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实现演讲稿

正义本不该以如此之大代价来实现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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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标的额为8237.7元的民事诉讼，竟让四川省三级检察院就花费了近4万元司法成本，这还不包括不算当事人李祥文风餐露宿所消耗的诉讼费用与5年的时间成本，也不算三级法院耗费的诉讼费用。（《法制日报》）

本案的案情并不复杂，李祥文原是简阳市真空泵厂社队农机人员，因长期驾驶拖拉机导致耳聋，不再胜任该工作。该厂根据有关文件的规定，于1996年12月30日上午，合计算给李一次性生活补助费8237.7元。因当时该厂无现金兑现，又将此款转为筹资款，并出具了收据。当日下午，该厂由集体所有制转为民营股份制企业(更名为四川省华西通用机器公司真空泵厂)，李祥文的筹资款票据随资产、财务一并移交。接收人胡某以仅有票据未入账，系原厂长乘转制之机“草办”为由不予认可。简阳市法院一审认为，李祥文以被告厂欠其集资款为由，向法院起诉与事实不符，该纠纷属李祥文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资纠纷，不属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范围。万般无奈的李祥文向简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经资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资阳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资阳市中院指令一审法院再审，简阳市法院再审维持了一审的裁定。李祥文又向四川省检察院申诉，四川省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高院裁定指令资阳市中级法院再审，资阳市中级法院裁定又撤消简阳市法院的一审裁定，指令简阳市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简阳市法院此次再审终于认为李祥文1996年12月30日因病离开真空泵厂时所得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虽源于双方劳动关系，但并未产生争议，当日该厂将补助费转为借款性质的筹资款，是征得李祥文认同的，这表明双方合意行为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李祥文起诉要求真空泵厂偿还筹资款，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遂撤消本院1998年对本案作出的一审裁定。

法谚言“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近现代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的概念引进法学后，效益更是与公正并列为司法的两大主题，效益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了公正的本身。以效益的原则来审视本案，在当今中国司法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形下耗费如此悬殊与争讼标的额司法成本去实现公正，无疑本案是我们司法上的一个败笔。

本案可以引起思考的东西很多，然而，笔者更趋向于从制度的建设与执行上去思考。李祥文是个一个耳聋的农民，家徒四壁，年关临近断炊之愁也是靠简阳市检察院干警自发捐款而解决的。这就引发了笔者一个合理怀疑的问题是，有关司法机关是否有效地落实了对有困难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及有关的法律援助制度，或者是否告知了当事人有此这项制度？是否真正体现了司法为民、以人为本的思想？否则，李祥文在一审及第一次再审后可以上诉，正常的司法救济并没有穷尽的情形下，最终放弃上诉，转而选择不须交纳诉讼费的向检察机关申诉。但是，事实上要启动检察机关的抗诉程序比上诉是更为困难，花费时间更长。李祥文选择此无奈之举，如果不是为诉讼费所难倒的话，除非是他认为检察机关能更为公正地处理本案。

引发笔者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资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资阳市中级法院提出的抗诉及四川省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诉，最终的两次再审的居然仍是原一审简阳市法院，致使本案的再审一波三折，徒然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从现代组织的性质与功能上分析，任何组织一经形成，便集合了组织成员的意志代表了组织成员的利益，同时，该组织还具有相对独立于组织成员的自身的意志反映与利益诉求。而依据自然正义的原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除法官外，法院本身要面对考核与办理错案的压力，当法院因前案的审理而与再审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时，法院独立的利益诉求如何让人们去消除不公正的合理怀疑呢？如何体现程序正义呢？因此，原审的法院是不宜进行再审。本案的程序正义的暇疵必然会引发当事人对于公正的怀疑，继而不停的申诉，效益也荡然无存了。

所以，我们呼唤我们的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司法机关司法活动，在尽力维护实体公正时，还要更多地考虑人本思想，考虑程序正义。否则，效益的丧失、无尽的讼累，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最终也会危及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本身。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diyifan

正义本不该以如此之大代价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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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本不该有如此窘境演讲范文

王克勤，曾被誉为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可是，又有谁能想到，这位吒咤风云的人物正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仅物质上清贫，内心更经受着痛苦的煎熬。（《法制早报》11月11日）
王克勤目前所处的困境的确令人心酸，报上披露的几个细节可见一斑：一是今年10月上旬，记者拨打了王克勤的手机，与往常不同，传来的却是电信台小姐标准的普通话??“您所拨打的电话余额不足，无法接通”，原来王克勤的手机已因欠费而被停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八天；二是王的儿子在兰州上学，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他们夫妻俩省吃俭用给儿子在少年宫报了一个绘画培训班。从他家到少年宫，坐公共汽车，车费是一元，如果跑到前面一站坐车，车费是五角。为了节省五角钱，儿子每天跑一站路搭车上课。有一次实在太累，在车上睡着了，结果被拉到终点站，他没有钱再坐车，只好跑步去少年宫，进教室几分钟就下课了。
一方面，王克勤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揭黑记者)，曾有黑社会扬言出价五百万买他的人头，因此王也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的记者，找他反映情况的群众络绎不绝；而另一方面，他为民众民生中奔走，多年下来自己却落到如此穷酸窘境。光荣与困苦，理想与现实交织在这位首席记者的身上。
为什么一个敢于揭黑，愿意毕生为民请命的记者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呢？究其原因，这也许跟王克勤的信念，与他的从事报道的特殊领域有着极大的关系，揭黑也好，曝光腐败也罢，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也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费用。以2002年王克勤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为例，为调查这一黑幕，他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这意味着有半年的时间，他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报社本身要运转，每天要大量的稿件，不可能半年等一篇稿件，不发稿只维持基本工资是合情合理。而且《中国经济时报》社经费并不宽裕，“报社现在很难保障我的出差经费，这点让我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也就很难为王克勤用半年的时间和心血写出这么一篇重量级的报道，而支持高出一般报道许多倍的报酬，让其能毫无后虑地为他的信念而工作。
这难道是每个从事揭黑、为民请命的记者的宿命吗？如果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社会、我们时代的悲哀。歌功颂德的新闻我们看的太多，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这样敢于揭露丑恶、激污荡浊、为民请命的记者，我们的读者更喜欢读这样能为我们时代呐喊，用阳光来清洁世界的报道和文章。那么，如同王克勤这样的一位记者，他就不仅应当享有崇高的荣誉，也应当在物质上有确实的保障，让其能毫无后虑、义无反顾地为信念而工作。
其实，王克勤本不该有如此窘境。你想想，当年他揭开兰州证券黑幕盖子的报道面世、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的报道出台，引起了多少读者的反响，又有多少媒体转载其报道，如果每个转载媒体都向其支付报酬，我不敢说他现在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但至少应该衣食无忧。这种报酬的支付是最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学上投入与收入对等的原理，你一篇报道花费了一天的功夫，就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受众也就有限，你的收入也就有限，而我一篇花费了半年时间、投入大量精力所作的深度报道，其他媒体也竞相转载，读者面也广泛的多，我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转载的稿费，因为这是我所付出劳动而应当多得到的报酬。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并不为我们的法律所认可，“时事新闻”并不受《著作权法》所保护，而所谓“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依这个定义，王克勤写的那些揭黑的深度报道，也是“单纯事实消息”，并没有作者的主观创造，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笔者认为，《著作权法》要促进新闻的传播，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不保护“时事新闻”的目的没错，可是不是该区分不同的情形，比如对那种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在公众场合都能为人知晓的消息的报道，对其转载可以不支付稿酬，但这种需要长时间深入去揭露出来的不为人所知消息的报道，对其转载就应该支付稿酬。否则，投入与收入不成正比，就没有记者会愿意从事这样的深度报道，或者是投机取巧、泛泛而谈，最终损害的仍是公众的知情权。
然而，以中国媒体的现在的恶劣惯例，不要说“时事新闻”，就是明确受到《著作权法》的作品，对其转载也极少支付稿酬。相当多的媒体对于作品的转载，原则上不支付稿酬、支付稿酬为例外，只有在作者多次追问下，才并不情愿地支付稿酬。这就不难理解文摘报刊为什么如此盛行，一方面他们少了支付稿酬的费用，另一方面他们能选到人家的文章以吸引读者。
因而，笔者认为，要让王克勤这样揭黑、为民请命的记者不再陷入如此窘境，一方面，我们要设立类似见义勇为基金会之类的为记者提供物质保障的组织，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助王克勤们；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律要尽快制订保护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深度报道的著作权的规定，而我们的媒体也要确实履行支付转载稿酬的责任，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记者揭黑、反腐败等正义斗争。

最新中国梦演讲稿：中国梦，我们从未离它如此之近

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最新中国梦演讲稿：中国梦，我们从未离它如此之近》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我是国贸1102团支书许彩丽。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梦，我们从未离它如此之近》。

今年央视春晚上，赵文卓带领8名全国少儿武术冠军和近百名武校学员的共同演绎的武术节目《少年中国》是为春晚亮点，尤其是最后赵文卓带领全场中华少年一起边打拳边念出的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名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震撼之势犹如排山倒海扑面而来，激动之情沁入骨髓难以抑制。那场精彩绝伦的中华武术盛宴，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赚足了世人的眼球。

如果说，《少年中国说》这篇1900年的文章在当时饱含屈辱、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憧憬和梦想。那么，经过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拼搏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渐走向现实。

回首过去，我们“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天朝之梦。近代以来，瓜分豆剖的危险、亡国灭种的阴霾、“东亚病夫”的歧视……国家失去尊严，民族饱受屈辱，个人何敢言梦？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接踵而至，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被迫签订，17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屈辱与苦难。但是面对列强的凌辱，我们的中国梦没有破灭。

立足当下，我们“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在中国*的坚定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信心百倍地朝着“中国梦”的目标不断前进。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都已今非昔比，我们距离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

展望未来，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更加美好的明天充满自信。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伟大梦想。我们怀揣着梦想，追逐着梦想，挺直了脊梁，憋足了一股劲，胼手胝足，顽强奋斗，走出苦难，走向辉煌。

中国梦，这是一个集体概念，并不特指单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而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追求。中国梦不能脱离单个个体而存在，它必须依靠那我们这些有着梦想和实干精神的青年人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国家之梦，反映国民之梦；个人之梦，融为民族之梦。中国梦既是“强国梦”，也是“富民梦”。青年梦既是个人梦，也是强国梦。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个人的梦想和‘中国梦’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梦想融入到‘中国梦’中去，作为青年更应如此。

首先，我们应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三观”。作为当代大学生，应鼓足信心，努力通过自身的学习实践活动锻炼增强本领，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其次，我们应明确个人目标，成就自身价值。只要广大青年胸怀理想，满怀激情，敢于担当，敢于创造，用‘两个百年’的目标激励自己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奋勇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发挥生力军作用，用‘青年梦’托起‘中国梦’。

最后，我们应树立端正的的学习生活态度、培养扎实的工作作风。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我们青年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创新热情和创造潜力，但是要用这种热情和潜力真正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依靠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最后，我想说：“只有创造了灿烂文明的民族，才会如此渴望再创辉煌；也只有历尽苦难沧桑的国家，才更珍惜来之不易的道路。沿着这条复兴之路，为梦想努力奋斗，让梦想照进现实，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梦，我们曾经离它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它如此之近。

党员违纪公开审理：让正义的实现看的见演讲范文

《中国商报》12月14日报道，今年8月，杭州市纪委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对涉嫌违纪党员实行公开审理"的新办法，从而更大限度地保障党员的权利、接受群众的监督。而在这之前的7月22日，杭州市下城区纪委已经成功举行了一次“党员违纪案件的公开审理。”“庭审"采取指认—申辩式审理方法，由审理组主持，检查员与涉嫌违纪人、委托申辩人当场陈述、当场举证、当场辩论，在“庭审”现场坐满了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
笔者认为，这种对党员违纪案件实行公开审理的做法，是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从而能进一步促进违纪案件处理的公平、公正，值得提倡。
首先，公开审理有利于程序阳光透明，避免暗箱操作。以往的对党员违纪案件处理都是书面审理，外人包括却违纪党员本人对于处理过程并不清楚。有关人员的作出处理过程受不到应有的监督，就可能造成作出处理决定的人员徇私徇情，也让其他人对处理决定是否公正产生合理怀疑。而对党员违纪在作祟决定前能先进行公开审理，公布有关事实和理由，在公众的监督下，作出处理决定人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也必然能使处理决定更趋于公正。西谚言：“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用看的见的方式来实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公开审理能让受处理的人充分阐述自己意见，以主体身份参与到违纪案件的审理中，能最大程度地接受处理决定。自然正义的两个原则要求就包括“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争议双方的意见都能被听取”。因而，只有让受处理的人参与到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来，让其充分阐述自己意见，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才能充分听取和考虑到受处理人的意见，使处理决定更加合理，而受处理的人参与处理过程也能使自己到体验到自己不是处罚的客体，感受到人格上的尊重和程序上的公正，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处理结果的内心抵触。
最后，这种公开审理还借鉴了法庭庭审的程序，检查员与主审员分开，也就是说调查违纪的人员与作出违纪处理决定的人分开，有利于作出处理决定的人地位更加中立，作出的决定更加公正。以往作出违纪决定的人员与进行调查违纪的人员并不分开，等于“运动员充当裁判员”，自己先行调查了的案件再作出处理难免先入为主，形成预断，难以再吸纳被处理人的意见，使得处理决定不能令人信服。而现在主审员与检查员分开，主审员中立，则可以兼听则明，作出更为公正的决定。
但是，对于这种一种创新的做法，笔者认为要使其更为公正，还必须做到在纪委内部实现调查权力与处理决定权力的真正分立，形成两个部门，进行制约与监督。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人不能参与到调查中来，而调查的人员也无权参与到处理决定中去，这两种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才能使这种公开审理产生实效。否则，外面看来热闹的审理而实际上检查员与主审员早就通好气，再好的形式也是一种“作秀”。此外，对于这种制度创新，有关部门要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深化，在时机成熟时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将其制订为党的正式规章制度，否则其命运可能又会如湖南衡阳的“廉政访谈”等创新做法一样，最终是无疾而终。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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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违纪公开审理：让正义的实现看的见

“正义”的法律思考演讲范文

关键词：正义 法律 价值判断 合法性

正文： 何为正义？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概念上，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的概念中，正义即公平、公正。正义是法源之一，更是法的追求与归宿。

既然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一种行为、状态是否正义就涉及到三个要素：人、社会和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物。人是正义反映的主体，也是评价正义的主体；社会的形成归于人的产生和结合，社会对人的分工、分配起着重要作用，个人得不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待遇，往往归结于社会的不正义（公平）；而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物，如地位、资格、自由等，其多寡优劣主导着人们的评价。在远古最原始的社会形成时，有了原始的劳动成果的分配，人们就开始了关于正义的讨论。至于何种行为与状态是正义的，用不同的标准、 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观察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

美国学者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其一，是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其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依存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还指出了可表示如下的更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 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将法律的观念从正义中解脱出来是有困难的。在媒体和一般人眼里，正义和法律的概念不断的被交叉混同，而且纯粹法学反对将法和正义相等同，主张将二者当作两个不同的问题来处理。而我个人更倾向与使二者融合，我并不赞成过分清晰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法律抛弃正义，便丧失其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同样，正义脱离法律，就丧失了载体，仅仅只能成为“价值判断”，没有实际用途。我非常推崇凯尔森的观点，即正义作为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也许为法律科学所排斥，但如果将正义理解为“合法性”，那么法律科学中就应当包括正义概念。

人们评价一部法律是否符合正义标准（合法性）时，往往是立足于这部法律是否能将社会关系调整得令所有社会成员都满意，但事实上，能够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需要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可以说：每个人的需要不一致，需要间的相互冲突也难以避免，那些合乎正义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能达到的也只能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满意。

还应当提及的便是自然法学派提出的绝对正义的概念，自然法学派主张法的二元论，认为法应分为实在法和自然法，在不完善的实在法之上，存在着完善的，绝对正义的自然法。但理性的人应当知道：这种绝对正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如同世界是可知的，人有无穷的认知能力，而世界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借用凯尔森的话“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

法律需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在人们寻求法律帮助时，在法律制裁罪犯时，公平是否得到维护，正义是否得到匡扶，这是法律正义性（合法性）认定的标尺，也是法律生存的土壤，法律立足正义，才能使正义的概念在法律的基础上得到升华。

“正义”的法律思考

生产正义的成本演讲范文

内容提要：诉讼成本这个术语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就有不同的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廓清它的内涵和外延，为在法学上应用它来探讨问题提供便利。
关键词： 诉讼；成本；性质
依据经济分析法学的看法，法律不能超越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之上，也不能以追求抽象的正义价值为目的，更不能认为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并可以自我推演，能够自主地圆满地、没有任何耗费地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在无摩擦的真空世界探讨法律的功能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已经能够说明相对于人们的欲望而言，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必须进行选择，而且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不存在，应比较机会成本的大小进行决策。认为不花费成本，试图用先验式的法律思想来说明法律制度的建立、实施、维系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价值的冲突。为此就必须研究成本在法学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诉讼成本这个术语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就有不同的含义。同一意义而使用不同的词汇，同一词汇又具有不同的意义，只会徒然增加概念上的沟通困难，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故“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
一、国外学者对诉讼成本的分析
国外学者对诉讼成本的分析也各有不同。
⒈直接成本(dc)和错误成本(ec)
这是波斯纳使用的概念。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使两类成本之和最小化。第一类成本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cost of erroneous judicial decision）。第二类成本是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即直接成本。 波斯纳认为刑事审判的目的就在于限度地减少程序的“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
minimize sum (ec+dc)
波斯纳在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下册)这书中还分别使用了诉讼成本(第724页)、和解成本(第724页)、 诉讼费用(第735页)、法律费用(第738页)、律师费(第745页)、起诉费(第756页)、辩诉交易成本(第732页)、诉讼秩序成本(第730页)、法律制度成本（第768页）等等这些术语, 由于他在书中都有具体的所指,而且又都是从经济学的成本的含义上使用,因此并不会引发理解上的困惑.
⒉经济成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
贝勒斯给出的直接成本是指作出的判决的成本，即法律系统运作的成本，它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前者如法官的薪金，陪审团、法院房舍等的费用等；后者如当事人聘请律师、取得司法鉴定的费用。一般而言，随着私人成本的增加，诉诸法院的案件随之减少，公共成本也随之减少。 贝勒斯在这里用的公共成本应理解为法院的审判成本，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仍然是私人成本。
错误成本是指错误判决的成本。因为被告人要么有罪要么无罪。法院的刑事判决一般会产生四种结果：（1）对一名实际有罪的人定罪（简称为cg）；（2）对一名实际无罪的人定罪（简称为ci）；（3）对一名实际有罪的人没有定罪（简称为–cg）；（4）对一名实际无罪的人没有定罪（简称为–ci）。在这四种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中，ci和–cg则均为不正确的，就产生了错误成本。粗略算来，美国法院大约1/8的案件判决错误。在刑事案件方面，无罪者治罪的案件数量大概要少得多，但仍不可忽视——占案件总量的1%-5%。一定数量的错误治罪之错误可能相当于更多数量的错误宣判无罪之错误。
在刑事诉讼中，直接成本的耗费是必须的，关键是其量的大小；同样，错误成本的耗费也是无法避免的，无论那一个国家，也无论其刑事司法制度多么先进，都不能保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可以避免付出错误成本的代价。这一方面由于人们认知或司法程序的局限，另一方面错误成本的发生也是人们相对于直接成本进行交换计量所做的选择。法院应权衡私人利益、错误发生率与政府利益，使成本最小化。
⒊道德成本（moral cost） ，又称伦理成本，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提出的。“道德成本” (mc)概念，主张错误判决除带来经济成本外，还造成道德耗费。考虑两种可能出现的错误判决：对无罪者治罪（简称为ci）和对有罪者不治罪（简称为–cg）。撇开这两种错误判决的经济损害不谈，前者比后者更有害，因为它侵犯了无罪不治罪的权利。这种侵权行为即是道德损害或道德成本。
根据德沃金的观点，道德成本是一种同一类案件所共有的、客观的和恒定的因素，只要是侵犯相同的权利，道德损害就相同，因此每一类案件中道德成本是一恒定因素。道德成本只与某些道德有关，ci比–cg的成本更高，所以应选择防止ci 错误的程序制度，实现的方法是，转移证明责任，使治罪更为困难。
贝勒斯并进一步提出刑事审判的目的就在于限度地减少程序的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和道德成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
minimize sum (ec+mc+dc)
⒋审判成本、诉讼成本与生产正义的成本
(1)审判成本（审判费用）=用于审判工作的法院预算。
(2诉讼成本（诉讼费用）=当事者负担的成本或费用 。
(3生产正义的成本：通过审判而生产正义所花费的成本。
这些都是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使用的概念。在这里把它们列举出来，以资比较。
二、国内学者对诉讼成本的理解.
国内学者对诉讼成本的理解和应用，无疑是在吸收和消化外国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程度上又有进一步细化，但有的理解是正确的，有的又存在一定的偏差。
⒈对诉讼成本的一种理解是刑事审判活动所耗费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两个方面 。这显然是借用了波斯纳的用法。所谓直接成本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费用（expense）。直接成本主要由以下项目构成：审判机关为审理案件所支付的的全部费用（包括法庭建设、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装备、办公设施）；检察机关为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而支付的全部费用；侦查机关（含检察机关、安全机关）为破获案件和处理案件而支付的全部费用，用于侦查活动如鉴定、通缉等的费用；因执行强制措施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看守所建设、被羁押者的膳宿费等）；用于强制执行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监狱建设、狱政工作人员的工资、装备、办公设施等）；当事人为参与诉讼活动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聘请律师和代理人的费用、参与诉讼活动所做出的支出等）；诉讼参与人为参与诉讼活动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聘请鉴定人、证人和翻译人员参与诉讼活动期间的差旅费、膳宿费、误工费等）；其他与诉讼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包括发布判决书、制作法律文书的费用等）。
所谓错误成本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对被告人的不当追诉或错误判决所造成的耗费。错误成本主要由以下项目构成：经法院审判，刑事被告人被无罪开释所造成的赔偿费用；因错误的判决而造成的错误执行而支付的冤狱赔偿费用；因错误地实施强制执行而支付给被告人的赔偿费用；因不当追诉或错误判决而导致司法资源无效使用所消耗的费用。
⒉直接耗费（direct costs）和错误耗费（error costs）
这是陈瑞华博士在他著的《刑事审判原理论》一书中作的解释，基本上借用了贝勒斯的分析。他分析刑事审判活动的经济耗费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在进行审判、制作刑事判决过程中所直接产生的耗费，简称为“直接耗费(dc)”。二是由于刑事判决的错误所造成的耗费，简称为“错误耗费(ec)”。
“直接耗费”产生于刑事审判过程之中。它主要包括公共耗费和私人耗费两种。前者主要涉及法官的薪金，陪审员和证人的报酬，法庭设施的使用，等等。后者则涉及当事人委托律师的费用，聘请专家鉴定的费用，等等。这与贝勒斯的定义相同。一般而言，刑事审判的周期愈长，审判程序愈是繁琐和复杂，直接耗费也就愈大。
“错误耗费”的产生主要源于法院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法院的刑事判决一般会产生四种结果：cg、ci、–cg和–ci。在这四种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中，只有cg和–ci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ci还是–cg，任何一项错误判决结果都会导致经济资源的无效使用，因而是一种不适当的资源消耗。例如，如果法院错误地判决一名实际无罪的人有罪（即ci），那么它在原来刑事审判中所耗费的全部资源将付之东流，没有任何成效。不仅如此，原审判一旦被上级法院****，国家还要对那些受到错误定罪的公民给予高额经济赔偿，这无疑是对国家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样，如果法院经过审判没有对实际有罪的人定罪（即–cg），那么审判活动也不就会有任何效率，因而失去了意义。
同时，还应对这两项耗费的总和予以限度地降低，而不能只是单独地减少其中任何一项，否则就会破坏两者间的相对平衡。例如，我们如果只是尽量减少审判中的“直接耗费”，将最少的人力、才力和物力投入到刑事审判活动之中，那么判决的错误率势必会提高，由此导致审判的“错误耗费”畸形增加。同样，为了确保判决正确性而增加的“直接耗费”也要大于因减少判决错误而节省的“错误耗费”。
⒊有学者认为诉讼成本是指因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而消耗的社会资源，包括国家用于诉讼业务的财政预算和诉讼当事人为取得个案司法保护所承担的资源耗费。按其表现形式分为显形成本（或称直接成本）与隐性成本（或称间接成本），认为凡是直接以支付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耗费即属于显形成本，如司法预算、诉讼规费、代理费等。凡是不直接以支付金钱但隐含金钱支付的时间、距离、程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耗费就属于隐形成本如期限、管辖、诉讼的合并与分离等。 这种对成本的理解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企业生产的显成本是指厂商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或租用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如被告人聘请律师出庭辩护支付的费用就属于显成本。企业生产的隐成本是指厂商自己所拥有的并被用于本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由于这笔成本支出不如显成本那么明显，故称为隐成本。象被告人自行辩护不聘请律师而省去的费用就是隐成本。
⒋还有学者认为诉讼成本是人们购买司法正义的价格。它包括案件当事人为进行诉讼过程中耗费的金钱、时间、精力和无形的精神负担。从结构上来看，诉讼成本又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两种，前者是法律系统运作的耗费，如法官工资、法院设施支出和律师费等，后者则指因判决错误使资源（含权利）无效率配置所增加的成本。这两种成本在一定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彼消此长的关系，即：为使直接成本最小化，维持最少量的法官队伍，设置不可能再精简的法院和审判层级，特别是案件再审程序，则错误成本可能会极高；反之，为减少错误成本，追求司法公正，就要增加必要的法官和再审程序，这意味着直接成本增多。 这把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和波斯纳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了。
⒌审判成本是法院在实施审判行为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 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源。如进行刑事审判活动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专职法官、书记官、翻译官、法警等。在实行陪审制的情况下还要有一定数量的非专职审判人员。2）物力资源。如为法院进行正常的审判活动所必备的法庭设施、通讯及交通设备等。3）才力资源。如法官、陪审员、书记官等的薪金，司法鉴定费用，对出庭作证的证人所支付的报酬和补偿费用等等。4）时间资源。在审判过程中，时间的浪费往往意味着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审判活动效率的降低，并导致对单个案件的审判所耗费的经济费用的增加，因此在刑事审判程序运作过程中，时间已成为一种与经济耗费有关的司法资源。这些司法资源相当于国家在刑事审判方面所进行的必要投入。上述司法资源均构成一项刑事诉讼过程必须投入的审判成本。
6.伦理成本（moral costs）
具体指诉讼主体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刑事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精神利益的损失。它的内容包括：1）因不当追诉或错误裁判而导致的民众对国家专门机关消极评价带来的信念、尊严和的损失；2）因国家正当或不正当追诉而给被告人带来的名誉损失；3）因参与诉讼而使案件事实晓于社会一定范围或受到控辩双方消极的质证、询问而给被害人、证人或鉴定人带来的名誉损失等。 这种理解比德沃金的定义宽泛得多。同样难以计量，但可以进行比较。
7.刑事诉讼费用
刑事诉讼费用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以及诉讼参与人（包括被告人）在开展或参与某个具体刑事诉讼活动中产生的必要费用。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刑事诉讼费用是办理某个具体刑事案件所产生的个案费用，而不是指专门机关或诉讼参与人针对多起案件而从事诉讼活动所耗费的期间性费用（如法院的年度开支）；二是刑事诉讼费用是缘于诉讼而产生的程序性费用，它不包括机关或个人为维持正常工作或预备诉讼而支付的程序外的基础建设费用（如法庭建设）和常规性开支（如法官的薪金）。由此看出，刑事诉讼费用属于刑事诉讼活动中所耗费的直接成本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关于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世界各国对此的规定不尽一致。大致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因国家专门机关开展诉讼活动而耗费的必要开支，如调查费，鉴定费，发布诉讼文书的成本费等；二是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活动而耗费的必要开支，如证人的旅途费、日薪，翻译人员的工作报酬，鉴定人的工作报酬，律师的服务报酬等。关于诉讼费用的范围，德国刑诉法典在“程序费用”一章中有“程序费用”和“诉讼参加人的必要开支”的区别规定。
综观世界各国实行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情况，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负担相应刑事诉讼费用的规定，而不单纯由国家全部负担。
8.诉讼主体所花费的成本又可把诉讼成本分为法院花费的审判成本，检察机关花费的追诉成本和公诉成本，当事人花费的成本其中包括刑事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和其它诉讼费用。宋应辉

二、诉讼成本的性质与特征
通过以上对大家使用的各种成本内涵的分析，旨在应用成本这个术语时弄清楚它在具体语境下的意思，从而正确把握所要了解的法律问题。而分析刑事诉讼成本的性质,应当从经济学中的成本性质来把握它。刑事诉讼成本分析的核心概念应该是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这两个,并且要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理解使用.
生产成本是企业进行生产而购买生产要素支出的货币金额。生产成本是与选择时的考虑紧密相连的，选择时的考虑必然具有前瞻性，它牵涉到尚未发生而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说生产成本是事前的概念，没有与选择就没有成本，而且成本是附属于考虑选择的人，同时也只有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才有成本。
交易成本是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合同、执行合同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 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了那些鲁宾逊·克鲁索一人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这就把交易成本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也包括了颁布法律制度的成本。
但经济学家所看重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经济资源的稀缺性是客观存在的。当一些资源被用来生产某一产品时，同时就必须放弃用这些资源生产另一种产品，或者说当一些资源被用来生产某一产品时，用这些资源所能生产的其它产品就相对少一些。所以，生产某一单位产品的机会成本是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资源或生产要素在其它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收入。 机会成本是作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 机会成本是作出一项决策而不作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 就是说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可得到的决策的价值。它可以用来表示在实际经济成本或在物品稀缺的世界上作出决策的后果。即使不存在市场时也是一样。选择不同的规则、办法、制度，就会造成根本性的差别。机会成本是经济学上真正意义的“成本”。比如，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为了制止犯罪，就要有警察、检察官、看守、法官等人的劳务和用于带逮捕和判刑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都有其机会成本，他们可以在其它活动中其作用。如法官可在工厂里工作，用于法庭的建筑物可以当作工厂的车间。
成本对有限资源的使用选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对通过市场交易作出的选择和通过非市场运作作出的选择具有同样的意义。法律的经济分析同样强调要在机会成本基础上作出选择，任何法律，只要它涉及资源使用无不打上经济合理的烙印，即使它与市场行为无关或只与不完全相似于市场行为的行为有关。法律实施涉及对可供选择的匮乏资源的合理使用是无庸置疑的。同样，当法官依照法律的可能资源量作出判决时，法官也正在对资源使用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明确或不明确的比较和选择。无疑，判决必须依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必须进行权衡、选择，利用机会成本进行决策。由于将资源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用于其它方面就必须放弃一定的收益。成本只能由个人在选择时放弃的其它机会来定义，机会是只有作选择的人才能体会到，对于不同的机会的评断也是他自己做的，因此，机会成本的概念必然是主观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都应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理解来使用。 生产成本是指达到一定产出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未必单指生产成本，但生产成本一定是机会成本；否则，它就失去成本的重要性质。 同样交易成本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机会成本，是人选择不同制度的机会成本。
在诉讼活动中，警察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其他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过程中都要所消耗的经济资源，都要付出成本。有一部分成本如物力、财力资源、人力资源表现为类似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另外一部分成本则以交易成本的形式出现，象搜集证据信息的成本、在庭审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成本，如质证、交叉询问花费的费用。虽然区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有一定的困难，好象也无多大必要，但在理论分析上却是必不缺少的。
经济学家在很长时期内就发现生产成本概念本身的缺陷，因为生产成本的内容仅包括生产原料及生产要素的价格，交易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没有得到明确的处理。生产成本作为生产定量商品的技术上的要素耗费，都有严格的技术指标和数量质量要求，它体现的为人与物的之间的技术关系。对进行诉讼而需要的房屋、设备、车辆、人员数量、薪金等，可以进行计算，衡量、择优。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更广泛意义上提出的交易成本，用以表述人与人之间的对权利进行交换所产生的非生产性成本。交易成本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法律运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它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合理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则对指导人们的诉讼行为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由于诉讼活动内容和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便于计量。到法院打官司，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法院的判决或裁定给当事人带来怎样的利益格局变动,事先难以准确计算。交易成本与法律有着质的一致性，即法律关系中为克服权利交易障碍而产生的价格（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费用支出。由此可证实一点，法律主要降低的是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
也就是说审判程序上发生的成本的特征既有生产成本意义上的，也具有交易成本的意义上的，生产成本容易计量，交易成本不便于计量而且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但它们都有非生产性的特点.由于诉讼成本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所以对它难以准确的把握，就容易造成对司法资源的的不节省，从一个侧面也提出了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的重要性。

. 转引自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XX.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17.
.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 同上注，第71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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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迈克尔·d·贝勒斯.同上注，第26页。
.[美]迈克尔·d·贝勒斯.同上注，第29页.
.[美]迈克尔·d·贝勒斯.同上注，第29页.
.[日]棚濑孝雄著：《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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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健著：《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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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著：《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兰州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128页。
.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XX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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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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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XX.250，407，4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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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773.
.干学平，黄春兴，易宪容.现代经济学入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05
干学平等.同上注，109.
生产正义的成本

法与正义演讲范文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 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古者决讼，令触不值”，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
“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清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说：“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二者“文虽有殊，其义一也”（《唐律疏议》）。
在西方国家的词汇中，除“law”同汉语中的“法律”相对应外，在欧洲大陆各主要民族语言中，广义的法律（法）与狭义的法律分别用两个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如拉丁文中的jus和lex,法文中的droit和Loi, 德文中的Recht和gesetz, 俄文中的право和акоН，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jus, droit, право等词语不仅有“法”的语义，而且都兼有权利、公平、正义等的内涵。
从以上诸述可以看出，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在探讨法的本质中，西方一些学者持正义论的观点，对法的本质的解释往往与抽象的正义一词相联系，特别在自然法学说中，更强调法代表道德、正义。罗马法学家凯尔苏斯对法的定义是：“善和公正的艺术”。对古代、中世纪神学来说，正义首先是指符合神、上帝的意志。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法学家，如荷兰的格老秀斯等人，也强调法的正义性，但他们往往将正义归结为抽象的自由、平等和人权。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这些思想家在讲法的正义性时，往往仅强调抽象的自由。如康德对法所下的定义：“根据自由的一般法则，一个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共存的的条件的总合”其大意为：法是为个人有可能享受限度自由所提供的条件。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法学中的正义观又有所改变，正义内容以不限于自由和平等，而且更包含社会福利，正义要求个人自由、权利应服从社会利益。 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 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的本质。
1． 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
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 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
指生产方式，尤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 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其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

三．法的价值与正义
单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一词可以有不同含义：例如，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讲，法的价值即法的评价准则。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法理学作品中所讲的价值问题就是评价准则，他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 “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中，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
这三种含义是不同的，不应加以混淆，但他们又是密切联系的。法促进哪些价值，实际上就是法的本质与目的问题，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法学家有不同的理解。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实际上是指法不仅是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同时他本身也有特定的价值。例如，一般的法总意味着某种理性、效率和秩序，而与非理性主义、不顾效益和无政府主义是相对的；现代社会的法，一般的说，意味着某种民主、自由与平等，而与专制、独裁是对立的。我们在研究法促进哪些价值时，必然会涉及到法本身具有哪些价值。法所促进的各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必然是会有矛盾的，银而就有对它们进行评价、协调、选择的问题。在研究法的价值时，不应仅讲法促进哪些价值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用以解决这些矛盾的评价准则问题。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 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四．法与正义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法是体现和实现统治阶级正义观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之后，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法的内容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法是上层建筑中法律制度的范畴，它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而且与统治阶级的正义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
具体来说，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正义是实在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它表现为以正义的要求作为其追求目标，并将其确定为一套可操作的行为准则，给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和标准；（2）法律通过和平和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定和程序来保障正义原则的实现。 正义对法律进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的目的、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力。任何实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统治者在口头上承认正义为其目标。不管统治者愿意不愿意，正义作为社会价值，始终是衡量法律良恶的标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实现离不开规范，尤其离不开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
法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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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察者看来，全社会对司法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热切关注和企盼可以说是过去数年间的一个显著现象。法律与政治界自不必说，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仅以１９９８年间涉及法院者为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广西博白县法院的那位刑庭庭长枉法裁判的报道令世人震惊；“腐败阴影笼罩神圣法律”——《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揭露法院腐败的报道光是标题就让人过目不忘；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宜乐这样的重量级法官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刑，令人深感司法腐败的严重和抑制这种腐败的艰巨。还有，喝醉了酒的法官把小学生扔进水库淹死，作为赃物的手提电话被法官拿去自用，身为法院院长，居然将案件卷宗盗出来，以便让被告人串供……

这些事例自然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不过，光是震惊或痛心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司法界会沾染如此大规模的“司法病毒”？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这样的腐败现象？建立怎样的制度去预防它们的发生？在依法治国成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口号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我们看到，出主意、开药方的人是很多的。例如，位居庙堂之上者，多喜谈道德教化，将教育整顿或曰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于是，司法界近年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教育整顿。只是规模虽大，效果会怎样，却仍是疑问——毕竟这类的教育整顿已经搞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新意，除了不识相的“顶风作案”者被抓个把出来“以儆效尤”外，风头一过，一切如旧，是可以预料的。

强化监督？是的，在当今这个社会，监督好象已经有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所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各种各样的监督者纷至沓来。问题在于，要使这种外部的监督真正有效殊非易事，况且每一种监督的权力都需要有具体的人去行使，怎样保证监督者不腐败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脏水能洗净衣服么？

另外，还有一些更激烈的主张。有人认为，在中国，要建构良好的司法制度，前提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化。在这些人看来，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司法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或者说，改革的顺序有些问题。合理的顺序应当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再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否则，费尽移山心力，到头来，恐怕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极端者，甚至认为那些对司法进行技术层面研究的人属于“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类。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没有看到，司法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深刻和深远影响的那一部分。从前那些革命的倡导者们经常忽略了制度的演进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因而急于求成，以为在高层次上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殊不知这样急功近利的思想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变化；皇帝可以废黜，但皇权意识仍然可能主导政治生活。议会容易建立，但议会政治的精神却难以深入人心，到头来一切不过是“海棠依旧”。所谓高层次最终必将沦落为浅层次。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司法制度的演进历程不正是充满了这类困难么？在近年来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我很关注并且注意收集官方的和民间的种种议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这些议论对于司法制度的目标——正义、效率等等——有很深切的关注，然而，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却相对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院成其为法院，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官成其为法官，都极少清楚地认识。于是，我们在法官选任的标准、司法权行使的方式、法院的内部管理模式、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以及司法官员独特的伦理准则等方面都缺乏深长的思考，司法与行政等机构浑然不分，乃至以改革之名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之间相互打架的状况乃是必然的。

这个集子收集了我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司法改革的一些短篇文章、演讲以及访谈等，名字取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杰伊（Ｊｏｈｎ Ｊａｙ １７８９－１７９５年在位）的一段话：“过去的历史表明，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这些文章的主旨就是探索在中国的环境里，怎样的制度安排是运送正义的有益方式。自己是学外国法制史出身的，又长期从事比较法学研究，不免在一些思考方面受到西方相关制度与理念的启发。在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人士看来，或难免乐观的普适主义者之讥。不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绝不意味着解决中国问题只能从地方资源中寻找答案；有时合理的方案偏偏不是“土特产”。面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也许我们不该太心急，毕竟西法东渐的时间尚短，混乱、冲突、规则实施中的凿枘不投，都是难以避免的，是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一行遇火焰山而无法行进，孙行者借来假芭蕉扇，欲灭火而火愈烈。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

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那方无火？”

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

又问：“那方有经？”

八戒道：“西方有经。”

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在司法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境况。要取得建设法治的“真经”，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作者为其即将出版的文集《运送正义的方式》写的自序）
运送正义的方式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希望《正义本不该以如此之大代价来实现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梦想与实现演讲稿”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