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独立及其实现演讲范文。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在我们要开启正式演讲之前，我们更应该整理好自己的发言并写下来。好的演讲稿能帮助你打动人们的心。写演讲稿的关键点是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论司法独立及其实现演讲范文,欢迎你阅读与收藏。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余松林
建立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离不开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如何实现司法独立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从影响司法独立的外部关系、内部关系以及法官的身份、经济地位、素质等方面入手。着重分析了各种关系的内在联系及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同时也结合我国的司法体制现状提出了笔者个人建议，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司法独立 实现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不仅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的保障。自然法学派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而司法过程也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正义的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能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能行使这项职权，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呢?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独立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被称为“技术性的司法规则。”由此，我们可以用一个较为概括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司法体制早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此，国家最高层领导也有了相当认识，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笔者以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独立，要实现司法独立，就必须对影响司法独立的种种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二、影响司法独立的外部关系
（一）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实质权力关系上，国家机关必须接受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法机关与司法工作也不例外。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司法机关并不享有政治结构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部分地区司法机关与地方党委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司法机关基本上受命于党委，成为党委的附属产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权掌握党委手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更有甚着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打批条，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需要，事实上这种“以党代审”的做法导致的部分办案不公，反而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为导致腐败的诱因之一。
（二）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
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曾说过“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
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可见，司法独立就是要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案件。“地方影响对于确立法制和文明性来说，即令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碍，也是最有害的障碍之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司法独立就必须建立起不受地方影响的独立司法机关。建国以来，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虽几经变动，但我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还是走行政区划的老路子，审判工作与司法工作不分，司法工作行政化现象极为明显：其一，司法机关依行政区划设置，与行政机关一一对应。这种层层设置的方式显然是模仿行政机关建制的，明显缺乏对司法工作特殊性的考虑。其二，对司法人员按行政干部进行管理，与行政机关相对应。其三，工作方式上实行层层把关的首长负责制和请示汇报等行政方式，明显不利于司法工作按法定程序进行。
如此以来，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难以得到切实保证。以致于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和执行难现象。相当多的司法不公，其本身不是法官素质低的原因造成而是由于当地政府施加影响。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中，因其事关当地政府的财源，而法院经费又是地方财政提供的，法院受自身利益的诱惑和国家权力的影响难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由于审判的事实不独立，人事、财政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形成了一大堆“关系案”、“人情案”。
三、影响司法独立的内部关系
（一）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
在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就是要法官独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自由心证的原则，在充分听取当事人举证，并在双方当事人当庭出示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或裁定。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庭，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未形成明确的职责范围。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作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结果使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具体说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由独任庭审判还是由合议庭审理，一旦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都必须五条件予以执行，其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
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审判委员会并未参加合议庭，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及举证情况，只是依据审判长的报告就对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这样一旦有所谓“重大”、“疑难”案件需要审判委员会参与其中，庭审往往就会成为走过场，真正参与审判法官没有决定权，而实际决定权却掌握在庭外的审委会手中。以致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这显然与我国奉行的“庭审中心主义”和我国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更破坏了司法独立性。
（二）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
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是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旦遇到了疑难、复杂问题，以请示法律问题为由与上级法院商量裁判结论，向上级法院请示，而受案法院也是来者不拒。更有甚者，直接指示下级如何裁判等。上下级法院这种不正常沟通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下级法院丧失了独立性，本应由自己审理的案件逐级请示，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积月累，造成了诉讼效益价值严重下降，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破坏了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级法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法院必须遵照执行，这样就使得当事人本想通过上诉改变不利于自己审判结果的愿望落空，在事实上导致了“一审终审”，无形之中可能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样，这与我国的“二级终审”制度是相违背的。
四、司法独立与法官的身份、经济地位、素质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独立一个重要障碍是经济保障不足，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法官的待遇低，在司法活动中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与其合法利益相比诱惑太大，易于影响其廉洁与公正，也使司法独立受到损害；其次，法官的身份也无法真正独立。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由同级人民代表作出决定，这样一来，法官就有可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立法机关介入司法侵犯司法的行为置之不理，甚至与某些立法机关官员一道从事妨碍司法公正的举措。种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一点，那就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背后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造成了我国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互相制衡的分权关系而是上位对下位的关系。所以，法官个人的身份独立也就无从谈起。最后，法官的素质问题与司法独立密切相关。司法的独立必然要以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为依托。这是处理和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前提条件，也是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司法独立无法实现，只有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质性，才能实现司法立，进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西方国家大多规定法官、检察院必须是大学法律系毕业。如英国规定：只有具备十五年或十年以上资格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
蚋叩确ㄔ悍ü佟６谖夜芏喾ü俣祭醋圆慷幼蹈刹浚浔旧砦唇邮芄低车姆芍堆盗罚驳闹皇恰熬苑由霞读斓肌保苣严胂笏痉ǘ懒⑽问迪帧！爸钡浇裉欤ㄔ喝允歉餍幸抵型庑腥私衔菀捉氲囊桓龌梗踔劣行┤司尤坏Ｈ卧撼せ蚋痹撼ぁ！?
五、推进司法独立的建议
鉴于我国目前司法体制的现状，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克服司法独立过程出现的问题。
（一）制定保障人民法院独立的配套制度
1、在法官的任免制度上，提高任命机关的级别，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作出，避免地方干预。
2、由地方行政机关拨款改为国家财政统一拨款，避免司法机关在财政上受制于地方。
3、改革法院的设置，将法院设置由按行政区划设置转变为跨行政区域设置，明确划分地方法院与中央法院两大体系，组建可以超越地方利益的中央法院、大区法院。
（二）制定保障审判独立的制度
为了保障审判权的真正独立，应逐步赋予主审法官一定程序的自主权，并理顺配套相应制度。
1、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将法官的任命经过以下程序予以“精英化”：第一，逐步将法官的任职条件定在具有高等院校法学专科以上学历；第二，逐步在全国实行法官资格统一考试、统一录用；第三，在全国实行具有一定执业经验的律理由或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法学教授、副教授中选任法官制度，同时规定法官必须逐级晋升。
2、赋予主审法官一定的独立办案权，强化合议庭的审判职能。强化合议庭职责或扩大法官职权主要针对的是审判分离的做法。审判分离，权责无法统一，无法真正贯彻法官责任制，错案追究制度难以执行。由于大家负责制在事实上形成了无人负责的局面，容易培养依赖情绪，无法激励审判人员认真负责、公正无私、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我们应该强化合议庭职能，放权给审判员。
（三）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
现阶段，鉴于总体上法官的资质不高，适当强化其责任制度是有益的。但这种责任制的强化，也可能导致法官处理案件过于谨慎，而缺乏一种为维护公正而独立特行的精神。因此，笔者以为当前虽然应加强责任制度，但随着法官制度的成熟，应当改革这种责任机制，为保障司法独立而强化其身份保障，要求法官弹劾必须遵守严格程序，而且只有司法舞弊和十分重大的工作失误才能作为弹劾理由，禁止轻易惩罚法官。这对法官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鞭策，其淘汰功能有助于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对司法活动进行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司法，可能因其对实情的掌握，对问题合理分析以及对民意的反映而促进司法公正，但又可能因妄评错议破坏司法威信，损害司法独立。同样出于加强监督的考虑，笔者认为，至少在目前应当着重加强舆论监督；以防止“暗箱操作”，有效防止和纠正司法腐败和司法损失。但是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必须做到：一是不擅自定罪；二是事后评论，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具有明确引导性的评论。此外应当要求报刊内部审稿人员对该类批评严格审核，以防不实不当。
（五）改善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司法独立并不是要摆脱党的领导，而是如何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原则在具体实际生活中更加规范的运行，使党在行使其权力时，严格按照一定规范和程序来行使，并通过立法对这一权力进行约束。笔者认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应该是：①提出立法建议，并通过人民代表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法律。②制定具有全局性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③建议对司法机关主要人事干部的任免，并由立法机关对人选进行确认。总之，党的领导应从宏观着眼为司法独立的实现服务，而不应成为实现司法独立的绊脚石！
“司法独立之路漫漫”，其实现非一朝一夕能成。它需要各个部门的紧密配合乃至全社会的参与。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部门和个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从国家大局出发，服从整体利益的需要，切实推尽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实现真正意义的独立，以最终实现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目标。
[1] 论司法独立[N]. 人民法院报.2001、7、2
沃尔夫甘·许茨.《司法独立——一个过去和现在的问题》[M]. 法律出版社.
2002、8、25
彭金治. 浅析我国审判独立的实现方式[N]南方日报2001、5、21
沈德咏. 为中国司法体制问诊切脉[J]. 中国律师.1997(7)
樊崇义. 司法独立.[M]《刑事诉讼法》2002年修订版
论司法独立及其实现
F132.cOm更多精选演讲稿阅读
论司法独立演讲范文
内容提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
义。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
制度重构。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
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
善对司法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司法独立 制度构建 司法监督
随着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司法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这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司法工程当中，司法独立无疑是能够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突破口。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的原则，有人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但日渐加快的社会
民主化、国家法治化进程使这司法独立的种种不足暴露无遗。建立完
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真正独立已经迫在眉睫。
一 司法独立的含义概述
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关系着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而要全面正
确地理解司法独立，必须知道什么是司法。在其他国家，普遍的观点
认为，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既不同于立法、立法权和立法机关，
也有别于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
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例如，美国《联邦宪法》
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
设立的下级法院。” 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
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 [1] 正因为如此，司法
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
的范围认识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除法院
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第二种认为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
法行政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
还包括公安机关。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一致认为中
国法中的司法权既包括审判权，也包括检察权，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体
现了这一点，称法院、检察院为司法机关，这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
狭义的司法含义没有争议，也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
所称司法采用狭义，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要给司法独立下一个定义，其实并非易事。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
干涉具体界定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
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
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
与激情。 从中不难看出，司法独立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特定司法实
体的法律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预为内容、为标志。
所以，笔者这样表述司法独立的含义：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
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也认为：
“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
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 ┅┅ 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
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 宪法从审判权
（狭义的司法权）运行的角度确定司法独立原则，而亨利·米斯则精
辟地表述了法官独立、法院独立的重要性。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
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
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
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
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
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
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
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
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
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
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
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 正因为如此，
绝大部分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这两个方面，据对世界142部成
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 如德
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
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
法律的拘束”。保障法官独立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
制度的核心，对于法官的资格、任命、任期、薪俸、惩戒、免职、退
休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
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换
制、高薪制、专职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实保障；四严格的弹劾惩戒
程序。 而我国，虽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
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并也已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以顺应世界潮流。
但实际上法官并未能够独立。不论是从法院的内部结构还是从审
判方式来看，包括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及法官个人和法院的关系，中国
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个人独立
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二 司法独立的意义分析
（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
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
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
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
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
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
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
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
“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
要及主张。”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
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
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
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
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 [10] 为保证具有
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
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
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
“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
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11] 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
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
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
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
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
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
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
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
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
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12] 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
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
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
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
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
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
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
更有毅力的一方。[13] 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
院 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 [14] 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
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
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
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
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
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
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
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
个重要因素。” [15] 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
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
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
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
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
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
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
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
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在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个部分不能偏离中心思想, 同样，司法改革的各项措
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
立的精神。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在
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
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
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
以容忍的。
党和国家早已敏锐地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鉴于我
国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尚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推
进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独立制度的宏伟目标。实现依法治国方略,
司法改革是重点环节,不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要引导包
括司法人员在内的广大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虽然制度的改良不
能一蹴而就,但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变迁而言,毕竟容易得多,况且制度
的建立必然有利于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推广和普及。
三 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与设想
司法活动对于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被动性。法院
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法官是在被动地适用法律。“行政部门不仅具
有荣誉,地位的支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
政，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有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故
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
判断亦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16] 司法部门的弱小必然招
致其他部门的侵犯,威胁和影响,却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正
如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所说,“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
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 [17] 如果不具备切实可行、
坚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司法部门不受非法干扰,司法活动处于无法“自
保”的尴尬境地,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社会将一片
混乱,就无法克服朱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国危矣”
的危险局面。因此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实现就显得尤为
重要。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摆脱司法权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众所皆知，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
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
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蔓延升
级，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的领
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
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
员有时难免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
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要消除这些弊
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章武生，吴泽勇
两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认为全国各
级法院可以这样设置：
1.最高法院的改革着重于以下三点：第一，借鉴外国经验，对向最
高法院上诉的案件进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不作事实
审只作法律审；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2.高级法院
的改革，一是严格控制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诉
案件的审理上；二是完全打乱现行的司法区与行政区重合的法院设置
模式，按照经济、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从方便公民诉讼的角度出
发，重新划分，全国可以设10个左右的高级法院为普通案件的上诉法
院。高级法院之下可设两个左右分院，这样现有的高级法院机构实际
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3.中级法院的改
革，应当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来设置，并应当精简数量，但可设
派出机构。4.对于基层法院应当设简易庭和普通庭两种审判机构，但
以简易庭和简易程序为主；法律规定范围的简易小额案件由简易庭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超出该范围的案件，当事人可选择向基层法院的普
通庭起诉，也可以选择向中级法院起诉。5，对于人民法庭，应当是
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治宣传。[18] 这种构想能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司法权的地方化影响，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在改革法院
体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前述方案
虽然能够较大程度的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要大面积
地重构法院体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19] 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我国的审判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财物方面受
制于地方的体制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是较
为可行的方案。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
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
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
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我国也可以借
鉴这样的制度。对法官的弹劾应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对法院院长的弹
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这样法官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无后顾
之忧。这种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
法官的老大难问题，使司法独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另一
方面也无需增加新的的审判机关，无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员。二是建立
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
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
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
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
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
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
证。
（三）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切实贯彻审级制度。我国宪法
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仅在实质上是自己监督
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内
部监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际上架空了审级制度，
取消了二审程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的症结所在。现
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
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
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
为的直接指导，[20] 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其
实，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
约束。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已经
出现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尤为重要的是，上级
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程序是以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为前
提的，如果上级法院经常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则下级法院的判
决体现的就是上级法院法官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二审程序不可能
实现的功能。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对上诉失去了信任和兴趣。因
此，必须从制度上消除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可能性，实现
各级法院之间的真正独立，让审级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证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审
委会制度在历史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保证
案件的审判质量发挥过重要作用。鉴于目前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
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确实难以作出决断，在杜绝向上级
法院请示汇报时，难免会在如何裁判上犹豫不决，特别是新形势下，
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院又必须作出处理，调解也常达不成一致
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学识相对较高
的法官们组成的审委会来作为人数众多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确
实能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作用。但审委会的组成大部分为外
行，了解案情的内行——该案的承办人却没有表决权；其讨论决定案
件的程序和过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换言之，其是通过剥夺原
告、被告与其他当事者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来运行
的；由于审委会会议由院长或副院长启动和讨论，讨论案件的范围存
在任意扩张的可能性，讨论的案件越多，对单个案件讨论所花费的时
间和精力就越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施结果无法使人满
意。[21]成员们不参加庭审，只依赖承审法官的汇报就对重大复杂的
疑难案件作出决断，确有武断之嫌，如果承审法官在汇报时由于主官
或客观的因素而对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误，无疑会造成错判，浪费了诉
讼资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更严重的是，由于
审委会成员都是院长、庭长，常过问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以其高人一
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独立办案。所以必须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确定其
合理权限，严格限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范其工作程序，使审
委会审理案件不能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
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而不是听听汇
报就随意作出判决。同时要提高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避免谁
行政职别高谁就是其成员的弊端，应以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办案能
力，工作经验的综合水平为选拔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其短，发扬其
长，维护司法独立，提高审判质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我
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素质确实不高，而且个体之间也参差不齐，
这是不争事实。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 ；第二，经验
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养的人多，正规院校培
养的人少。[22] 这样的整体构成使众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
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难以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
习惯，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继续学习的氛围，缺乏敬业精神。也许正是
为了适合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之间人为地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使法
官之间无法平等。在同一审判中，由于等级不同，对案件的意见得不
到同等的对待等奇怪现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寻了。出现这些情况确
实不足为怪，却使合议庭在较大程度上变相成为独任审判。等级有别
是行政权的特征表现，目的在于使下级服从上级，保证行政命令的传
达与执行，与法院的运作要求完全背离，法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无
疑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所不容的。正如贺卫方所言，等级的划分过
于细致和繁琐，可能造成法官对级别问题过于敏感，产生严重的级别
意识，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如果在
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过分强化人们的级别意识，导致法官过于关注上
级法院或本院“领导”的好恶，就很可能破坏司法独立。[23]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
的经验和智慧。“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适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
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24]法官要胜任这样的工作，非得
有大智慧高素质不可。而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
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离专家化的差别很大。由不合格的人充当专业
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
腐败可想而知。我们的一些法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其素质低下是
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体这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他们自己无法
意识到独立的价值，根本不能、不愿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制
约法官独立的存在于法官群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传媒活动的规则，科学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
系，建立新闻审查和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各类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引
导、监督作用；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报道干扰了司法独立，制
定科学的规则对司法独立和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都有积极意义。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上，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一对矛盾，矛
盾并不只意味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而是对立与统一的有机结合。
确实，新闻自由与审判公平既具有正相关关系，又具有负相关关系；
其正相关关系，是指负责任的报刊媒体应当是公正有效的司法运转所
必不可少的辅助机构；其负相关关系，是指新闻自由在追求自由报道
的过程中有可能对公平审判构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机构为避免因相关
报道使自身的运作陷于瘫痪而设计并采取的限制媒体采访和传播功能
的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与新闻自由的冲突。[25] 新闻自由发挥推
进公平审判的作用，还是造成妨碍司法独立的影响，其实不在于新闻
自由本身，对新闻报道司法的活动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学的举措。提高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制定可行的规范，使新闻自由按章运行，完全可
以发扬新闻对司法的促进功能，避免其与司法的负相关关系。只要使
这样的负面作用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条件和基础，新闻自由能够达到对
司法有利而无害的境地。
新闻讲究真实、及时,真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事实真相,而及时
性的特点对调查的时间作了较大限制,两者可谓此消彼长，不可兼
得。优秀的新闻记者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对两
者的关系作不同的处理和协调。某些情况下，新闻报道的轻微失实无
法避免，这也可以谅解，但如果是关于庄严的法律方面的报道就不能
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更多地关怀真实。在当代信息社会，报纸的
法律专栏、电视的庭审直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意识也相应提
高，是件大好事。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报道不真实，将对当事人和
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损害，甚而影响社会稳定。而在法律报
道过程中，有些记者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采访专家、发表评论，甚至
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专家的专业化表述，由于新闻的影响范围广、程
度深，已给司法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少障碍。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应的规范使新闻和司法两全其美，对涉及法律问题的报道各新闻单位
应该严格把关，设立合法性审查制度，以确保其真实有据、合理合
法。
鉴于我国部分记者的法律素养对于司法报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处，可以尝试建立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让一些素质高的记者专门
或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报道，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记者不得进行这方
面的报道，这既有利于对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又可以尽可能的不影
响司法独立。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培养专业的司法记者队伍，应开设
司法记者专业的大学课程，使这些学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闻知识，
由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担任司法记者，将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
下发挥巨大的监督作用。
四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
我们追求司法独立，并不是否认对司法进行监督的重大意义。孟德
斯鸠早已论述了这种必要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
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
力”。但对司法进行监督又不能干扰司法独立，不能以监督为名行干
扰之实，因此，要处理好司法独立与权力监督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
司法权在应有的程度内充分独立，一方面不该废弃对任何权力（包括
司法权）的监督。总而言之，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善对司法
的监督。
就我国而言，对司法的监督形式大致有：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
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
督、监察的行政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检察的法纪监督、新闻的舆
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等。从实践来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
些监督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加强并完善监督机制。[26] 下面
就其中的几种主要监督方式作简要叙述。
（一）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其主要形式有：1.由审监庭依审判监
督程序对生效判决进行监督；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非程序性的监
督；3.庭长、主管院长对具体案件的监督；4.审判委员会的监督；5.
以立审分开、审监分开的形式实行各部门之间的监督；6.实行违法审
判责任追究。这样的监督注重事后的检查、纠正和追究，缺乏对审判
权运行过程的合理有效的控制，且其行政化特征十分明显，不符合审
判活动的原则。[27] 从实际情况看，这种自我监督的情形其实也极
少发生，要法院在本院内部自己主动去否定自己及更正自己的错误，
极为难得，审判实践中，凡是人民法院自身或人民检察院抗诉提起再
审程序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当事人自己申请或反映引起的。[28]
（二）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
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司法的一大特色。
要坚持党对司法工作政治领导（指政策领导和组织领导，而不是具体
业务工作的领导），不能搞个案监督，个案监督其实质是干涉司法独
立。[29] 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党委可以调阅案件，书记可以批示
案件，政法委可以对案件具体问题进行协调、讨论，表面上似乎强化
了党的领导，实则发生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党委成员并非都具有专业
的法律知识，加之根本没有参加庭审过程，却对案件作出讨论和决
定，极难保证对案件事实认定全面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已经严重损
害了我国法制的统一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并导致不正之风、司法腐
败，大大削弱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权威。
(三)检察监督。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性质确定为“国家的法律
监督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
的职权为侦察权、公诉权和监督权。有学者认为加强检察机关对法院
的监督是防止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的良策之一，是从制度上保证司法
公正的途径，只有建立起以检察机关的权力制约审判机关的权力这种
司法机关（广义）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才能保证监督的全面性、持
久性和有效性。[30] 以通过对法院审判的制约来保障当事人私法上
自由意志的实现为出发点的民事检察监督[31] 确实能够弥补因当事
人势单力薄，提起再审后不一定会引起足够注意的不足。然而在实际
工作中，检察机关的第一角色是公诉人，其次是立案侦察机关，监督
是最为薄弱的一环，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对司法的监督几乎名存实
亡，与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定位极不适合，应进行必要的加强和完
善。
(四)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人大对
司法进行监督显然有其宪法依据。但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人大监督
都合理合法，监督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或者说冠名为监督的非法的
东西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监督，而是破坏，这是思考问题的两个不同
角度。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一种合法权力的行使以不损害另
一种合法权力为前提，根据某法律规定来办事也不能违反其他的法律
规定。人大监督有法律依据，司法独立同样如此，不能为了行使人大
监督权就可以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样行使监督权不仅与法无据，
而且违反了法律规定，成为法所不容的非法监督。一样的道理，正确
行使司法权也不能侵犯合法的监督权。
当前，有些地方进行人大个案监督的试验，如果个案监督已经干涉
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实际上行使了类似审判权的职权，就事
实上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容易形成一系列不良影响，无疑是不可
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
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
指示。
在我国,监督权是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
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
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
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
不够理想。[32] 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
构，确立监督责任。
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又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其监督的具体范围包
括：1.听取并审议法院的工作报告，并可经过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
2.对法院的工作进行询问和质询；3.对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进行审查；4.人大及其代表有权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但是，人大应避免直接对案件进行审查；不应该对案件的处理提出建
议或决定；严防支持一方当事人对抗已生效的判决；防止个人或团体
利益受到案件影响的代表对该案件的审理进行监督；避免通过决议等
形式把上述做法合法化，或直接撤销，变更法院的判决；严防出于保
护地方利益的考虑，对案件的审理进行不同寻常或反复的监督，从而
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防止行政机关或个人通过
人大或代表对案件进行干预。[33]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对司法进行监督完全有必要，监督的目的归根
结底在于保证审判的公平、正义，而我们追求的司法独立其要旨也在
于此。因而，司法独立和对司法进行监督能够做到并行不悖，合理合
法的司法监督应当为司法独立提供可靠保障，而不是干扰、阻碍、破
坏司法独立。从这意义上讲，对推行司法独立原则有任何损害的所谓
的“监督”其实并不是监督，只不过戴着“监督”的帽子罢了，是批
着“监督”这种合法外衣对司法进行破坏的阻碍依法治国进程的绊脚
石。所以，应该对各种监督进行规范，使监督依法进行，这也是依法
治国的内在要求。
[1] 转引自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
出版社2000年5月版，。
转引自龙宗智，李常青：《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于
《法学》，1998年第12期。
转引自[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
社1989年版，第236-237页。
周汉华：《论建立独立、开放与能动的司法制度》，载于《法
学研究》，1999年第5期。
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
《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王德志：《西方国家对法官独立的保障》，载于《山东大学
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高洪宾：《法官独立审判的探索》，载于《政治与法律》，2000
年第1期。
[美]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
页。
[10][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版，第193页。
[11][美]福布森著，刘静译：《倾斜天平》，三联书店（香港）有
限公司1993年版，第95页。
[12]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法
商研究》，1999年第1期。
[13]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载于《中外法学》，
2000年第6期。
[14]寿 ：《三级法院 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载
于《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
[15]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版，第402页。
[16][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
馆1980年版，第391页。
[17]沃尔夫甘·许茨：《司法独立——一个过去和现在的问题》，
载于《法学译丛》,1981年第4期。
［18］章武生，吴泽勇：《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
（上）》，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19] 谭世贵：《我国司法改革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8
年第5期。
[20] 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
一种基本思想》，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21]参见〈〈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纪要〉〉中陈瑞华发
言，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2]李汉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质与法官教育之透
视》，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23]前引[21]，贺卫方发言。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7页。
[25]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载于
《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26]参见王利明、姚辉：《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
研究（下）》，载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27]薛阿平、姚旭斌：《从监督走向制约——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制
度改革初探》，载于《法学》，1999年第9期。
[28]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9月
版，第58页。
[29]谢鹏程：《理顺外部关系 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行使职权》，
载于《法学》，1999年第5期。
[30]前引[23], 刘立宪，谢鹏程的发言。
[31]陈贵明：《民事检察监督之系统定位与理论变迁》，载于《政
法论坛》，1997年第1期。
[32]邓建宏：《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浅论》，载于《现代法学》，
1998年第4期。
[33]王晨光：《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权和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的
冲突及其调整机制》，载于《法学》，1999年第1期。
著者：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蒋俊峰 地址；江苏省泰州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远程教育部，225300
论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的制度要素与保障演讲范文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米 健
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和实际操作来看，还是从历史、现实和所有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然是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不仅意味着要有健全的立法，而且还要有法律实现的制度保障，即要有公正的司法和相应的司法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司法公正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讨论热烈的社会主题。随着社会范围内讨论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公正未能在现阶段中国得到真正实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现今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欠缺，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在任何法治国家或追求法治的国家中，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探讨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现途径，应是现今法律者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机构显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严峻急迫的挑战。而我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战胜挑战并使之转化为有利的条件，最关键、最直接的任务和指标就是：我国司法机构今后是否能够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工作证明我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证明我国维护发展市场经济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制条件与环境。因此，我国司法机构能否在涉外和涉世案件中实现公正与效率，乃是直接实现和体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的的基本问题。
一、司法的前提条件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它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立法所确立的规则转化为不可违背的社会秩序。概括地讲，立法是要创立规则，并设定一种秩序；而司法则是实现规则，并确立和保障一种秩序。所以，为了达到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和实现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说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必然性和无条件性。
应该指出，一个以立法体现的实体正义和立法设定的程序正义一旦确立，那么，完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并且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实现法律秩序正义的社会职责就必然要由法官来担当。于是，在此又必然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他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呢？显然，法官首先必须获得无条件实现其社会职责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而这些只能由体现社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而且不应受任何团体、党派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换言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对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民意志负责，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任何政治团体。只有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司法，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对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素与保障
实现司法独立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同时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统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内部独立）。
（一）司法系统独立
司法制度是整体法律制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必然环节。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司法制度的载体——司法系统以充分的社会信赖和，使之真正能够独立地实现法律追求的正义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存在，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其结果，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虽然从国家机构设置上看，我国的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实践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及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司法系统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考察近些年来在司法方面发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现象频繁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联密切，而且这种关联并非是对等的，后者实际是处在前者制约之下的。从实际情况来讲，现今的司法系统还是党政系统的一个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今的所谓司法腐败，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腐败在司法系统的延续，是行政管理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腐败，司法腐败就是一种必然。因此，现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实现司法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系统的真正独立。
司法系统独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条件在于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当然，我们在此所谈的司法与行政分立，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国家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司法行政分立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分立。鉴于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条件，司法系统独立应该具备以下的实质内容：
第一，机构设置和级层管理上的完全独立。实现司法系统自身的统一机构设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进一步说，法院系统的建制和管理应完全不受同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制约；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决于上级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等。现今正在考虑建设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国际贸易法院以及隶属于司法系统的法官学院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实施。
第二，组织人事上的完全独立。实际上，这是直接关系法官队伍素质、司法人员作风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个世纪主题的关键。可以说，现今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司法队伍来源或构成不严格、不规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许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向同级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专业的人担任院长、副院长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基层尤其严重。虽然已经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会对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想办法，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我国的法官法早已经颁行实施，而且有些规定还很现代化。但是，培植一个现代化的法官队伍，还需要一些国家管理层面上的相应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进出，必须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独立决定，不应受政府或其他团体的强制干预和影响。今后，我国法院的人事决定权应该逐渐过渡给完全独立的各级司法委员会。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不排除来自行政权力机关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数成员必须是职业法官。
第三，经费财政上的独立。法院人事和财政不独立，受制于地方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是长期困扰法院系统的两大问题。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虑甚至屈从于司法系统外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使法院服从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财政经费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财政来源也差距甚大。其结果，虽然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建设发展和司法工作有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要求，但实际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本无法获得统一同步的发展建设。事实上，各地各级法院长久以来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结果，必然又使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本应独立的法院进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团体。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法治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从今年开始，诉讼费作为法院经费来源之一的制度被废除，今后法院诉讼费和财政来源将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这种举措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它能够在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实现，那么无疑会对今后法院系统的财政独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这个措施倒反而会使司法独立及各地司法系统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我们必须借实行“收支两条线”之机，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独立。这的确是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一个大问题。
（二）法官独立
在司法系统获得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独立就成为司法独立的实质性保障。
其实，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而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系统的独立就是空谈。两者相互依赖，彼此补充。法官的独立实际上构成司法系统独立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如果说司法系统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那么，司法系统的独立又必然以法官独立为前提条件，这是司法公正，从而也是法治国家的逻辑。因此，在我们追求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不重视法官独立。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今中国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独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其内容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吏治传统源远流长，法治国家建设刚刚起步，相应的法治国家观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统的独立性还多受限制，故法官独立远远未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概念，况且传统惯性和社会现实条件还无时不在限制着这一观念迅速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挑战。
根据我国法官法规定，并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争取实现法官独立：
第一，法官选任的独立。法官的选任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这个司法委员会应以法官为主，同时也可以包括党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员，甚至律师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设置和实际操作原则应该是能够保证作为法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第二，法官的终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经过司法委员会任命为法官，除非其触犯法律或严重违背法官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资格。在这方面，应该考虑使某些高级的资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样的从业权利，即可以适当地延长任职的年龄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员一样的限制。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各级法官得以从事司法工作的年限或退休年龄。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调，不可撤职、免职。法官不可以轻易地被调离其既定职位，更不可以轻易地被调换职位。如法官通常情况下不应该转换为检察官，同样，通常情况下检察官也不可以转换为法官。应该指出的是：从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讲，每个法官都必须以其司法活动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换句话说，一个法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机构上级法官的失职或辞职的依据。当然，这个原则的实现必须以司法的完全独立，包括司法的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为前提。
第四，法官的稳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确认，任何情况下，法官的薪水都应该予以保障。否则，法官可以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级别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应原则上不变。
第五，法官依法审判不受任何行政、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我国法官法第八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实，这一宪定原则的实质或核心思想就是审判的独立。可以说，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或基点是法官的独立，而法官独立的直接效果就是审判独立，后者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独立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审判独立不能独立，司法独立就失去了其根本内容和基本价值。正因如此，《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才明确要求法官强化审判独立的意识，即能够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争取条件来实现审判独立。
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演讲范文
张志铭
中国自清末修律引入近现代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问题就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制度实践上，司法独立作为近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艰难而曲折地转化为各种规范设置和实际操作。在观念上，司法独立成为交谈中的优势话语，以及判断有关见解合理与否的一种准据。可以说，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即使考虑到那时中国社会在整体发展上的低水平，考虑到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在认知和实现的程度上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及从事制度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根据，其意义不容置疑。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专政。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１．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２．“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４．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１９８５年８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６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１．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宪政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宪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则是达致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一种互为因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４．为此，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演讲范文
内容摘要：司法独立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成为近期探讨热门话题。综观方家的著书立说，皆从制度的角度，即硬件设施的角度来论证，鲜有从人文的角度进行阐述。笔者试图从法官（司法主体）和民众（普通公民）两个角度剖析司法独立制度建设对人文基础的要求。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
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
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
一、 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 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 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 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障碍。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 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 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 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 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 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 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引自演讲稿 an american law professor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rule of law, by jeffrey e. thomas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XX年版，第129页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美] 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45页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328页
[10] 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XX年版，第13页
[11] 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 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 同注[10]，第151页
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
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
/ 张志铭
中国自清末修律引入近现代，司法独立问题就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制度实践上，司法独立作为近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艰难而曲折地转化为各种规范设置和实际操作。在观念上，司法独立成为交谈中的优势话语，以及判断有关见解合理与否的一种准据。可以说，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即使考虑到那时中国社会在整体发展上的低水平，考虑到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在认知和实现的程度上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及从事制度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根据，其意义不容置疑。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专政。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１．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２．“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４．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１９８５年８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６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１．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宪政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宪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 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则是达致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一种互为因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４．为此，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一文由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论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及其实现方式演讲范文
[内容摘要] 检察一体化是世界三大法系国家均确立的一项检察组织原则，有两层基本含义：对外是指检察独立，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事项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对内是指业务一体，即检察机关上命下从，作为命运共同体统一行使检察权。我国是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我国的检察制度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我国的检察一体化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检察权的定位是检察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本文以比较法的视角，对我国检察权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实现方式。
[关 键 词] 检察权 法律监督 检察独立 检察一体化
检察一体化是世界三大法系国家均确立的一项检察组织原则，有两层基本含义：对外是指检察独立，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事项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对内是指业务一体，即检察机关上命下从，作为命运共同体统一行使检察权。我国是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代表，我国的检察制度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我国的检察一体化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研究我国的检察制度必须站在本土化的基点，借鉴国外的检察制度亦必须考虑与本土宪政结构和法律文化的兼容与整合。由于检察权的定位问题是检察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检察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本文首先对我国检察权的性质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实现方式。
一、比较法视角中的中国特色检察权
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的建立*了中华民国的五权分立和六法体系，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人民检察院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
（一）检察权性质之争
当前，学界对检察权的性质主要有司法权、行政权、双重属性和独立的法律监督权四种观点。
1、检察权是司法权，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 该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诉讼活动，在办案中采取措施，做出决定，是对个案具体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符合司法权的特征。此说为当前通说。
2、检察权是行政权，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这一观点又可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①温和派从宏观上看待检察权，他们认为检察官与检察机关都是上命下从，检察权不具有司法权应有的被动性、专属性、独立性、中立性和终结性。 ②激进派从微观上看待检察权，他们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简单相加；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交由行政监察部门行使，或者设立类似廉政公署的专门机构行使；将批捕权交由法院行使，建立庭前司法审查程序，由预审法官决定羁押逮捕；将公诉权交由行政机关中的公诉机构行使；将法律监督权交由权力机关行使，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构建“等腰三角形”式的刑事诉讼结构。
3、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认为检察机关的上下领导关系，突出体现了检察权的行政性，尤其是具有主动性的侦查行为，具有明显的行政权性质。另一方面，检察官的公诉活动以适用法律为目的，同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这种意义上检察权具有司法权特性。龙宗智教授进一步指出，我国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在法制上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为宜。
4、检察权既非司法权又非行政权，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 这实际上是第三种观点引申出的另一种结论。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并将行政权、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分别赋予人民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行使。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享有的权力统称为检察权或法律监督权，是国家为确保法律能够统一正确实施而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独立而专门的权力。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作为检察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统一和依附于检察权，从而检察权在不同的情况下呈现出司法权或行政权的某些特征。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这一观点许多学者在宪政制度、权力制约、控制论等角度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此笔者试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该观点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二）三大法系的检察制度之比较
当今世界主要有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三大法系。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等原因，不同法系国家甚至同一法系国家在检察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朱朝亮先生讲的那样：“按检察官之定位，有定位为行政机关代理人者，如法国法制，有定位为行政机关辩护人者，如美国法制，有定位为公益代表人（或公益辩护人）者，如日本法制。”
1、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12世纪的法国，地方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国王便设立代理人，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并承担监督王国法律在领主土地上实施的职责。 14世纪，法国将原先的国王诉讼代理人改称为检察官，普遍设于各级法院，一方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罪犯进行侦查和起诉，参与法院的审讯，另一方面代表国王对地方行政*进行监督，成为国王在地方的耳目。 这被认为是大陆法系检察官制度的起源。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把检察机关界定为行政机关，但检察机关并非纯粹的公诉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 法国检察机关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另一方面还对司法救助制度的运营、户籍官员、私立教育机构、新闻杂志等定期刊物进行审查监督。 德国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并且对判决的合法性负有监督职责。 葡萄牙检察机关还对常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监督 。因此，大陆法系检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被称作“站着的法官”和“法律守护人”，在法庭上检察官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法、德、日等国检察官均可对法院的某些错误判决提出上诉（或称为“抗告”）。
2、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主要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461年英王将担任王室法律顾问的国王律师改名为英国检察长，1515年设副检察长，逐步形成了英国的检察制度。英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和判例法国家，法律被称为“大法官的脚”主要由法官遵循和创设，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不能容忍更上位的监督者。 同时，英美国家各成员亦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寻求整个国家的法制统一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因此法律监督理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不可能产生。
3、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制度。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苏联，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检察制度的理论架构至少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①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当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 ②检察机关的职权就是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和程序性。“检察长的职责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 ③检察权应当统一独立行使，不受地方干涉。“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 “检察长的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1、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天生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能。中央集权和成文法国家一般要求国家法律在全国的统一正确实施，法官只能严格适用成文法，不能超越和创制法律，必须有一个机关承担起法律监督的责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因而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机关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公诉人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职责范围稍小，因而将其界定为“诉讼机关”似乎更为妥当；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更加广泛，将其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较为合适。
2、权力划分是影响检察机关准确定位的决定因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将“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先验的前提，因而检察机关只能定位于行政或司法机关；而社会主义法系在权力划分上更为开阔，因而在权力之下，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检察“四权分立”的格局。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科学定位，使我国检察机关摆脱了“半人半马兽” 的尴尬境地。遗憾的是，具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本应独立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外的检察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不幸沦为“半人半马兽”，成了众矢之的。
3、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高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检察机关定位于行政机关，大多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也有设置于法院之中，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不在同一权力层面。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同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平行设置，互不隶属。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基本职能是追诉刑事犯罪，即便具有一定监督职能，也只是对侦查、执行以及司法审判的具体活动进行监督。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则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其基本职能，且监督范围广泛，公诉只是法律监督的手段和组成部分。
4、刑事诉讼模式是检察机关定位的具体表现。由于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担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在诉讼模式上更倾向于职权主义，检察官要遵守客观中立的原则，要对判决的公正性进行监督，而不是单纯的指控被告人。英美法系的检察官被视为控方当事人，他们可以在庭前与辩方进行辩诉交易，对公诉权进行较大的裁量和处分，在庭上则只承担提出并证明犯罪事实的任务，这便构成了“当事人主义”或“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模式。
（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渊源及其启示
有学者认为，我国检察制度是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列宁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思想，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御史制度的精华，吸收国外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建立的。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全面，但不无可资商榷与补充之处：
1、我国古代御史制度虽然与现代检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处，却无必然联系。古代御史承担检举犯罪、督察百官、审判犯罪和部分行政职权，与现代检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御史制度的发展演变在清末被迫中止和断裂。清末仿日本在各级审判厅附设检事局，将现代检察制度引入中国，可见我国的检察制度完全是“舶来品”，而非本土资源的自然演变。但我国古代将御史监督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御史直接向统治者负责，不受地方干涉；御史享有较高地位、较大权力和特殊保护等做法，在当前仍颇有借鉴意义。
2、苏联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应当是我国检察制度最主要、最直接的渊源。新中国从开始建立检察制度的时候起，在宏观上把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微观上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彭真同志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 苏联解体后，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我国的检察制度以其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在世界各国检察制度中独树一帜。
3、90年代以来西风东渐，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的一些影响。突出表现在诉讼模式的改革上：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形成了“混合型”诉讼模式，在实践中有向当事人主义发展的趋势。 笔者认为，纯粹“当事人主义”和“等腰三角形”诉讼模式建立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制基础上，与我国法律制度并不兼容。首先，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因此法律监督成为必要和可能；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程序意义上的监督，与具有实体处分性的司法权没有冲突，尊重审判权不等于“司法至上”，有错不纠才是对司法的侵害；最后，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是控方当事人，与法院一起承担惩治犯罪和维护公正的双重使命，与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也不构成对立的两极。
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样，研究我国检察制度必须站在本土化的基点，借鉴国外的检察制度亦必须考虑与本土宪政结构和法律文化的兼容与整合。我国检察制度理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但与时俱进不是盲目抄搬，检察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检察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于不见，而奉西方三权分立为圭皋，势必造成法律制度的冲突，而生“南桔北枳”之恶果。
二、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科学内涵
（一）检察一体化的基本含义
检察一体化又称检察一体主义。广义的检察一体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对外是指检察独立，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事项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对内是指业务一体，即检察机关上命下从，作为命运共同体统一行使检察权。狭义的检察一体化仅指业务一体，“对于‘检察事务’的指挥监督权，一般统称为‘检察一体’，就此检察首长可以由上而下而为监督”。 业务一体主要包含三项内容：①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各国检察机关普遍实行仿效行政机关的“阶层式建构”，下级检察官在执行任务时须接受上级检察官的领导。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机关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命令。②跨区域的检察活动。检察官执行职务不受其管辖范围的限制。他虽然一般应在其管辖区域内执行职务，如有必要也可在辖区外执行职务，或者请求有司法管辖权的检察官代为进行侦查、调查取证、扣押等诉讼活动。③职务继承与转移权。上级检察官有权亲自处理属于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同时上级检察官有权将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转交其他下属检察官承办。除非受到法律的特别限制。更换检察官时，离任检察官所进行的活动视为接任检察官的活动，不需要像法官更换时那样程序更新。 本文采用广义说，在论述检察一体化时兼顾对外、对内两层含义。
（二）三大法系的检察一体化
检察一体化是最重要的一项检察组织原则，鲜明的反映出一国检察制度的特色。法制上，将检察官定位为行政机关代理人或行政机关辩护人时，检察官之属性即为行政官，检察官应受检察长意志节制，对外系以检察长之名义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定位为准司法官时，检察官系在检察长指令拘束下，以检察长法定代理人名义，对外行使检察权。定位为公益代表人时，检察关系在检察一体原理拘束下，依法以本人名义对外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
1、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化。法国“全国检察官内部实行一体化原则。上令下从，形成一个整体。司法部长有权指令追究某一案件。” 由于司法部长指令权的存在，检察官的独立性容易受到损害，司法部于1998年公布改革方案，司法部长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德国实行联邦制，其检察机关分联邦和州两个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之间互相独立，但在这两个体系内部则是一种严格的统一领导关系。 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检事总长、检事长和检事正可以自行处理其指挥监督下的检察官的事务，也可以使其指挥监督下的其他检察官处理。” 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规定，“检察署独立于其它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享有独立的地位。” 作为检察一体极端化的俄罗斯在《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法》（1995年修订）中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实行下级检察长服从上级检察长并服从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的统一集中的体制。”
2、英美法系的检察一体化。英国检察机关在1985年《犯罪起诉法》颁布以前，具有英美法系检察机构的传统特色——分散性，没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检察机关体系，其中央不设司法部，也没有中央检察机关，中央检察职权由内政大臣、国王的法律官员和公诉处长三者分别行使。 美国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互相独立”的特征。 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象审判职能一样由联邦和州两级分别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构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行政别上。而且，美国的检察机构无论是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互相独立的。换言之，联邦、州和市镇检察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甚至没有监督和指导关系。 但英国在1985年建立了自成一体，独立的检察机构，由以总检察长为首脑的中央法律事务部、皇家检察署以及区检察署构成。全部检察官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最上层的检察机构通过总检察长向议会负责。英国检察官加里·帕顿先生指出：“检察长及其领导下的皇家检察院在作出决定时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对皇家检察院的决定不能施加任何影响。例如，如果有证据表明某一资深大臣有犯罪行为，检察长会与检察总长进行磋商；但如果证据确凿，就会直接对他提起公诉。这并不是说皇家检察院不向任何机构负责，因为它要对议会负责的。但议会只能关注皇家检察院如何有效运作，而不能关注具体的决定。”
3、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一体化。1918年苏联在建立了独立的工农检查院。1921年底苏联按照列宁法律监督理论起草检察机关条例。列宁主张“否决这种‘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领导；保留检察机关根据法制对地方政权的一切决议提出抗议的权力和职责”。 1936年自成体系的检察机关在苏联逐步确立和巩固。1977年苏联宪法在1936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权的独立性。新中国在1949年颁布的第一部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全国各级检察署均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机关干涉，只服从人民检察署指挥”。1951年颁布的《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改变了领导体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之领导。”1954年宪法重新确立了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以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次肯定和恢复了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并在1982年宪法及其以后的法律文件中得到确定和坚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大陆法系、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具有高度统一性，而英美法系检察机关则具有一定的分散性。这是因为检察独立体现了检察权司法性的要求，检察一体则体现了行政性的要求。大陆法系与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不但组织严密，而且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法律监督职能，因而倾向于检察一体。英美法系检察机关具有分散性，且主要承担公诉职责，检察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具有显著的司法性，因而倾向于检察独立。
2、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一体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检察一体相比，处于更高的价值层位，具有彻底性。检察权真正独立出来，作为自成一体的独立国家权力体系，始于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自上而下成为一体，独立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外，排除行政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的干扰，并监督和制约它们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以确保国家法制的统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检察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检察权属于行政权，检察权仅是行政权制衡司法权的一种手段，检察一体化是行政权上命下从特征的要求和反映。
3、三大法系国家均在寻求适合自己的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平衡。法国为防止行政权对检察独立的干涉，限制了司法部长就个案发布指示的权力。英国则一改分散型的检察机构，建立了一体化的检察系统，使其完全独立于政府，而直接向议会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关系的选择与平衡，决定了一国检察制度的构建。
（三）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关系
检察独立也有两层含义：对外指的是检察机关独立，对内指的是检察官独立。从对外含义讲，检察独立（检察机关独立）与检察一体（狭义）是检察一体化（广义）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保障，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从对内含义讲，检察独立（检察官独立）与检察一体（狭义）是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的反映。这里重点论述后一种关系。
1、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可以并存。检察权具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它们在制度层面演化为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的并存与冲突，必须设定协调互补的制度边界，使两者能够和谐均衡。所谓检察独立，是在检察一体的限制下，检察机关内部的有限独立。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需接受上级的指示，其行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即相对独立性。所谓检察一体，是指在肯定检察官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将其组成统一的组织体，即采取检察官对外活动一体化的方针。
2、检察独立是检察一体前提下的相对独立。各国检察机关在检察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上，地方各级检察院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上级检察院和检察院负责；各级检察院内的检察官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向本院检察长负责。 可见，检察独立是在检察一体前提下的相对独立。①从检察权具有行政权的属性看，行政权具有首长负责和上命下从的特点。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大都将检察权定位于行政权，检察官定位于行政官；社会主义法系虽然认为检察权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但并不否认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因而检察一体化成为三大法系国家均确立的一项检察组织原则。②从检察权具有司法权的属性看，检察一体化是防止检察权滥用的必然要求。由于检察体系与法院审判体系不同，检察官于行使强制处分权、起诉裁量权及上诉权时，因无审级可资监督，如放任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其结果难免在自由裁量和法律适用上发生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发生放纵犯罪的现象，造成犯罪追诉处罚不公平，于是建构金字塔型中央集权指挥体系，以确保检察权的统一正确实施。
3、检察一体应当尊重法定范围的检察独立。《日本检察讲义》称：“检察官是独任制机关，本身具有独立的性质。这对保障检察权的行使及绝对公正，不受其它势力操纵，以及检察官的职务行为必须直接产生确定的效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各国都在一定范围限制检察一体的影响，赋予检察官“独任制官厅”的性质。①上级行使监督指令权的方式必须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依照法定方式行使指令权。国际通行做法是：“主要是运用审查、劝告、承认的方法，行使指挥监督权”，以使“上级的指挥监督权和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协调。” ②上级的指令权的内容要受到法定主义的限制。法律高于“上命下从”——对于违法指令，检察官有权拒绝服从。这是因为对检察事务的处理，是以每个检察官的名义进行的，检察官不能因上级的指令而卸除自己的违法责任。③法律赋予检察官对抗上级指令权的途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检察官的独立性及拒绝服从权肯定的程度和方式有所区别。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仅承认检察官的消极抗命权，如日本。是指检察官对于违法指令，可以拒绝服从；对于违反自己根据“良心与理性”而形成的内心确信的指令，可以要求上级行使事务承继和转移权。另一种则进一步确认检察官的积极抗命权，如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主要是指对刑事追诉行为，检察官可以不服从指令而自行作出决定。当检察官拒绝服从上级的指令而自行采取追诉（起诉、不起诉和撤回起诉），这一决定在诉讼法上仍然具有效力，上级检察官不能更改这一决定。法国刑事诉讼法还确定了“笔受约束，口为自由”原则，即检察官所做的书面结论必须与上司的命令一致，但在法庭上可以自由表达其意见。
（四）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与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在理论基础、表现形式与实现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在理论基础方面，我国检察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法律监督理论，国家设立独立的检察权，并实行检察一体化，目的是排除行政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的干扰，并监督制约它们运行在国家法制的轨道上。在表现形式方面，我国检察一体化在外部受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的影响较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在内部主要表现为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领导全院检察官，部门负责人领导本部门检察官；检察官按照法律、规章制度和上级指令行使职权，独立性相对较小等。在实现方式方面，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检察机关的理论基础和宪法地位。上述方面在本文其它部分已经或即将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本部分重点论证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必然性。
1、从国家宪政结构层面看，检察一体化是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分权体制与权力制约制度，是任何民主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要求。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同时行使立法权，有权监督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从而实现人民主权的统一。设置检察机关并授予其独立的法律监督权，目的即在于专门而有效地监督制约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保障国家法律能够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以克服权力机关监督的一般化、抽象化、虚无化的弱点。因此，中国特色的检察一体化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
2、从检察权运行层面看，检察一体化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①宏观的法律监督需要一种独立性。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手段，对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社会团体及公民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的具有法定效力的专门监督。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其广义而言，包括行使检察权的一切活动；而就其狭义而言，主要是一种以侦查、审判，以及执行行为为对象的诉讼监督。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法制的守护者，其监督行为必须而且只能以法律为依据。为此，必须保持检察机关及其法律监督活动的独立性和一体化，以实现其超然性、公正性、效率性与有效性。②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一种独立性保障。职务犯罪侦查行为是法律监督的必然内容和重要手段，是法律与权势、根本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对抗性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检察一体化才能保证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只服从于法律、只服务于根本利益。③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公诉权是法律监督权下的一项具有明显司法性的权力。它是基于对特定事实的审查所作出的判断，是代表国家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尤其是不起诉的运用是代表国家确定一个人无罪或因犯罪轻微等原因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本身就是适用法律并对案件进行某种实体意义处理的“司法行为”。公诉权包括不起诉权的司法性质，使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化成为公诉权正当行使的应有之义。
三、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我国的检察制度相对于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实现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更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检察机关的理论基础和宪法地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入手，促进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最终实现。
（一）领导机制层面
对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双重领导”体制， 二是“一重领导，一重监督”体制，即上级检察机关领导，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三是“垂直领导”体制。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受上级检察机关与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同时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监督以及政协、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社会监督。“双重领导”是中央检察权与地方权力相协调的产物，两者代表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一旦两者发生冲突时，检察机关便无法适从。检察机关应当“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 “主张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取消它对地方政权的任何决定表示抗议的权力，这就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仅妨碍我们坚决实行法制这一基本任务，而且反映了地方官僚主义、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的实现关键是要解决好“垂直领导”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关系。
1、“垂直领导”与党的领导。传统体制下地方党委领导直接干涉检察机关工作的做法是与宪法和党章精神不相符的，因为这种干预主要体现的是地方利益，例如某些应受到追究的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得不到追究，最终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党和政府的形象。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实现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或称“一重领导”），而“垂直领导”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并行不悖的，检察机关内部也有党的领导。可以将地方检察院党组升格为党委，检察院党委不是地方党委的派出组织，不受地方党委领导；同时要坚持党中央对人民检察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上级检察院党委（党组）对下级检察院党委的领导，这样不仅有效地方保护主义对检察一体化的干扰，使地方党委集中精力抓好地区的工作；而且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通过检察机关内部党委，得到更直接、更及时、更准确的贯彻落实。
2、“垂直领导”与人大监督。党的领导是一种刚性权力，的指令被必须服从，否则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后果；人大监督则不同，它应当是事后监督、被动监督、程序监督和集体监督，不能对检察权发生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不但不影响检察一体化的实现，反而能够有效防止检察权的滥用。①人大在国家机关中处于核心地位。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检察权就是在人大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只能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能也不应独立于人大。②人大监督是防止检察腐败的重要手段。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人大监督能够防止检察腐败，纯洁检察队伍，确保检察权的行使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意志。③人大监督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当前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往往受到形形色色的干预，争取人大的支持和监督能够减少和防止一部分地方势力对检察独立的不良影响。
（二）去地方化层面
我国的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其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检察权应当是“中央检察权”，必须排除地方利益对检察权的直接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地方权力始终运行在国家法制轨道的上，并在“越轨”时得到纠正和惩罚。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陈志铭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盖被动之法院对于行政权之监督功能有限，唯有主动侦查的检察机关，才是对行政权之强大监督力量，一个习于不法依行政的政权，自会对检察权百般加以掌控，以防自己的不法事件成为侦查案件。” 因此，去地方化可以说是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和必由之路。
1、设立检察专区。改变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检察院，使检察机关并不必然与地方权力的辖区一致，可以考虑按照各地人口和发案数量的情况设立检察专区。3—5个县市区为一小区，2—3个地市为一大区，每区设一个专区检察院，其级别高于或者等于县市区级或地市级，实现法律监督“上管一级”。全国3910个检察院约23万检察人员，除人民检察院、32个省级检察院以及337个各级军事、铁路、派出检察院暂不考虑设立专区外，全国约可设立140个左右大检察专区和1000个左右小检察专区，平均每个大专区检察院至少250人以上，每个小专区检察院至少150人以上。 设立检察专区的优点有三：①有利于科学确定检察官员额，为进一步精简机构、实现检察官职业化、精英化打下基础。②有利于集中和调度智力、人力和技术资源，对辖区内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重点突破。③更重要的是有效防止了地方权力对“中央检察权”的干预，使地方权力难以对专区检察院施加直接影响，而为检察一体化奠定组织基础。
2、建立检察机关财政保障机制。为了确保检察机关一体化得以实现，许多国家都确立了检察机关的财政保障机制。英国检察系统实行财政独立，检察机关经费独立预算。这就使检察机构完全摆脱了地方*的控制和影响。 笔者认为，应尽快建立“地方足额上缴，中央统筹预算，系统层层下拨”的财政保障体制，规定每年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实际需要拟制财政预算，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经审查批准后的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全额划拨，将检察经费从地方财政分离出来，以经济独立推动检察一体。
3、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人事管理权。地方检察长、检察官主要由地方党委推荐和考察，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这使检察长、检察官必须考虑地方的利益和意见，无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这就要求取消检察长、检察官主要由地方选举任命的做法，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人事管理权，实现检察机关人事管理的一体化。首席大检察官和大检察官应由全国人大进行任免，高级以下检察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授权相应的省级人大任免，省级以下设立司法专区，县、市（地）人大无权对专区检察长、检察官进行任免。各级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必须从相应等级的资深检察官中选出，由上级院检察长提名，层报相应的省级或者全国人大任命。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本院检察官有指令监督权、惩戒处分权和人事调动权，检察官流动性进一步增强。
（三）机构设置层面
笔者认为从实现检察一体化的角度，按职能构成和需要，将检察机关重新划分为以下六个部门，将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上下级业务部门一体化的实现。
1、职务犯罪检察署。将反贪污贿赂局和渎职侵权检察局合并成立职务犯罪检察署，具体负责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力犯罪等的侦查工作。这样有效避免了因侦查力量分散导致的无案资源闲置、有案疲劳作战和硬件重复建设等问题。
2、刑事诉讼检察署。负责刑事侦查监督、审查起诉监督、审判监督（不包括法庭程序监督，主要指决定抗诉）和执行监督等。一方面将分散的刑事诉讼监督权进行集中，突出了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对刑事诉讼全过程进行专门、适时、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将检察机关侦查、公诉等诉讼活动与诉讼监督活动更加彻底的进行分离，有利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
3、民事行政检察署。负责民事行政案件的支持起诉、提起公诉、审判监督、抗诉和执行监督等，有利于探索和拓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和手段。
4、刑事公诉署。负责刑事案件的公诉、法庭程序监督和依照刑事诉讼检察署的决定出庭抗诉等职能，类似于英美法系的检察机构。
5、行政事务署。负责书记员管理、检察警察管理和日常事务、法律政策研究、职务犯罪预防、行政装备、技术保障等工作，有利于分类管理和检察官职业化、精英化。
6、政治部。主要为检察机关党委服务，负责检察机关内部的党工妇团、纪检监察、人事管理、宣传教育等工作，保证检察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
（四）业务管理机制层面
业务管理机制是检察一体化实现的直接和最终途径，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已经而且正在进行着业务管理机制的创新和探索，例如侦查指挥中心、主诉检察官、职业检察官等等。可以预见，检察一体化相关业务管理机制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这里笔者仅就业务管理机制中的某些原则性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1、上下级检察机关的业务管理。①人民检察院的指令，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上级院的指令，下级院必须执行。指令必须以上级院检察长的名义向下级院检察长发出，不能直接对下级院检察官作出。上级院业务部门可以通过本院检察长，对下级院检察长发出指令，不能直接对下级院检察长、业务部门或者检察官发出指令。②人民检察院可以撤销或者变更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上级院可以撤销或者变更下级院的决定。③上级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处理下级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④上级院的决定必须以法定程序和法定方式做出，下级院如有不同意见有提出异议权，并可以要求上级院行使事务承继和转移权，或者要求上级院检察长做出书面指示附卷，以明权责。
2、检察长与检察官的业务管理。①我国检察官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检察长的指令行使职权，应当建立检察官责任制和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负责制。部门负责人不能对检察官的工作发出指令，但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果有法律或检察长的书面授权则不在此限。②赋予检察官对案件自由表达意见权，同时要求检察官承担重要事项报告义务和终极服从义务，或者要求检察长行使事务承继和转移权。③检察长认为必要，可以对检察官办理的个案进行指挥监督，但应对检察长介入具体案件的条件进行规范。比如必须是拟进行第二次退查的案件和结伙、流窜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④当检察官与检察长意见不一致时，可提出异议，如不被采纳，可以要求检察长行使事务承继和转移权，或者要求检察长做出书面指示附卷，以明权责。上述规则亦适用于检委会与检察官之间。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希望《论司法独立及其实现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女性独立演讲稿范文”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