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上岗演讲稿

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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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说的“西方”，是一个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包括西欧各国，而且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等国。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国为对象，考察政治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治竞争起源于西方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及文化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制度的建构都是当时各种社会背景的综合产物，不管这种背景是属于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自发的或外化的。” 政治竞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条件不仅是政治竞争产生的条件，也是非西方社会移植政治竞争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经济因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必须从经济中去发掘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曰发展政治学及其代表人物诸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实证方法通过统计资料对欧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后揭示出一个历史事实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用达尔的话说，就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制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密切的关联”，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产生竞争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这种概率就越小。
从根本上说，近代西方政治竞争的产生正是缘自经济发展的推动，确切地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西方国家是内生型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工业革命促进了这些国家迅速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海外殖民扩张不仅增长了物质财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成为现实。市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逐步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国家不再无限制地干预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不允许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须的范围内。” 一个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正是政治竞争产生的基础性条件。（2）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会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集中体现为各个集团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政治竞争是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3）市场经济内含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的独立发展完全是以等价交价为原则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权利、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差别，而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交换的惟一尽度。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无论是画家的劳动还是樵夫的劳动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竞争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所以，“政治竞争从原则上说来，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逻辑结果，是从人们享有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中引申出来的。”
（二）政治因素
从政治因素看，政治竞争的产生与代议制、政党制、选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资产阶级原本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受压迫阶级，他们对专制、暴政有着强烈的恐惧。在用暴力摧毁封建政治结构之后，资产阶级不是用更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资产阶级深知，统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义，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因此，资产阶级在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时，始终坚持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防止专制和暴政，二是发展民主。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建立了权力分立与制约的机制，对防止权力专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鉴于现代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产阶级建立了代议民主政体。历史地看，代议制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最初，议会只是一个供国王咨询的机构，只有一个等级：贵族。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深入，议会的成分不断扩大，扩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权力也不断下移。正如顾准所说：“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断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 一方面，议会将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的无限权力缩小到不充分的权力，人民不再拥有直接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极少数公共事务除外），而是将其权力委托给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议会又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和平斗争的舞台。议会以多样性和不同政见为基础，在议会中，代表同一阶层或利益集团的议员自然结成政治派别，最初，这些派别主要力争成为议会多数，以使他们的政治主张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执政者赶下台。于是，这些政治派别最终走出议会发展成为政党。政党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它是“在政治空间展开‘共同竞争’的组织（在‘竞争’与‘对抗’中表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源泉）”，“他们吸收和动员游荡于政治领域的各种利益及思想，并试图以这种力量为依托去夺取政治过程的持续支配权。” 政党始终以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争夺国家权力为目标，离开了国家权力，政党几乎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当然，政党并不是以武力夺权，而是在选

举中夺权。所以，政治竞争与选举活动密不可分，“甚至说，选举制造成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也许不算过分。围绕着议会或总统的选举，各政党才有竞争的目的、竞争的理由和竞争的内容。”
（三）文化因素
从文化因素看，政治竞争与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世俗化，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曾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当神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域相分离时，世俗化就出现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条主义，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强度。” 简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成为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也不受神权的控制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以及形成的与此相适应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期。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融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的囚笼中。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在这种极其独裁与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广大民众不仅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而且被驯服为一种政治动物。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神权政治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思想家们在意识形态中开始向神权政治发出挑战，从而启动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进程。先是发端于意大利并进而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继之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形成了对神权政治的强烈的冲击波。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斐逊、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不仅抨击了神权政治，抹掉了笼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义，而且论述了国家、政治社会、政府和法的起源与形式，使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较高的世俗化时代。在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及宪法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和选举的权利；在政治结构方面，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其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政治的平民主义时代的到来，人民不再是专制体制下的被奴役对象，而是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兴阶级的崛起，代议民主制的建立及政党的成熟，以个人权利、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根本条件。可以说，离开了任何一个条件，政治竞争都不可能产生。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表现形式
西方政治竞争主要体现为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党内部的竞争，这与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尔蒂认为：“民主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双重的竞争过程：其一是普选中党派之间的竞争，其二是这些党派内部政治家们争取党内领导权的竞争。” 此外，利益集团、智囊团等政治组织作为政党的后援力量，对政党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竞争是政党竞争的必要补充。
（一） 政党之间的竞争
现代西方国家都存在数个政党，但由于各国的政体、政党的力量对比、具体政治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等因素，政治竞争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的特点是：典型的两党竞争。在英美，虽有多个政党存在，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由两个最大的政党（目前在英国是保守党和工党，而美国两个最大的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竞争交替组织政府，轮流执政。其他政党无法与两大党抗衡；同时，两党执政也勿需它们的支持；因而，其他政党基本上无缘进入政府，即使执政党出于某种目的或发于善心起用其他政党人士入阁，也不能称之为联合政府。
英美两党竞争均发源于议会中的党派分野。自政党形成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会发生政党间的分化组合，但总的情况是大党分裂为小党后又由众多的小党组合成大党或者一个政党崛起而取代另一个政党，因此政治舞台上见到的始终是两个大的政党。它们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玩着翘翘板游戏。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时有发生， 多党执政却极为罕见。在英国，曾一度出现第三党冲击两大党的情况，但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在美国，两大党以外的其他党基本上不构成对两党地位的威胁，两党执政可谓稳如泰山。之所以形成如此稳定的两党竞争体制，据西方政治学者分析，主要缘自下列因素：（1）制度的因素。英美两党制均产生于相对多数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而不利于第三党的建立和生存。此外，美国的单一行政长官制也有利于两党的形成和发展。总统职位通过总统选举产生，而不受各政党在国会占有席位多少的影响，总统选举人团的产生是“胜者全得”，要么获胜，要么失败，因而引起政党的两极化。在美国，由于联邦制的特点，各州州长、各州议会的选举均采用相对多数制，这也有利于巩固两党制。（2）历史二元因素。两党制是美国社会结构利益双元性的产物，美国建国初期以来每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几乎都是二元、两面的。围绕宪法的批准出现的东部商业利益和西部农业利益之争导致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产生。经济利益之争也导致南北方围绕奴隶制及其种植园经济而产生分裂，由此形成两大阵营。20世纪城乡利益的冲突又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锋的重要因素，等等。（3）政治文化因素，英美两国选民观点中庸、适度、不走偏激，善于妥协，视政治为妥协的艺术。两国的政治文化接受了妥协的必要性、短期实用主义的明知性以及避免僵硬教条主义的务实性。另一方面，在两国社会的根本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识。大多数国民认可洛克和麦迪逊关于个人

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拥有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很少有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政党之争不在于选择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怎样分配资源和财富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英美保持两党制的基本因素不变，即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不变，英美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英美长期以来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法国模式
法国模式的特点是：多党两极竞争。所谓多党两极，“即在多党制的前提下，各个政党依其观点、政策的不同而形成两大对立的派系，每一派系都有一个中心党”。 目前，在法国，主要是以四大党为主构成左右两大阵营、右翼以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为主（保卫共和联盟是中心党）；左翼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社会党是中心党）。活跃在法国政坛上的主要是这四大党。
法国政党两极化形成于第五共和国时期。这种格局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工农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为政党两极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其次是宪法确定的政治制度对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新的选举制度促使了政党的分化组合和新的政党联盟的形成。此外，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政党领袖个人的人格魅力也起了促进作用。尽管两大政党联盟内部各政党力量的分化组合时有变化，但总体格局一直在议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稳定性作用：两大派左、右观点鲜明，彼此对峙，相互制约；四大党则通过组成两大派的政党联盟方式，左右法国政治生活，其他一些小中政党联盟均无力与之抗衡，由此避免了第四共和国多党竞争带来的政局不稳的弊端，有助于第五共和国政局相对稳定。从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数次出现左右翼“共治”局面。1984年共产党和社会党分裂，导致社会党在1986年议会选举中丧失多数，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被迫任命右翼的希拉克为总理，这种共治局面在1993年再次出现。1996年，希拉克总统为了改变右翼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微弱多数的局面，决定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结果保卫共和联盟惨败，社会党大获全胜，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败给希拉克的若斯潘坐上了总理交椅，实现了第五共和国以来的第三次左右翼共治，直到现在。按照戴高乐创立的第五共和国执政传统，由同一政党派别或政党联盟控制总统、议会和政府，建立总统的多数派，是保证总统充分行使权力和维护政府稳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左右翼政党联盟共治是法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现象，是法国多党制下各种力量互相斗争和妥协的特殊产物。80年代以来，在法国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比例代表制等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两大派四大党政党格局中出现了以党派林立和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党派多元化现象。一方面，以绿党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和代表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以及中间党派纷纷崛起，极右翼、绿党和中间党派势力得到加强，传统两大派的地位有所削弱，两大派在选举中都开始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极力拉拢这些政党的选民。另一方面，新的党派多元化现象并未改变法国议会多党中无一政党占绝对多数的基本特征，在竞选和组阁中，仍然是利害相关的政党组成左、右翼两大政党联盟进行角逐。
3.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的特点是，三角均势、两极竞争。这种政党竞争模式是联邦德国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1947年联邦德国首届议会选举中，总共有基民盟--基社盟（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等11个政党进入议会。其中所获选票的比例是：基民盟--基社盟获31％，社会民主党获29.2％，自由民主党获11.9％，德共获5.7％，其他各党得票均不超过5％。这个情况表明，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几乎势均力敌，谁都不占绝对优势，无法单独组阁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党支持谁，谁就可以组阁。结果，基民盟--基社盟联合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69年第6届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但也未获绝对多数，于是，便与第三大党即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并成了主要执政党，而第二大党的基民盟--基社盟只好充当在野反对党的角色。由此开始了基民盟一基社盟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第一次轮流执政。在以后历届政府（包括1990年德国统一后组成的新联邦政府）中，尽管仍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选举制度等的具体规定，决定了两大党中谁也不能强大到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自由民主党是小党，一般占有不到10％选票，但却在两党竞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任何一方一般只有得到它的合作，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以来，除1966－1969年，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外，自由民主党一直与其中的一个大党联合组成政府，其地位也较为稳定。这种近似等腰三角形的多党联合执政模式，可以说是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政局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党作为一支新秀出现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在1983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获得了5.7％的选票，28个议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成为联邦议院中第四大党，从而打破了联邦议院长期存在的由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三党主宰的局面。绿党的崛起使自由民主党的长期执政伙伴地位发生动摇。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首次联合绿党组成了所谓的“红绿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出任总理，开始了两极对垒的新阶段。
4.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特点是，一党独大，多党竞争。这种模式形成于1955年第二届鸩山内阁时期，在同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占有众议院511个席位中的299席，不仅是第一大党，而且拥有了超过半数的优势，可单独执政；社会党占有156席，是第二党，此后的历届众议院选举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其中自民党总以稳超半数议席而长期执政，社会党始终占1／3议席而位居第二大党地位，充当反对党角色。这种既不同于欧美式的多党制，也不同于一般一党制的制度，被人们称为“五五体制”。这种

体制持续了长达38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其他政党如社会党、日共等革新势力和公明党等中间势力始终长期处于在野地位，无一政党可单独与自民党争雄。
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它得到财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扶植，并与政府官僚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以财界意志为基础，并以自民党为政治代表，通过立法、行政等措施，经由官僚机构付诸实施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权钱统治体系。二是，自民党执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在保障垄断财团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国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其统治的相对稳定。三是，在野各党普遍力量弱小、基础薄弱，常常因为意见分歧而彼此勾心斗角，无法实现步调的统一与共同合作，从而有利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
然而，任何一个政党如果长期垄断政治都必然会积累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日本自民党也是这样。这突出表现在日本“金权政治”腐败沉疴久治不愈，政治丑闻接连不断。日本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钱权政治；日本政治的腐败，首先表现为执政党的腐败。自民党一直信奉“金钱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金钱”的方针，因此，围绕钱、权问题，自民党内贪污、受贿屡见不鲜。 应该说，这与日本的选举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日本实行中选区制，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国分为200多个中等大小的选区，每区设有几个议席。同一政党可以有数名候选人竞争，相互间不是靠政见取胜，而是凭经济实力较量，政治与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自民党的腐败严重损害了它的执政形象，削弱了自民党的整体实力。终于在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只获233席，不足半数而下台，由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及新成立的政党组阁执政。至此，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成为历史。近十年来，自民党虽然也曾获得了单独执政的机会， 但现今的自民党已不是从前的自民党：日本向多党联合轮流执政方向发展的趋势，似是很难扭转了。
（二）政党内部的竞争
前文分析了西方国家政党竞争的概况，其实，各政党内部也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乃是一种必然现象。政党内部的竞争既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又是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原因
西方政党内部出现派别竞争和派别政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诚如麦迪逊所说的，造成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体制内的政党都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只代表某些大垄断集团的利益，很难具体满足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于是，这些集团便千方百计地在政党内部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要求，但往往是粗线条的，不可能反映得很细。所以，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通过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进行粗线条的宏观调整，而且还需要各政党内部的派系活动和派别组织进行细线条的微观调整。”
2．政党内部竞争的表现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主要体现在：
第一，争夺党内最高权力。欲登上总统或首相（总理）宝座，必先成为党内的最高领袖。“在党内出不了头的政治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登上国家权力顶峰的。” 在美国，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是该党的当然领袖，要成为总统候选人，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预选。如1860年，民主党在南卡罗的查尔斯顿举行代表大会，经过57轮投票，也未能产生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尔后又在巴尔的摩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两次投票，才决定提名道格拉斯为候选人。1924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更是进行了103次投票，才决出候选人。在英国、日本等议会制国家，首相或总理是由议会内的多数党领袖担任的，谁成为多数党领袖，谁就可以上台执政。因此，多数党内部的竞争十分激烈。如1976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引退，6位内阁大臣竞选工党领袖，经过三轮投票，詹姆斯·卡拉汉才当选并继任英国首相。日本自民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自民党总裁人选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各派系之间既有正面交手，又有幕后交易，它们甚至采取造谣诽谤，恶意中伤的办法打击对手，抬高自己；通过封官许愿、金钱贿赂、挑拨离间，暗挖墙脚的手段削弱对手，壮大自己。
第二，政策的竞争。政治竞争包含政策的竞争，谁能够提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谁就有希望上台执政。在政党内部，政策的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政党由于对政策的取向而分为不同的派别，如美国两党内部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鸽派和鹰派。在英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保守党内部就开始出现一些派别组织如星期一俱乐部、塞尔斯顿集团等。这些集团往往各执一种政策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说，英国的政策就是各政党、各政党内部各派别讨价还价、反复竞争的结果。如阿尔蒙德所说，“英国的政党是许多具有各种政策偏爱的集团的联合。一个政党在采取坚强立场之前党内的各个集团相互竞争以决定全党必须据以合作的政策。”
第三，争夺党内的其他重要职位。这在日本体现得特别明显。在英美，党内的职务并不十分重要，除政党领袖出任首相总统外，其他职务几乎不为人关注。党内的“精英”纷纷在政府谋取高位，谁也不把党内的职务放在眼里。日本则不同，日本自民党内部的高级领导职务十分显赫，不亚于内阁大臣，除自民党总裁兼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其他人员一般都不兼任党政要职，但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高。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被称作党内三巨头。总裁就经常从党内三巨头中特别是干事长中遴选，而没有担任党内高级职务的人很难担任总裁和首相，所以，党内高位对一切有心问鼎首相宝座的人都有吸引力。争夺党内重要职务成为日本政治的一个独特现象。
3．政党内部派系竞争的后果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无论对政党本身，还是对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首先，政党内部的竞争是现代民主的重要体现。如前文所述，现代民

主政治是宽容的，富有韧性的政治，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1931年，英国麦克唐纳背叛和分裂工党，组成联合政府，在专制政治下，这是无法容忍和难以想象的。“在古代政治和专制政治下，麦克唐纳不要说当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党，分裂国家和罪该万死、遗臭万年的罪名。” 其次，政党内部的竞争在统治集团内部起到了某种必不可少的制约和协调作用，可以避免党的大权落入某个集团之手，可以避免领袖个人独断专行（如指定接班人，实行变相的世袭制）和思想僵化，从而使政党能照顾到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最后，政党内部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竞争之不足。就日本而言，自民党内部派别的合法性与独立性使每个派别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党，而自民党更像是这些小党的联盟。所以，尽管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形成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政党内部的竞争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调解和相互监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体现了某种多党政治的特点。当然，政党内部的竞争也可能导致政党组织涣散，权威缺失、助长政府不稳定等后果，解决的办法不是压制内部竞争，取消内部竞争，那样只能使一个政党褪变为专制主义政党，而是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正如麦迪所说“既然派别的潜在根源植根于人类的本性”，那么，对“派别危害”的可能存在的疗剂要比疫病本身危害更大，最好的出路是承认它们的存在并努力控制它们带来的后果。
（三）利益集团、智囊团和政治竞争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要在政治竞争中取得执政权，必须拥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战胜其他政党的实力和基础，这种实力和基础，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政党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二是政党积极而有效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就前者而言，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政党的“后援力量”，成为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靠山。与政党一样，利益集团也是利益多元化的产物。它与政党的区别在于，政党的目标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而利益集团通常“寻求获得具体的、相对较窄的政策优惠，只是有选择性地影响政策，其目标并不是赢得政治大权。” 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通过支持政党，并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施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西方政党一般都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利益集团和势力范围。英国工党和工会就一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如理查德·罗斯所说：“英国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工会，是与政党政治高度结合的。在工党内，工会提供将近90％的党员，党代表大会85％以上的选票以及85％的收入。工会占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8个席位中的18个，并包办1／3以上的工党议员。” 与之相对照的是，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商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保守党与工党的政治竞争中，工商业集团始终站在保守党一边，“工商集团与保守党之间没有正式的机构联系；支持主要是采取捐款的形式。”在美国，民主党与“劳联---产联”的关系尽管不及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那样紧密，但民主党仍然在“劳联---产联”中获得了大大高于共和党所获得的选票。
有组织劳工与总统选举
劳联---产联的成员总数 16，000，000
因为只有大约半数的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减去 8，000，000
劳联---产联的实际投票数 8，000，000
民主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比例
（8，000，000X70％） 5，600，000
共和党得票所占劳工选票的比例
（8，000，000X30％） 2，400，000
从民主党得票所占比例中减去共和党
所占比例，得到民主党从劳工集团的净得票数 3，200，000
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德国工业联合会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及保守的政治家们有悠久和密切关系。工商利益给基督教民主党人提供巨额财政支援，相当数量的联邦议院议员同工商业有密切联系。” 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则以政治路线划分为社会党工会，共产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
对于日本自民党来说，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是财界团体。自民党与财界有着传统的联系。在二战前，财阀的解体，使财阀与保守政党的正式关系终结，但它们之间依然有密切的联系。财阀解体后，日本经济界又很快开始新的组合，并在不久之后形成新的财界四团体。 1955年自民党的成立可以说就是财界的一大政治杰作，因此，自民党从开始就以财界四团体为自己执政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利益集团除向政党提供支持外，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并不是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主要在于更有力地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充分实现本集团的利益。
智囊团在政治竞争中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囊团又称思想库，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半官方的和纯民间的。其主要职责就在于为政治首脑提供政策咨询，制定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使其在政治竞争中占居优势。此外，在美国，还存在一批竞选咨询专家，他们与智囊团的区别在于，不是向候选人提供政策服务，他们也不一定认同候选人的政见，而是为候选人提供最准确的情况，为其塑造最佳的形象，拟定最有效的竞选方式。竞选咨询专家都是来自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通晓、、领导学、统计学、美学，通晓电脑、电视新闻制作以及广告设计。他们以此为职业，在竞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本质、特色及影响
（一）西方政治竞争体现了“寡头统治”的本质
一定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一定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竞争，无论是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都是不涉及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实际上仅仅是维持资产阶级寡头统治

的一种策略而已。从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垄断政权，总是在在朝与在野之间来回摆动。这种轮流执政，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至少获得了对政府的选择权，有权利选择他们较为满意的人和集团上台执政，并把他们不满意的人和集团赶下台，毫无疑问，轮流执政有助于防止某一集团垄断政治，从而避免出现“寡头统治”的情况。但这是从微观上说的，从宏观视角看，轮流执政只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对于整个统治集团来说，任何集团执政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寡头政体并不是把政权经常保持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金权政治”、“财阀政治”。从法理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哪怕是工人阶级政党）都有同等的权利竞争行政首脑职位，成为执政者。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竞争的，除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对小党进行限制外，主要还在于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竞争是一种金钱的竞争丝毫不为过。“通往白宫的道路需要黄金来铺筑。”“没有钱什么希望也没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总统的材料。” 金钱既可以使一个人夺取政权，也可以使一届政府垮台。试看美国总统的竞选经费：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60万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经费为6240万美元。
1992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亿美元，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3亿美元。
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8亿美元，戈尔竞选总统的经费为1.2亿美元。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由其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天国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一，有效地将体制外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纳入到体制内，给他们一个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大大地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其矛盾不可调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比较尖锐，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极端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可在议会之内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对普选权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在英国，普遍权的实行和大陆上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还指出：“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日趋完善和军事机器超常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意义时，恩格斯写道：“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即是说，使我们处于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实践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它们不仅参与全国竞选，而且有的进入政府参与执政。如法共从1744年起连续参加5届联合政府，8位领导人出任部长副总理，其中1946年大选获票500多万张，为法国第一大党，1997年又有三人进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产党（1992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是最大的反对党。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后共参加7届政府。尽管1947年以来意共被排挤出政府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但它在选举中一直得票第二，仅次于天民党。不仅如此，意共还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地方政权，掌握了一大批群众组织和一批企业，成为意大利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总之，在西方社会，体制外的政党不是遭到“残酷打击”，“无情镇压”，而是被有效地纳入体制内，与资产阶级一起竞争政权，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竞争特色之二，执政党与反对党并非势不两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对原则，在宪政体制内和平共处。
所谓合法反对，指在不危及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对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有权依靠合法的途径，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反对执政党及其政府，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对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初期，由于确定不了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的政治风险，曾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拒不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更谈不上承认合法反对原则。人们对反对派充满了厌恶和敌视情绪，担忧它为制造分裂和混乱，危及国家。1704年，英国政治人物查理·戴维纳特认为，“那些被认为接受了法国贿买的人以后组成政治反对派”，在这里，“反对派”成了“里通外国者

”的同义语。国王乔治二世则把沃尔波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称为“流氓”，“无赖”和“自高自大者”，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 在美国，1798年，联邦党人亚当斯政府专门针对共和党人颁布了号称美国历史上针对政治活动的一项最有镇压性的法令---惩治叛乱法》，根据这一法令，许多共和党人身陷囹圄，甚至在连任竞选中指责联邦派政策的国会议员亦未能幸免。总之，在美国建国之初，合法反对原则并没有得到承认。“共和党人在野的时候，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而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也从未承认联邦党是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反之，联邦党人亦然。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一、二百年的政治实践之后，资产阶级终于发现，在承认和服从现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并参与政治事务，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政治风险，相反，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如1822年英国一家权威性刊物《季度评论》所说：
一个能干的反对党存在的必要，……仅次于内阁的存在。尽管这一团体是自封的，难以得到宪法的书面承认。反对党必须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它必须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们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
于是，在英国和美国，合法反对原则率先得以确立，随后，又在法德等西方国家发展开来。
在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合法反对原则，因而反对集团不得不采取宫廷政变、暴动等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统治集团也往往把反对派看作政权的最大威胁，并利用掌握国家政权的优势，采取种种办法压制、打击和消灭其他的集团。执政集团“随时要提防着觊觎他的权力的可能的政敌，经常把大量的时间投入维持权位的权力斗争中去，甚至国家政治体制的设置也围绕着有利于执政者保持政治权力，以政治控制为体制配置和变迁的主要依据。”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把反对者从阴谋家变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见者，把充满恶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敌对转化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对抗。这无疑更为经济、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竞争的特色之三，执政党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西方政党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夺权而不是执政：一旦竞争胜利，上升为执政党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谓的执政党实际上起不到执政的作用。执政党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本党领袖的政务活动渗透到行政机关的职能中去。执政党无论权势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决策程序和政府的实际运作。政党领袖作为政府首脑，他们独揽行政大权，自主决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针，各部门的事务，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机构的指挥，控制和干预。也就是说，政府的运作和政党的运作是分开的。政党没有被纳入政府运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内部事务。总之，这种党政分开的体制不仅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且保证政府发挥独立行使权力的作用，避免了双重领导和政出多门的现象,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官员队伍更加精练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于对它进行监督。
（三）西方政治竞争的影响
西方政治竞争不仅对非西方社会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近二百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扩张的历史。如亨廷顿所说，“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 以西方为中心，不断向外衍射，是近现代民主发展的特点。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对其他文明产生强劲的冲击波，主要缘于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它提倡个人理性的张扬，强调个人优于集体，反对集体对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进行压制，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竞争体制，但总的说来，它们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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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提名选拔竞职报告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今年39岁，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为响应组织号召，自愿参加此次竞争性提名选拔，原因有三：一、与大家交流对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解和主张；二、总结过去，让自己得到全面锻炼和提高；三，给未来确立新起点，为组织作出更大贡献。此刻的我，既忐忑激动，又豪情满怀。

经历是一种历练，是一种财富，经历也常常让人感悟到风雨后彩虹何其壮美！我1996年毕业后，在市委党校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学员工作处、办公室科员，行政学教研室副主任科员、副主任，科社教研室主任。XX年9月调入市委理论学习室任干事。曾于XX年和XX年分别赴x镇和x市挂职锻炼，现任市委理论学习室主任。

能力在工作阅历中积累，认识在角色转化中升华。如果说市委党校的工作经历，让我提升了能力，从稚嫩走向成熟；那么从教员到机关干部的角色转化，则让我更深刻地感悟到宣传思想工作的热情与真诚的态度、奉献与付出的精神，严肃又活泼的氛围。这份工作既让我深深热爱，又让我在大局观念、进取精神、协调能力、工作思路等方面得到提高和历练。

在市委党校工作期间，抓住三个工作重点：一是进入角色，尽快熟悉备课、讲课、评课、管理等教学环节；二是突出中心，全面提高教学、科研和创新能力，三是提高素质，着力提高口头表达、公文写作、协调人际关系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各项工作的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先后5年获市委党校“教学带头人”、“优秀教学质量奖”荣誉称号。XX年获“全省党校系统中青年教师调讲会优秀教学奖”。

在市委理论学习室工作期间，在部委会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科室的支持配合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是扎实开展理论学习工作。按照及时、主动、认真、细致的原则，统筹抓好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的各项服务工作。五年来，共组织召开二十二次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连续五年制定下发《全市各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安排意见》、《全市干部理论学习安排意见》、逐年修订《全市各级党委理论中心组目标绩效考核细则》，规范了各级中心组和全市干部理论学习。XX年在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我市理论中心组经验做重点发言。二是扎实开展理论宣传工作。五年来，围绕中央、省、市重要会议精神，共组织宣讲稿20多个，在全市各机关宣讲数百场次、在企业宣讲数十场次，在学校、社区宣讲十几场次，听众达5万人次以上。召开五次座谈会。组织撰写体会文章100多篇，评论员文章44篇。举办培训班五次，培训理论骨干500人以上，组织各种宣讲团7个。XX年获“全省在职干部理论教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三是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工作。组织召开四次征文和理论研讨活动。四是认真完成临时工作。积极主动配合其它科室开展各项工作。抽调参与主题实践活动督导检查指导工作。组织接待省委宣传部调研组6次。编辑《中共xx市委宣传部机关干部应知应会手册》。撰写领导讲话、汇报材料、经验交流材料10万字以上。

每一项工作任务的完成，都凝结着领导和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关心和支持，对此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回顾十六年的工作经历，感到自己有以下几个与岗位要求相匹配的条件：

一是政治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理解政策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较强，善于解决工作中的矛盾与问题。

二是注重提高个人思想品质，为人乐观豁达、平和谦逊，秉承“做事从做人开始”的人生信条。

三是理论功底较为扎实，具有一定的政策研究能力和综合能力。

四是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五是能够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诚然，人无完人，对自己的不足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够；二是工作创新有所欠缺；三是处理工作的沉稳性有待提高。古人云：知不足者好学。有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我有信心通过学习，通过实践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

最后，我以三句话作为竞职报告的结束，第一句话：态度比能力更为重要，参与就是坚决支持和衷心拥护的表现，所以，胜固可喜，败亦无悔。第二句话：人什么都可以放弃，唯一不能放弃希望。我始终坚信天道酬勤，我时刻铭记着，无论岗位变化与否，努力工作都是根本。第三句话：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一直坚守着承担更多责任的梦想，或许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我的竞职报告结束了，谢谢大家！

政治竞争：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未来演讲范文

列宁曾说过：“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的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对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忌谈“竞争”尤其是“政治竞争”，似乎一提政治竞争，就是向现政权挑战，向中国*的领导权挑战。应当说，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它制约了政治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探索，造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动力严重不足。在本部分里，笔者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应当是竞争的政治。
一、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
（一）没有政治竞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如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政治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来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谁能够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便选择谁。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自称他比其他人都更“优秀”，这事只能由人民来决定。这就要求那些自愿为人民服务者通过竞争取得“合法服务”的权力，根据人民的授权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人民一旦对其服务不满意，有权随时撤换他们并重新选择自己满意的“公仆”。因此，任何执政者都不可以贪恋权位，他们必须尊重并接受人民的选择。阿兰·图雷纳指出：“所谓人民的政府是否民主，惟一的检验方式是通过自由选举，看看自由的公民面临真正的选择时如何反应；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是否确如统治者所说，他们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些政府口头上宣称一切为了人民，但并不尊重被统治人民的政治选择自由；这样的政府称不上民主。”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政治竞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1871年，巴黎公社在发表的《选举公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实行选举或竞选”。1936年3月，斯大林在同美国报业巨头罗易·霍华德的谈话中自信地说：“你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是的，竞选将是热烈的，它将围绕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实际的、对于人民有头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1946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在竞选时，*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并认为竞选活动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斯大林并没有切实地坚持政治竞争，而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从而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在1956年都指出斯大林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 。
*已经意识到斯大林违背人民意志指定接班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并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由于“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 他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没有对政治竞争的合理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故无法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他先后指定了*、*、*为接班人，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上了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由此可见，离开政治竞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中华民族就永远别想摆脱封建专制的严重影响。”
（二）政治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抛开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说，现阶段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迫切要求建立竞争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政治整合和推进式现代化赶超战略的需要，中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特征，因为它从根本上排斥了竞争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1）国家控制了全部经济资源的配置；（2）国家（实为政府、执政党）控制了全部政治资源的配置；（3）国家的权力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淹没在国家之中，出现所谓的“全能主义国家”。不可否认，这种集权式的体制在建国初期显然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每一种体制都具有克服危机、维持稳定和促进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发展）这三种功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体制把克服危机作为主要功能赋予了自己。正如一本论著所说，它“比较适应于阶级斗争，而不大适应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比较适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经济要求，习惯于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而不习惯于用民主的形式和方法管理国家事务。”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市场经济使社会向多元方向分化，阶级、阶层、集团、中央、地方、政府、公民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分化。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维护主体的独立性，各种社会主体纷纷要求参与政治，力图控制政治体系的政治过程，分享政治权力，这样就形成了计划时代所不可能存在的种种政治主体和政治多元。政治多元的客观现实，给传统政治体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政治体制不能同化或吸收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那么它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前景。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治体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就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当这些新生的社会集团要求参与政治体制之时，政治体制或是以各种与现存制度继续存在相和谐的方式提供参与手段，或是将这些集团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从而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内乱和叛离。” 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就表现在它不能成功地吸收新的社会势力参与到政治体系中来。例如，近年来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迫切要求。早在1986年，*就鲜明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全新的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举措来对待，如果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企图只是对原有政治体制作某些修补而消除其弊端，这实际上等于取消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利于充分吸收经济改革中释放出来的新兴力量参与到政权中来，限度地扩大民主。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竞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以到取代原有的封闭、落后政治体制。
（三）中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不应实行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应当在坚持中国*的领导下，实行适度的政治竞争
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是竞争式民主政治，但不应盲目照搬西方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民主模式。*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坚持*的领导，不应实行政党之间的竞争。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源蒂固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奴隶社会的雅典民主、中世纪城市共和国那样的民主政体。中国的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使得民主制的国家形式始终没有在中国产生出来。有的，只是专制权力的异常强大和社会自主力量的软弱。与这种专制权力相一致，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政治文化带有强烈的抗拒民主倾向。 亨廷顿甚至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古典的中国儒教和受儒教及其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流派以及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 ”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西方式的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必然会造成党派纷争、秩序混乱、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双重任务。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建设民主并非可以同时并举。因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集权化和稳定性，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则是分权化和政治变动的制度化。”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政府作出了优先发展经济的主义发展战略模式。没有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不会得到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建立了强大的政府，才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舍此无他路可走。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亨廷顿认为，对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存在，而后才谈得上限制。” 这个观点是极为深刻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反复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要有”、“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等与亨廷顿的观点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有坚持中国*的领导，才能有效地动员各种有限的社会资源，促进中国的大发展；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要求，保持政治的稳定。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将一事无成。所以，中国现阶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不应实行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
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长期实行党禁、排斥政治竞争。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实行适度的政治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实行政治竞争，而在于如何实行*领导下的政治竞争。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格森格认为，“如果能找到一条既能和平过渡到公开、有竞争力的政体，同时又保持中国*的领导地位的安全之路，一些领导人可能会选择这么一条道路”。 这个观点颇有见地，但他又认为，“事实上无此路可走”，未免有些武断。笔者认为，*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反对派，因此，在*的领导下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机制，是完全可能的。
二、实行政治竞争，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一）改革党管干部制度，实行党内竞争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领导下的民主，这一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诚然，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在对象、范围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内民主的状况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极大。如果党内民主都搞不好，我们就没有资格谈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更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相反，党内民主搞好了，就会对中国民主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而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改革传统的党管干部制度，实行党内竞争、民主选举制度。
1.从“跑官要官的理论”看现行党管干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8年7月2日《杂文报》上刊登了李兆中同志的一篇文章《跑官要官的理论》，兹摘录如下：
日前，几位老兄讲起自己对跑官要官的感慨，颇有一番道理，不免录下来供大家品头论足。
甲：我认为自己确实有一定的才能，一时还没有被领导赏识，没有被大多数人发现，但我觉得本事再大，能力再强，如果不跑，领导不知道，上级不认识，怎么会被提拔使用？我善于钻研，勤于思考问题，自我感觉底气足，拿得起放得下。我这是在推销自己，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步骤，我认为自己跑官要官，是想大展宏图，要的是施展才华的舞台。
乙：我这个人工作能力强，群众威信高，上级领导准备提拔任某种职务。我就是不跑不要，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现在大家都在跑，自己不跑领导会认为清高、目中无人。另外担心自己不跑，官位会落到跑得紧的人头上的。于是我也加入了跑官要官的行列。我跑官要官，目的是得官的保险系数更大些。
丙：我是非常讨厌那些跑官要官的人，但我亲眼看到，像购物排队一样，本来官位轮也该轮到自己了，可一些远远不如自己，而且和从事的专业不沾边的，却占去了官位。我心理不平衡，眼看着跑官要官者得官，不跑不要者靠边站，于是我也违心地加入跑官要官的行列，很不情愿的，带着满腔怨气和牢骚，硬着头皮拉关系，红着脸面去送礼。我跑官要官，要的是平等竞争的机会。
丁：不怕别人笑话，我这个人属于大家说的平庸之辈，可现在当官不须经过什么考试，不须像著书立说者“板凳要坐十年冷”，也不须担心实业家那样的风险，只要多琢磨些人，只要善跑、挖空心思去跑就能得官。一旦得官，好处很多，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实事求是地说，我跑官要官，看准的是特权和享受。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篇杂文全部引证下来，乃是因为它集中地暴露了我国现行党管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跑官要官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跑的方向，是朝个别掌握权力的领导哪儿跑，还是朝群众、朝人民哪儿跑；现在的问题是，只有向领导推销自己，才有望得官，向群众推销自己等于浪费精力。所以，向领导“跑官要官”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现象。严格说来，它也是一种政治竞争行为，但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竞争行为。不管“跑官要官”的动机如何，目的怎样，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目的高尚也罢，低劣也罢，都是一种托辞，都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跑官要官”寻找一种正当的理由而己，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理论”。“跑官要官”严重地违反了我国正式的领导干部产生程序，堵塞了正常升官的渠道，导致买官卖官，唯人唯钱，拉帮结派等连锁不良反应，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政风。而“跑官要官”的存在，又与现行党管干部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长期以来，在党政干部的选拔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委任制，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封建特征的干部选拔制度。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认为必须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条件下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以适应极其紧张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进入和平时期，俄共（布）十大决议就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上到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并没有废除委任制，反而使其得到强化。委任制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广泛采用，并视为“党管干部”的重要体现。《中国*章程》第2章第13条明确规定：“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条规定使委任制合法化。必须指出，这种干部选拔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第一，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为，实行的是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在少数人中间选少数人，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容易被忽视、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之难以体现出来；第二，在这种制度下，人才选拔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拔者的个人素质，主观好恶，在“贤”与“能”的标准上随意性太大，导致要么选错人，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能力平庸而又擅长于投机钻营之徒选上来；要么是埋没人才，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力无法发挥。因此，这种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方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三，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是由上级委任而不是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这就从制度上决定了各级党政干部必须对上级负责，导致他们眼睛向上而不向下，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尤为突出的是，它容易为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如前所说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如不及时改革，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在“党管干部制度”掩盖下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用人制度的严重缺陷，他十分坦率地承认，与资本主义相比，干部选拔制度是落后的。“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落后，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他强烈呼吁“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 在他的呼吁下，我国加快了党管干部制度的改革，并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改革很不彻底，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跑官要官”的问题，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2.改革党管干部制度的关键是实行公开竞争，民主选举
要解决上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党管干部的改革，对党政主要干部，要逐级废除委任制，而代之以公开竞争，民主选举的制度；要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身份的终身制，打破“官民界限”，实行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的要求。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实行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用人制度是不相信党员，不相信人民群众的表现。*是代表人民的，*应当相信人民，充分尊重并保障人民的选择权利。“走群众路线”应当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体现在口号上。因此，必须逐步废除委任制，或者严格限制委任制的适用，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及其所产生的弊端。毫无疑问，实行公开竞争，民主选举制度是取消“少数人”特权的有效途径。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理顺各级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政治的惟一合法来源，只要人民群众满意的，即使“上级”不满意，也不可随便调动，罢免或者辞职；相反，只要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即使“上级”挺“满意”，也必须下课，调走也不行。
当前，有不少领导干部对在党和国家机关及其部门实行严格的选举制不理解，心存疑虑。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样一来，党委就不能根据“需要”很便当地指派党政干部了，工作也就不好开展了。乍一听，很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和托辞。党的各级组织靠什么来树立威信，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开展工作呢？从根本上说，靠的是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的是决策时的民主化、科学化，靠的是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和以身作则。如果仅仅靠掌握干部的任用权力来维系工作的开展，那不仅是可悲的，而且是靠不住的。 还有人将党内选举制与党管干部制度对立起来，认为实行党内选举制，就无法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也是一种偏见。党管干部原则，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党直接管理、任用各级党政干部。否则，不仅不能够加强党的领导，反而会削弱党的领导。
要实行党内竞争、民主选举制度，就必须废除领导干部身份终身制。能官能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国家，各级国家机关的主要官员都是经过选举轮换的，或由当选的机构长官，首长任命的，一到任期，如果没有重新当选，或者不能再次竞选，都得走人。要么回到原来的岗位重操旧业，要么另谋职业，绝对不能挪个位置继续做官，更不能不做官了继续由纳税人供养。 譬如基辛格做了两任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之后，政府里没有他的位置了，便自然地回到了原来教书的大学重操旧业。戈尔做了八年副总统后竞选总统失败，只好另谋职业，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政府干到党委，再干到人大政协，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要赖着不走，继续享受“官”的待遇，继续吃皇粮。应当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官本位作风，它是造成我国“老人治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1956年，*就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说，美国开国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照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有退为平民的考虑。1957年4月，*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他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同年他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米丁时说：“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实现到大学当教授的愿望，*也没有退为平民，但他们的思想却是极为深刻的。*的干部不仅要能上能下，而且要能官能民，绝不能搞一次为官，终身为官。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从体制上杜绝领导干部职务和身份的终身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党内民主就会大大地前进一步。
还需指出的是，政治竞争包含政策的表达。任何政党都不是铁板一块，允许党员持不同的意见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党内选举的重心应当由“人”逐渐转向“政策”。在向更广泛的民主选举过渡的过程中，可先由*推出政见相同的数名候选人参选，然后逐步过渡到政见有差异的候选人参选。只有这样，党内民主竞争才不致流入形式，人民民主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二）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
1.建立和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的意义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机关，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从法理上说，人民代表大会拥有至上的权力和的，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自建立以来，就从未树立起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极为有限，曾被人们戏谑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当然，人大成为“橡皮图章”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其中人大代表自身素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大代表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人大权力的行使和职能的履行。“如果说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比作高楼、大海，那么，人民代表就是基石和细流。高楼之所以高，全赖乎基石；大海之所以大，全赖乎细流，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之好坏和胜任与否，全赖乎代表素质。” 就形式要件而言，人大代表相当于国外议会的议员。在许多国家，宪法选举法都规定不分种族、民族、出生、性别、语言、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只要达到法定年龄、符合法定条件者，均可竞选议员。但实际上，议员的产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只有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才能担任议员。因此，国外议员大多能够胜任立法、理财、监督的职责。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人大代表被视为“荣誉称号”，“二线工作者”。在实践中，不问参政能力如何，凡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体育明星、演员很容易当选为人大代表。一些即将离、退休的干部也容易被安排进人大常委会之中。人们很普遍地发现，不少来自基层的代表只知道“光荣”，“激动”、“感谢党组织的信任”、“认真领会政府工作报告”，很少意识到作为人大代表应负有的职责。关于人大代表素质状况，兹举几例：
例一，关于人大代表赵趁妮：“她没有文化，而许多她必须出席的社会活动，没有文化，简直如同瞎子。每次大会上的报告，她有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发给的文件，她那份总是崭新的，无论哪一份，在她眼里都是密密麻麻的一片，没有什么两样。……她属于代表中的另一个层次，一个知名度极高文化却极低，威信高能力低的代表。作为一个层次，绝非她一个人。”
例二，关于人大代表杨锡兰：“当选人大代表，开十八天会，当十八天观众，可以休息一下。”“……大家选你，意味着荣誉，还是责任？”“主要是荣誉。算给我的一种奖赏吧。”
例三，关于投赞成票的心态。一位身体很胖的代表说：“我和他们一样，对人选中许多人不了解，但相信中央和上届人大的提名……我投的应该说是信任票。”另一位代表回答说：“我为什么投赞成票？说句真话，我也不清楚为何投赞成票，反正我觉得不管投什么票，候选人必将当选，这是走走形式，谁都弄得。我这一票根本不起作用”。再一位代表说：“我为什么投赞成票？因为我是*员，要不我也投反对票。”
由此可见，我国人大代表的能力和素质与法律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说与长期以来把人大当成“二线机构”，忽视它的作用有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人大代表竞选制度，人大的正是来自于竞选。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转变代表的观念，变“要我当代表”为“我要当代表”；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提高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作一个合格的代表；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密切代表与选代的联系，切实反映选民的愿望，努力为选民服务。总之，只有实行竞选制度，人大的职权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从而变“橡皮图章”为“钢硬图章”，发挥在民主政治的应有作用。
2.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应当注意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1）全面推行专职代表制。专职代表制为国外代议制国家广泛采用。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议会（国会）的职能趋向复杂和专业化，为了保证议员的工作时间以及解决议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公职而造成的政治机构内部的矛盾，国外几乎都用宪法和专门的法律规定：议员或代表在当选期间不得担任其他公职，甚至企业的职务。目前，我国除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其下属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含有一定的专职的性质外，占代表总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采用兼职的形式。相当一部分人大代表来自生产、工作第一线，其中多数是在各行各业中取得成绩的突出人物，他们更多感到的是荣誉，而对参政议政缺乏足够的热情。“据北京市某区调查数字表明，多数人大代表的政治参与动机不强，有近一半代表当选前并不想当代表，48％更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有一半代表不想当更高层次的代表。” 同时，由于人大会议时间较短，有的代表还未对法律案或决议案中的概念搞清楚就要投票表决，有的代表由于准备不备，在会议讨论中只能“空对空”，谈不出实际问题。如此种种，造成人大决策质量不高，选举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
因此，必须全面推行专职代表制，使人大代表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其任期内的惟一身份就是代表选民行使权力。由于人大代表没有了“本职”工作，他们就可全力投入到参政议政的工作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实现由“先进模范”型向“政治科学”型转变。同时，能否成为代表，将直接关系到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因而人们将会全力投入到选举中去，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这样，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就不会再是“走走形式”，而真正的成为选民行使权力、监督代表的手段。
（2）改革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7章第29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任何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符合法定条件、立志成为议员的公民，如果没有选民或代表的推荐，那就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成为代表。而实际的推荐结果，“考虑代表之先进性有之，考虑代表之模范者有之，考虑照顾将离退而未离退予以安排者有之，考虑工作方便由行政领导兼职者有之。” 如此，人大焉不成为橡皮图章？因此，必须改革现有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建议实行初步代表候选人自愿申报登记制，通过选民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初步代表候选人和正式代表候选人均有权根据法律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合法竞选活动。
(3)明确规定当选代表的资格条件。做人民代表是光荣的，但必须明确，人大代表绝不是一种荣誉称号，也绝不是政治待遇，而是一项崇高的政治职务。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一、代表性。人大代表来自于选民，必须对选民负责。其二、参政议政的能力。人大代表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健壮的体魄和社会活动能力。作为人民代表为的是要代表人民，表达意见，阐明志向，以决定国家之大针方针，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具备参政议政能力，他（她）又怎么能够胜任其职责呢？其三、参政议政的品质。人大代表必须具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当人民公仆的思想和强烈的责任感及神圣使命感。关于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总的来看，目前关于当选人大代表条件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够明确具体。建议修改上述两法，对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4)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早在1987年，*就明确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目前，我国人大选举仅在县一级实行直选，设区的市、省、全国人大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这种间接选举不利于代表与人民群众直接沟通，不利于人民对代表的监督。因此，应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尽快在省以下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推行直选，为在省一级直至全国实行普选创造条件。
（三）改革乡镇长选举制度，建立竞选制度
我国宪法第10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按此规定，我国乡镇长分别是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实际上，乡镇长的遴选，一般是由上级党委决定，人大投票通过而已。很明显，这种“选举”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民意，并不能把人民真正满意的人选举出来，不利于建设基层民主。
鉴于此，自1998年以来，在四川、山西、广东、河南等省的个别乡镇，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遂宁县步云乡的改革。1998年12月，步云乡进行了选举乡长改革试验。具体做法是：先由市中区区委发文公布选举章程，再由步云乡30名选民联合推荐候选人，然后召开选举联席会议，在报名的15名候选人中确定2名，与乡提名的1名候选人一起参加预选。预选时先召开由村干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干部、乡人大主席团成员、乡党政机关领导人共162人组成的选区联席会议。会上由每一位候选人发表20分钟施政演说，10分钟提问，最后进行投票表决。得票最多的2人作为正式候选人参加正式选举。预选后，组织一系列竞选活动供候选人发表政见。正式选举时，全乡有选举权的6000多名村民均可参加，分设不同投票点，并设秘密划票间。1999年1月4日，获胜者在乡人大会上宣誓就职。 不难看出，步云乡实行的是竞选制度，它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创新意义，标志着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由广泛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民主层面，向进一步改革基层政权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政治民主层面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表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应该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燃烧到城市，并使中国*夺得了政权；1978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大改革；现在，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必然会推动整个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应是乡村社会，这是由中国政治社会的特点决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建设之路是多元的，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之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民主发展之路，后者是从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同时，改革乡镇长选举制度也是新时期政治合法性实现方式转换的要求。中国*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就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代表”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发展转换的。1949年，中国*建立了新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其合法性是通过革命，通过武装夺权取得的，是一种“革命的合法性”。和平建设时期，中国*的合法性不再通过武力而主要是通过领导绩效来实现，是一种“绩效合法性”；如果没有很好的绩效，中国*的领导必然会被削弱。因此，民主选举乡镇长，实际上是将党的领导合法性真正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通过人民对乡镇长的挑选来实现党的领导合法性的转换。从这个角度看，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巩固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并不会一帆风顺，它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当民主选举的乡镇长为非*员时，如何体现中国*的执政地位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高层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将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控制基层的手段呢，还是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新起点？近年来，乡镇竞选制度之所以能够逐步推行，主要就在于得到政治高层的支持或默许，并得到各试点、地区党组织、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的积极推动。笔者认为，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它预示着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即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谁要是逆潮流而行，谁就是自取灭亡。中国*要真正当好“三个代表”，也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三、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勿庸置疑，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治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走向理性的标志。当然实行政治竞争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前文已反复讨论了这一问题。要使中国竞争性政治不像民初那样夭折，就必须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行，然后才谈得上从事政治、宗教和艺术生活。如果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民主对他们就一无是处。美国政治学家科恩也认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在每一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归根结蒂取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已基本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开始步入小康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我国民主政治长期以来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东部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较为缓慢，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在中西部。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民主的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植，是促进西部地区民主发展的必要措施。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呈现出二元化特点，一部分现代化的工业和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而农业经济正是专制政治产的土壤，马克思曾说: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因此，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科技兴农的方针，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总之，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才有充分的闲暇参与政治，现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才能得到满足，否则，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倡导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东方华夏5000年文明土壤中，不仅有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而且有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政治上长期实行封建专制政治，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存在不适应甚至阻碍着中国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从价值取向考察，有三个逆方向价值取向：（1）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一极是权势者的专制价值取向，“朕即国家”，另一极则是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以色列政治学家艾森斯塔德曾指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照顾其臣民并使之处于他的监视之下，但是政体的意识形态取向很少在全民唤起积极持续的政治参与。” 所以，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般取向是强调民众“在政治上的臣服性。”（2）人治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是以礼治大夫，以刑治庶人，至于君主帝王，则不受任何规范的约束，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由于缺乏一个社会全体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律规范体系，整个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人治特征。（3）党同伐异，以邻为壑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斗争激烈、残酷，一人获罪便株连九族，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与冲突，也总是以极为激烈和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朋党”之称，虽也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但多数情况下都是贬称，含“朋比为奸”之意，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以邻为壑乃是一般的处理关系的常理。由此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取向，表现的是“党同伐异”的特征，鲜有互谅与宽容可言，只能是高度倾轧性的。
要顺利推行政治竞争，就必须培育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此，应汲取历史教训，实现下列诸要求：（1）坚持参与取向，保障多数原则。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多数优先，决不仅仅是一个算术问题，它只有以充分而有效的大众参与为前提，才会呈现出真正的意义。为了保证多数的真正民主内涵，必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过程充分而有效的参与。（2）坚持法治取向，保障程序原则。罗素在《权力论》中写道，民主政治虽然不能保障的，但却可以避免最坏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遵循程序原则。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及全体人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为政、依法行事。只有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取向，坚持法治取向，政治竞争才能做到公正、文明。（3）坚持宽容取向，保障尊重少数的原则。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是民主政治的又一基本原则。在现阶段及以后，都应倡导采取“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种宽容、互谅、合作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坚决防止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坚决制止政见分歧的阶级化倾向，逐步形成宽容性、参与型政治文化氛围。
（三）转变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
中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中国*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与西方国家政党产生于议会并在议会内部和平夺权不同，中国*不是合法产生并致力于议会活动内的，恰恰相反，它是非法地秘密地产生的。中国*的政治理念是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在革命年代这种政治理念主要是通过领导人民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体现出来的。所以，现阶段共中国*无论在组织体系还是在执政方式上都带有战争年代的特点：1.就组织体系来看，带有强烈的官僚化的特征。中国*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整个党（乃至整个国家）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同时，中国*还通过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行为。2.就党政关系来看，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扎斯曾说：“那种政党与国家行政不分，党政混为一体的政府，不仅与民主，也是与社会主义根本无缘的。” 实践证明，党政不分往往造成党与政权责任不清、功能交叉、腐败低效、缺乏监督等，既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功能效率原则，又加重了财政的负担，使民众承担两套重复设置的机构，不利于培育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在新时期，中国*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都需要不断向现代化转型。就政治理念而言，要彻底消除阶级斗争的影响，确立新型的政党理念。这需要给政党一个合理的定位。政党，按一般理解，它是自由结社的产物，与其说它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毋宁说是人民利益的表达者，是连接政府和人民的中介和桥梁。政党的作用就是把民众和政权联接起来。政党向政权输送民意，施加影响，进行监督，在执政后通过权力系统贯彻本党主张。许多学者把政党定义为民众的工具，指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含义。应该说，西方政党在这方面的定位较准确，而我们的党还没有完全找准自己的位置，所以在执政方式上出现了党政不分，甚至执政党直接行使、包办行政权力的弊端。*反复强调，党政分开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此，必须首先“突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内容的传统‘革命’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模式，从强调自己消灭或战胜对方的零和博弈的‘斗争性’，即不顾任何人或势力的反对，试图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去强力实现自己意志的政治取向，向崇尚民主的合作博弈的‘竞争性’发展，即‘形式上和平地谋求自己能拥有别人也渴求的支配权’，建立政治上‘有规则的竞争’制度和法治框架。” 惟有如此，政治竞争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保障思想自由，维护基本政治权利
早在1978年，*就强烈地呼吁要解放思想，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思想自由是绝对的自由，它不受剥夺，也不受限制。任何政府都不应在某些领域设置“禁区”，限制人们自由的思想。斯宾诺莎指出：“政治的目的决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身心，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又说：“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接受，或者规定什么信仰以激发人们崇拜上帝，这可算作误用治权与篡夺人们之权。” 思想禁锢是专制统治的基本手段，一切搞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总是从控制人们的思想入手，规定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合法存在，其他都被称为歪理邪说。在人类政治，各国政府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做法相当普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先进思想被定位异端邪说受到迫害，在中国，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时期有巷议之刑，到了汉武帝时期甚至有所谓腹诽之罚，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
与专制社会的思想禁锢不同，思想自由为现代民主国家所肯定。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有了持不同政见的自由，在不触及根本统治秩序的前提下，持有不同政见、代表不同社会势力的政党或个人可以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影响或执掌国家权力。《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当然仅有思想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舆论自由。
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被称为首要的人权。它包括（1）批评和反对现行法律的自由。对于法律特别是政治性法律或宪法，必须允许公民表示不同的意见。公民发表演说和文章猛烈抨击某项法律或要求废除某项法律，或者要求修改宪法等，都属于应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2）批评政府的言论的自由。一个国家能否宽容批评政府的言论的存在，这是衡量该国是否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标志。一个不受批评的政府，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3）发表言论宣传和支持各种政治见解、政治观点、政治学说和政治信仰的言论的自由。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如果将某种思想学说加以特殊保护，不允许发表对他们批评的言论，此种国家里就没有言论自由。（4）在现代政党政治国家，还包括批评执政党的言论的自由。任何一个政党，即使它无论有多么先进，它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对于执政党的纲领政策措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表现都应当允许公民自由发表批评的言论。
结社自由。现代民主建立在结社的基础上。意大利政治学家马斯泰罗内指出：“民主的社会条件与结社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结社是为了某一共同的目标而自愿实现的一种社会结合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从本原上讲，民主就是一种结社；结社与民主之间的这种深刻联系使我们可以肯定，在不允许成立以社会目标为宗旨的和平的结社团体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民主的。” 一个国家不能只允许某些政党可以合法存在，而不允许人们享有真正的结社权利
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人们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坚决反对对书报进行检查，认为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并强烈要求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
舆论自由。舆论自由的核心是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被称为“无冕”、“第四种权力”，它独立于政府并强有力地监督着政府的行为。而在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介“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经常和制度化的舆论监督，而且容易成为主管部门昭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保护工具”。 所以，推进新闻媒体的独立化，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五）推进司法独立
对于政治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是通过暴力解决，还是通过司法途径和平解决，这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发展的程度。例如，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由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佛罗里达州所得选票十分接近，根据该州规定，必须进行再次自动计票， 从而引发了美国总统选举史无前例的大选风波。在争议的全过程，支持两党的选民不时举行*，民主党人指控布什“盗窃”了选举，共和党人则频频提醒戈尔“游戏”已经结束，认输的时候到了。僵持了二个月后，联邦法院于2000年12月12日作出了支持布什的裁决，戈尔虽然不满，但接受裁决，承认失败，并号召他的支持者为了国家的利益转而支持新总统。这虽然是一场“闹剧”，但“闹剧”的背后却是一个相当开放、透明、有秩序、按规则进行的过程。“最重要的，所有关于选举的争议最终能在法院获得和平解决，即使是输家（如戈尔）也毫不犹豫地服从法院的决定，并公开与政治对手和解。……美国的选举争议最后通过法律手段而获得解决，丝毫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弹劾总统期间出现的动乱与暴乱事件，确实体现了其法治与民主体制的成熟。大选‘闹剧’竟然在法院获得终结与平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 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之所以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独立并且司法拥有足够的，谁不服从它的裁决，谁就会因藐视司法而受到制裁，即是贵为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势力的操纵，因而能够秉承法律作出令当事人双方都较为信服的裁决。
司法独立是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竞争顺利推行的基本保障。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体制独立。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2）财政独立。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由议会统一拨付，不受制于行政机关；（3）法官独立。法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活动，也不随政府的更迭而进退；法官在法院内地位平等，不得互相干涉办案。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干预司法的情况履见不鲜，主要表现在：（1）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2）在“加强人大监督”的口号下，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插手司法活动。（3）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依靠行政的供给；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的人事部门手中（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是合二为一的），因此，司法工作常常受到行政的掣肘。由此可见，改革司法体制，推进司法独立，已成为发展中国民主，保障政治竞争顺利进行的迫切要求。
《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法]阿兰图雷纳：《在当代，民主意味着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斯大林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0、453页。
参见迟福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第10页。
《*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黎明编：《中国的危机》[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版，第586页。
吴伟、范大英：《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纲》[M]，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美]塞谬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1989年版，第127页。
参见黄卫平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I》[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236页。
《*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并不否认，儒家文化中也含有某些民主因素如“仁政”，“重民爱民”说等等，但总的说来，儒家文化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是反民主的。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4－365页。
转引自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0年版，第194页。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1989年版，第7页。
[美]迈克尔·奥格森格：《中国的政治变革》，载胡鞍钢编：《中国走向》[M]，杭州：浙江人民社2000年,版第244页。
转摘自刘应杰等著：《中国社会现象分析》[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480页。
《苏联*决议汇编》[Z]，第2册，第5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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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天：《党管干部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探析》[J]，《理论学刊》，2001年第4期第82页。
宋玉波：《党内民主竞争与党风廉政建设》，尚未发表。
转引自聂月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赵树民：《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转引自蔡定剑编：《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年发展与改革》[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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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民：《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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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成：《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J]，载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1年第6期第65页。
张新平等编：《东方理念――中国政治年报（2000年版）》[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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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董郁玉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黄卫平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2、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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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31页。
董郁玉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在佛罗里达州，布什获得2909135张选票，戈尔获得2907351张选票，由于选票之差小于所投票总数的0.5％，根据佛罗里达州的规定得自动再次投票。
张千帆：《论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宪政问题》[J]，《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385页。

研究性学习演讲

在绿色食品申报审批过程中区分a级和 aa 级绿色审批。

aa级绿色审批系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地，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按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准，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 aa级绿色审批标志的产品。

a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

a级绿色食品系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的产地，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按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志，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a级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

绿色食品是经专门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

当你去超级市场采购时,你是否注意到,有些奶粉,茶叶,咖啡,果脯,饮料等的包装袋(盒)上都印有同样的图案——太阳底下的两片绿叶轻托着一枚绿芽,这就是"绿色食品"的标识图案,这些食品就是大名鼎鼎的"绿色食品".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绿色食品不就是那些绿色的蔬菜,水果吗 怎么连奶粉,饮料之类也成了绿色食品 其实,绿色食品是指安全,营养,无污染类食品.那绿色食品的标识图案告诉我们,绿色食品出自纯净,无污染的环境,能给我们带来勃勃的生命力.

绿色食品为什么受人青睐呢 这要从环境污染说起.

环境污染问题是困扰全人类的重大问题,它使人类生存受到了威胁.因为人的食物结构中,大多数食物来自田野里的农作物和禽肉鱼蛋等,如果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受到污染,它们的体内就会积累起有害物质,这样,人吃了这些作物或用禽畜加工成的食品,就会中毒,影响人的健康.

工业污水是重要的污染源.例如制造染料,农药,灯炮,电池,开关的工厂,它们排出的废水中通常含有汞,这些废水流入到江河里,使生长在河里的鱼儿体内含有了许多的汞.人吃了这种鱼,汞便在人体内慢慢积累起来,这就是汞中毒.久而久之,汞中毒的病人会出现口齿不清,手脚麻木,耳聋眼瞎,精神失常等病状,甚至会死亡.

农药也是重要的污染源之一.据统计,现在常用的400多种农药中,就有140多种农药含有毒性很大的有机氯.……人稍有疏忽,吃了用这些作物做成的食品,轻者会出现头昏,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重者还会丧命.丙如果人长期慢性中毒,就会得白血病,胃癌等不治之症……现在,因食物被污染而引起的中毒现象屡屡发生,人类的食源已亮起了红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入口"的东西既要美味,又要有营养,卫生,无任何污染.因此,不含有害物质残留的绿色食品便成为人们渴望的食品,绿色食品的开发和生产也因此成为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的必然趋势.绿色食品犹如绿色的春潮,正快速涌进我们的生活.

绿色食品的标志由三部分构成:太阳，叶片和蓓蕾。aa级绿色食品标志与字体为绿色，底色为白色，a级绿色食品标志与字体为白色，底色为绿色。绿色食品标志是指“绿色食品”、“green food”、绿色食品标志图形及这三者相互组合等四种形式，注册在以食品为主的共九大类食品上，并扩展到肥料等绿色食品相关类产品上。绿色食品标志作为一种产品质量证明商标，其商标专用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保护。

绿色食品与普通食品相比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强调产品出自良好生态环境;

2.对产品实行“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

3.对产品依法实行统一的标志与管理。

绿色食品所具备的条件：

1.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2.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

3.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标准;

4.产品的包装、贮运必须符合绿色食品包装贮运标准。

假如你是一位“身怀六甲”的女士，要想生一个健康聪慧的孩子，那么请务必亲近绿色蔬果。因为绿色蔬果中含有丰富的叶酸，而叶酸已被英美等国优生学家证实为防止胎儿神经管畸形(如无脑、脊柱分-裂等)的“灵丹”之一。同时，大量的叶酸还是心脏的新杀手——同型半胱氨酸的“克星”，可有效地清除血液中过多的同型半胱氨酸而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此外，绿色蔬菜也是享有“生命元素”称号的钙元素的最佳来源，其蕴藏量较通常认为的含钙“富矿”牛奶还要多，故吃“绿”被营养学家视为最好的补钙途径。

绿色食品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它包括地里种的,水中游的等多种多样的食品,如餐桌上的粮食,蔬菜,鱼肉,鸡蛋,水果以及油,茶,酒,调味品等.绿色食品的生产要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如作物要在没有污染的地方进行栽培,以保护作物不受污染;禽畜的饲料中,不准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激素添加剂;制罐头,饮料的工厂中,使用的工艺设备必须无铅,锌等污染.

绿色食品标识已成为我国食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在出口创汇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绿色食品带来"绿色事业"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

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与公开性演讲范文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刘武俊

立法实践证明，良法的产生有赖于民主的立法程序。从这个意义
上讲，具有民主性和公开性的立法程序堪称孕育良法之母。所谓立法
程序是指具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所遵循的制度
化的正当过程，是限制立法者恣意进而使立法活动彰显和实现程序正
义的制度设置，也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协调利益冲突、规制社会秩序
及配置社会资源的合法路径和正当法律程序。

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是与民主的理念及制度息息相关的。否则就有
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立法的民意代表性
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彰显和体现的。现代立法程序
其实就是一种通过多数表决作出民主决策而使一切法律具有可变性的
制度设置。

当然，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是相对的、有局限的。严格地讲，现代
立法程序基本上可以达到多数表决制所要求的尊重多数人理性的民主
目的，然而却难以真正实现尊重少数人意志的民主的另一层涵义。
“尊重少数”意味着讨论时少数派应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其言论、
观点应受到重视并记录在卷，以供参考和选择；意味着表决时应做到
两面俱呈，即对法案赞成或反对的两方面必须分别表决出；意味着少
数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不能被多数所剥夺。

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意味着只有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直接参与立
法的议员才真正有机会充分表达民意，并通过讨论、交涉和表决形成
符合多数人理性和实际情况的国家意志，产生具有性的法律；立
法程序的民主性也意味着正是由于立法程序的屏障作用，限度地
排除了恣意、任性和偏执，使法律的立、改、废实现良性运作，而避
免立法政策随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避免滋生“言出法随”、
“以言代法”、“以言废法”等人治社会特有的现象；立法程序的民
主性也意味着民主的立法程序可以作为社会各方面利益冲突的缓冲带，
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和矛盾的加剧，进而可以消除社会动荡的隐患。

“议事公开”乃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现代意义上的立
法活动都是公开进行的，是一项“阳光下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
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是以其公开性为前提的。公开性一旦丧失，则民主
的基本通道便被堵塞，民主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作为民意代表机关，议会本身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立法程序的公
开化便是这种开放性的突出体现。具体而言，立法程序的公开性要求
议员的具体立法活动，包括提案、质询、讨论、审议和表决等应当让
公众知晓；立法听证应当公开进行，尽可能通过新闻媒体对外传播。
除涉及国防、外交或其他重大事务不宜公开的外，任何立法会议均应
公开举行。除可以自由旁听和采访外，立法会议的一切文件及记录均
应公开发表或允许公民自由查阅。

立法程序的公开性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公
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有权了解和知晓立法机关及立法人员的所作所
为，并以行使知情权作为间接参与立法的前提条件。作为民意代表机
关的议会亦有义务为公众提供有关立法活动的信息，有义务接受社会
各界的舆论监督。

立法程序的开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立法程序
奉行不公开的原则，如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重大利益的议事记录就
不宜公开；表决活动中基于对投票人自由意志的尊重，投票行为可以
实行秘密原则，如无记名的秘密投票。

综上所述，民主性与公开性是现代立法程序的基本属性，也是现
代立法程序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重要标识。具有民主性和公开性的立
法程序堪称良法之母。

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

/ 秦前红 武立强


摘要：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具有象征意义。本文以“人民主权”为切入点，在“公意”、主权的界限、主权实现的方式以及对自由理解的分歧等方面对卢梭和贡斯当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比较，借以厘清人民主权的内涵。

关键词：卢梭 贡斯当 人民主权 自由主义

历史总是阴差阳错，令人难以捉摸——即使最美好的动机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代对相同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两人却素昧生平从未谋面。他们就是本文我们将要论及的法国人卢梭和贡斯当。
让·雅克·卢梭（J·J·Rousseau）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则稍晚于卢梭，1767年生于洛桑，终于1830年。二人都被后人视为是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导师。在历史铺就的舞台上，他们给世界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这一舞台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迥然有别。卢梭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位孤独的思考者；而贡斯当则更多的是一位不屈的抗争者。二者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形象因与大革命的联系而流传于世。
启蒙运动约略从17世纪末叶开始，涵盖18世纪，而以法国大革命为其颠峰。这段时期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所共同蕴藉的精神氛围，包括宗教宽容、经济自由、分权制衡的民主政府等等，在思想史上开创了政治自由主义。然而在思想启蒙运动先驱者和自由主义奠基人内部，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在他们内部的分歧中，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对处于同时代的两位法国思想巨擘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厘清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理论分野和历史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在此仅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切入点，力图对两者的政治思想的异同发表一些拙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之所以选择“人民主权”为论述基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卢梭以其“人民主权”理论开创了政治权力合法性讨论的历史先河，①并吸引人们以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此浴血奋战，在历史上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同时许多人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贡斯当在以“人民主权”来界定政治权力时候则采用了明显有别于卢梭的思想方法。第二，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其社会契约思想和公意观念的逻辑结果；而贡斯当论述的“人民主权”则是基于其自由理念。对“人民主权”论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视野和理论重心，表现了二者的政治思想概貌。

一、人民主权的基础：“公意”与“普遍意志”
最早提出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的应该是法国思想家让·布丹（1530——1596）。
在其《国家论六卷》中，他首次将“国家”和“主权”联系起来，认为主权是绝对永久的、至高无上的，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在此后的17、18世纪，主权理论逐步发达，例如霍布斯主张绝对君主主权，洛克则从财产权的视角对主权给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诠释。然而，真正将主权赋予人民并使人民主权理论深入人心的是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在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他的全部政治法律理论的精华所在”。①
卢梭的主权理论是以公意为基础的。他认为“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②公意理论是揭开卢梭人民主权理论面纱的“无形之手”。那么公意又是什么呢？在卢梭那里，它又与社会契约理论密不可分。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卢梭在否定强力能够给政治权威提供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上引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③接下来卢梭论证了既能够保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又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人类的权利和财富的社会契约。他认为“如果我们抛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在此公意赋予了共同体生命、意志及公共人格。共同体也因而脱离个人而成为了独立实体，公意是该实体的灵魂或精神。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卢梭还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差别，认为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则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公意不能理解为公民多数人的意志，而应理解为公共利益的体现。众意可以通过不同公民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之间的一致来体现；相反，公意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则只能是一致的，因此它也就总是正确的。”⑤社会契约和公意是互为表里的一对事物。社会契约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公意则是社会契约的精神内核。正因为公意永恒正确、一致，主权也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卢梭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⑥。在深入探讨公意的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3）主权是不受限制的；①（4）主权不可被代表。②应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从封建绝对主义国家政治权威向资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权威过渡的合法性问题，为资产阶级掌握、分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他的这种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但是，正如贡斯当认识到的那样，善良的动机并不必然产生美好的结果。
贡斯当是主张立宪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本意上讲，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心存矛盾的：一方面，卢梭为人们所提供的理论切中了封建绝对主义国家的要害，代

表了当时希望获得个人解放的大众心理，而这也正是贡斯当希望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贡斯当对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专制统治和恐怖主义者利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为自己辩护的情形心有余悸。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促使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不断批评和反思的根本原因。贡斯当深信人民主权原则，亦即“普遍意志高于任何特殊意志的原则是无可争议的”。③对于法国大革命后保守主义者借口人民主权原则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导致暴政而全盘否定这一原则的论调，贡斯当予以了坚决的反击。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两中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④然而，贡斯当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与卢梭的“公意”却有很大不同。卢梭所理解的“公意”是彻底的人民公共利益的体现。他非常强调社会公正与公平，追求人类的平等。在卢梭那里，“人并不是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式的理智的本体，而是从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即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待的。”⑤因此，公意就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所有个体的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公意是最普遍的意志，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与意志表达的结果。社会各成员都平等地参与其中。因此卢梭认为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并且社会各成员（即社会契约的所有缔约者）都平等地享有主权。尽管贡斯当也承认人民主权是“普遍意志”的体现，并把“普遍意志”看作政治权威合法的唯一标准，但贡斯当为了充分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贡斯当为人民主权的行使设置了限制——除了年龄以外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无产者是不能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贡斯当看来，他们虽然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无产者的目标只是想得到一些财产”，“一切你允许的手段都会被用于这个目标……他们将使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而不是遵循人间正道——劳动——去追逐财产。这将成为他们堕落的根源，对国家来说则是动乱的根源。”⑥贡斯当相信亚里斯多德的论断——如果无产者享有政治权利，他们就可能会完全随心所欲，从而成为对社会造成破坏；他们会受到一个或一群掌权者的操纵，从而成为暴政的工具。①从本质上讲，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并非所有人享有主权。只有有产者才享有主权，才可以享有选举自由和被选举的权利。
此外，贡斯当还对卢梭人民主权原则可能被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保持了高度地警惕。他相信：“《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②贡斯当是基于对雅各宾派专政和拿破仑的统治③的认识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关于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学者已有很多论述。有学者认为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简直有些扑朔迷离：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梭的思想本身就错综复杂，其中那些因素对雅各宾派起过作用很难确定；另一方面是因为雅各宾派本身也并非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其纲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从中识别出卢梭的思想因素决非易事。但是，一般说来，凡是肯定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关系的人普遍倾向于认为雅各宾派深受卢梭的影响。罗伯斯比尔毫无疑问就是深受卢梭的政治法律学说影响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曾写道：“我告诉你们：我懂得让·雅克宣布的一条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决不会真诚热爱那些不热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腐败和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与生俱来的狭隘属性。”④正因为罗伯斯比尔如此旗帜鲜明地主张自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所以当雅各宾派在法国推行革命专制统治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咎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
贡斯当不善于理性的逻辑思辨，但他用激扬的文字指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在实际中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君主制迥然不同的独裁制度。⑤这是因为：第一，卢梭人民主权原则仅在理论上探讨了主权的归属，他并没有解决人民主权在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的问题。在贡斯当看来，卢梭对人民主权实现讨论的缺失是一个致命的失误。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它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的社会主体，否则人民主权就会成为空谈⑥——贡斯当否决了卢梭赋予抽象主权者的政治属性。卢梭的人民主权要么是空中楼阁人们无法企及；要么为人篡夺，蜕化为公民自由的障碍，转化为极权主义的辩护词。第二，卢梭认为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他认为“权力可以转让而意志是不能转让的，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⑦卢梭还批判了霍布斯关于权利可以转让的观点，说如果转让主权，就意味着出卖生命和自由。在卢梭看来人民既是君主又是臣民。对这一点贡斯当批评道；“实际上这两种关系（君主与臣民）经常混淆不清。权力为了迫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达权力命令它所要表达的意志，可以很容易地压迫作为臣民的人民。”①第三，在主权无限，主权不能被代表的问题上，贡斯当指出卢梭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展开论述。

二、人民主权的界限：绝对与相对
卢梭和贡斯当在主权是否有界限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
我们知道，卢梭主权理论的灵魂是公意，并且他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②，作为公意的体现和运用的主权没有并且不应当有外在的界限。“凡是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③“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④主权是绝对的，它不受别的权力的限制。“主权者若是以一种为他自己所不得违背的法律来约束自己，那便是违反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⑤即使是社会契约本身也不能约束人民共同体。
卢梭认为对主权作任何的限制都是不可能的。既然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是国家的灵魂，是受公意指导而建立起来的支配全体公民的绝对权力，那么在主权之上不会有更高的权力存在。从卢梭的理想来看，他试图构建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应当享受自然状态下各种自由，人们在不能产生新的力量的情况下，只能将人类已有的力量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于是人们就必须通过社会契约来整合社会力量，每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共同体，而且这种奉献都是毫

无保留的，因此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一奉献行为而损失什么，相反却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共同体也因人们的奉献行为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每一个公民都应对它尽所有的义务。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社会约定赋予共同体这样的权力——“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全体就要逼迫他服从公意”。⑥
在社会契约之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到卢梭的强烈意愿——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人类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善，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因此对共同体的限制是不必要的。这也就是说，主权是没有必要限制的。卢梭的主权理论是对霍布斯、格劳秀斯的主权理论的反驳。霍布斯、格劳秀斯将主权赋予了君主，也就造成了君主的专制统治，从而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这种主权是一种恶。卢梭则认为社会契约的结果不是人民将自己奉献给君主，而是人民之间相互奉献。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地、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了自己，所以实际上人们等于没有向谁献出自己。这样卢梭就把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完美地合二为一了。社会契约的目的仅仅在于“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他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①在卢梭看来共同体是不可能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公意是永恒正义的，所以对主权的限制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在人民主权（其外化的形式即为公共权力）是否有界限的问题上，贡斯当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他写道：“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②贡斯当认为人民主权必须受到限制。对人民主权的限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在贡斯当的早期著作中，他曾对人民主权原则表现出敌意。后来贡斯当对此作出了解释：在当时，危险的武器操纵在拿破仑手里，他借口人民授权于他，以此证明他过分的权力正当合理，因而便需要攻击人民主权，好反对那个滥用权力的人。③贡斯当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信徒。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理念而奔波。在贡斯当看来，人民主权是普遍意志的体现，它的前提是公民自由。主权的行使不能超越公民享有的自由的限度，否则人民主权就会走向极权。人民主权所涉及的仅仅是政治权力归属及行使方式，而决不在任何意义上使政府能够合法地享有更大的权力。主权在本质上必须是有限度的。贡斯当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过于抽象了，没有为主权设定切实可行的行使方式。或许卢梭本人也根本没有打算对主权的行使具体化，因此贡斯当讥讽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任何主权都必须要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使这一权力，这项权力必须委托出去。这样卢梭赋予抽象的主权者的那些属性便不复存在了。贡斯当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人民主权并非不受限制，相反，它应被约束在正义和个人权利所限定的范围之内。”④
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贡斯当认为必须在多种层次上对人民主权原则加以限制，必须给人民主权划定一个界限，对人民主权进行规制。首先，在政治理念上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世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民的代表的人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君主的权力，还是最后根据统治方式不同而表达着人民意志或君主意志的法律的权力，都要受到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结束”。⑤人民主权第二个限制来源于“那个使公认的真理合法化的力量——舆论。”⑥最后，作为主权外化的政府权力必须受到以下限制：（1）的限制。“宪法本身是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行为：它为权威设定了限制。”⑦（2）权力分立与制衡的限制；（3）外部限制；即明确划定政府权限的范围以及个人在社会中不得侵犯的权利。⑧
三、人民主权的实现：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主权在本质上说是追求利益的意志的体现。卢梭称之为“公意”；贡斯当则认为是“普遍意志”。既然主权是意志的体现，那么公民的意志应当如何汇入主权，形成“属于人民的主权”，就成为卢梭和贡斯当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他们都必须在意志和社会主体之间构筑一座桥梁，使主权与意志连接起来。
近代以来，民主取代暴力成为了政治权力合法的唯一标准。任何主权的享有者或行使者都必须以民主的方式来获得认可，否则将被视为非法。由此可见民主是连结意志和主权的纽带。在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汇集意志的工具。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卢梭和贡斯当所持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卢梭忠实地信奉直接民主，对代议制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主权在本质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①所以主权只能由人民直接表达，而决不可能被代表。议员不能被视为是人民的代表，而只能是人民的办事员。他认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代议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爱国心的冷却，私人利益的活动、国家的庞大、征服、政府的滥用权力。”在卢梭看来，自由应当意味着自主，而代议制恰恰违背了这一自由原则，在此制度下人民就会丧失自主。他批评英国的代议制度：“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②
卢梭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直接民主制度推崇备至。他写道：“在古代共和国希腊里，而且甚至于在古代的君主国（罗马）里，人民是从不曾有过代表的，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词。”③ “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亲自去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他们绝不贪求；奴隶们在做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大事只是自己的自由。”
而卢梭之所以对直接民主情有独钟，除了直接民主制是其社会契约理论及公意理论的合理的推演结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卢梭对

其出生地日内瓦的童年记忆。当时的日内瓦人口不足24000人，散居在30个左右的村落，但它却拥有自己的主权，是欧洲最富庶的城邦。日内瓦不承认世袭地位，选举官员时一律平等，没有家族和财富的等级限制，官员也不领取报酬。在这一袖珍国家，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幸福。尽管卢梭16岁就离开了家园，日内瓦的政治模式却在卢梭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日后卢梭心目中的共和国的生活原型。①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和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所指出的那样：“卢梭政治思想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人类过去的幸福的自由状态。”②
与卢梭不同，贡斯当心中充满了对英国的代议制度的景仰之情。1783年到1785年，贡斯当负笈与卢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这恰恰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贡斯当的心；从此贡斯当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迷恋终生不渝。1815年，贡斯当出版了《论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不惜笔墨地论述了人民主权、君主制下君主权力的性质、大臣的责任等等一系列英式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此文发表于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当时贡斯当作为拿破仑邀请的议员，正为他草拟一部宪法。贡斯当选择在此时发表本书，其以英国政制改造法国社会之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贡斯当对直接民主的批判，是与他的自由观念密切相关的。他区分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并认为两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现代自由意味着公民权的淡化。在现代社会，古代那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了，人民只能以代议制的方式行使主权。①
现在看来，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运作的需求。就连卢梭自己也不无遗憾的说：“除非城邦非常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④而贡斯当基于其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认识而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则顺应了现代社会—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历史发展潮流。

四、人民主权的归宿：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⑤
卢梭和贡斯当都极其珍视人类的自由。他们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也都在于公民自由。卢梭酷爱自由。他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卷首不无遗憾地写道：“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⑥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⑦卢梭社会契约的宗旨就在于：“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⑧
贡斯当也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是他的最高信仰。贡斯当毕生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理念而奔波奋斗。他的政治立场曾多次变化，但他一直忠实于立宪的主张，忠实于自由的理想。他抨击雅各宾派的专制，批评拿破仑的独裁，组建自由党参与政治斗争，并因此而成为欧洲自由党的榜样。①这一切都是基于他是自由理想。
虽然卢梭和贡斯当都以自由为自己政治思想特别是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但由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的不同而使人民主权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在卢梭那里，自由意味着“自主”，即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成为自己的主人。”②卢梭关于自由的涵义在本质上就是伯林所称谓的积极自由。他从日内瓦和古代雅典的政治制度那里觅得了灵感，认为自由和被统治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两者可以达到完美地谐和统一，并且他断言人们只有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获得最完美的自由。
贡斯当强烈地批判了卢梭自由观念。贡斯当说：“人们不可能建立抽象的观念，幻想着能增加个人自由的总量；更不用说归给它一种无限的适用性。公民团体是主权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任何人、宗派、协会，都不可僭称拥有非经人民授予的主权。但有一部分人类生活，必须保持其个性与独立性，应当有权独立于所有社会控制之外。卢梭没有认识到这一基本的真理，他的错误的结果，就是其《社会契约论》，尽管经常乞灵于对自由的支持，却是一切专制主义最可怕的同盟。”③贡斯当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他的自由理论——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理论。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不同的。在雅典和罗马，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由于古代城邦国家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奴隶制为自由人提供了闲暇，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而在现代，国家的疆域扩大了，人口数量增多了，商业贸易也发达了，现代人过着与古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政治在人们的生活的地位下降了。人们也愈来愈从私人生活中获得了价值得实现。同时由于国家疆域扩大，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所占的份额也就相对减少了。贡斯当认识到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人的目标是在共同祖国的公民中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④他认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⑤现代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虽然在国家中可能是“兼职公民”，但在私人生活领域他们却绝对拒绝国家权力的侵蚀。他认为卢梭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⑥

五、结语
通过对卢梭和贡斯当主权理论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发现：卢梭强调主权在民的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势”国家，希望通过扩大国家权力来整合社会，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他虽然批判霍布斯的“利维坦”，但用于取代“利维坦”的方式仍然没有脱离霍布斯的窠臼。不同是霍布斯将主权交给了君主，而卢梭将其赋予了通过契约建立的政府。但是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契约政府，公民（或臣民）都是没有武器去对抗的。如果霍布斯的君主还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的话，卢梭则论证了契约政府的完全德性，他

以前提的道德性掩盖了结果可能存在的非正义性。贡斯当在革命是实践中认识到了卢梭主权理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因而极力主张为主权设立围墙，以免人民主权成为另一种“利维坦”。
由主权理论推演到政治思想领域，卢梭的政治哲学开创了一个时代。左右翼学者一致认为他是“共和主义的奠基人”（哈贝马斯语）。但是人们对卢梭的革命者形象一直的心存疑虑的。贡斯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浪漫的法兰西革命浪潮中保持了头脑得清醒。
贡斯当积极地投身于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并与大革命中的许多风云人物如拿破仑等保持过密切的关系。他清醒地意识到卢梭思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公意”可能演化为“众意”或“私意”；人民主权也可能蜕化为极权统治。不幸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质疑在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只有到二战以后，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进行反思，大致勾勒出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和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条时，贡斯当才在这里觅得了知音。
卢梭和贡斯当的分歧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实际上体现了欧洲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上两个分支——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英美传统以英国自由主义为代表，崇尚洛克式的自由；欧陆传统以法国自由主义为典范，推行卢梭式的自由。前者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注重法治下的自由。后者则以建构理性为基础，视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人为设计之物，强调人们可能而且应该根据某一被接受的原则或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结构。


①卢梭开创了法国式的自由主义；贡斯当虽为法人，但他的思想却更倾向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②这当然与他早年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经历不无关系。
自由主义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实际上，这样的区分涉及到双方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即贡斯当提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在当代它又被伯林推演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所蕴含的危险十分严重，轻者如斯多葛学派之自我否定，重者如极权主义之尊奉教条。③当自由主义到20世纪发展为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时，我们还可以依稀地看到贡斯当的影子。
①（法）卢梭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提到“合法性”一词，第一次在著作中使用这一术语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一术语成为分析政治权威问题的核心概念是韦伯的贡献。但是由于（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强调的公意观念和民主观念包含了合法性的内容并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所以被视为“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开端。
①钱弘道：《为（法）卢梭申辩——（法）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②（法）（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⑤（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①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1页。
②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6页。
③（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⑤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①参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卷，第11章。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0页
③贡斯当是拿破仑独裁统治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也许是由于拿破仑政权深受大众欢迎的缘故，贡斯当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或多或少看作是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结果。
④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全集》，巴黎1950年版，第8卷，第311页。转引自钱弘道《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⑤尽管没有使用“多数暴政”这一术语，贡斯当可能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他认为绝对的人民主权在政治实践中导致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他的这一论断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了发展，并由后者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明了“多数暴政”一词。
⑥参见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载于《公共论丛》第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⑦（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①（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页。
③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页。
⑤（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
⑦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Six Critics of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New York:Hardvvester 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法院研究室副职竞争上岗演讲

法院研究室副职竞争上岗演讲
各位领导、同志们好！
首先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这次机会。
我叫xxx，今年34岁，中国共产党党员。1991年7月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律系，大学本科学历，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辛集市人院城西法庭工作，1999年5月调研究室工作。1997年被评为法院先进个人；2001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石家庄市法院系统调研先进个人，所在的研究室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
本人政治素质过硬，平时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加强自身修养，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忠实地执行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耐心细致地给当事人做工作，尊重当事人的人格，从不大声呵斥，不耍态度，不办“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忠于职守，秉公办案，不徇私情，审理案件做到程序合法、实体公正。传唤当事人到庭，自己首先到庭，从不让当事人等候。审理案件给当事人充分表达自己意思的权利，让当事人把话说完，使当事人感到法院是讲理的地方，即使自己败诉了，把话说了，把理讲清了，也不至于无理缠诉，让当事人服判息诉，不致四处上访，给领导找麻烦。
在基层从事审判工作8年，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勉敬业，办案从不拖拉，审结的案件没有超审限案件，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没有出现过错案。城西法庭受理的案件多在农村，有的离法庭二、三十里地，在诉讼中我积极为当事人着想，能一次解决的问题不让当事人跑第二趟，节省当事人的时间，节约诉讼成本，提高了审判效率。
1999年调研究室工作后，我利用研究室的法律书籍、法规数据库、上网查询的方便条件，学到了不少知识，热心为同志们查阅资料，特别是同院领导及各庭共同探讨疑难案件，更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负责审委会的记录增长了阅历，疑难复杂大案的主办人员思路独劈溪径，审委会委员的意见见仁见智，开阔了我的办案思路。和兄弟庭室的同志们一起组成合议庭，使我得以接触到民事、经济、行政、刑事各类案件，给了我一个向同志们学习的好机会，丰富了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多年的审判使我能够更好的搞好审判工作。
研究室的工作比较琐碎。我在研究室担任审委会记录工作。做到了收发报案材料及时，记录完整准确，注意保守秘密，及时归档。负责法院的统计报表工作认真细心，数字准确，报送及时。
在研究室工作期间，在张院长的指示、张主席的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编印了《裁判文书选编》、《调研文集》、《法官常备法律法规手册》。近100万字，为了尽快编印成册，经常加班加点，每天跑四次排版单位，进行修订校对5次，这几本书的编辑出版，宣传了法院的工作，让社会了解了法院，让群众了解了法官，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给大家提供了便捷的工具书，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为我院的调研工作尽一分微薄之力。另外每半年负责进行一次优秀裁判文书的评选活动，对裁判文书推荐到中院，有的被评为中院、省院的优秀裁判文书。
研究室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写调研文章。我所写的《书记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刊登在省院调研成果交流；《再审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刊登在《河北审判》，并在省院组织的司法统计分析论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刊登在省院调研成果交流、《石家庄审判》。同时积极推荐同志们的稿件，有些被《石家庄审判》刊登。最近和市委研究室一起在《辛集调研》推出集中展示法院领导部分调研成果的一个专栏，介绍法院及部分庭室的风貌，将大大提高法院的形象。
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还圆满完成了院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
本人身体健康，团结同志，我认为我已经具备了作一个副职的能力，能够当好一个庭长的得力助手，在工作中勇挑重担，协助庭长搞好各项工作。在工作中，努力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共事讲效率。以自身行动带动人，以高尚的人格激励人，以真诚的态度感召人。
竞争上岗，有上有下，有进有退。无论上下，一如既往：不管进退，一片清心。最后我真诚地谢谢大家！

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演讲范文

秦前红 武立强

摘要：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具有象征意义。本文以“人民主权”为切入点，在“公意”、主权的界限、主权实现的方式以及对自由理解的分歧等方面对卢梭和贡斯当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比较，借以厘清人民主权的内涵。

关键词：卢梭 贡斯当 人民主权 自由主义

历史总是阴差阳错，令人难以捉摸——即使最美好的动机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代对相同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两人却素昧生平从未谋面。他们就是本文我们将要论及的法国人卢梭和贡斯当。
让·雅克·卢梭（J·J·Rousseau）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则稍晚于卢梭，1767年生于洛桑，终于1830年。二人都被后人视为是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导师。在历史铺就的舞台上，他们给世界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这一舞台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迥然有别。卢梭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位孤独的思考者；而贡斯当则更多的是一位不屈的抗争者。二者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形象因与大革命的联系而流传于世。
启蒙运动约略从17世纪末叶开始，涵盖18世纪，而以法国大革命为其颠峰。这段时期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所共同蕴藉的精神氛围，包括宗教宽容、经济自由、分权制衡的民主政府等等，在思想史上开创了政治自由主义。然而在思想启蒙运动先驱者和自由主义奠基人内部，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在他们内部的分歧中，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对处于同时代的两位法国思想巨擘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厘清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理论分野和历史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在此仅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切入点，力图对两者的政治思想的异同发表一些拙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之所以选择“人民主权”为论述基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卢梭以其“人民主权”理论开创了政治权力合法性讨论的历史先河，①并吸引人们以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此浴血奋战，在历史上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同时许多人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贡斯当在以“人民主权”来界定政治权力时候则采用了明显有别于卢梭的思想方法。第二，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其社会契约思想和公意观念的逻辑结果；而贡斯当论述的“人民主权”则是基于其自由理念。对“人民主权”论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视野和理论重心，表现了二者的政治思想概貌。

一、人民主权的基础：“公意”与“普遍意志”
最早提出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的应该是法国思想家让·布丹（1530——1596）。
在其《国家论六卷》中，他首次将“国家”和“主权”联系起来，认为主权是绝对永久的、至高无上的，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在此后的17、18世纪，主权理论逐步发达，例如霍布斯主张绝对君主主权，洛克则从财产权的视角对主权给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诠释。然而，真正将主权赋予人民并使人民主权理论深入人心的是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在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他的全部政治法律理论的精华所在”。①
卢梭的主权理论是以公意为基础的。他认为“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②公意理论是揭开卢梭人民主权理论面纱的“无形之手”。那么公意又是什么呢？在卢梭那里，它又与社会契约理论密不可分。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卢梭在否定强力能够给政治权威提供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上引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③接下来卢梭论证了既能够保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又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人类的权利和财富的社会契约。他认为“如果我们抛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在此公意赋予了共同体生命、意志及公共人格。共同体也因而脱离个人而成为了独立实体，公意是该实体的灵魂或精神。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卢梭还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差别，认为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则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公意不能理解为公民多数人的意志，而应理解为公共利益的体现。众意可以通过不同公民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之间的一致来体现；相反，公意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则只能是一致的，因此它也就总是正确的。”⑤社会契约和公意是互为表里的一对事物。社会契约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公意则是社会契约的精神内核。正因为公意永恒正确、一致，主权也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卢梭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⑥。在深入探讨公意的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3）主权是不受限制的；①（4）主权不可被代表。②应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从封建绝对主义国家政治权威向资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权威过渡的合法性问题，为资产阶级掌握、分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他的这种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但是，正如贡斯当认识到的那样，善良的动机并不必然产生美好的结果。
贡斯当是主张立宪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本意上讲，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心存矛盾的：一方面，卢梭为人们所提供的理论切中了封建绝对主义国家的要害，代表了当时希望获得个人解放的大众心理，而这也正是贡斯当希望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贡斯当对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专制统治和恐怖主义者利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为自己辩护的情形心有余悸。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促使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不断批评和反思的根本原因。贡斯当深信人民主权原则，亦即“普遍意志高于任何特殊意志的原则是无可争议的”。③对于法国大革命后保守主义者借口人民主权原则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导致暴政而全盘否定这一原则的论调，贡斯当予以了坚决的反击。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两中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④然而，贡斯当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与卢梭的“公意”却有很大不同。卢梭所理解的“公意”是彻底的人民公共利益的体现。他非常强调社会公正与公平，追求人类的平等。在卢梭那里，“人并不是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式的理智的本体，而是从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即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待的。”⑤因此，公意就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所有个体的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公意是最普遍的意志，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与意志表达的结果。社会各成员都平等地参与其中。因此卢梭认为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并且社会各成员（即社会契约的所有缔约者）都平等地享有主权。尽管贡斯当也承认人民主权是“普遍意志”的体现，并把“普遍意志”看作政治权威合法的唯一标准，但贡斯当为了充分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贡斯当为人民主权的行使设置了限制——除了年龄以外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无产者是不能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贡斯当看来，他们虽然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无产者的目标只是想得到一些财产”，“一切你允许的手段都会被用于这个目标……他们将使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而不是遵循人间正道——劳动——去追逐财产。这将成为他们堕落的根源，对国家来说则是动乱的根源。”⑥贡斯当相信亚里斯多德的论断——如果无产者享有政治权利，他们就可能会完全随心所欲，从而成为对社会造成破坏；他们会受到一个或一群掌权者的操纵，从而成为暴政的工具。①从本质上讲，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并非所有人享有主权。只有有产者才享有主权，才可以享有选举自由和被选举的权利。
此外，贡斯当还对卢梭人民主权原则可能被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保持了高度地警惕。他相信：“《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②贡斯当是基于对雅各宾派专政和拿破仑的统治③的认识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关于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学者已有很多论述。有学者认为卢梭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简直有些扑朔迷离：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梭的思想本身就错综复杂，其中那些因素对雅各宾派起过作用很难确定；另一方面是因为雅各宾派本身也并非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其纲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从中识别出卢梭的思想因素决非易事。但是，一般说来，凡是肯定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关系的人普遍倾向于认为雅各宾派深受卢梭的影响。罗伯斯比尔毫无疑问就是深受卢梭的政治法律学说影响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曾写道：“我告诉你们：我懂得让·雅克宣布的一条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决不会真诚热爱那些不热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腐败和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与生俱来的狭隘属性。”④正因为罗伯斯比尔如此旗帜鲜明地主张自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所以当雅各宾派在法国推行革命专制统治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咎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
贡斯当不善于理性的逻辑思辨，但他用激扬的文字指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在实际中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君主制迥然不同的独裁制度。⑤这是因为：第一，卢梭人民主权原则仅在理论上探讨了主权的归属，他并没有解决人民主权在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的问题。在贡斯当看来，卢梭对人民主权实现讨论的缺失是一个致命的失误。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它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的社会主体，否则人民主权就会成为空谈⑥——贡斯当否决了卢梭赋予抽象主权者的政治属性。卢梭的人民主权要么是空中楼阁人们无法企及；要么为人篡夺，蜕化为公民自由的障碍，转化为极权主义的辩护词。第二，卢梭认为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他认为“权力可以转让而意志是不能转让的，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⑦卢梭还批判了霍布斯关于权利可以转让的观点，说如果转让主权，就意味着出卖生命和自由。在卢梭看来人民既是君主又是臣民。对这一点贡斯当批评道；“实际上这两种关系（君主与臣民）经常混淆不清。权力为了迫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达权力命令它所要表达的意志，可以很容易地压迫作为臣民的人民。”①第三，在主权无限，主权不能被代表的问题上，贡斯当指出卢梭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展开论述。

二、人民主权的界限：绝对与相对
卢梭和贡斯当在主权是否有界限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
我们知道，卢梭主权理论的灵魂是公意，并且他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②，作为公意的体现和运用的主权没有并且不应当有外在的界限。“凡是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③“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④主权是绝对的，它不受别的权力的限制。“主权者若是以一种为他自己所不得违背的法律来约束自己，那便是违反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⑤即使是社会契约本身也不能约束人民共同体。
卢梭认为对主权作任何的限制都是不可能的。既然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是国家的灵魂，是受公意指导而建立起来的支配全体公民的绝对权力，那么在主权之上不会有更高的权力存在。从卢梭的理想来看，他试图构建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应当享受自然状态下各种自由，人们在不能产生新的力量的情况下，只能将人类已有的力量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于是人们就必须通过社会契约来整合社会力量，每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共同体，而且这种奉献都是毫无保留的，因此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一奉献行为而损失什么，相反却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共同体也因人们的奉献行为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每一个公民都应对它尽所有的义务。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社会约定赋予共同体这样的权力——“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全体就要逼迫他服从公意”。⑥
在社会契约之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到卢梭的强烈意愿——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人类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善，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因此对共同体的限制是不必要的。这也就是说，主权是没有必要限制的。卢梭的主权理论是对霍布斯、格劳秀斯的主权理论的反驳。霍布斯、格劳秀斯将主权赋予了君主，也就造成了君主的专制统治，从而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这种主权是一种恶。卢梭则认为社会契约的结果不是人民将自己奉献给君主，而是人民之间相互奉献。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地、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了自己，所以实际上人们等于没有向谁献出自己。这样卢梭就把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完美地合二为一了。社会契约的目的仅仅在于“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他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①在卢梭看来共同体是不可能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公意是永恒正义的，所以对主权的限制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在人民主权（其外化的形式即为公共权力）是否有界限的问题上，贡斯当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他写道：“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②贡斯当认为人民主权必须受到限制。对人民主权的限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在贡斯当的早期著作中，他曾对人民主权原则表现出敌意。后来贡斯当对此作出了解释：在当时，危险的武器操纵在拿破仑手里，他借口人民授权于他，以此证明他过分的权力正当合理，因而便需要攻击人民主权，好反对那个滥用权力的人。③贡斯当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信徒。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理念而奔波。在贡斯当看来，人民主权是普遍意志的体现，它的前提是公民自由。主权的行使不能超越公民享有的自由的限度，否则人民主权就会走向极权。人民主权所涉及的仅仅是政治权力归属及行使方式，而决不在任何意义上使政府能够合法地享有更大的权力。主权在本质上必须是有限度的。贡斯当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过于抽象了，没有为主权设定切实可行的行使方式。或许卢梭本人也根本没有打算对主权的行使具体化，因此贡斯当讥讽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任何主权都必须要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使这一权力，这项权力必须委托出去。这样卢梭赋予抽象的主权者的那些属性便不复存在了。贡斯当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人民主权并非不受限制，相反，它应被约束在正义和个人权利所限定的范围之内。”④
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贡斯当认为必须在多种层次上对人民主权原则加以限制，必须给人民主权划定一个界限，对人民主权进行规制。首先，在政治理念上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世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民的代表的人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君主的权力，还是最后根据统治方式不同而表达着人民意志或君主意志的法律的权力，都要受到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结束”。⑤人民主权第二个限制来源于“那个使公认的真理合法化的力量——舆论。”⑥最后，作为主权外化的政府权力必须受到以下限制：（1）宪法的限制。“宪法本身是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行为：它为权威设定了限制。”⑦（2）权力分立与制衡的限制；（3）外部限制；即明确划定政府权限的范围以及个人在社会中不得侵犯的权利。⑧
三、人民主权的实现：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主权在本质上说是追求利益的意志的体现。卢梭称之为“公意”；贡斯当则认为是“普遍意志”。既然主权是意志的体现，那么公民的意志应当如何汇入主权，形成“属于人民的主权”，就成为卢梭和贡斯当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他们都必须在意志和社会主体之间构筑一座桥梁，使主权与意志连接起来。
近代以来，民主取代暴力成为了政治权力合法的唯一标准。任何主权的享有者或行使者都必须以民主的方式来获得认可，否则将被视为非法。由此可见民主是连结意志和主权的纽带。在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汇集意志的工具。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卢梭和贡斯当所持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卢梭忠实地信奉直接民主，对代议制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主权在本质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①所以主权只能由人民直接表达，而决不可能被代表。议员不能被视为是人民的代表，而只能是人民的办事员。他认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代议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爱国心的冷却，私人利益的活动、国家的庞大、征服、政府的滥用权力。”在卢梭看来，自由应当意味着自主，而代议制恰恰违背了这一自由原则，在此制度下人民就会丧失自主。他批评英国的代议制度：“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②
卢梭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直接民主制度推崇备至。他写道：“在古代共和国希腊里，而且甚至于在古代的君主国（罗马）里，人民是从不曾有过代表的，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词。”③ “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亲自去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他们绝不贪求；奴隶们在做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大事只是自己的自由。”
而卢梭之所以对直接民主情有独钟，除了直接民主制是其社会契约理论及公意理论的合理的推演结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卢梭对其出生地日内瓦的童年记忆。当时的日内瓦人口不足24000人，散居在30个左右的村落，但它却拥有自己的主权，是欧洲最富庶的城邦。日内瓦不承认世袭地位，选举官员时一律平等，没有家族和财富的等级限制，官员也不领取报酬。在这一袖珍国家，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幸福。尽管卢梭16岁就离开了家园，日内瓦的政治模式却在卢梭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日后卢梭心目中的共和国的生活原型。①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和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所指出的那样：“卢梭政治思想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人类过去的幸福的自由状态。”②
与卢梭不同，贡斯当心中充满了对英国的代议制度的景仰之情。1783年到1785年，贡斯当负笈与卢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这恰恰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贡斯当的心；从此贡斯当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迷恋终生不渝。1815年，贡斯当出版了《论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不惜笔墨地论述了人民主权、君主制下君主权力的性质、大臣的责任等等一系列英式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此文发表于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当时贡斯当作为拿破仑邀请的议员，正为他草拟一部宪法。贡斯当选择在此时发表本书，其以英国政制改造法国社会之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贡斯当对直接民主的批判，是与他的自由观念密切相关的。他区分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并认为两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现代自由意味着公民权的淡化。在现代社会，古代那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了，人民只能以代议制的方式行使主权。①
现在看来，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运作的需求。就连卢梭自己也不无遗憾的说：“除非城邦非常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④而贡斯当基于其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认识而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则顺应了现代社会—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历史发展潮流。

四、人民主权的归宿：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⑤
卢梭和贡斯当都极其珍视人类的自由。他们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也都在于公民自由。卢梭酷爱自由。他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卷首不无遗憾地写道：“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⑥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⑦卢梭社会契约的宗旨就在于：“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⑧
贡斯当也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是他的最高信仰。贡斯当毕生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理念而奔波奋斗。他的政治立场曾多次变化，但他一直忠实于立宪的主张，忠实于自由的理想。他抨击雅各宾派的专制，批评拿破仑的独裁，组建自由党参与政治斗争，并因此而成为欧洲自由党的榜样。①这一切都是基于他是自由理想。
虽然卢梭和贡斯当都以自由为自己政治思想特别是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但由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的不同而使人民主权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在卢梭那里，自由意味着“自主”，即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成为自己的主人。”②卢梭关于自由的涵义在本质上就是伯林所称谓的积极自由。他从日内瓦和古代雅典的政治制度那里觅得了灵感，认为自由和被统治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两者可以达到完美地谐和统一，并且他断言人们只有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获得最完美的自由。
贡斯当强烈地批判了卢梭自由观念。贡斯当说：“人们不可能建立抽象的观念，幻想着能增加个人自由的总量；更不用说归给它一种无限的适用性。公民团体是主权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任何人、宗派、协会，都不可僭称拥有非经人民授予的主权。但有一部分人类生活，必须保持其个性与独立性，应当有权独立于所有社会控制之外。卢梭没有认识到这一基本的真理，他的错误的结果，就是其《社会契约论》，尽管经常乞灵于对自由的支持，却是一切专制主义最可怕的同盟。”③贡斯当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他的自由理论——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理论。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不同的。在雅典和罗马，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由于古代城邦国家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奴隶制为自由人提供了闲暇，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而在现代，国家的疆域扩大了，人口数量增多了，商业贸易也发达了，现代人过着与古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政治在人们的生活的地位下降了。人们也愈来愈从私人生活中获得了价值得实现。同时由于国家疆域扩大，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所占的份额也就相对减少了。贡斯当认识到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人的目标是在共同祖国的公民中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④他认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⑤现代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虽然在国家中可能是“兼职公民”，但在私人生活领域他们却绝对拒绝国家权力的侵蚀。他认为卢梭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⑥

五、结语
通过对卢梭和贡斯当主权理论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发现：卢梭强调主权在民的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势”国家，希望通过扩大国家权力来整合社会，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他虽然批判霍布斯的“利维坦”，但用于取代“利维坦”的方式仍然没有脱离霍布斯的窠臼。不同是霍布斯将主权交给了君主，而卢梭将其赋予了通过契约建立的政府。但是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契约政府，公民（或臣民）都是没有武器去对抗的。如果霍布斯的君主还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的话，卢梭则论证了契约政府的完全德性，他以前提的道德性掩盖了结果可能存在的非正义性。贡斯当在革命是实践中认识到了卢梭主权理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因而极力主张为主权设立围墙，以免人民主权成为另一种“利维坦”。
由主权理论推演到政治思想领域，卢梭的政治哲学开创了一个时代。左右翼学者一致认为他是“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哈贝马斯语）。但是人们对卢梭的革命者形象一直的心存疑虑的。贡斯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浪漫的法兰西革命浪潮中保持了头脑得清醒。
贡斯当积极地投身于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并与大革命中的许多风云人物如拿破仑等保持过密切的关系。他清醒地意识到卢梭思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公意”可能演化为“众意”或“私意”；人民主权也可能蜕化为极权统治。不幸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质疑在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只有到二战以后，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进行反思，大致勾勒出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和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条时，贡斯当才在这里觅得了知音。
卢梭和贡斯当的分歧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实际上体现了欧洲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上两个分支——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英美传统以英国自由主义为代表，崇尚洛克式的自由；欧陆传统以法国自由主义为典范，推行卢梭式的自由。前者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注重法治下的自由。后者则以建构理性为基础，视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人为设计之物，强调人们可能而且应该根据某一被接受的原则或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结构。

①卢梭开创了法国式的自由主义；贡斯当虽为法人，但他的思想却更倾向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②这当然与他早年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经历不无关系。
自由主义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实际上，这样的区分涉及到双方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即贡斯当提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在当代它又被伯林推演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所蕴含的危险十分严重，轻者如斯多葛学派之自我否定，重者如极权主义之尊奉教条。③当自由主义到20世纪发展为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时，我们还可以依稀地看到贡斯当的影子。
①（法）卢梭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提到“合法性”一词，第一次在著作中使用这一术语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一术语成为分析政治权威问题的核心概念是韦伯的贡献。但是由于（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强调的公意观念和民主观念包含了合法性的内容并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所以被视为“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开端。
①钱弘道：《为（法）卢梭申辩——（法）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②（法）（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⑤（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①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1页。
②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6页。
③（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⑤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①参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卷，第11章。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0页
③贡斯当是拿破仑独裁统治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也许是由于拿破仑政权深受大众欢迎的缘故，贡斯当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或多或少看作是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结果。
④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全集》，巴黎1950年版，第8卷，第311页。转引自钱弘道《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⑤尽管没有使用“多数暴政”这一术语，贡斯当可能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他认为绝对的人民主权在政治实践中导致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他的这一论断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了发展，并由后者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明了“多数暴政”一词。
⑥参见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载于《公共论丛》第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⑦（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①（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页。
③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页。
⑤（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
⑦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Six Critics of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New York:Hardvvester Wheatsheaf,1991,p105.
⑧参见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载《公共论从》第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① （法）卢梭在许多著作均以“日内瓦公民”署名，也因身为“日内瓦公民”而感到自豪。他还将《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根源》一书献日内瓦共和国，足见日内瓦在（法）卢梭心中的地位。
② 转引自曹卫东：《（法）卢梭是个操守主义者》载于《读书》2002年1期。
① 参见李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截《公共论丛》第五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⑤（法）卢梭和（法）贡斯当并没有区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没有使用过这两个术语。对两种自由分野的关注应当归功于二十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以塞亚·伯林的贡献。但伯林对两种自由论述的最初动机则渊源于（法）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⑦（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页。
⑧（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①参见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277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
③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
⑤（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页。
①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82页。
②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式自由主义时，曾指出几个例外：孟德斯鸠、（法）贡斯当以及托克维尔。这几位思想家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而明显有别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
③ 参见江宜华：《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载于《公共论丛》第六辑，三联书店2000年版。
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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