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演讲稿

澳门国际投资争端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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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一、争端的定义与类型
二、投资争端解决方法及相互关系
三、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CIETEC）的仲裁规则第60条，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方当事人均

有约束力。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 也不得向其它任何机构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澳门仲裁法》（法令29/96M，别称《国内仲裁法》）第35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即：终局的仲裁裁决， 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法院不能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 ，《澳门涉外仲裁法》(法令55/98/M) 第一条也以适用国际公约而与ICSID公约35条的终审性与拘束性相一致。 而中国国内的任何仲裁虽也实行仲裁终局制度，但如裁决被人院裁定是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 当事人如不想就该纠纷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不一样。

三、 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WTO争端机制异同

由于中国加入WTO已是定局，估计在2002年十月可以加入。所以在研究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时，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与WTO的DSB的解决方式不同之处作一比较是有好处的。WTO的DSB的解决方式相同之处在于双方均使用协调和调解及仲裁的手段解决争端，
不同的是在于：
1） 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与WTO的DSB的解决方式虽有相同之处，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是现有国内法和国际法解决争端机制之外的独立解决争端的机构。它不但不涉及国际投资，而且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不处理两个私法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 ，也不处理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法人或自然人之间发生的贸易争议 ，也不同于国际公法范畴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国际争端 。
2）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均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非强制性的手段包括法律的（仲裁与诉讼）与政治的（协商、谈判）方法。 其中东道国的当地救济是属法律方法， 而外交保护它就属于政治方法。
但是WTO的DSB除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之外， 还使用强制性手段：交叉报复（Cross Retaliation）。这种报复在私法领域里，如合同法领域的同时履行的抗辩 ，它是指因双务合同而负有义务的人，在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对待给付之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给付，但自己负有先行给付义务的除外 ，除非有澳门民法典423条及中国合同法68条的情形；还有保持暇疵的抗辩权、不安抗辩权 、判决同时履行的抗辩权以及留置权等。在公法领域，奥本海在其名著中曾写道：“这种私人报复行为在古代似乎曾经流行过，因为雅典曾经有一项法律，规定如果一个雅典人在外国被杀，而该外国拒绝惩办或引渡凶手，该雅典人的亲属就有权抓拿该外国的公民3人送到雅典法院，在中世纪时期，甚至在近代时期直至18世纪末年，各国常对受外国或外国公民损害而不能取得救济的本国臣民发给‘行动状’。这种文件授权持状人对有关国家，它的公民和他们的财产作自助行为，以取得所受损害的赔偿，到后来，国家自己也作报复行为，其结果，私人报复行为逐渐废而不用，到18世纪末完全消失了。”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是通过非谈判性手段达到成员履行协议义务的目的。当通过非强制性手段不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结果时，则允许成员之间采用交叉报复这种强制性自助手段。在当今世界上，贸易战，贸易报复，尤其是交叉报复，它与战争一样，不但无助于争端的解决，而且至今尚未发现靠贸易报复彻底取胜者。它是WTO的DSB中实力政策与政治不平等的体现。
3）外国投资者可在东道国以外国家的法院中，提起对东道国的诉讼。而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设立的常设复审机构（Standing Applellate Body′s Review）是不同于司法性质的机构的。因为当争端一方提请上诉复审程序时，似乎更像司法性质。然而，上诉复审机构的复审结果也不具有法院判决的强制力，因为对复审结果不眼，经DSB授权，援引解决争端程序的一方还可使用自助式的报复手段。
4）外国投资者可在用尽当地救济与国籍持续原则的前提下，由本国国家来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向东道国提起国际请求。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中所没有的，而专家小组（panels）解决争端机制却是国际投资解决争端方法中所没有的。DSB认为：如果争端双方一致认为斡旋，调解和调停不能解决争端，则可提出建立专家小组的要求。一方可向DSB提交设立专家小组的申请，专家小组通常由秘书处指定的3至5名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资深政府和非政府人员组成。为便于选择专家，秘书处备有符合专家资格的政府与非政府人员名单，专家小组的职责是按照专家小组的工作程序和严格的时限对将要处理的申诉案件的事实、法律（协议）的适用及一致性做出客观的评估，并向DSB提出调查结果报告及解决争端的建议，从报告提交DSB起60天内，由DSB会议通过此报告，一如争端一方提出上诉，则报告不予通过。
外交保护与专家小组相比较（仅就方式上比较），似乎专家小组更灵活。但需注意专家小组既不同于调解性质也不同于仲裁性质，因为专家小组无调解任务， 其报告也并无仲裁裁决的效力，当争端一方对其持有异议时，还可提请上诉复审程序 。
5) 补偿在国际投资中涉及的不仅仅是解决争端的建议，而且是国有化的补偿标准问题，目前美国仍坚持必须充分（Adequate）、有效（Effective）、迅速（prompt）地补偿。而发展中国家包括现行的习惯国际法 坚持合理 （Reasonable Compensation或Appropriate Compensation）的补偿。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的补偿（Compensation）仅是一种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偿谈判，也即当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建议或报告未被DSB采纳或执行时，在自愿的基础上，争端各方可就补偿办法达成一致协议

。如在合理期限后20天内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则援引争端解决程序的一方可要求DSB授权其中止履行对有关协议（协议）的减让和其它义务，除非DSB一致拒绝该项要求 。
总之， 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方法中的交叉报复虽然增强自助性质， 但是一种实力政治的体现。这一点上，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却只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法律与政治手段）。但DSB的专家小组上诉复审中的灵活性及加快程序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四 ICSID 的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原因
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繁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的游资需寻找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努力发展经济，急需资金，从而形成了60年代的投资大发展时期。然而传统的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 另一方面，这类争议在实践操作中较为复杂和棘手, 其问题往往出现在法律适用, 外国私人投资者与国际法庭中有无出诉权, 以及如何执行国际法庭裁判国家败诉的决定等。加上双边条约也出现了技术上与程序上的困难 。为了能够弥补上述传统的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与双边条约出现的技术上与程序上的诸般“缺陷”， 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在1965年在世界银行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制订和缔结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五 ICSID的组织，规则与地位
（一）、组织机构
“中心”由下列的组织机构组成：
1、行政理事会
行政理事会由全体缔约国的代表组成。在进入行政理事会之时，该缔约国必须具有下列之一身份：a.世界银行的会员国; 或b.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世界银行行长为行政理事会主席，缔约国派驻世界银行理事会的理事和副理事，同时为“中心”的代表和副代表。理事会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和制订“中心”调解和仲裁规则，确定“中心”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服务条件以及“中心”的行政及财政管理规则。
2、秘书处
“中心”秘书处由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或数人以及若干工作人员组成。秘书长对外代表“中心”，对内为“中心”的主要行政官员，据《公约》及有关法规负责“中心”的行政事务并任命工作人员。秘书长还负责登记调解或仲裁的请求，并有权认证“中心”的裁决。
3、调解和仲裁小组 ：
每一小组由具有不同国籍的组员10人组成，各组员由行政理事会主席从各国所提供的侯选人名单中指派，侯选人名单则由每一缔约国提名4名候选人组成。提名人员，可以是各该本国国民，也可以是外国人。另外，行政理事会主席指定的人应注意使两种名册(调解和仲裁员名册)都能代表世界各种主要的法律制度和主要的经济体制，从而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所有被指定列人上述两种名册的调解员和仲裁员，都应当是品德高尚、被公认为在法学、商务、工业或金融方面深具才识，能作出独立判断的人士。其中的仲裁员，在法学方面的才识尤属重要 。“中心”的基本任务是为投资争议的解决提供调解与仲裁的便利，因而“中心”本身不直接参与调解和仲裁，调解与仲裁程序由调解与仲裁小组成员中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或仲裁庭来进行。

（二）、规则 （“中心”的调解与仲裁程序规则）
“中心”的调解和仲裁两种程序是相互独立的．分别由调解委员会和仲裁庭进行。因为调解本身没有拘束力，因此仲裁是“中心”提供的最有效的办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都要提交仲裁。根据A·布鲁彻斯的观点，“公约，因其是条约，构成了仲裁程序法。因而除了公约本身所提到的外，公约排除了任何国家的法庭地法的可适用性。” 换言之，中心仲裁程序完全受公约支配，公约关于仲裁的规定构成了一个“自立的体制”（Self-sustained system） 。
1、 提起请求：
任何一种程序的提起首先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出请求开始。请求应向“中心”秘书长书面提出，经审查认为符合“中心”管辖范围后，予以登记。秘书长即将登记事项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如发现争端明显不属于“中心”管辖范围，应即通知当事人拒绝登记并说明理由。秘书长拒绝登记的决定是终局性的 。
2、 组成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
当事人双方可以自由约定设立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其组成条件为：
（1）调解人数或仲裁人员必须为奇数 。
（2） 仲裁庭的大多数人不得为当事人任何一方所属国国民。
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不得因任何一方拒绝合作而不组成。调解员和仲裁员由当事双方协议任命。若无这种协议，则由双方各任命一名，再加上双方协议任命第三人共同组成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在当事双方难以达成协议或一方拒绝任命的情况下，经任何一方请求，行政理事会主席应在尽可能同双方磋商之后，予以任命。被任命的调解员或仲裁员可以不必是“中心”前述两种名册上所提供的人员，但应具备《华盛顿公约》所要求的品质。
3、 调解规则和仲裁规则 ：
调解或仲裁进行的程序和有关事宜，分别受行政理事会通过的《调解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规则》支配。除了两个规则中规定的《公约》的强行规则外，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其它规则。在调解或仲裁开始或进行过程中，若当事任何一方对“中心”管辖仅提出异议，则由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自行决定是否有管辖权。在进行调解的场合，调解委员会应向双方提出建议，并促成双方达成协议。若调解失败，则应结束调解程序并作出有关报告。在提交仲裁的场合，仲裁庭应依据当事人双方协议的法律规范处断争端。如无此种协议，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当事国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它的法律冲突现范）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规范 。在双方同意时，仲裁庭可依公平和善意原则对争端作出决定。但仲裁庭不得借口法律无明文现定或含义不清而暂不作出裁决 。此外，当

事任何一方还可以根据以下一种或几种理由要求撤销裁决：（a）仲裁庭的组成不适当；（b）仲裁庭显然超越其权力；（c）仲裁庭的一个成员有受贿行为；（d）有严重的背离基本的程序规则的情况；（e）裁决未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是否撤销裁决，由行政理事会主席在仲裁员名单中任命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 。

4、调解或仲裁程序进行地：
a. 若双方无特别约定，为“中心”所在地即美国的华盛顿。
b. 双方可以自由约定为常设仲裁法院所在地即荷兰的海牙，或任何其它已与“中心”订有协议的公私机构所在地。
c. 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在同秘书长磋商后所批准的任何其它地点。

5、 程序的选择：
（l）双方可以约定先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再求助于仲裁。
（2）在仲裁进行中，双方可以和解解决从而撤销仲裁程序。双方也可要求仲裁庭制作裁决书将和解协议裁入其中 。在选择调解程序后，当事入双方也可以约定调解报告具有拘束力。

（三）．基本功能与法律地位
国际中心的基本功能与法律地位是：
(1) 中心的宗旨是为缔约国和其它缔约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调解和仲裁提供便利，因而国际中心并不直接参加调解和仲裁，只是提供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供投资者和缔约国选择，依公约组成特别委员会或仲裁庭进行调解和仲裁。
(2) 中心基于公约而设立，具有完全的国际法律人格，它有法律能力，包括缔约能力，取得和处理动产、不动产的能力以及法律诉讼能力 。
(3) 中心在完成其任务时，在各缔约国领土内享有公约规定的豁免与特权。“中心”及其财产和资产享有豁免于一切法律诉讼的权利；“中心”的档案及通讯权利应不受侵犯；“中心”资产、收入及《公约》许可的业务活动和交易，应免除一切税负和关税。“中心”的行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的一切行动，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们如果不是所在国的国民，则应享有缔约国给予其它缔约国同等级外交代表的同等待遇，在移民限制，外国人登记要求和兵役义务上享有豁免权；在免于外汇限制和旅行方面享有同等级外交人员的便利，其津贴、薪金或其它报酬免于征税 。

六、ICSID 管辖权成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中心”管辖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管辖权，而是一个借用语，用以指“中心”受理调解与仲裁案件的条件及范围 。
根据《公约》第25条1款的规定，“中心管辖适用缔约国（或缔约国指派到中心的该国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而该项争议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当双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由上可见．“中心”管辖权最终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条件：
（一）、 强制性条件
强制性条件视作为“中心”管辖权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
1、主体适格:
适格主体一方为《公约》缔约国 (包括其指定的下属单位或机构), 另一方则为其它缔约国国民（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a) “缔约国”: 所谓“缔约国”是指在其与投资者约定提交“中心”管辖时，或在仲裁程序被提起时已正式加入《公约》的国家，因此只有《公约》批准国才能成为适格的缔约国。如果可以预料有关国家不久将会加入公约，而另一方是另一缔约国国民．则双方也可以有条件地约定提交“中心”管辖，即一旦该国正式加入《公约》，则该提交条款自动生效。
b) “组成部分或机构”: 作为争议一方当事人的缔约国，其范围还包括该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根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只要批准《公约》，即可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此外，它尚得自由决定其“组成部分或机构”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入。对于缔约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公约》未下定义而给缔约国以自由裁量权。根据《公约》25条1款和3款，组成部分或机构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须通过以下程序：即缔约国把特定的自认为合格的公共实体通知“中心” ，而且此实体表示同意“中心”管辖，同时该缔约国必须在同意作出之后予以批准（除非该国通知“中心”不需要这种批准）。
c) 国有企业的指派问题: 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指派问题。国有企业可以因本国政府的指派而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一国政府指派本国国有企业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即使得国有企业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得以利用“中心”程序加以解决。但是这种指派的法律后果是严重的，它意味着该国政府依据《公约》承担义务，确保国有企业遵守《公约》的有关规定，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因此，在一国作出上述指派之前，需充分估计到要由此而为该国有企业承担国际责任的法律后果。指派的变更或撤销问题。在某一缔约国指定某一企业或机构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以后，如果该企业存在的法律形式发生变化如被解散或被合并，该国政府对其的指派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某一缔约国对某一下属单位或机构指派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的同意予以批准以后，是否有权撤销这种指派？ 一般而言，当事人发生变更时，之前的指派无效．应该重新指派。而关于指派撤销问题在学术上意见不一。印度学者认为，指派与提交“中心”管辖的同意不同，它是单方的行为，缔约国可以撤销其已作出的批准。这是合乎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的，国际法允许主权国家做出合乎法律规定的法律行为，再依一定的法律撤销其行为。

d) 自然人资格
据《公约》第25条第二款（1）规定，自然人作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必须是在双方同意将争议交付调解或仲裁之日和请求予以登记之日，具有争端当事国以外的缔约国国籍的任何自然人，但不包括在上述任一日期亦具有争端当事国之缔约国国籍者 。注意：《公约》规定具有当事国国籍的自然人没有资格成为中心主持下程序的当事人，这种不合格性质是绝对的，既使在争端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改变。从而彻底排除一国国民或拥有双重国籍者利用“中心”程序对其国籍所属国提起

诉讼的可能性。

e) 法人资格
有资格成为”中心”程序当事人的法人有：
一、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以外国籍的法人；二、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国籍，但是由外国人控制的法人。在国际投资活动中，法人国籍的确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同的确认法人国籍的标准不同（依国际私法一般理论，确定法人国籍也有多种标准，有按成立地或住所地来确定法人国籍，也有按资本控制标准来确定法人国籍）。依第25条第2款（2），法人作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必须是“在争议双方同意将争议交付调解或仲裁之日，具有作为争议一方的国家以外的某一缔约国国籍的任何法人，以及在上述日期具有作为争议一方的缔约国国籍的任何法人，而该法人因受外国控制，双方同意为了本公约的目的，应看作是另一缔约国国民”。 可见对法人资格的认定，采用两种标准,其一:对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以外国籍的法人，依其具有的国籍；其二:对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国籍的，但由外国人控制的法人，依双方特别约定。《公约》的规定意味着法人国籍的一般标准是成立地说，但这一原则有所例外。不完全限于成立地说，还可以使用控制说,即对成立于非缔约国但由缔约国国民控制的公司，双方也可以约定其具有该缔约国国籍。
2客体适格
是指争端须是直接因投资所引起的法律争端。根据《公约》规定，提交“中心”管辖的争议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
(aa) 即争议必须是直接产生于投资和争议 :《公约》来对“投资”一词未下定义，这是有意的“疏忽”。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形式日益丰富。投资的概念也必定越来越丰富，私人和外国官方实体间交易的多样性(比如:国际服务投资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灵活投资、国际贷款、国际投资等) 任何定义都无法将之全部囊括。《公约》限定其定义的内容无疑等于自我限制“中心”的管辖范围。但明显属于投资概念之交易包括诸如贷款、产权资本的提供和工业产权。明显不包含的是通常的商业交易，如货物买卖。介于两者之间的，缔约国可据自己的理解确定“投资”的内容。为消除任何含糊不清、建议当事人双方在文件中明确声明依《公约》之目的双方之间的某特定交易可构成一项投资。
(bb) 必须为法律争议: 缔约国得约定其所提交的争议为“法律争议”。“法律争议”一词公约同样未下定义。只在《执行董事会报告》（ICSID/2）英文版第九页中有引导性的解释．即“权利的冲突属于中心管辖，而单纯的利益冲突则不属于中心管辖范围”。“无保留地排除在中心管辖之外的，是集中于东道国和投资者各自的与法律权利问题毫无关系的商业利益的冲突。” 把中心管辖的争议限定在其性质为法律争议范围内是中心与其它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管辖权制度上一个不同之处。
(cc) 依据《公约》第25条，缔约国可于任何时间通知“中心”不接受“中心”管辖的投资争议，也即缔约国得自由决定某类争议归“中心”管辖及不提交“中心’”管辖的争议。例如在加入《公约》时可明确宣布：不将一切涉及涉及国家主权行为的争端问题提交中心调解与仲裁。我国1990年2月9日签署了公约，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能将下列三类争议提交中心管辖：1）有关国有化或征收措施合法性的争端；2）有关我国现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引起的争议；3）有关我国执行机关对外国投资者违法行为依法制裁引起的争议。
（二）、 任意性条件
1、同意是中心管辖的基石
“中心”的《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报告》（ICSID/2）第八页中指出：“当事人各方同意，是中心管辖的基石”。 即争端当事人双方同意提交“中心”调解或仲裁。这一要件表明，中心管辖是自愿管辖而非强制管辖，即任何缔约国加入，批准《公约》并不代表在具体的、特定的投资争议上负有将其交付“中心”调解与仲裁的义务。一国批准公约只是同意接受中心管辖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中心管辖要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体现了公约的根本特性 。而这种自愿性是有限制而非无限制的。比如：这种同意一旦作出，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将其撤销 。根据《公约》第25条第l款中含义，政府的事后通知不能取消先前的同意。这种通知只能解释为是指向未来的争议。中心管辖一旦成立．则可以“司法回避原则”排斥国内法院对同一案件行使司法权，同时排斥东道国当地救济以及外交保护权的行使 。
2、合适的书面形式
以上论及中心管辖的基石是当事人各方同意，但需要当事人各方合适的书面形式。《公约》同意的书面形式是指为双方可采取任何他所认为合适的书面形式表达。这些书面形式一般有：（a）同意投资协议中的“中心”条款。（b）同意国内投资法中的“中心”条款。但尚须外国投资者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方可生效。（c）东道国与当地公司之母公司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解决。东道国批准设立当地公司并规定有将当地子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的投资申请书，可构成东道国与当地子公司之母公司之间的同意。 (d) 政府与受让外国公司之间相互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解决。此受让外国公司是指东道国政府批准将享有“中心” 仲裁权利的当地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此外国公司。由于当事人双方作出了同意，也即允诺承担义务，那么即使在缔约国退出《公约》后，该国或其国民对于以前所作同意也不得撤销。但同时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缔约国主权的限制。（e）同意双边投资协议中的“中心”条款，如：“缔约各方兹特同意把缔约一方和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之间的任何争端。提交中心…加以解决。”
（三）．审查条件与原则
1、甄别权
在缔约国作出同意“中心”管辖的允诺以后，他们并不能最终决定争端是否能依他们的意愿而交付“中心”管辖， 秘书长还有甄别权。争端一方在争

端发生后须向“中心”秘书长递交调解与仲裁申请。当此申请由“中心”秘书长予以登记后，即可组成专门仲裁庭或调解委员会，履行调解与仲裁程序 。根据《公约》第三章第28条和第四章第36条的规定秘书长可行使一种专属权．可以根据申诉人提交的上述申请的内容，决定是否予以登记。如果他认为该项争端显然不属于“中心”管辖权范围以内。则有权拒绝登记其申请，此项专属权即为秘书长的甄别权。
这种甄别权的行使助长了调解委员会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的意愿，而使不少国家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诉难以实现。
2、“外来控制”规则
在法人国籍确定中的论述中已提到有关“外来控制”的规定。但是公约没有给“外来控制”下定义，而由“中心”仲裁庭解释，因而给仲裁庭自由裁量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从而为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提供了成为“中心”当事人的机会。“中心”仲裁庭总是利用这一原则寻找各种依据，以此扩大“中心”的管辖权。但是，缔约国可以利用书面形式在法人国籍的确立问题上声明自己的态度，并强调中心是不绝对排除东道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但在当地救济用尽之后，投资者有能力直接进入国际机构而对东道国提起诉讼，使争议在国际层面上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予外交保护或提起国际要求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正当。因而《公约》第27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对于它本国的一个国民和另一缔约国根据本公约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的争议，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请求，除非该另一缔约国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议所作出的裁决。”该条第2款规定：“在第一款中．外交保护不应包括纯碎为了促进争端的解决而进行的非正式的外交上的交往”。不能否认中心创设了一个投资者和东道国都能接受的国际法庭，排除投资者本国政府对投资争议的介入，使投资争议非政治化解决，这也是解决投资争议方式发展的大趋势。
七、ICSID的法律适用问题
“中心”的法律适用问题是“中心”仲裁公正的保证。
《公约》第42条对“中心”法律适用原则规定如下：“一、仲裁庭应依据争端当事人间协议的法律准则裁决争端。如无此项协议，仲裁庭应适用当事国之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准则。二、仲裁庭不得因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含糊而裁定不予处断。三、本条第1款、第 2款的规定，不影响仲裁庭于双方当事人同意时，依公平和善意的决定的权力。” “中心”的法律适用问题是由《公约》第42条加以规定的，但《公约》第42条的规定在实践中产生了以下问题：

1、依公平和善意的决定的权力(公平与正义原则)
《公约》第42条3款规定：“本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不影响仲裁庭于双方当事人同意时，依公平与正义原则裁决争端的权力。”
公平与正义原则最早产生于罗马法，以后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 中肯定下来，成为民法上的一项原则，在许多的国际公约、仲裁规则中都可以见到。这项原则的含义一般是指仲裁人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不依照法律规定，而根据其它公平合理的标准作出具有拘束力的裁决。
鉴于现实的客观性及大多数法条具有兼容的特性，公约就运用法律技巧给法律适用者留出了一定的“行动空间”， 然而仲裁员仍必须在公约所确定的价值范围内进行解释，而不是进行自由评判，以改变“公平”与“正义”的原意。德国著名法学家威斯特曼有一句名言，即：”司法就其本质而言是法律的价值运用，而不是法官的独立评判“ 。 即使公约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条款以供适用，法律适用者（如仲裁员）又在无法类推的情况下 ，也必须在此公约的整个体系的价值范围中进行解释。 在这种“行动空间”中使用原则和已判定的著名案例群来作为辅助手段进行解释就是合法的。
但问题是，在公约给予的空间中，原则的适用往往并不是单个。假设有几个原则均可适用，那就有一个原则的适用的冲突问题。因为各个原则的价值层次，深层目标，结构功能均有不同，在适用时冲突是难免的，况且条约一抽象，就往往与以原则形态出现的此法规的价值基础难以分开阐述，当然这不是这儿讨论的方向。鉴于讨论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在适用时平衡原则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公约法条特权”的总则。首先，即法律运用者有义务先检查使用的原则是否已被公约具体化了，也就是说要寻找出哪些能使原则具体化的法规法条，如果公约已用具体法条将原则具体化了，那么原则之间的冲突在选择具体特定的法条时就得到了解决；其次，倘若原则没有被公约以法条形式具体化，那么遵循的原则是：具体的，特定的原则先于抽象与普遍的原则加以适用。除非是一个绝对的原则（比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利机关的义务”之类的原则）排除了所有的普遍与具体的原则 。如授权法院可以依公平与正义原则判案，即授权法院可以不遵从法律判案，这有可能使判决的作出是基于独立于法律、甚至有悻于法律的公平与诚信。没有法律所给予的“空间”，原则的适用就不应该进行。如果无限制地使用原则，就会导致条约的平均化，同样化，从而导致法律的无效，因而原则的滥用在仲裁生活中会使条约变得毫无意义，使所有权力落入仲裁员手中。虽然仲裁员并非非得偏离适用法律，而只是允许这样做。这样一来，“公平”与“正义”的标准就完全取决于仲裁员个人的观点与看法，因此仲裁员本身的立场就十分重要了，其“公平”与“正义”的裁决结果是否“公平”、“正义”也就难以预料了。因而对于该项原则的适用持谨慎的态度是有法律依据的。

2、国际法与国内法
《公约》第42条第一款规定：“一、仲裁庭应依据争端当事人间协议的法律准则裁决争端。如无此项协议，仲裁庭应适用当事国之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准则”。
发展中国家认为，到东道国投资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业已同意将投资合同的一切置于东道国的国内法管辖之下在当事各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庭应该适用当事国的国内法。而发达国家则反对把国内法限定为东道国法，区域会议主席A·布罗切斯强调：“国内法一词

并没有明确局限于东道国的法律，因为冲突规则有时可能导致适用不同的法律。”“国内法的选择应由仲裁庭按照国际私法的适当规则予以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准据法当然是资本输入国的国内法，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诸如许可证和专有技术协议适用什么法律则是有争议的”。 主席A·布罗切斯还指出：“第一、ICSID公约是为了创立一个国际机构，仲裁庭有权适用国际法是合乎情理的；第二、尽管国际仲裁庭应首先考虑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因为这种投资关系首先就应适用这种国内法，但在这种国内法违反国际法时就应将其搁置一边”。美国代表指出：“虽在通常情况下是适用国内法，但‘草案’规定适用国际法的可能性仍很重要。因为根据‘草案’第28条，缔约国应放弃外交保护权。”德国代表则认为：“草案提到国际法是至关重要的。它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并且这类合同（即国家与私人投资者的合同）的发展趋势是适用国际法。”
事实上,这不仅是法津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而且也是不同的政治、经济观点的冲突。如果按美国法学家发明的最密切的联系原则(来源于德国法学家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的本座说), 那么投资争议也不适用于国际法而适用东道国法解决争端，理由为东道国法与投资争议有最密切的联系。此外东道国可要求明确规定国际法的定义和适用范围，特别应指明仲裁庭究竟是依照国内法还是依照国际法来判断国有化和征用的是非曲直，并作出一方当事人是否侵权的决定。事实上，选择国内法的情况分两种：“一是缔约国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贷款契约，大部分是选择放款人所属国的法律，少数选择属于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国法律。二是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协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协议，都是规定适用东道国国内法。”实践中，大多数订有中心条款的投资协议是规定适用东道国法的 。不过有许多协议把选择的东道国法律“稳定”或“冻结”在订立契约时刻的法律（如税法），或者订有制约东道国政府的条款（由东道国审批而生效），或者强调不能违反投资国的本国法，力图使契约有利于投资者。这需要引起注意。
依42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无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仲裁庭应该首先适用东道国法，然后才可以考虑适用国际法，而无权直接适用国际法，二者之间的这一先后顺序已成定论，并无异议。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相互冲突的情况下何者优先的问题，是争论的焦点。虽然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法律的两个体系，但是国内法的制定者是国家，而国际法也是由国家参与制订的，因此不管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还是国内法也不能优于国际法都是对主权的不同程度的否定，所以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但是不能以国际法来审查、纠正国内法。

3、禁止裁定不予处理原则
《公约》第42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庭不得因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含糊而裁定不予处断”。各国法律学者把这一规定总结为“禁止裁定不予处断原则”。
《公约》作出如此规定，其优点是防止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对某一问题无明文规定时，仲裁庭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借口对争端不予处断，使得他们因投诉无门而蒙受损失。缺点是，这种规定也同时助长了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点对立法不无完全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但是，“第一，第42条2款明文规定，只有在规定应适用的法律欠缺或含意不明时，才能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或跨国法进行仲裁；但目前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日臻完善精确，因而真要靠一般法律原则或跨国法来填补或解释可适用的法律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第二，即使中心仲裁庭有机会适用并发展了新的一做法律原则，它们也不能取代东道国国内法或其规定可适用的其它法时。如果它们得不到各缔约国的广泛支持，更是毫无价值。”

八．ICSID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1．“中心”仲裁裁决的拘束性、终审性
《公约》第53条1款规定：“裁决对双方有拘束力，不得进行任何上诉或采取其它除公约规定外的补救办法。除依照本公约有关规定予以停止执行的情况外，每一方应遵守和履行裁决的规定。”《公约》第54条规定：“一、每一缔约国应承认依照本公约作出的裁决具有拘束力，并在其领土内履行该裁决所加的财政义务。正如该裁决是该国法院的最后判决一样。具有联邦的缔约国可以在联邦法院或通过该法院执行该裁决，并可规定联邦法院应把该裁决视为其组成的一州的法院作出的最后判决。二、要求在一缔约国领土内予以承认或执行的一方，应向该缔约国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主管法院或其它机构提供经秘书长核证无误的该裁决的副本一份。三、裁决的执行应受要求在其领土内执行的国家关于执行判决的现行法律的管辖。”
从上述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公约》的规定排除以往的做法：
首先，公约否决了各缔约国以公共秩序保留为借口对裁决的不予承认和执行。《公约｝）规定，“中心”裁决被视为缔约国法院最终判决，只需向缔约国有关法院或其它执行机构提供一份经秘书长核证无误的裁决副本，该缔约国就应予承认和执行。外国学者沙赫特评论到：“这个简单的程序消除了存在国内法中以及其它国际公约中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问题，根据ICSID公约，对于中心裁决具有拘束力的性质没有任何例外，各缔约国法院的任务纯粹是帮助执行中心裁决。”
其次，公约否决了国际习惯法。依据国际习惯法，一个国家及其法院对于非本国法院作出的裁决应视为“外国裁决”。为维护本国司法权益，对于“外国裁决”在本国领土上予以承认和执行要进行一定的审查，包括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以视其与本国的法律原则及本国国家利益有无抵触，如果有抵触则可以正当理由不予承认和执行该“外国裁决”。
第三，公约也否决了有关公约和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例如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作出裁决的国家或在按照一国法律作出裁决的这个国家，基于

一定理由请求撤销裁决。
第四，《公约》甚至也否定了采用英美判例法国家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一般做法。采用英美判例法程序的国家，对一般的外国判决不直接执行，而是把它作为向执行地国法院重新起诉的根据，经当地法院审理后，如认为与当地法令并无抵触之处，则由当地法院作出一个与其内容相同的判决，然后根据一般的程序予以执行。故从法律形式上说，它执行的是本国法院的判决而不是外国法院的判决。
“中心”仲裁裁决的执行是“中心”仲裁的关键环节，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益的具体实现及受损害一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由于以往的国际惯例和国家间仲裁在裁决执行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弊端，致使败诉一方往往以各种借口（诸如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仲裁庭适用法律不当。裁决不公正或具有明显的错误等等）不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裁决，因此造成败诉一方往往成为最后的裁决者。“中心”为了避免以上的弊端而做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以在维护缔约国的主权权利及各缔约国在执行“中心”裁决上的强制性之间找出一条最佳途径。使承认和执行“中心”裁决对缔约国具有绝对的强制性。体现了其拘束性，其终审性的特点。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存在的不同的，《公约》不可能规定各缔约国执行裁决的固定的和统一的方式，因此要求各缔约国根据自己的法律规则来满足《公约》对“中心”裁决的执行要求。《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其领土内对“中心”裁决的执行，受该国关于执行判决的现行法律的管辖。
如我国澳门及国内法院为争取投资争议的优先管辖权就应首先利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标准条款》第五节19条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将争端交付“中心”仲裁的同意被视为排除任何其它救济办法。但是，东道国可以规定事先用尽当地救济办法为其同意交付仲裁之条件。下列条款用于该情形”：“在［投资者姓名］按照本协议规定开始仲裁程序之前，必须用尽，。”
其次，还可以声明“不排除其它救济的协议”。《公约》第二十六条第一句规定双方将争端交付仲裁的同意“除另有规定外，应视为排除任何其它救济办法而交付上述仲裁。”既然本规定允许双方另作规定，则双方可规定如下条款：“载于中的将争端交付‘中心’仲裁的同意不排除双方任何一方诉诸以下其它救济办法：。当上述其它程序仍进行时，不得开始《公约》规定的任何仲裁程序。”
第三，为维护对投资争议的专属管辖权。因此，可以利用“中心”仲裁的争议领域是由各缔约国自主决定的 机会，来明确指定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有关国家主权行为及有关国家自然资源方面的争议许多国家不交予“中心”仲裁。在我国涉及到国家主权行为是指下列三类争议：1）有关国有化或征收措施合法性的争端；2）有关我国现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引起的争议；3）有关我国执行机关对外国投资者违法行为依法制裁引起的争议。
第三、利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选择适用我国法律来解决争议。
《公约》42（1）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为了防止仲裁庭背离法律或适用中国澳门及内地所不能同意的一些法律原则来进行仲裁，我国澳门及内地有必要预先选择好仲裁所适用的法律（如中国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这里当然包括在内地的澳门与大陆的三资企业）。但外商投资企业涉及关于“外来控制”问题。但此也需体现意思自治原则，也即合营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若要成为“中心”仲裁意义上的适格的程序当事人，尚须我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双方同意因“外来控制”的原因，将他们视为他缔约国的国民。当然外商独资企业（WFOE），即使其为中国法人，但其“外来控制”因素十分明显，它完全由外国投资者来投资、经营管理，可以考虑将外商独资企业视为《公约》意义上的另一缔约国国民。

2．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与补救措施
《公约》第27条1款规定：“缔约国对于它本国的一个国民和另一缔约国根据本公约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仲裁的争端，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除非该另一缔约国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端所作出的裁决”。 《公约》第64条规定：“缔约国之间发生的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有关本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议，可提交到国际法院，除非有关国家同意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
从上述可以推定：1、如果有争议一方投资者拒绝履行对己不利的裁决的情况发生，则争议缔约国可以依《公约》第54条规定在第三国（只能为缔约国）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裁定；2、《公约》第64条规定排除了拒绝履行对己不利裁决一方所能适用的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并给对方的缔约国或其它缔约国依第64条规定到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上述规定表明，各缔约国对承认与执行“中心”裁决负有义务，否则将承担国际责任，而各缔约国法院和国际法院对于投资者的强制力也是决定性的。为了避免国家间的仲裁产生不当裁决，《公约》在第四章第五节中规定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它包括解释、修正、取消裁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中心”裁决存在疑义时，只能采取上述《公约》规定的方法进行救济。根据《公约》第50条规定，如果双方对裁决的意义或范围发生争端，任何一方可以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裁决作出解释。如有可能，该项要求应提交作出裁决的仲裁庭。如果不可能这样做，则应组织新仲裁庭。仲裁庭如认为情况有需要，可以在它作出决定前停止执行裁决；对裁决的修正（《公约》第5l条规定：争端的任何一方可以根据发现一些其性质对裁决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而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修改裁决。但必须以在作出裁决时

，仲裁庭和申请人都不了解事实为条件，而且申请人不知道该事实并非由于疏忽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如果认为情况有需要，可以在作出决定前，停止执行裁决。而申请人亦可在申请书中要求停止执行裁决。直到仲裁庭对该要求作出决定为止；关于裁决的取消（《公约》第52条规定）是指任何一方当事人可基于下述一个或几个理由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取消裁决（1）仲裁庭的组成不适当；（2）仲裁庭显然超越权力；（3）仲裁庭的成员有受贿行为；（4）有严重背离基本的程序规则的情况；（5）裁决未陈述所依据的理由。

注：原文在2003年第13期澳门《法域纵横》上发表过（中葡文），也为人大复印中心《海外法学》第3与第4/2004转载。网站已将此文的脚注略去。此作者现在澳门大学法学院任职，博士导师，email:[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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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曙海主编《国际经济贸易条约总览-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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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母公司在中国建立“投资公司”的法律问题演讲范

一、导论 1
二、“投资公司”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形式 2
三、投资公司的设立方式 3
四、成立投资公司的条件 3
五、投资公司设立的程序 5
六、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 6
七、投资公司的机构与解散 9
八、结语 13

一、导论
由于在中国大陆设立代表处（representative office）不能使大型公司或企业完成其经济目标，因为根据《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仅容许从事非直接经营性活动。比如仅能代表该企业进行其经营范围内的业务联络、产品介绍、市场调研、技术交流等业务活动，所以大型公司往往通过在经济特区设立子公司或者分公司来解决一系列经济与法律问题。
在中国除了不少外资企业 设立三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与独资企业）外 ，按照2003年7月10日后生效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7条的规定，澳门地区（包括港台地区）的投资者在大陆还可以设立“投资公司”。以往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解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二）》、《关于修改<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及其补充规定的决定》规定在2003年7月10日后同时废止。

二、“投资公司”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形式

按法律规定的定义，投资公司系指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问题是投资公司在法律上是什么样的公司。从外表上看，它可以是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由于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指持有其它公司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并对其实行控制的公司。控股公司近似母公司，两者在控制股份上相同，但是，控股公司必然是母公司，而母公司不一定都是通过股权持有对子公司实行控制。由于外国投资者（包括澳门投资者） 在中国设立的投资公司往往是有控股性质的公司，所以称他为控股式母公司比称为“投资公司”为好。但是控股公司又可分两种：一种为纯粹的控股公司（pure holding company），其设立目的是为了掌握子公司的股份并对其控制；另一种为混合控股公司(holding operating company)，它除了控制公司的经营活动外，还自身从事经营活动。从《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中对经营范围的规定来分析，这种“投资公司”是一种混合控股公司。
而这种混合控股公司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第2句规定仅能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也就是说除了有限责任公司，不能采取其它的企业或公司等形式。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第1句第1种与第2种情况，此种投资公司可以是独资的或合资的形式, 也就是说，此种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是仅具有一人股东的或有多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三、投资公司的设立方式

首先，按照此规定的第11条（1）可以看出四种可能设立的方式：a) 外商直接单独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b)与其它外国投资者共同投资；c) 与中国投资者共同投资； d) 与其它外国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共同投资。
其次，可以通过事后设立的方式建立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合资的有限责任“投资公司”。也即，其它形式的外商企业也可以通过股权的安排事后按上述的方式设立。投资性公司也可以将其投资者或其关联公司及其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的企业的股权部分或全部收购（比如将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全部买下，也即:Mantelkauf），以便独立或另设其它投资公司。
再次，是通过托管的形式来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比如一人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人或多人成立一个一人公司，然后将公司的资本转给委托者。这种情况在国外是经常使用的。在中国还在实践阶段。但这里的问题是：按澳门民法典第232条和按德国民法典第117条规定，这种做法是否是一个对托管者而言无效的虚假的交易呢？本人认为，由于这个“稻早人”（托管者）按托管合约须将所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均转给幕后者。所以，对幕后者而言这个公司成立合同可以不认为是德国民法典第117条意义上的虚假的交易。由于中国的学理与判例的解析往往以德国法学理论为基础，加上德、葡、中国大陆与澳门特区同属一个法系，很多地方也继承并受到德国的法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因而对此的看法大同小异。

四、成立投资公司的条件

成立外商投资公司的条件是：
1、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申请前一年该投资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四亿美元，且该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超过一千万美元，并有三个以上拟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已获得批准。
或者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该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十个以上从事生产或基础设施建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超过三千万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应为一家外国的公司、企业或经济组织，若外国投资者为两个以上的，其中应至少有一名占大股权的外国投资者符合上述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 。符合上述第1款与第2款规定的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名义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一人公司）。但是，以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名义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其母公司须向审批机关出具保证函，保证其子公司按照审批机关批准的条件完成对所设立的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的缴付，并保证该投资性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时的注册资本的缴付和属于该母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的技术转让。

2、中国投资者与外方合资设立投资性公司的，中方应为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申请前一年该投资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
3、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三千万美元。
4、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外国投资者符合上第1点中1-2款的规定条件的，该外国投资者须向审批机关出具保证函，保证其所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时注册资本的缴付和属于该外国投资者或关联公司的技术转让。
5、其它需要注意的设立条件为：
a)外国投资者须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其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或因转股、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中国投资者可以人民币出资。外国投资者以其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出资的，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完税凭证。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缴清。
b)、 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中至少应有三千万美元作为向其投资 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资，或作为向其母公司或关联公司已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已依法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手续）未缴付完毕的出资额的出资，或增资部分的出资，或用于购买中国境内内资公司股东的股权。
c)、 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三千万美元，其贷款额不得超过已缴付注册资本额的四倍。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美元，其贷款额不得超过已缴付注册资本额的六倍。投资性公司因经营需要，贷款额拟超过上述规定，应当报商务批准。

五、投资公司设立的程序

程序上分为两部分：
第一、投资者应将下列文件经拟设立投资性公司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外经贸部门初步审核同意；
第二、 商务部审查批准。
具体需要提交的文件有：
（一） 设立合资的投资性公司的项目建议书、投资各方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设立独资的投资性公司外国投资者签署的项目建议书、外资企业申请表、可行性研究报告、章程；
（二） 投资各方的资信证明文件、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 外国投资者已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复印件）；
（四） 依法审计的投资各方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
（五） 依据本规定第五条应提交的保证函；
（六） 商务部要求的其它文件；
上述文件除已注明为复印件的，一律应为正式文件。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应出具法定代表人的委托授权书。委托依法设立的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申请手续的，应出具由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授权书。

六、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

首先可以将投资公司经营的业务规定分为：1、投资公司成立后一般许可的经营范围；2、投资公司营业后，经申请后扩大的经营范围； 3、投资公司禁止的经营范围。

（一）、投资性公司许可的经营范围

1、 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2、 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 提供下列服务：
1）、 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2）、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
3）、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
4）、 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3、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4、 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
5、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投资性公司可向其所投资设立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6、投资性公司可以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持有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资性公司也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持有境内其它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资性公司应视为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起人或股东 。

（二）、投资公司营业后，经申请后扩大的经营范围

投资性公司设立后，依法经营，无违法纪录，注册资本按照章程的规定按期缴付，投资者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额不低于三千万美元且已用于其所投资企业的投资的，投资性公司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外经贸部门审核同意，向商务部提出申请（需报送的文件有： 投资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正本；投资性公司董事会决议正本；修改后的投资性公司章程正本；投资性公司的批准证书的复印件、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正本；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所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正本），获批准的，还可依其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经营下列业务：
1、 受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开展下列业务a、在国内外市场以经销的方式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b、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运输、仓储等综合服务。
2、 以代理、经销或设立出口采购机构的方式出口不涉及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国内商品；
3、 购买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外销售，如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完全满足系统集成需要，允许其在国内外采购系统集成配套产品，但所购买的系统集成配套产品的价值不应超过系统集成所需全部产品价值的50%；
4、 为其所投资企业的产品的国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投资性公司、其母公司签有技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
5、 在其所投资企业投产前或其所投资企业新产品投产前，为进行产品市场开发，允许投资性公司从其母公司进口少量与所投资企业生产产品相同或相似的非进口配额管理的产品在国内试销；
6、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服务；
7、 为其母公司生产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8、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

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性公司进口系统集成配套产品或者进口试销产品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并应使用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中的现汇出资、外汇利润或境外外汇借款资金。上述进口金额每年累计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中现汇出资的35%。当年进口金额未超过公司注册资本中现汇出资的35%的剩余部分，不得转入下年度使用。

（三）、投资公司禁止的经营范围
　
投资性公司不得直接从事生产活动 ，并禁止在国家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进行投资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1、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2、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破坏自然资源或者损害人体健康的；3、占用大量耕地，不利于保护、开发土地资源的；4、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5、运用我国特有工艺或者技术生产产品的；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当然，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已列为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1、技术水平落后的；2、不利于节约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3、从事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探、开采的；4、属于国家逐步开放的产业的；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七、投资公司的机构与解散

（一）、投资公司的机构
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机构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同，也即有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
由于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可以有独资的形式，所以就有了一人控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按公司法第2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说，公司法并没有涉及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以外的外商可以单独投资设立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按照2000年修正的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的规定及其它的相关规定，外商也可以单独投资设立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但问题是投资公司不能像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那样从事生产性行业，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等规定对其不适用。只有专门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加以规范。如何在适用时平衡法规之间的冲突呢？所以我们需回到了“立法特权”的总则 。首先，即法律运用者有义务先检查使用的法规是否已被立法者具体化了，也就是说要寻找出哪些具体化的法规法条，如果立法者已有具体特定的法规时，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倘若两个法规具有相应的规定，那么具体的先于抽象与普遍的规则，比如外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一起适用时，外资企业法是特别法，公司法是一般法，两者发生冲突应适用外资企业法。除非是一个绝对的法则（比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利机关的义务”之类的法则）排除了所有的普遍与具体的法则 。这样似乎《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可以优于《公司法》适用。但问题是：《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是由国务院所属的机构（商务部）的行政法规（外资企业法是人大颁布的），《公司法》是根据宪法由人大颁布的。那么具体的先于抽象与普遍的规则还能不能适用，如能适用，那么是否有行政规范修正人大立法规范的问题？是否有国务院所属的机构行政权修正人大立法权的问题？中国以后是否有宪法法院式的机构 来撤销相关的行政法规（抽象行政行为）。但如参照外商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似乎《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并不违反立法者的原意。那么可以认为，按照上述已论述的外资企业法是特别法，公司法是一般法，两者发生冲突应适用外资企业法的规则（按照2000年修正的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的规定及其它的相关规定，外商也可以单独投资设立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而《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是按照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的规定及其它的相关规定制定的，因而行政规范修正人大立法规范的问题并不存在。所以，如果探究立法者的原意的话，立法者不但容许独资的生产性责任有限公司，也容许非生产性的投资性公司设立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这样，按照一般的具体的法规优先的原则，外商就可以建立有别于公司法第20条的公司，也即可以建立一个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可以称为一人有限（混合）控股责任公司。但在中国称为投资公司。
投资式的一人有限（混合）控股责任公司的机构与其它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有些区别。他的股东会只有一个股东，股东会决议也由此股东签署。他同时也是董事。由于一人公司之“所有”与“经营”多数是不分离的，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分离难以考察，且一人公司通常都是股东直接经营公司，而股东同时又享有有限责任特权，这违背了一般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所必须遵守的分离原则（“无支配即无责任”） 。而且公司的股东因可以直接控制公司，则不免任意以不当方法或不当目的将公司财产转移于自己或他人，公司的独立人格令人怀疑，这种公司形态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机会。这方面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将会对此采取监督措施。其中欧盟在公司法第12号指令、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基本出资的缴纳）第4款规定、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5条（董事代表）第4款及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8条第3款的规定以及德国有“直索”理伦（Durchgriff）和美国的揭开法人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的理论与实践均对中国有借鉴价值。

二、投资公司的解散
投资公司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成的，所以公司的解散（dissolution）也即公司法人资格的消失，按公司法的规定办。由于此投资公司在中国设立，所以适用中国的公司法。投资公司只有经过清算这一法律程序，才能解散。投资公司在清算的过程中，不能视为解散。
按中国公司法规定， 首先，公司存续期满可以解散。投资公司存续期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17条 规定，按投资性公司拟设立的项目性质，并按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的规定核定投资性公司的期限。
其次，公司据以设立的宗旨业已完成或根本无法实现其宗旨或因其它原因，按公司法第38条11点股东会可以就公司解散、合并 作出决议。或者由董事会提出解散公司，股东会决定此事。在公司法上一般称为公司自愿解散（voluntary dissolution）。
再次，按公司法第189条规定：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投资公司 因破产而必须解散公司。但因破产而解散公司适用中国的破产法（当然中国的破产法宣告的效力一般不及于债务人在国外的财产），其程序应受相应法院管辖。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253条扩大了中国的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法院适用破产案件时，除了使用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外，也可参照破产法。将要颁布的破产法会作出统一的规定。
第四，按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并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以上的第三与第四点属于公司的强制解散（compulsory dissolution）。

八、结语

2003年7月10日后生效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与以前相比，投资领域和出资方式等有所放宽：
1、 比如明确提出外商投资性公司可以作为发起人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持有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外，还新增了投资性公司也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持有境内其它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法人股。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2、 再如，在经营范围方面，新规定增加了投资性公司可以为其投资的企业或投资者提供企业内部人事管理、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而对于那些设立后注册资本按期缴付并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且用于其所投资企业投资的投资性公司，还可申请增加参与有关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等经营项目。
3、 在出资方面，新规定允许投资者可以用自由兑换的外汇、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因转股或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出资。

但是，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美元并需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缴清的标准并没有降低；在投资各方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前加上了依法审计的规定，显然对跨国公司来说，要求比原来更严格了。不足的是独资建立一人投资公司的监管必须加强，对破产问题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法规。

注：原文在2004年第2期《澳门研究》上发表过。网站因格式问题将此文的脚注略去。此作者为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现在澳门大学法学院任教，有博导资格，email:[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1. 中国公司法、外资企业法、《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
2. 范剑虹拙著，“对澳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立法与司法的初步思考”，《新澳门论丛》2003年，163-176页。
3. 范剑虹 主编：《国际金融法》导读（5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范剑虹拙著，“欧盟的比例原则及在澳门的借鉴”，载：米健/李丽如主编：《澳门论丛》 1/2001,法律出版社,第 193-194页。
5. [德]Robert Alexy, Zum Begriff des Rechtsprinzips（“法学原则的概念”）, in:Rechtstheorie, Beiheft 1,1979.
6. 范剑虹拙著， “德国宪法法院法及其借鉴”，载：胡建渺主编，朱新力/范剑虹/章剑生 副主编，《宪法学十讲》，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7. 范剑虹拙著，“国际投资的模式与方式”一章，第33-34页，载：范剑虹 主编：《国际投资法》导读（59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澳门 ，我们祝福你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历史的列车，载着曾经的荣辱，带着深沉的思索，即将驶入一个新的世纪。

二十世纪像一首歌，有高音也有低调；二十世纪像一条路，有平坦也有坎坷；二十世纪，沐浴着科学之光，又渴望清新的空气；二十世纪，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呼唤着和平的橄榄枝。二十世纪，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血泪，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抗争和奋斗，更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崛起。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看见了侵略者的铁蹄曾经践踏过我美丽的山河；鬼子的飞机曾在华夏上空狂暴肆虐；那一把把闪亮的刺刀曾向我父老兄弟刺去……我们脸上流着泪,心中淌着血，悲愤、耻辱！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看到了那悲壮的一幕：64年前的今天，北平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喝着“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从此，“一二九”这个光辉的名字永远地烙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同样有着自己的骄傲。我们看见了那一面面铁钽精神筑就的“血胆钢墙”，将无耻的恶狼们永远地挡在了祖国的门外。看见了那颗颗赤心换来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上。看见了那打破苏美核垄断的蘑菇云，听到了那响彻太空的东方红，也望见了香港岛上那盛开的紫荆花。历史的长河滚滚东流。五十年，我们用辛酸换来了愉悦，心中的耻辱变成了自豪：祖国强大了，人民才不受欺啊！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没有忘记，中国的南海岸还有一张石桌的裂痕没有抚平，还有一只漂泊了四百多年的燕子没归剿。155年前，雷电交加的那个夜晚，那张带着耻辱的，用来签订条约的石桌被震裂，从此，燕子开始漂泊。要知道，那声惊雷是神州轰隆隆倾诉的天怨人怨；那闪电，就是中国人民杀敌的刺刀，是炎黄子孙愤怒的呐喊！

如今，祖国已巍然屹立东方，今世人刮目相看。她要用巨手抚平那石桌上的裂痕，唤回那漂泊多年的燕子。终于，百年之梦写出了联合声明，百年之梦谱写了2000年的希望之光，我们看见燕子飞回来了，穿越泪水，穿越沧桑，一翅打开自豪，一翅叙展富强，飞回来了！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望见了昨日的辉煌，也拾起了曾经痛苦的记忆碎片。让我们收回眼光望向前方：新世纪的大门正缓缓开启——近了，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正等着我们年轻一代去开创!相信在科技之光照耀下，我们会比前人做得更好，也相信新一代的我们能把握好和平的橄榄枝，铸剑为犁，让战争沉睡吧！

让这永恒的世界和我们共度，让空气和阳光充满真爱，让我们对着地平线初升的太阳齐声高呼：“澳门 ，我们祝福你！2000年，祝你更精彩！”

九八级十班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论澳门的缔约前过失 _ 德国法学的贡献

/ 立法者与法官在按良好的法理去创造法律进步的活动时，必须具备三项条件，"即，（1）所提出的规则能适用于一定的案件类型（Falltypus）。（2）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的结合，系基于法律上的考虑，旨在实践一项实体的法律原则（Ein materialles Rechtsprinzip）。（3）所创造的规则必须能与既存在法律秩序融为一体，契合无间，以维护法律秩序内在的一致性"
- 卡尔· 拉伦茨 （Karl Larenz）, 《法官造法的成功特征》，1965版,第 13页下。.



目录
第一节、导论
第二节、学说的产生、概念的界定及其归属
第三节、缔约过失的三大案例群
第四节 CiC的构成要件
第五节 结论



一、导论

拉伦茨认为立法与法官所创造的规则必须能与既存在法律秩序融为一体，契合无间，以维护法律秩序内在的一致性。在第一与第二部分中我们来讨论缔约过失是否符合以上的标准。

因合同形成阶段之过错而导致损害赔偿的责任，这早已在德国的司法判例与学说文献中得到认可。以前德国将其视为习惯法，在新的债法（第311第二款，第241第二款）中作了明文规定。澳门典第二百一十九条 （在合同形成阶段之过错）规定:“一、一人为订立合同而与他人磋商，应在合同之准备及形成阶段内按善意规则行事，否则须对因其过错而使他人遭受之损害负责。二、上述责任按第四百九十一条 规定完成时效”。它是指在契约未成立时，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违反了从特别的义务关系(besonderes pflichtverhaelt -nis)中产生的行为义务，致使他方蒙受损失，依法应承担的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对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留下一个缺口的补充。
众说周知，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中的债务关系的产生限于因合同的缔结及限于通过单方的法律行为 和基于法律的关于侵权, 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等的明文规定。 但在对合同债务与法律明文规定的债务划定了界限的同时却留下一个问号：即，在契约未成立时，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违反了特别义务关系(besonderes pflichtverhaeltnis)中的行为义务时，应如何处理？比如：外商与某中国公司有长期业务关系，并正在谈判签定一买卖合同，外方希望中方到国外作进一步谈判并签定一买卖合同，但当中国公司代表到了国外后，此外商无故不来参加谈判，此代表在等待无望时，经了解是因外商在一月前已与其它客户签定了这种买卖合同，却又忘了让秘书通知中方不必来国外。中方作为受害人在契约尚未成立时，受害人不能援用违约责任使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由于对方与中国公司有长期业务关系，并在谈判签定一买卖合同，理应在与他方签约后，即一月前通知中方不必来国外。中方问：可否在根本没有正式缔约情况下赔偿他所付的旅差费。又如：甲要从乙那儿购买宝马轿车(BMW)，甲与乙同车并由乙来试车，由于乙的重大过失，宝马轿车中途出现障碍，因是晚上，甲不得不从郊外坐出租车回家。与上述案例一样，甲与乙不但无购买宝马轿车的合同，即：不能援用违约责任。而且由于乙也没有损害甲的绝对权（如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等），侵权行为法规定不足保护当事人在缔约阶段的利益，因为侵权责任不以当事人之间存在任何信任关系为前提，而它保护的权益仅限于物权、人格权等绝对权而非信赖利益，加上在此对方也无违反善良风俗和相关法规之处，甲似乎无法提出赔偿。但甲认为这在法理上有缺陷，问其昂贵的出租费是否能从乙那儿获得赔偿。
这儿就提出了在合同之准备及形成阶段内是否需要有规则和义务，即：缔约过失责任问题。立法者与法官在按良好的法理去创造法律进步的活动时，必须具备三项条件，"即，（1）所提出的规则能适用于一定的案件类型（Falltypus）。（2）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的结合，系基于法律上的考虑，旨在实践一项实体的法律原则（Ein materialles Rechtsprinzip）。（3）所创造的规则必须能与既存在法律秩序融为一体，契合无间，以维护法律秩序内在的一致性" ，台大的王泽鉴教授认为缔约上过失制度的建立完全符合此三项原则。我认为最为符合的是第3条原则。因为由于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既不等同于违约责任，包括“积极侵害债权”（笔者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缔约后之过失，对此在对缔约过失界定时将予以说明） ，又不等同于侵权责任的特殊民事责任，需要在民法学中作出特别规范，是对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留下一个缺口的补充，完全可纳入契约上的基本理论体系。
澳门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九条中的缔约过失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呢？，即：如何与1.“积极侵害债权”；2. 意思表达的表达错误；3. 表达的内容错误; 4. 性质错误; 5. 传递错误; 6. 因威胁或欺诈造成的错误等相区别？它在民法体系中的归属如何？尤其是它适用哪些一定的案件类型（Falltypus）以及它的适用要件是什幺？无代理权的代理人责任的条款，以及事先的客观给付不能条款等是缔约过失责任立法形式中的特别规定，而澳门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九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规定。两者之间关系如何, 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与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需加分析与研究。限于篇幅，笔者不揣谫陋，在此仅按个人的理解来对缔约过失的内涵加以界定，并在案例的适用类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的构成要件，希望为律师及法官在分析案例时提供一个“法律公式”。


二、学说的

产生、概念的界定及其归属

对在合同之准备及形成阶段内等类似状态中所产生的问题的解决可追溯到罗马法。 在缔约过程中，一方应当对另一方负有注意义务的案例在盖尤斯（Gaio）《论行省告示》第10编中已有体现：“在看过土地之后，买卖契约缔结之前，大风将土地上种植的树木吹倒了。人们也许会问，这些树木是否也应当交给买方呢？我认为，不必交给买方——但是，如果买方并不知道树木被吹倒，而卖方却是知道的，然而并未将这点告知买方，那幺在缔结契约时，就要对这些树木进行估价，以确定本来可以给买方带来的利益”。但完整地首倡缔约过失理论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哥廷根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封.耶林(Rodolf von Ihering)。1861年，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学说年报》第四卷上发表《缔约过失,抑或无效或未臻完全的合同中的损害赔偿》 一文中提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人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不仅是已存在的,而且是已在产生的合同关系必须置于过失规则保护之下。倘若未将合同交往以敏锐的方式将其置于这种保护之下, 那幺每个缔约不免承受因他方的疏忽而成牺牲品的危险"。 缔约上的过失责任的确立是契约责任扩张适用的结果，耶林肯定了当事人因缔约行为而产生了一种类似契约的信赖关系，即，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违反了从特别的义务关系(besonderes pflichtverhaeltnis)中产生的行为义务，而使之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契约成立。
“culpa in contrahendo在德国首倡并发展，至今还处在最发达的地位，为该国法制的一项主要特色，对瑞、奥、希、日、法、意、葡 等国的判例学说或立法判例亦有深远的影响 ”，当然对日本、台湾及中国 也有影响。但中国大陆包括澳门法学界习惯将Culpa in Controhendo （以下简称为 c.i.c）译为缔约（上之）过失，但从其本意及德国的司法实践看均会有误解。从c.i.c 的内涵与适用条件着眼应将缔约上之过失理解为缔约前之过失。因为就c.i.c而言, 以下已合意的各种形式的情况并不包括在缔约上过失之内, 比如: 1.“积极侵害债权”（笔者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缔约后之过失） ；2. 意思表达的表达错误 (如将100万美元误写或打印为1000万美元)；3. 表达的内容错误 （如: 方声明投入3000万法郎并认为应投入的是法国法郎, 而接受投资方认为是瑞士法郎）; 4. 性质错误 (如:认为买了此技术能克隆,但此技术却不能克隆); 5. 传递错误; 6. 因威胁或欺诈造成的错误。c.i.c产生于合同的准备阶段，即合同谈判之时, 是建立在前合同（Vorvertrag）的基础上，不建立在已缔约基础上。尽管此处意思表达错误等也是在合同前产生, 但并非在缔约前发现, 而是在缔约后。 因而从其本意及德国、日本及台湾的司法实践着眼，上述提到的意思表达错误等不应归属于缔约前之过失。之所以将缔约上的过失理解为缔约前的过失，是因为其根本没有正式缔约,更为重要的是: 这样的理解，才能与上述其它情形，尤其是与“积极侵害债权”（pFV） 不相混同,从而保证体系的严密。当然，法律规定的具有缔约前的过失原理的条款，比如无代理权的代理人责任的条款（§261 澳门民法典），以及事先的客观给付不能条款（§395 （1）澳门民法典）会阻止C.I.C施展的余地。这是因为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aet）的原因，即, 只要另一法条有更具体规定的地方不能适用C.I.C的规定。而这并不影响cic的界定。在中国大陆由于没有pvv与pfv的概念，所以常希望扩大cic的适用范围 。但是cic主要是指（不包括司法实践中的例外）缔约前的过失。《学说汇编》的格言说得好：“知法并非掌握其词语，而是掌握含义和意图”。（“scire leges non est verba earum tenere sed vim ac potestate”） 。虽然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缔约上过失之称谓也只能顺其自然了，难以改为缔约前的过失，但我们可以从意图中了解其真实的含义 。
除了从意图中了解与界定缔约过失的真实的含义外，还需对其归属加以研究。这是为了使所创造的Culpa in Controhendo规则能与已存的法律秩序与学说融为一体，契合无间，以维护法律秩序内在的一致性。在耶林提出缔约过失责任这一著名学说后，学者们纷纷对Culpa in Controhendo的归属加以研究，并发表不同的见解，以补充Culpa in Controhendo的规则。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适用侵权行为说或扩展侵权行为法的适用说。他们认为所谓缔约过失行为实际是一种侵权行为。可以通过适用侵权行为法或扩展侵权行为法来反映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要求。
适用侵权行为法或扩展侵权行为法来处理，笔者认为还是比较保守，且难以解决问题，因为他无法保护“财产”本身。侵权行为法保护的，仅属权利。 而且对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导致的信赖利益的问题，除了违反善良风俗和相关法规可以适用之外，在实践中难以做出救济。适用侵权行为法或扩展侵权行为法来处理信赖利益的问题在法理上是有疑问的，也是有点牵强附会的。
第二种认为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既非法律行为的请求权，也非侵权行为的请求权。而是基于法律直接规定的一种特殊的请求权，即， 布洛克所倡的法律规定说。
笔者认为，法律不一定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具体地加以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仅是一个原则，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是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德国不少学者不认为直接规定缔约前的过失是必要的。它与其相对应的 “积极侵害债权”（pFV） 均被视为一种特别行为义务，这种特别行为义务是以德国民法

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为法理基础的习惯法。布洛克所倡导的法律规定说似乎宜粗不易细。缔约前的过失可将他作为一种习惯法、一种与其它许多特别义务一样的习惯法，它是法官和教授对法典的判例与学理的补充，以适应实践上复杂情形。因而我认为布洛克所倡的法律规定说仅在这一点上对法的发展不一定有好处, 因为法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过细的、不够抽象的法典会冻结法的自然延进。
第三种，耶林本人提出法律的主张的是：缔约过失的法律基础是当事人前合同的关系。另一位德国学者温彻赫德更进一步认为信赖利益损失是因违反了担保义务而引起的。我认为：实际上他们已将它归属于一种特别信任责任或特别行为义务。
笔者基本同意第三种意见。虽然契约尚未成立，但已产生前契约关系，也因此产生特别的行为义务 ，它属于违反前契约义务。这一学说可把缔约过失责任不混同于契约后的“积极侵害之债”（positiveVertragsverletzung oder positive Foderungsverletzung, 简称为 pVV 或pFV）。当然缔约过失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扩大适用的事实，即扩大适用到合同缔结后的情形，但这些情形不是缔约过失的主要适用范围， 它们仅仅是一个例外，它不能排除pVV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c.i.c是否涵盖了物的瑕疵担保。从物的瑕疵的责任担保来看c.i.c似乎是涵盖的, 因为物的出卖人应向买受人担保其物的危险责任移转给买受人时, 无灭失或减少其价值或无其通常效用或契约预定效用的瑕疵, 并担保其物在危险责任转移时, 具有其所保证的品质(质物出卖不属此范围), 但是在法律上已有规定的就不行, 比如德国民法第459条中已有物的瑕疵的责任的条款, 因而c.i.c就不能涵盖。
从归属角度，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c.i.c归属于一种特别信任责任或特别行为义务。如它在其它的条件限定下，也即在只考虑利益责任时，c.i.c可称为有别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之外的第三大责任 — 特别信任责任。但当从另一角度推断，是一种在合同缔约前，双方基于已经认真谈判或商业性安排已具合同性意向时共同的，习惯上默认的行为义务。比如，在投资合同缔约前报告必要信息的义务，在企业合并与分立中的重大事项的阐明义务，在购买常人难以了解的机器时，对其机器的性能有重大影响的内容的描述义务等等。
当然，C.I.C首先是一种习惯法 。它不但直接影响了大陆法国家, 也间接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在处理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以及定心书（Letter of Comfort）或谅解备忘录（Grundsatzvereinbarung）引起的法律责任时的见解 , 但这些与C.I.C相比，效力更低 。C.I.C的内涵与归属将会在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的融通中有进一步的发展。

上述对Culpa in Controhendo的学说的产生、概念的界定及其归属的论述显然还不等于对其案例进行了分类，更不能代替对其适用要件的具体及系统的研究。这种具体和系统的论述，有利于在诚实信用原则与交易惯例背景下，正确理解澳门民法第219条中缔约的过失，以正确地适用法律，保障交易安全。

三、 缔约过失的三大案例群

对c.i.c的含义除了理论上的表述和跟其它相关法条的界定外, 还可以从案例群的角度加以具体化, 并以法律为依据, 结合案例群的分析其适用构成要件，也即拉伦茨所提出：一个规则的提出能适用于一定的案件类型（Falltypus）。缔约过失可表现在下列三大案例群中:
第一、阻碍有效合同的缔约
也即通过应受指责的行为来阻碍有效合同的缔约。比如：故意不告知缔约合同的审批要求及形式要件 ，或者是一方以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促使本可缔约的合同无效；或者从客观上看合同的缔约已无任何障碍 ， 但一方（甲）无故中断与对方（乙）的谈判。需要注意的是对故意不告知形式要件的,原告方除了引用缔约过失外,更应该诉被告非法利用形式要件,这样对原告更有利, 因为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履行合同,而不是仅仅得到适用缔约过失时的信任赔偿。
第二．以应受指责的行为促使对方放弃合同的缔约。比如在谈判过程中，过错方以不作为或对谈判标的作出错误的声明，尤其是在企业合并与分立等重大问题上采取隐瞒与不作为 , 以促使对方失望，主动提出放弃合同缔约。
第三．对人身健康，生命及财产的前合同式的保护义务。
这是德国民法典生效后，缔约过失最早涉及的案例群。其中的香蕉皮案例比较著名。案情是：顾客去商店买东西，在商店中的打扫卫生人员不慎将香蕉皮丢在地上，以至使一顾客滑倒，最终导致骨折。这当中顾客与商店之间的法定的前合同式的买卖关系已存在，店主为了这种买卖关系安排店员打扫，也是为了承担保护顾客的义务。这里的c.i.c能够弥补有关侵权条款的不足之处。因为店主如在受雇人的选任，并在其应提供设备和工具器械或应监督事务的执行时，对装备和监督已尽相当注意的，或者纵然已尽相当的注意也难免发生损害者，在法律上店主不负赔偿责任。而按c.i.c规范范围，前合同关系是在顾客与店主之间发生，顾主难以推卸责任，也减轻了作为被伤害者的顾客的举证责任。

四、 CiC的构成要件

但是案例群对法律的运用来说仅仅是补充，我们还必须探求其适用的构成要件，也即如拉伦茨所说：立法者与法官在按良好的法理去创造法律进步的活动时，必须具备将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相结合，并基于法律上的考虑，旨在实践一项实体的法律原则（Ein materialles Rechtsprinzip）。由于C.I.C是一种由习惯法发展而来的行为义务，虽然它在澳门法第219条中已有体现，但在研究其适用要件时仍要注意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aet），即, 只要法律有更具体规定的地方不能适用C.I.C的规定，比如, 无代理权的代理人责任的条款（§261

澳门民法典），以及事先的客观给付不能条款（§395 （1）澳门民法典）中无C.I.C施展的余地 。如果可以将219条作为一般规定的话，那幺261及395（1）就可视为特别规定了。
除此条件之外, 缔约上过失的要件是什幺呢？下列就缔约上过失的构成要件作一分析：
首先要确认是否已有一个前合同式的债务关系。这并不表明所有的交往关系均需置于过失规则保护之中,而仅是指前合同基础上所产生的债务关系，而不是指一般的社交关系。比如A 出于友谊邀请B吃饭，B 没来，不适用c.i.c。它也不适用于政治行为 , 这里没有商业性的债务关系。这种前合同的债务关系往往随着谈判的正式开始而开始，或者随着商业业务关系的建立，并为此目的进入对方许可的商业区完成一桩买卖或因长期商务往来习惯（比如：澳门典第565条3的习惯）而开始。在这种信任式的类似于合同的关系中有一种习惯上公认的行为义务，即顾及到对方的人身财产等不因己方的不慎重及不负责任而受到无辜的损害，这种行为义务的精神内涵就是诚实信用。
其次，缔约上有过错一方必须是有行为能力的或者是在债务关系产生中起主要作用的代理人和管理人（当然也是有行为能力的管理人）。 这里的债权人除合同当事人之外还有受保护的第三者，第三者的权利来自于当事人以契约订定向第三人为给付，并使第三者有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
第三． 必须有一个违反前合同的行为义务的损害行为。这种损害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如无故不参加最后阶段的谈判）这种损害行为往往有以下几种：
1． 违反保护义务。如甲参加乙公司的商业谈判，在会议室因护拦已抽空而导致摔跤受重伤。甲为商务谈判而来，这一点已具商务目的，虽不一定能成功缔约合同，但已具有足够的因商务关系而产生的前合同债务关系的理由。乙方有义务按诚实信用原则顾及通常应有的安全。但如乙方负责人强调在受雇人选任与监督上已尽责时可推托其责任，而C.I.C可使推卸责任的负责人同样负有损害赔偿责任。
2． 违反声明及通知义务，包括因过失而作不正确的声明。比如甲方受地产商乙方的邀请参加土地买卖的最后正式谈判，但当甲方到国外时，乙方才告知甲方，在甲方准备来谈判时前一个月就已将土地卖给了别人，这里乙方明显违反声明与通知义务，因为虽然 每一签约者均需估计到合同能否缔结的风险，但合同一方却允许信任对方会告知并声明他无法知道的，对合同的缔结与发展产生重大决定性影响的重要消息。倘若乙方在土地卖给别人前打一电话给甲，甲就不必去国外谈判，自然不必付昂贵的旅差费。
3． 无故中断合同谈判，以损害对方利益。
如：外商甲一定要租用乙的写字楼，双方已全部谈妥，只需签约了，突然外商甲说他已租到更便宜的写字楼了。合同谈判中一方可以中断谈判，甚至不必陈述理由，但谁如果已使对方深信，合同的缔结仅仅是形式而已了，那幺无正当理由或无理由中断谈判而毁约就是一种损害行为。合同缔约自由虽然是属于应受保护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权利，但这种自由在现代社会中以不损害别人的权利或者不违反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为前提。
除了上述三种损害行为之外，在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还有其它损害行为，如具备专业知识的代理人或管理人因其建议与信息上的保证引发了前合同的信任损害赔偿，因而其信任损害赔偿的事实构成就应从被代理或被管理人延伸到代理人或管理人 。以上的保证不但指作为，也可以指不作为，比如隐瞒合同缔约前重要事实 。 这种保证本人认为不是指具备保证协议条件的保证，即不是指以其自身的资产和信誉为他人的债务担保的保证，也不是指其它的担保形式，如: 抵押, 留置，瑕疵担保，国际投资担保，国际信贷担保，浮动设押，票据保证，诉讼中与执行中的担保，而是指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与代管人在其建议与信息上的保证（作为）与不作为造成合同对方的损害。
又如，被照顾人虽与其照顾人之商业目的不一样, 同样应受保护。如: 母亲进商场买东西，她带着女儿，商场地上的一块西瓜皮使其女儿摔交受伤, 但从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看，并不因无商业目的而免除有责任一方的信任赔偿责任. 还有因表意交付方的作为与不作为引发的信任赔偿，以及合同无效时第三者的损害行为等等，因与此关系不大，不就此论述。
第四． 因果关系
损害的产生必须与违反行为义务有直接因果关系，也即被损害人正是因为相信对方会遵守上述提及的保护，通知与声明等义务而遭受损害。
第五． 故意与过失
这里的故意是指知悉此损害行为会带给对方损害，但仍然为之或意识上放任此事；这里的过失是指怠于为交易中按诚实信用原则必要的注意者为有过失。这里更多的是指有意识的过失(bewusste Fahrlaessigkeit），即知道损害有可能发生，但希望不会发生，程度似乎比过于自信之过失还要轻些。需要注意的是对故意的损害行为：如故意不告知形式要件的, 原告方除了引用缔约过失外,更应该诉被告非法利用形式要件,这样对原告更有利, 因为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履行合同,而不是仅仅得到适用缔约过失时的信任赔偿。
第六． 赔偿责任
这里C.I.C的赔偿责任是信任赔偿 , 是被损害者因相信合同对方而造成的损害, 这里不涉及到因不履行合同的赔偿责任, 因为C.I.C并不建立在正式合同的基础上。这种信任赔偿在理论上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在衡量损害赔偿范围时要考虑受损方的什幺利益与缔约上过错一方有直接因果关系。


五、 结论
债务关系可以产生于合同的准备与开始阶段，这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发展而来

的习惯法，在澳门已体现在民法典219条。缔约上之过失在其它条件限定下可归属于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之外的第三大责任 —特别信任责任，也即特别行为义务。缔约上的过失在法律上的适用在澳门1：要部分受辅助性原则的限制；2：C.I.C适用的构成要件是必须要有一个合同前的债务关系的出现；3：债务人必须有行为能力；4：其损害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5：有按诚实信用原则发展而来的具体化的违反这种行为义务的损害结果；6：损害结果与损害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7：债务人的违反行为义务的损害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过失；8：损害赔偿是因信任的损害赔偿, 但是可以超越合同不履行赔偿的数额。

注：部分原文在《法治研究》上发表过，网站已将脚注略去。此作者为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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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回归演讲稿3篇

【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日演讲稿：祝福澳门 祝福祖国】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从此回归祖国。这是继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中华民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又一盛事。

长久的期待，已经变成了现实;漂泊多年的澳门，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又一个新的特别行政区踏上了征程。欢庆的锣鼓声渐渐远去，然而，在不平凡的 1999年里，举国上下为迎接澳门回归所迸发出来的火热情感以及无数个动人故事，就像那绚烂的礼花，永远地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七彩裙裾上开满了圣洁的荷花，缕缕青根深植于广袤肥沃的土地，向着东方第一缕夺目的阳光灿烂微笑。意向中，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钟跳动的美妙声响，如同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吟诵的巨大声浪，回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震荡于地球之巅，这是远离的游子深情呼唤母亲。如今，游子早已归家，她正安详地躺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更加神采奕奕。

矗立在晨曦中，立于操场上，向着徐徐升起的国旗，唱起激昂的国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托起的黎明，而澳门回归的钟声，将永远回荡在美国人的心头，激励我们 前进。

同学们，在即将到来的澳门回归祖国九年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祝福澳门这朵美丽的莲花开放的更加绚丽多彩，愿中华儿女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中和谐相处!祝福澳门!祝福祖国!

【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日演讲稿：庆澳门回归】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庆澳门回归》。 回首，十四年前灿烂辉煌的午夜开辟了中国的另一个新纪元;再回首，十五年前那一声激情澎湃的宣告声牵动了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当五星莲花绿旗在浩瀚夜空下冉冉升起的时候，十三亿颗心脏的脉动奏成了同样的旋律;当义勇军进行曲萦绕在月光下的时候，十三亿双眼睛又是如此的专注，如此的感动。

穿越历史的烟云，在阴云密布的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水渍货物继而登上了闪耀在中国南海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澳门，但当时的中国人民都在沉睡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战争即将来临。而当葡萄牙人用残酷冰冷的枪炮打醒了中国人民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此时那张殖民统治条约又是百般侮辱。从此，澳门的这种生活方式使中国离得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陌生。

等待了近五百年，我们终于迎来了梦寐以求的一天中国重新获得对澳门的主权。澳门的回归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回归祖国的这十四年间，澳门成为了珠江三角洲进出口的门户和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且继续发挥着它不可取代的作用。

但在庆祝澳门回归的同时，还有一个遗憾。祖国的孩子们中，还有台湾没有回归了!

仰望天空，是多么的灿烂，但心里总觉得有些缺憾。原来，当儿女们远走他乡时，母亲是多么的盼望儿女能早点归来，不论儿女们走多远，母亲的心就跟着走多远，甚至天涯海角，直至儿女归来，可见，

母亲盼儿归来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就像祖国母亲盼望台湾归来一样。现在，台湾虽然还没有回归，但若干年以后，台湾一定会回归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的。

今天，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站在祖国这历经风风雨雨还依然炽热的土地上，深感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责任。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应以前进的姿态奋斗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纪念澳门回归15周年演讲稿

【纪念澳门回归15周年演讲稿】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是12月20日，你们知道是一个怎样的特殊日子吗?对，是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纪念日。十一年前的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历尽磨难之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是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澳门割让，说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澳门回归，昭示着祖国强大才有尊严。让我们通过回顾历史来了解收复澳门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澳门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人入住、盘踞澳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殖民者逐步占领澳门和仔、路环两个小岛，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收回澳门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领导人定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暂时不急于收回香港、澳门，但声明港澳都是中国领土。

一九七二年三月，中国致信联合国主席，指出澳门是被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同年年底，第三xx届联大通过决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澳门。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达成的协议中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6年1987年，中葡双共举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五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澳门的回归是振兴中华的胜利，是国家日益昌盛的自然结果。在澳门回归十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在国旗下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完全统一。

【纪念澳门回归15周年演讲稿】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12月20日墙上的日历赫然显示出这个日期，这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纪念日，它回到母亲的怀抱已有15周年了。澳门的割让，说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澳门的回归，昭示着祖国强大才有尊严。

用心去感受XX年前的12月20日，你定会和我一样，控制不住那份澎湃心潮。在那一天，曾寄人篱下几个世纪的澳门，终于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分散多年的亲人相持两手泪眼汪汪。那是一个无比光荣、扬眉吐气的好日子。

不管是站在电视机前，还是立在国旗下，人们都昂首挺胸，专注地凝视着五星红旗和莲花图案的区旗在澳门上空冉冉升起。镜头里闪过一张张热泪盈眶的脸，时间仿佛也停滞下来了。镜头在拍摄，灯光在闪烁。瞬间的短暂的，却在记忆里化成永恒。

几百年的风雨，几百年的沧桑，凝于短短一句问候：澳门啊，别来无恙?从此澳门终于可以重新展开新的一页。同样也标志着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再也没有殖民统治。多少年来的伤口，终于可以愈合。

对于过去，我们无法忘记，因为看着伤痕，我们的心还会隐隐作痛。但是我们不能不释怀、不自豪，因为我们是凭借着国家的日益强大，以和平的手段让国土失而复得。现在中国，在国际上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名望;爱好和平，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亲爱的同学们，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神圣的使命，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曾欢呼：今日之世界全靠青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雄于世界则过雄于世界。于是，我们今天的努力赋予更深刻的含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个世纪前当时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周恩来发自肺腑的呐喊，正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含义所在。同学们，让我们不负祖先、前辈的教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同心同德、自强不息、再接再厉，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关于澳门回归祖国周年公众演讲稿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拥子入怀澳门回归十周年

1999年12月20日这一天，澳门在历尽磨难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是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的。今年，正好是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下面我想朗诵一首诗歌，以此表达对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的欣喜之情。

你，本是母亲身边一个天真的孩子。

你，本可以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

你，本应该和你的兄弟姐妹一样，快乐，无忧。

但母亲在那个风云变换的年代。

被列强蹂躏，伤痕累累。

在强盗肆无忌惮的笑声中。

看着你无助的眼神，母亲的心，在滴血。

因为，你是母亲的骨肉，血脉相连的骨肉。

坚强的母亲没有倒下，坚强的母亲也不会倒下。

当阳光再一次，普照大地，母亲勇敢的挺起胸膛。

雄鸡一鸣天下白。

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祖国母亲。

在血与火的洗礼后，变的更加坚强。

祖国母亲从新焕发了青春。

屹立于民族之林。

你为你的母亲而骄傲，你为你的母亲而自豪。

声声母亲的呼唤，呼唤曾经被抢走的孩子的乳名。

澳门，澳门，澳门!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阻挡你回到母亲的怀抱。

拥子入怀，分离了整整三个多世纪的孩子，泪流满面。我回来了，我的母亲，我伟大坚强的母亲，我挚爱强大的祖国!从此，不再分开。

亲爱的同学们，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神圣的使命，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曾欢呼：今日之世界全靠青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雄于世界则国雄于世界。于是，我们今天的努力被赋予更深刻的含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个世纪前当时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周恩来发自肺腑的呐喊，正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含义所在。同学们，让我们不负祖先、先辈的教诲，同心同德、自强不息、再接再厉，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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