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示众”凸显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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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偷摘一些杨梅，就被捆绑示众，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这事发生在重庆来温州务工的两位女青年身上，整个过程持续3小时。（《温州都市报》5月30日）两位女青年之所以会被“示众”，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偷摘了一些杨梅，并且当在山上守候的村民发现要求她们赔偿200元时，而她们身上没带钱，就被捆绑起来了。村民的根据是今年村里在村口贴出了告示，严禁外来人员上山偷杨梅，违者将予以重罚。当然，该村也有一些村民和外来人员认为，出现偷摘杨梅的事情，应该以教育为主，适当罚款，随意捆绑示众是不可取的。
抓到小偷进行公开捆绑“示众”的做法在各地不绝于耳，去年现代快报就报道，12月3日清晨，江苏省扬州市区凯莱花园发生入室偷窃案件，小偷被抓后被小区保安绑着站在门口示众，保安称示众是应住户要求的，要让大家认识他，以便提高警惕，有些痛恨小偷的市民还认为示众方式好。
对“小偷示众”的做法，无疑是违法的，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或情节恶劣的话，还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违法事件中，这种做法有的是得到所在基层组织的默许，有的是获得村民、市民的赞同。而且，即使认为示众做法不可取的村民，也认为可以对小偷“适当罚款”。然而，我们都清楚，罚款只能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权限与程序进行，公民个人、企业和群众自治组织非经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的授权是无权进行罚款的。
一味地指责这些村民或市民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是无济于事的，其实，在相当多的村民或市民中是有着某种“法律意识”，只不过这种所谓“法律意识”不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所颁布的法律的意识，而是一种所谓的“民间法”的法律意识。只要我们不抱国家法万能主义，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除了国家的法律在运行外，一种由农业文明沿续下来的乡规民约、习惯、道德伦理等等组成的“民间法”在事实上规范和调整着乡土社会的人们。国家法律在这块土地上与“民间法”处于一种拉锯式的状况，“民间法”在国家法律的空白处、缝隙处和抗争中顽强地生存。
具体到对“小偷示众”的事件中，便真切地反映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碰撞与博弈。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习惯对于小偷进行公开“示众”给予认同，以暴制暴在“民间法”中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高举保护人权的旗帜，惩制不法行为的权力收归于代表民意的公权力机关，国家法坚决反对用不法行为来对付不法行为。当然我们说，国家法并非一定要完全打压“民间法” 生存空间，在国家法的空白处，“民间法”可以找到生长之路，甚至有时国家法不得不作变通与修改，以适应乡土社会现实的需要，但在原则立场上，国家法律必须长驱直入，不容“民间法”喘气。对于“小偷示众”一类事件，国家法律必须管起来，该处罚的要处罚、该判刑的要判刑。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对于公民个人、企业和群众自治组织擅自罚款，抓到小偷随意公开“示众”等行为，“小偷们”基于道义上的谴责是不敢全力维权，而更令人感到遗憾地是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也表现出相当的宽容。除非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执法人员通常会以动机良好，对象本身就是违法之人并不处罚或进行给予极轻的处罚。其实，执法人员是以“民间法”的思维去执行国家的法律，如此一来，落后、愚味、野蛮的“民间法”又假执法人员之手得以生存并发扬光大。
因此，要改变诸如“小偷示众”一类的事件屡禁不止的现象，除了要大力普及国家法律知识，“送法下乡”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这场国家法与落后、愚味、野蛮的“民间法”的碰撞、博弈与对话中，要严格执法，以实际行动全力以赴维护国家法的尊严，让国家法律能在民众心目中真正生根、发芽。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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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示众”凸显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演讲稿
因偷摘一些杨梅，就被捆绑示众，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这事发生在重庆来温州务工的两位女青年身上，整个过程持续3小时。（《温州都市报》5月30日）
两位女青年之所以会被“示众”，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偷摘了一些杨梅，并且当在山上守候的村民发现要求她们赔偿200元时，而她们身上没带钱，就被捆绑起来了。村民的根据是今年村里在村口贴出了告示，严禁外来人员上山偷杨梅，违者将予以重罚。当然，该村也有一些村民和外来人员认为，出现偷摘杨梅的事情，应该以教育为主，适当罚款，随意捆绑示众是不可取的。
抓到小偷进行公开捆绑“示众”的做法在各地不绝于耳，去年现代快报就报道，12月3日清晨，江苏省扬州市区凯莱花园发生入室偷窃案件，小偷被抓后被小区保安绑着站在门口示众，保安称示众是应住户要求的，要让大家认识他，以便提高警惕，有些痛恨小偷的市民还认为示众方式好。
对“小偷示众”的做法，无疑是违法的，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或情节恶劣的话，还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违法事件中，这种做法有的是得到所在基层组织的默许，有的是获得村民、市民的赞同。而且，即使认为示众做法不可取的村民，也认为可以对小偷“适当罚款”。然而，我们都清楚，罚款只能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权限与程序进行，公民个人、企业和群众自治组织非经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的授权是无权进行罚款的。
一味地指责这些村民或市民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是无济于事的，其实，在相当多的村民或市民中是有着某种“法律意识”，只不过这种所谓“法律意识”不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所颁布的法律的意识，而是一种所谓的“民间法”的法律意识。只要我们不抱国家法万能主义，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除了国家的法律在运行外，一种由农业文明沿续下来的乡规民约、习惯、道德伦理等等组成的“民间法”在事实上规范和调整着乡土社会的人们。国家法律在这块土地上与“民间法”处于一种拉锯式的状况，“民间法”在国家法律的空白处、缝隙处和抗争中顽强地生存。
具体到对“小偷示众”的事件中，便真切地反映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碰撞与博弈。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习惯对于小偷进行公开“示众”给予认同，以暴制暴在“民间法”中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高举保护人权的旗帜，惩制不法行为的权力收归于代表民意的公权力机关，国家法坚决反对用不法行为来对付不法行为。当然我们说，国家法并非一定要完全打压“民间法” 生存空间，在国家法的空白处，“民间法”可以找到生长之路，甚至有时国家法不得不作变通与修改，以适应乡土社会现实的需要，但在原则立场上，国家法律必须长驱直入，不容“民间法”喘气。对于“小偷示众”一类事件，国家法律必须管起来，该处罚的要处罚、该判刑的要判刑。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对于公民个人、企业和群众自治组织擅自罚款，抓到小偷随意公开“示众”等行为，“小偷们”基于道义上的谴责是不敢全力维权，而更令人感到遗憾地是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也表现出相当的宽容。除非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执法人员通常会以动机良好，对象本身就是违法之人并不处罚或进行给予极轻的处罚。其实，执法人员是以“民间法”的思维去执行国家的法律，如此一来，落后、愚味、野蛮的“民间法”又假执法人员之手得以生存并发扬光大。
因此，要改变诸如“小偷示众”一类的事件屡禁不止的现象，除了要大力普及国家法律知识，“送法下乡”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这场国家法与落后、愚味、野蛮的“民间法”的碰撞、博弈与对话中，要严格执法，以实际行动全力以赴维护国家法的尊严，让国家法律能在民众心目中真正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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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示众”凸显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
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的一次博弈
/ 最高人院于12月18日在辽宁锦州对沈阳黑社会“刘涌案件”进行了提审，22日上午对刘涌案经再审后做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23日）这是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对于这一事件，众说纷纭，然而笔者却更愿将其看作是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的一次博弈产物，这种博弈在我国法治化建设中必将面对的难题，因此，围绕着这件案件的种种争议，也必将在我国法治化建设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任何国家的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与完善总是与之如影伴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律专家特别是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法典化国家地位引人瞩目，他们精于法理擅长逻辑，对于推进法治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发现素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的法律专家开始并不那么依顺于民意了。一方面，法律专家用法律的理性来搭建法律体系，用法言法语解构社会问题，与民众以朴素的道德及价值观出现隔膜；另一方面，法律专家垄断了法律知识，进而掌握话语权威，产生知识权力统治，由此产生法律知识场域精英统治，并想籍此启蒙或改造民意。
然而，民众对法律发出的声音却有其自身存在的厚实土壤。因为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应为民众而生存。其次，在法治的进程中，民众的参与也是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司法需要的精英化、专业化但又离不开民主化、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英美法系的陪审团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民众的常识来纠正法律职业者的某些偏执。再次，民众的思维存在一定惯性，这种惯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最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民众对于运用法律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足够的信心并渴望参与其中，如果这种信心被专家话语权威过份的压制而不是一种有益的疏导或启蒙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偏执。
应当说，在过去的法制不健全的岁月里，我们的法律及法律人过份迁就民意，以民众的感性取代法律人的理性的事件居多，民意成了法律的睛雨表。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意控制法律场域的局面逐渐改变, 专家话语在这一场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专家过份看轻民意的趋向，民意成了嘲笑的对象。然而，民众声音并不甘于如此轻易退出，在法律场域与专家话语进行一场博弈便在所难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众与法律专家就刘涌案产生这么广泛持久的对话与争论。作为这场博弈的副产品，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在笔者看来，这场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们法治化进程。只要参与博弈的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参加，其结果必将是双赢的。一方面，民众将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关系有所认识，将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的知情权得以更广泛的尊重，一度为法律专家热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的都不可缺失，尽管从整体考虑两者是辨正统一关系，然而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两者的又时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两者之间的博弈不会减少，法律将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发展，由此看来，法律不仅是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也是掌握知识不同的民众与法律人之间博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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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监控：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
/ 到6月底，上海将为全市1329家网吧的11万台电脑安装一套全新的监控软件。通过这套软件，管理人员可在办公室里对网吧里任意一台电脑的情况进行监控。发现有人浏览受限制的网页(比如黄色网站)，工作人员可以马上通过技术手段对这类网页进行屏蔽，从而有效过滤网上的不良信息。（《东方早报》4月28日）
但是，以过滤不良信息和限制未成年人在网吧上网为目的的这套软件，还未安装完毕就遭遇了争议。
有专家认为，这种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不是绝对的，但可能侵犯到隐私权。如果网吧工作人员告知消费者或是在网吧醒目处给予上网将受监控的提示，就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但也有专家认为，从网络管理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网吧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它是公众娱乐场所，上网所浏览的内容可以被别人看到，这已经构成了传播，行政机关有职责对这样的公共场所进行管理。
两位专家，一位是私法学者，一位是公法学者，他们从各自学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有他们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这些见解并不全面，并没有综合考虑公法与私法的相关问题。
这件事情应从公民权利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上看，之所以发生争议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在进行博弈，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寻找一个平衡点或在两者中谁优先考虑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管理人员对电脑进行监控的行为已经是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不可否认，上网所浏览的内容可以被别人看到，这已经构成了传播。但是，公民上网并不仅仅浏览网页，写信、聊天等等都是在一台电脑位所占的狭小空间进行，这些人也不愿他人知晓其写信、聊天的内容，这明显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对其进行监控便是窥其隐私。其次，如果网吧工作人仅仅告知消费者或是在网吧醒目处给予上网将受监控的提示，并不能作为对侵犯隐私权的免责，这只是涉及知情权的问题，网吧只是让公民知情而已。而隐私权的放弃要基于公民个人的自愿，格式合同的强制条款不能剥夺公民的隐私权，格式合同要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正如我们住酒店，酒店不能说提示了房间有监控设备就可以免除其侵犯隐私权的责任。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进行监控的行为有无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是说这种限制有无正当理由。众所周知，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有职责对公共场所进行管理，特别是网吧这种公开场所，黄色等有害信息的传播极为频繁，危害之广、之烈，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毒害，已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行政机关在目前没有非常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对网吧的电脑进行监控是不得已的措施，为了维护这一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隐私权不得不退居其次。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监控行为尽管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但仍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在这场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后者要占上风。
但是，既然监控是对合法的权益限制，而且其目的是为了合法的公共利益，因此，手段必须节制。比如，行政机关应制定严格规定，严禁管理人员外传在监控中获得的信息；除非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监控获得的信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条件允许下改进监控软件，避免涉及隐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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