变革之兆。鲁迅先生曾说道：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中国法学只有通过变革，才能给自己注入新的血液。法学变革之势已是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潮流。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法学变革进行了或正在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尝试；或从法的概念及"本质"上寻求突破，或引进系统科学"范式"以求创新，或创新学科以改造传统法学格局等等。对于法学变革本身，也有一些富有启迪的断想。但是，尽管新思潮的闸门已经开启，法学变革的序曲也已奏响，并且已取得某些局部性成果，然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未得到尽如人意的解答。诸如，为什么要变革？中国法学变革什么？怎样进行变革？变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进行变革的总体设计和战略布局？法学变革之路通向何方？等等。
对于法学变革，我们认为不能再作为一种感觉、情绪来表达、吁请，而应致力于理性思考和实证分析；不能囿于局部改良，而须全面更新和变革；不能再新瓶装旧酒，只作一些形式上的改换，而须触及实质性问题；不能再自律于传统法学圈内修修补补，左冲右突，而须把法学变革置于由过去、现在、未来组成的时间纵轴和现代科技革命、当代世界法学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等组成的空间横轴的座标系上，进行多维的、立体的扫描和透视，实行全方位的研究；不能再仅满足于法学变革对象的剖析研究，还必须对法学变革本身及其规律性进行探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创"跨世纪的现代法学"，并使它具有联系左右、沟通上下、拓展前后的新姿，同整个中国一起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为世人所瞩目。
基于上述想法，在本书中我们首先界定了法学变革的含义，回顾了法学变革的历史演进及近10年法学的变化、发展历程，剖析了法学变革的动因，描述了当代中国法学变革的对象，勾勒了变革的目标；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侧重研究和阐述了当代中国法学变革的基本格局，即：以点--法的本质、价值、功能带面--法学的理论模式、趋势、方法、观念、学科体系等点面结合的总体模式，对当前中国法学的新走向--权利之学也阐述了我们的新见解，最后探寻了中国法学变革的途径和条件。
我们试图以本书来表达自己对法学变革的新思维：总结以往的法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揭示法学变革的客观规律，力求系统地回答前面的法学变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本书只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答，而不是也不希望是的回答；本书只是我们设计的"跨世纪的现代法学"的一种模式，不是也不企求是的模式。法学变革是法学家们的共同责任和集体事业，本书只不过是尽抛砖之力，求引玉之功。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们认为，法学变革首先应该是深层次的--即对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基本体系和基本方法的变革，基于此，我们的思维投向集中在理论法学方面，对部门法学只是略为涉及。第二，基于对变革时的选向着眼点的不同，我们侧重剖析了传统法学的弊端及近10年法学的不足，而对其成就的叙述显得不够充分；并且，我们的剖析本身或许就值得剖析。当本书开始撰述时，甚至还在构思阶段，我们就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一件艰难的、甚或带有一定风险的事情。但是，科学研究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科学的魅力和长青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应实践的渴求而不懈地开拓、创新。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正是先导们这种对真理勇敢追求的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对法学变革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支撑着、鼓舞着、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摒弃了犹豫和怯懦。
有一句格言："'论证'是可以的，但'论断'却过份了。"本书也只是对法学变革的一种"论证"，而非"论断"。限于能力和条件，实在难免疏误失谬，若能得到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严肃批评和热情教正，则不胜感激，也正是我们所恳切盼望和热切期待的。
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页。
《法学变革论》
法学近代化论考演讲范文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1628至1644年，科克（E.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总论》（全四卷）面世。在这部被西方学者誉为英国法百科全书的著作中，科克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16世纪的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整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⑶1689至1690年，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洛克对保皇党人鼓吹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以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对议会制度、自然法、立法权以及权力的分立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建立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创造了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王室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
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4vols,1826-1830,后者的作品主要有：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S,1833;Commentaries on the confilict of
laws,1834;Commentaries on epuity jurisprudence,1836。
⑺日本没有和英国的法律学院（Inns of
Court）相类似的法律教育机构，近代法学人才除少量是在欧美受的教育之外，主要是在大学法学部接受的教育。
⑻该书原书名为Elements of Intemational
law，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85-1848），1835年在美国出版。
⑼关于中国法学的近代化问题，笔者已有专论述及，故这里不予展开（参阅拙文《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⑽有的学者将前者说成“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m
within），后者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m
without），我认为内涵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将美国也列为内源的现代化国家。参阅吕世伦、姚建宗：《略论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模式和类型》，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⑾在派生型法学近代化的国家中，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就是印度。它的情况既区别于中国又区别于日本，因为它已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又与美国不同，因为美国与宗主国英国具有同种同缘的关系，而印度与英国并无什么各族和血缘上的联系，因此，印度的法学近代化是又一种类型。可惜的是我们对印度法学近代化的情况所知甚少，尚无法对其作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
⑿洛克著《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2页。
⒀据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35页）一书的记载，从1895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首开法律教育课程之后，至1909年，中国先后兴办了47所法政学堂，涉及省份达20多个，1909年一年法政学堂在校学生达12282名。
⒁[美]伯尔曼（J.Berman）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8页。
⒂如1868年设立商法司，规定允许股的买卖自由，1869年，颁布法令废除了藩与藩之间的关税壁垒，打通了国内市场，并允许普通百姓拥有大型船舶从事航运业；1871年，废除了对利息的限制；同年，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宣布贵族与平民地位平等，并通过赎买政策，使封建贵族投资工矿企业；1872年，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允许一切人自由买卖土地；同年，建立了国家银行，1874年，颁布股份交易条例；1876年，颁布公司条例，1880年，又颁布了一系列的保险条例。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年民法典和1899年商法典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⒃《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自动在德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当时为法国领土）生效，1806年后又向莱茵河以东地区扩展。拿破仑下台后，这种扩展虽然受到遏制，但一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国民法典》在德国的莱茵和巴登地区始终生效并受到法院的维护。参阅前引（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第190-191页。
⒄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西欧各个国家之中，德国是继受罗马法最彻底、最全面的国家。
⒅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世纪时留下的，因为当时英国上层社会使用的是法语，但有些是近代以后传入英国的，如droit
international（国际法）、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benefce
dcdiscussion（要求先向主债务人追索债务的权利）等。
⒆“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⒇1972年，英国上议院在“克努勒股份有限公司诉检察长”一案中，否定了法院创制罪名的权力，从而肯定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法制原则。参阅（英）鲁瞿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著，赵秉志等译《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近代化论考
法学形态考——“中国古代无法学论”质疑演讲范文
法学形态，是法学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法学这个有着重大分歧的问题的基本看法。因此，尽管法学形态以前还没有人提起过，研究它也有相当的难度，笔者还是想对它作一些探讨。
一
中国古代有没有法学，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大部分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有法学，而且比较发达、完善，如中国近代法学家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就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学在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以及明清等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并得出了“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的著名论断。①中国现代法制史学者陈顾远也在《中国法制史》一书中指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法学的最盛时期，具体表现为“法理探讨，战国为最著”，“律文整理，战国集其成”等。②此后，中国学者如张国华、张晋藩、林剑鸣、高恒、武树臣、俞荣根、周密、王洁卿，日本学者中田薰、仁井田陞、滋贺秀三、大庭脩、八重津洋平、中村茂夫，以及美国学者蓝德彰（John
D.Langlois Jr.）等，包括中国最权威的法学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与沈家本和陈顾远相近的观点。
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学，法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至近代才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如梁治平认为：“中国古代虽有过律学的兴盛，却自始便不曾产生何种法学”。③张中秋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只有律学，而无法学，因为“‘律学’与‘法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之别，也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措词之争，而是反映了两种形态的法律学术不仅仅在外延上（这是次要的），尤其是在内涵即质的规定性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④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法学以正义为核心，而律学中则无正义的位置，而“离开了围绕正义而展开的上述诸问题（即关于法的本质和法的价值等——引者）探讨的法律学术，不应该称之为法学。”⑤
笔者认为，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在一定竟义上都是正确的。对前者而言，中国古代的确存在着法学，不仅有“法学”这一术语，⑥而且在汉、晋、隋、唐，其法学研究也曾达到古代世界所少有的繁荣境界，我国七世纪的著名法典注释书《唐律疏义》，无论在结构体系的合理性、概念阐述的科学性、条文注释的完整性、原则内容的系统性等方面，都可以与古代罗马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相媲美。说中国古代没有法学，人们很难接受。对后者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法学的确是近代才经由日本从西方传入中国的。⑦中国古代存在的研究法律的学问，尽管在文字上、逻辑上对法律条文进行了详细解释，但它只注重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只关心刑罚的宽与严、肉刑的存与废、是否允许亲属犯罪后相互容隐、子女可否为父母被杀复仇、皇帝应否大赦，“律”、“令”等法条的具体运用，以及礼与刑、法与道的相互关系等，完全忽视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所强调的公平、正义，以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使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也很难说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接受中国古代存在法学且比较发达的结论。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虽然讲的都是事实，但只表达了对法学这一社会现象和学术领域的一个侧面的认识，只表达了法学发展中的部分真理，因而没有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说出为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
法学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古代罗马的法学，与中世纪西欧以意大利波伦那大学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注释法学就不一样，而中世纪的注释法学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法学也不一样，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法学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将法学视为一种静止的状态是不符合事实的。
法学，也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即在历史上的各种法学之中，既存在着共同的因素，如讲法学者必有一种指导思想（或法的精神）体现在其中，必然要对法的起源、本质、特征以及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作出阐述，也必然要对法律条文进行注释，等等。但是，法学又有各种表现形态，在世界上，东方的法学与西方的法学不同；在西方法学之中，大陆法学与英美法学不一样；即使在同一个大陆法学之内，各个国家的法学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因而显得千姿百态。法学，就是这样一个包含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现象。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认识法学的本质和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法学还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法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层次，作为一门学术或学问，它是可以分为若干层次的，有低级发展水平的法学形态，也有中级、高级发展水平的法学形态。比如，罗马法学，尽管在古代世界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法学形态，但它与现代法学相比，又显得比较简陋、比较原始，比较落后了。
所以，在没有对上述问题作出周密的分析之前，就说中国古代有或者没有法学，我认为是一种片面的、肤浅的认识，也无法正确回答大家所要解决的论题。事实上，无论是从哲学、历史，还是文化上看法学这一社会现象，都遇到它的发展形态问题。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回答中国古代有否法学，以及它与近现代西方法学有何区别，各个形态的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共同的规律等等深层次问题。
二
按照各种汉语辞典的解释，所谓形态，就是指“事物的形状和表现”。这一解释，对认识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界的物品而言，是完全可以领会和理解的，但用于分析阐述法学这一学术领域，就似乎感到过于抽象和不够了。为此，让我们再来看看英文对形态一词的解释，或许能对我们有点启示。在英文中，关于形态，共有四个词表示，即form,formation,shape,pattern。除pattern一词外，其他三个词在表示事物的形状、形态的同时，还表示事物的种类、类型、格式、外形、结构、条理、组织、轮廓、方法、惯例、具体表现、各部分的组合、有条理的安排等。其中，“事物的具体表现”、“各部分的组合”和“有条理的安排”等释义尤为重要。
了解上述英文中关于形态一词的诠释，对我们分析法学的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言之，我们认为，法学形态，是指法学的具体表现形式，或法学之内部结构的组合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学术，一种社会现象，法学是由各种要素组合而成。这些要素主要有：经济其础，立法基础，世界观（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法哲学，即对法的本质、价值、起源、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等的研究、阐述），研究内容（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规范等），法的体系，原则，概念术语，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方法，法条注释。⑧
上述分析，尽管简单，但已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上述各法学形态要素中，有些是一般要素，有些则是必备要素，如法学世界观（理论基础、法哲学）、法条注释学、法学研究作品（著作、论文）等，只有具备了这些必备要素，我们才可以认为其已有了法学，反之，则不存在法学。至于那些一般要素具备与否，只是表明该国、该地区的法学的发达和完整程度，而不涉及有否之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一般要素是不重要的，因为正是由于有这些一般要素的差异的存在，才使世界各国的法学发展呈现出先进与落后、发达与简陋、完整与残缺等千姿百态的局面，才奏成一曲丰富多变的动听的法学发展交响乐；
第二，我们以前经常说的，法学就是关于法的学问，其使命是为了帮助法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凡是历史上产生过法的国家或民族，都存在过法学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至少是不精确的。因为法学是一种由各种要素组合而成的体系，光有法律未必一定能产生法学，只有具备了那些必备的形态要素，才能认为已形成了法学；
第三，法律思想不等于法学，法哲学也不等于法学，它们都只是法学的一个形态要素，一个组成部分。在有法律存在的场合，可能有法律思想，或法哲学，但未必就发展起了法学；
第四，由于法学形态要素经常处在变动之中，因此，由其组合而成的法学形态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决不仅仅是一种单调的、固定的模式。比如，有的法学形态，其法哲学可能非常发达，但其法条注释并不严谨、细密；有的法学形态，其法律注释学非常发达，但其法哲学可能非常贫乏；也有的法学形态，其私法部分的规定和解释可能很系统，但在公法方面没有什么成就，等等；
第五，由于决定法学的形态的最终要素是该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对应的文化类型，而在世界历史上又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因此，在世界历史上就可能存在着多种法学形态。
八十年代初，我国法学界曾对法学体系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诸多见解，如三分说、五分说、七分说，等等。⑨这里，“体系”一词，按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英文中，“体系”一词是由system和setup两个术语来表示的，其中心意思为系统、制度、方法、秩序、分类等。法学体系，一般是指法学的部门法学分科的问题，是法学学科的内部结构，即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区别的系统”。⑩
法学形态理论与法学体系理论相近，在表现法学的内部结构、组成部分方面具有相同点。但两者也有明显区别，概括言之，法学形态的外延比法学体系的要宽，后者主要侧重于其内部构成，尤其是各个部门法学分支学科的比例、发展与状况的分析，而前者除了这些内容之外，还要分析研究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立法基础，其所运用的方法论，表示其发展程度的原则和概念的运用情况，其据以存在的法学教育状态，法学主体即法学家阶层的状况，以及法学的学术研究氛围、最终价值目标等。在内涵方面，法学体系基本上是静止的、平面的，即法学体系是在法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形成为一个系统以后，再来分析其各个组成分支学科的合理性，以及如何保持协调以使法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好地发展。而法学形态则注重于法学内部构成、组合的各种要素之间动态的、立体的发展变化上面，着重表现法学这门学科的状况和表现形态及它的产生与发展方面（当然，也包括法学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方面），因此，法学形态与法学体系是反映法学内部构造以及发展规律的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笔者提出法学形态的问题，并不是玩弄概念游戏，而是试图在研究法学的构造与发展规律方面搞得更加细致一点，挖掘得更为深入一些。尤其是如同下面论述所表明的那样，在分析古代社会有否法学存在这一点上，法学形态理论有着法学体系理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为，在古代社会，其法学不管如何发达，几乎都只存在一个部门法学，或是刑法学，或是民（私）法学，用法学体系的理论去分析，可以说是无从着手的。
三
那么，根据上述法学形态的理论，世界历史上哪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过法学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吧。
埃及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早在公元前4241年就发明了先进的历法（将一年分为三季12个月365天）。⑾与此同时，根据确实的史料，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就创建了法律制度。⑿
根据当时埃及的法律（包括习惯法）的规定，国王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每一块土地都属于国王，每一个臣民也属于国王，所有的法律与司法程序也都自他而出。⒀国王是惟一的立法者。据传埃及历史上最早的立法者是埃及第一王朝的创始人美尼斯(Menes,约前3200年登位)。⒁据现存资料分析，埃及已制定和颁布过一些成文法（国王立法），当时，法典（Codes）被安置在法庭当中法官前面的木牌上，供法官当场适用。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岁月的流逝，这些法典本身都已全部佚失，这对世界法律史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⒂
当时，在埃及，司法与一般的行政的界限也不清楚。大约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780～2680年），在中央政府的法院之下，分设了六个大的地区法院，它们都由国王的大法官（chief
judge）领导，而在里面工作的法官则同时兼任着地区的行政官员，并且还都是高级僧侣。进入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50～1880年），这种分设六大地区法院的组织形式开始消失，而至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84～1071年），法院组织的变动就更加频繁。尽管如此，直到新王国时期，大法官的职位一直没有被取消。⒃作为国王的代表，他在国王的宫殿里主持日常的开庭事务。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掘到古代埃及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时的起诉状和辩护状等史料，但已经占有了当时法庭上的一些原始记录。这些用古埃及文字书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法庭记录，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法庭记录，其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⒄然而，根据已发现的史料分析，在埃及，“尚未出现过关于法律的论文，而且它们也不可能存在。”⒅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征服，前332年，又被马其顿占领，前168年，埃及沦为罗马的附属国。这样，埃及奴隶制法的独立发展也就中断了。
根据以上对埃及法律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埃及，虽然公布过国王的法典，形成了一定的法院组织体系，司法审判活动也很活跃，但没有能够产生法学。⒆
以巴比伦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成文法典。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始人乌尔纳姆（Ur—Namma,前2113～2096年在位）就颁布了《乌尔纳姆法典》。随后的伊新和拉尔萨等王朝，又颁布了《苏美尔法典》、《苏美尔亲属法》、《李必特·伊丝达法典》等成文法律。而公元前1762年由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Hammurapi,?～公元前1750）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则使巴比伦地区的立法达到最高的水平。
从《汉穆拉比法典》的内容来分析，当时已存在比较原始的法哲学理论，如在该法典序言中，强调了君权神授，提出颁布法典的目的在于“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⒇国王的任务之一是“使公道发扬，以正直的法管理部落”。(21)在正文婚姻家庭等法律条文中，主张赡养生病之前妻终身的人道主义立场。(22)在结语中，又反复强调汉穆拉比的法律是正义的体现，他的司法判决和裁定是“公正之道”，等等。(23)同时，《汉穆拉比法典》的整个内容，虽然是习惯法的简单汇编，但从其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之三大部分的结构，从其条文按诉讼程序、盗窃、军人份地、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商业高利贷关系、债、婚姻家庭、遗产继承、奴隶买卖等有条理的排列来看，当时的立法技术也已达到一定水平。然而，虽然法哲学和立法技术都是法学形态的构成要素，但由于汉穆拉比创立的巴比伦王朝很快就被喀西特人灭亡（公元前1741年），巴比伦法的发展迅速中断，因此，零星的法哲学思想和立法技术没有能够导致法学的产生。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汉穆拉比法典》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批巴比伦地区的官方文书和私人书信，(24)但无论是在考古发掘还是在现存文献的研究中，都未发现在巴比伦已出现法学的证据。
印度的情况与上述两个国家稍有不同。古代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其法律是在印度婆罗门教（公元前七世纪）、佛教（前六世纪）和印度教（公元四世纪）的产生演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献，如婆罗门教时代的《吠陀》、《法经》，佛教时代的《律藏》以及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经典《摩奴法典》（约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等，本身就是宗教教律。附带说一句，尽管国内有些学者否认《摩奴法典》具有法典性质，但鉴于古代社会宗教教义兼法典的情况很普遍，如教会法的基本源渊是《圣经》、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是《古兰经》等等，将《摩奴法典》视为古代印度的基本法典也是可以的。
除《摩奴法典》、《法经》等法律和宗教合二为一的文献之外，在古代印度，也存在着一批由世俗的国王制定的法令。这些法令在孔雀王朝时期（公无前324～前187年）还曾上升为当时印度的主要法律源渊。此外，传说孔雀王朝的创始人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约公元前324～300年在位）的大臣乔底利耶（Kautiliya,生活时代约前300年）所著的《政事论》也被当时国家视为法典。(25)所以，认为古代印度没有由国家发布的成文立法的见解(26)也是不正确的。
除了法典和法令外，在古代印度也出现了法律思想、法哲学。日本学者白井骏在《古代印度的刑法思想》（白顺社1985年版）一书中，对以犯罪、刑罚和刑事诉讼为核心的古代印度的法律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
但是，如前所述，法哲学和法律思想与法学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只是法学形态的构成要素。从目前所发现的古代印度留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尚未发现一部法学论著。因此，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认定古代印度不存在法学大概是不会错的。
在古代希腊，由于城邦制度繁荣的时间太短，各个城邦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立法也未能充分发达等原因，因此，在希腊只是产生了比较发达的法哲学和法律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为罗马法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柏拉图的《法律篇》（the
Laon,1407～1481）的《土地法论》，福特斯库（Sir
John Fortescue,活跃时期为十五世纪中叶）的《英国法赞美论》，爱德华·科克（Edon University press,1922。
⒄John H.Wigmore,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Vol I.p.32。
⒅Ibid,13。
⒆据美国学者威格摩尔的叙述，在古代埃及，曾出现过法哲学思想，如关于司法正义的观点等。见John H.Wigmore,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Vol I.pp.13～17。
⒇《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21)同前引⒇书，第20页。
(22)同前引⒇书，第35页。
(23)日本学者平野秩夫于1969～1970年间，在名古屋大学的《法政论集》第45～50卷上曾连载发表了《上古东方法哲学史觉书》一文，内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和法哲学思想。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日学术界至今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古代东方法哲学的论著。
(24)B.H.狄雅可夫、H.M. 尼科尔斯基编、日知译：《古代世界史》，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发行，第83页。
(25)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第121页，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26)参见前引⒂古棣、周英书，第378页。
(27)关于古代希腊没有产生法学的原因，详细请参阅何勤华：《西方法学史》第1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8)同上书，第2章第1节。
(29)关于中世纪英国法学的详细情况，请参阅上引书，第6章。
(30)参阅上引书，第3章第3节；[美]伯尔曼（H.J.Berman）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4、5、6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31)关于伊斯兰法学研究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高鸿钧：《伊斯兰法及主要流派》，《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1期；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2)在古代和中世纪，存在法学的国家还有日本。因为在中世纪日本，已经存在比较系统的法典（如701年的《大宝律令》、718年的《养老律令》以及1232年的《御成败式目》等），有法典注释学（其代表作是九世纪面世的《令义解》、《令集解》以及十三世纪以后出现的各种关于《御成败式目》的注释书），也有法哲学——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律学世界观。因此，虽然日本古代没有出现“法学”之名，但已存在“法学”之实。
(33)《史记·秦始皇本纪》。
(34)《管子》卷一：《牧民第一·经言一》。
(35)关于中国古代民事刑法化的详细论述，请参阅前引④张中秋书，第85页以下。
(36)当然，中国古代法律注释学中也有许多关于正确适用法律条文、正确定罪量刑及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的论述和技术，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古代的特殊国情，上述这些内容，都被包摄在法律的刑事镇压的工具属性之中了。
(37)张耕主编：《中国政法教育的历史发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38)这一点，张伟仁先生在《清代的法学教育》（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18卷第1、2号，1988年）中有很好的阐述，请参阅。
(39)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如出版了陈兴良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徐国栋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同上出版社1992年）、王利明的《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同上出版社1992年）以及梁慧星的《民法解释学》（同上出版社1995年）等。此外，最近李锡鹤的《论民法精神》（载《法学》1996年第7期）一文，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法学形态考——“中国古代无法学论”质疑
演讲技巧小议
孔子曾经说过：“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把演讲稿比作文，语言表达比作质，也是一样的道理，即使是再优秀的演讲词，如果演讲者的发音既错漏百出又拖泥带水，语调平白无味，相信听众也难提得起精神。
首先，发音正确、清晰、连贯、优美是吸引听众的最有力的法宝。
再次，语调要抑扬顿挫。演讲时的语调的起伏不仅能使演讲更生动，而且还能传达演讲者丰富的感情信息。试想如果总是用一种平板的语调，不仅演讲者本身显得无精打采，听众也会很快产生疲倦厌烦的心理。一般来说，升调传达着激昂的情绪，如兴奋、愤怒、谴责、疑问；降调则表达灰暗的情绪，如悔恨、伤心、失望和郁闷等。本篇演讲就是善于运用语调的变化的优秀范例，抑扬顿挫折，张弛结合，尤其是后半部分，通过语调的激越高亢以及反复的手段，将演讲推至最高潮。
态势语言是指演讲中演讲者的仪表、风度、手势、动作、眼神、表情以及所运用的其他视觉材料。对于演讲者，有镇定振奋和辅助传情达意的作用；对于听众，有感染、说明、强调、吸引、启发、批示等作用。运用态势语言首先要从演讲内容出发，做到有声与无声的统一，态势语言应该是自然、活泼、适度并且符合审判原则。
态势语功能从个人来说：1、反映人的性格和心理；2、反映人的真实感受和内心需求；3、可以弥补有声语言的不足。从日常交际来说：1、更形象的传递信息，表达思想；2、更有利的传达情感，反映情绪，如：拍案叫绝、暴跳如雷、扪心自问、趾高气扬等，3、更有效的昭示心灵，加深理解；4、更恰当的联络各种关系，使交际更得体。
演说时的姿势也会带给听众某种印象，例如堂堂正正的印象或者畏畏缩缩的印象。虽然个人的性格与平日的习惯对此影响颇巨，不过一般而言仍有方便演讲的姿势，即所谓“轻松的姿势”。要让身体放松，反过来说就是不要过度紧张。过度的紧张不但会表现出笨拙僵硬的姿势，而且对于舌头的动作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决窍之一是张开双脚与肩同宽，挺稳整个身躯。另一个决窍是想办法扩散并减轻施加在身体上的紧张情绪。例如将一只手稍微插入口袋中，或者手触桌边、或者手握麦克风等等。
演讲时的脸部表情无论好坏都会带给听众极其深刻的印象。紧张、疲劳、喜悦、焦虑、等情绪无不清楚地表露在脸上，这是很难藉由本人的意志来加以控制的。演讲的内容即使再精彩，如果表情总觉缺乏自信，老是畏畏缩缩，演讲就很容易变得欠缺说服力。控制脸部的方法，首先“不可垂头”。人一旦“垂头”就会予人“丧气”之感，而且若视线不能与听众接触，就难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另一个方法是“缓慢说话”。说话速度一旦缓慢，情绪即可稳定，脸部表情也得以放松,再者，全身上下也能够为之泰然自若起来。
从以上的总结来看，所提倡的无不是符合人们平时的审美习惯的，演讲是个实践活动，因此，平时养成良好、高雅的生活习惯才是最根本的。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文稿。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希望《论人类的自然状态——小议霍布斯·洛克·卢梭法学思想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关于状态的演讲”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