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贝尔奖演讲全文。
觉得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只在一念之间。我们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时，是时候准备合适的演讲稿了。演讲稿能够帮助演讲者树立演讲的思路。如何修饰自己的演讲稿里的措辞呢？考虑到你的需求，小编特意整理了“莫言诺贝尔奖演讲全文”，欢迎大家阅读收藏，分享给身边的人！
莫言：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着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XX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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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致辞英文演讲稿
以下这篇演讲稿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瑞典学院发表的领奖演讲《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莫言在这次演讲中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回顾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听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讲述了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用笔来讲故事的人的过程。莫言表示，自己今后还要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Sent, my mother, is someone you e part of the earth, and that e, one boething she rarely did. Instead of scolding me, she merely said softly, Son, you embarrassed your mother today.
莫言演讲稿，莫言诺贝尔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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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演讲稿，莫言诺贝尔演讲稿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莫言诺贝尔获奖演讲稿
莫言诺贝尔获奖演讲稿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 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 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 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 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 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 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 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 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 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 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 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 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 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 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 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 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 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 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 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 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 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 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 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 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 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 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 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 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 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 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 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 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 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 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 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 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 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 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 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 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 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 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 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 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 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 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 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 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 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 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 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 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 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 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 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 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 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 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 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 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 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 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 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 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 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 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 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 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 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 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 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 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 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 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 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 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 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莫言诺贝尔晚宴原演讲稿
尊敬的国王陛下、王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站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殿堂上，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很像一个童话，但却是不容置疑的现实。
获奖后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影响和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 我深知世界上有许多作家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我相信，只要他们坚持写下去，只要他们相信文学是人的光荣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那么，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圣经箴言〃第四章》)
我深知，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因此，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光荣也感到沉重.
借此机会，我要向坚定地坚持自己信念的瑞典学院院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除了文学，没有任何能够打动你们的理由。
我还要向翻译我作品的各国翻译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没有你们，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你们的工作，是人类彼此了解、互相尊重的桥梁。
当然，在这样的时刻，我不会忘记我的家人、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智慧和友谊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还要特别地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谢谢大家!
莫言诺贝尔晚宴实际脱稿讲话内容：
尊敬的国王，王后陛下，尊敬的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这个话，记在脑子里了。
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确实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他在全世界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够的庄严的殿堂里，领取这么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贝尔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新的劳动，文学只是各个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成为世界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我想，但是，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屠呦呦诺贝尔奖报告会励志演讲稿
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1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以中文进行主题演讲。
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很热门，需要预定座席。记者注意到，可容纳10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在座的有很多黄皮肤，其中不少是瑞典华侨，前来一睹屠呦呦的风采。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分享。根据安排，第一个上台演讲的是大村智，接着是威廉坎贝尔，最后是屠呦呦。
屠呦呦身穿宝蓝色套装，在女儿的搀扶下上台。因为年事已高，屠呦呦是坐着演讲的，演讲的主题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个礼物》。屠呦呦声音洪亮，带着浓浓的宁波口音。演讲结合ppT进行，女婿毛磊坐在旁边帮屠呦呦翻讲稿。
屠呦呦回顾了40年前在艰苦条件下发现青蒿素的过程。她对当年523抗疟项目中医团队的全体成员表示感谢，认为没有大家的无私合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屠呦呦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对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我深切地感到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最后，屠呦呦以朗诵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结束了演讲，企盼各位更上一层楼，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屠呦呦的演讲，用时二十七八分钟。精彩的演讲博得现场阵阵掌声。
2015年诺奖活动周于当地时间12月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启，第一场正式活动在诺贝尔博物馆举行。
屠呦呦向诺贝尔博物馆捐赠了《青蒿抗疟研究》(19711978)一书和一个中式瓷盘。《青蒿抗疟研究》是一本由原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收集的资料汇编，是屠呦呦团队早期抗疟研究的总结，汇集了该团队19711978年的研究成果，记载了青蒿素发现的历程。瓷盘上刻有青蒿素的分子结构，并用英文介绍青蒿素为人类抗击疟疾作出的贡献。随后，屠呦呦为博物馆酒吧的椅子题名。
离开博物馆，屠呦呦现身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她面对全球记者，呼吁大家共同努力，关注抗疟疾问题。屠呦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获奖以后她并没有考虑个人的荣誉和地位，而是希望继续进行青蒿素的研究。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屠呦呦希望获奖对中国科研是一个激励，让青年科研工作者加强创新，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演讲全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诺贝尔奖得主莫迪亚诺演讲稿中文翻译
诺贝尔奖得主莫迪亚诺演讲稿中文翻译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也非常荣幸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演说，我多少觉得有得诚惶诚恐。人们觉得这类事情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且顺其自然，可是对于一个作家——至少是小说家而言——演讲常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就像学校课堂里区别书面和口头作业的差别，小说家更有写的才华，而不是说的本领。他已经习惯了保持安静，他演讲起来会吞吞吐吐，因为他早已习惯把自己的话删掉。在几遍的修改之后，他的表达可能变得明朗。但真的发言时，要修正那笨拙的语句就手足无措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演讲时一会儿踌躇迟疑，一会儿流利飞快好像我们等着随时被打断。这也是为什么我和许多人一样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在童年结束的时候。你希望大人们会读你写的东西。也就是以那种方式，他们才会静下来听你说，也不会来打断你。同时，他们才会真的了解你的心声。
得知获奖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如梦如幻，我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选择了我。就在那天，我才强烈地意识到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得无知，而读者们对它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小说家永远成不了他自己的读者，除了在修改稿件时删掉手稿的语法错误、重复或者多余的赘述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书仅有一部分且模糊的印象，正如画家在天花板上画壁画一样，平躺在支架上描摹细节，距离太近，就没有作品的整体感。
写作是一项奇怪的、孤独的活动。在开始写一部长篇故事的头几页总有叫人沮丧的情绪。每天你都觉得自己在一条错的轨道上，进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调转头去走另一条路。重要的是，不要屈从于这股念头，要坚持下去。
当你快写完一本书的时候，感觉仿佛挣脱了，已经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我敢说，你写结尾段的时候，书会“展现”出一种敌意，迫切地挣脱你的枷锁。而且当它离你而去，也根本不留时间给你想最后的几个词。它结束了——这本书再也不需要你了，也已经把你忘却。从现在开始，它会从读者那里找寻它的自我。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强大的空虚和一丝被抛弃的感觉。这也是失望的表现，因为你和书的亲密关联是那么短暂。这种不满和未完成的感觉就驱动着你去写下一本书，再恢复两者的平衡。
所以，读者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作品。小说和读者的关系宛如冲洗摄影胶片的过程。暗房里，影像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当你读小说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化学反应。不过，要维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重要的就是永远别让读者透支，不知不觉地哄哄他，给他足够的空间让故事一步步地感染他，正如针灸的艺术，针要插在精确的要点上，神经系统才能流通顺畅。
我一直妒忌音乐家，因为他们掌握着比小说高级的艺术。诗人也是，很像音乐家和小说家。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写诗，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以前读过的让我共鸣的话：“写不成诗的人来当散文家”。对于小说家来说，音乐常常就是凝聚所有他观察到的人、景、街谱成曲，这对他来说可能还不完美。他会后悔没能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没法写出肖邦的《夜曲》。
我是一个战争的孩子
诺贝尔奖宣布后用来代表我的一个短语提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出生于1945年的人一样，我是战争的孩子，更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巴黎，我的生命归功于被占领时期的巴黎。当时生活在巴黎的人想尽快忘记的地方，至少只要记得日常的细节，那些展现了他们所幻想的与和平岁月并无差异的生活点滴。后来，当他们的孩子问起当年的历史，他们的回答也是闪烁其词。要不然，他们就避而不答，好像希望能把那段黑暗的时光从记忆中抹去，还有就是隐瞒一些事情，不让孩子知道。可是面对我们父母的沉默我们明白了一切，仿佛我们自己也亲历过。
被占时期的巴黎是一座古怪的地方。表面上，生活“像之前一样”继续——戏院、电影院、音乐厅和餐馆依旧营业。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去看戏、看电影的人还比战前多，好像那些地方就是能让人们聚在一起避难，靠近一起彼此安慰。可是，离奇的细枝末节都在说明巴黎已不是昨日的模样。鲜少的汽车、宁静的街道……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寂静之城——纳粹占领者常说的“盲城”。
就在这样噩梦般的巴黎，人们会在一些之前从不经过的道路上相遇，昙花一现的爱情从中萌生，明天能否再见也是未知。而后，这些短暂的相遇和偶然的邂逅也有了结果——新生命降临。这就是为何对我而言，巴黎带着原初的黑暗。如果没有那些，我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巴黎一直缠绕着我，我的作品也时常浸润/沐浴在那朦胧的光中。
一个作家的出生时间和那个年是他永久的标记。如果他写诗，诗句就表明着他所处的时代，也永远不可能在其他的时代里写成。叶芝的诗就是这个道理，我总是被《柯尔庄园的天鹅》所打动。叶芝在公园里看着天鹅在水中滑行：
自从我第一次数了它们
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
我还来不及细数一遍，就看到
它们一下子全部飞起
大声拍打着它们的翅膀，
现在它们在静谧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测，美丽动人，
可有一天我醒来，
它们已飞去。
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
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
使人们悦目赏心?
十九世纪的诗歌里常常有天鹅——波德莱尔或马拉美的诗里都有。但这首诗不可能是在19世纪写的。它有着20世纪才出现的特定的节奏和忧郁。
20世纪的作家偶尔也会感觉被他们时代所禁锢。阅读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或带来一种特定的恋旧之情。在那些年岁，时间慢慢地流逝。那样的节奏与小说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为“缓慢”让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从那时开始，时间加速，断断续续地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是过渡的一代。我好奇着下一代，在互联网、手机、电子邮件和微博时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通过文学来表达这个注定每个人都会“相连”，而且“社交网络”侵蚀了一部分亲密和私密的东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赋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为小说的主题。不过我对文学的未来仍抱着乐观态度，我深信未来的作家会守护并继承衣钵，就像荷马以来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总要在作品里试图表达一些永恒的东西，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尽管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安娜穿着1870年代的裙子，我们依然觉得她离我们很近。还有诸如爱德加·艾伦·坡、梅尔维尔、司汤达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离世后两个多世纪，远比他们在世时更受欢迎。
用X光审视巴黎
那么，小说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样的距离?他们需要与生活保持一点距离，因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会看不清生活本来的样子。但是这样的距离不会限制作者将书中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一下就从一个卧轨自杀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说人物的影子。宏观到托尔斯泰描写天空和风光，围观到他描写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闪，这种写作者将生活写入作品的天分随处可见。这种状态不是自恋，因为这种状态需要同时忽视自我，并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错过每一个细节。还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将注意力投入个人的写作，而是要达到一种澄澈的境界来观察外界，才能最终写成一部小说。
我就不冗长地叙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经历一定也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笔。我长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来，这让我想试图通过写小说来解决这些迷惑，希望写作和想象力能最终帮我把这些零散的线索都串起来。
爱德加·艾伦·坡在他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馆中观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断行走的人们，唤起了对人性的关注。他选择了一个长相怪异的老年男子，并通宵跟随他到伦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认识他。但是这老人是“人群中的人”，所以跟着他也毫无意义，这老人并不作为个体存在着，他只是大众过路者中的一员，行走在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
诗人托马斯·德·昆西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在伦敦拥挤的牛津街上，他和一个女孩成为了朋友，就像所有城市中的邂逅一样。他陪伴了她几天，直至他要离开伦敦。他们约定一周以后，她会每天都在每晚同一时间在大提茨菲尔街的街角见面。但是他们自此就再也没见过彼此。“如果她活着，我们一定都会寻找彼此，在同一时间，找遍伦敦的所有角落;或许我们就相隔几步，但是这不宽过伦敦街道宽的咫尺之遥却让我们永生没再相见。”
随着时间流逝，城市里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都能引发起在这里出生或成长的人的一段回忆，一次碰面，一点遗憾或是一点幸福。一条同样的街道串联起一段回忆，这地方几乎构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这里逐层展开。那些千千万万生活在这里的、路过的人们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回忆。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帮助自己写作，我试着去找那些老巴黎的电话本，尤其是那些按照街道、门牌号排列条目的电话本。每当我翻阅这些书页，我都觉得自己在通过X光审视这座城，它就像一座在水下的亚特兰蒂斯城，透过时间一点点呼吸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千千万不知名的人们留下的就只有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电话。有时候，过了一年，一个名字就消失了。翻阅这些老电话本，我会想，如果现在再拨打这些电话，大概多数都无人接听吧。后来，我看到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被深深触动了：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泪，
我的脉搏，我童年种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还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寻死者的声音
所以当我看着那些老巴黎电话本的时候，我开始想写我的第一本书。我要做的就是在这千千万的名字里，用铅笔划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放纵自己，消失在大城市里。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新生活。你也可以从一个孤立的地址开始长期调查一场预谋。我一直对搜寻令中的一句话非常有兴趣——“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时间的流逝都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以后，城市就成了小说家们的“领地”，很多伟大的小说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尔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风和东京、雅尔玛·瑟德尔贝里和斯德哥尔摩。
小说看见冰山
至于我的作品，授奖词说“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其实这样的赞誉不单单是对我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写作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特别的记忆，试图从往昔捕捉一些隐匿的、未知的，几乎在地球上没有留下痕迹的零零碎碎。当然，它们都与我出生的1945年有关。城市被毁，所有人都消失的情况让我，和我这一代人，对记忆和遗忘的主题更为敏感。
不幸的是，我觉得只有普鲁斯特的本领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对过往的追忆。他描述的社会仍旧是稳定的，19世纪的社会。普鲁斯特的回忆让历史在其所有的细节中重现。如今，我感觉到记忆远不如它本身那么确定，始终处于遗忘和被遗忘的持续的斗争中。这一层，一大堆被遗忘的东西掩盖了一切。也就是说，我们仅仅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人类命运。
但这就是小说家的使命，在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让褪去的言语重现，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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