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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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本人认为，必须在法治观念的层面以及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层面上，分别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权力”与享有“权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条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发布、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政治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影响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总结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②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7。
③参见袁祖社《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06。
④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43-55。
⑤参见 张文显 《法理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p112-113。
⑥参见 林喆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20。
⑦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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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演讲范文
2000年10月30日 09:41 文正邦
利益、行为自由和意志构成了权利要素；权利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价值范畴和关系范畴，它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既具有阶级性，又有社会共同性．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权利的三种形态。法的本体是权利。权力与权利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即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无所谓谁先谁后。把权力看成是权利的渊源，只是形式上看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①权利，是法律机体的细胞，是法律大厦的基本构件，是真正的"法律上之力"，法的领域都为它所穿透和吸引。因此，几乎可以这样说，认识了权利也就认识了法，揭示了权利的真谛也就揭示了法的真谛。要深刻地认识权利，不能仅限于法学的领域，还有必要就权利的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法哲学探讨。本文试图对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一、权利的组成
尽管人们对权利概念的理解多有歧义，但对它的组成成分作如下分解，就可以发现：
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又是权利的目标指向，是人们享受权利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起始动机）之所在。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
而利益既（主要）指物质利益，又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即"道义"。道义要求或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权利的基础之一，并往往以所谓"应有权利"的形式存在和出现，其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现有权利"或"法定权利"。当然这种要求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物质利益而决定的。所以任何权利要求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任何权利终归联结着某种利益。
其次，行为自由是权利的又一基本要素，是权利的存在形式和载体。因为，权利实际上就是一定社会中所允许的人们行为自由的方式、程度、范围、界限、标准。所以权利法学和权利本位论认为，法不应该（或不仅仅）是限制人们行为自由的工具，而是（或主要应是，至少社会主义法应该同时是）人民群众行为自由的保障，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行为自由既包括作为，又包括不作为。法之为权利既包括对行为自由的质的规定（既允许什么样的行为自由），又包括对行为自由的量的规定的（即允许有多大的行为自由）。法规定人们的权利，既是对人们行为自由的资格、能力、可能性的认可，又是对这种行为自由的性状和限度的界定。所以法赋予人们以权利并不意味着承认人们行为的绝对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法所体现的社会必然性就是对自由的限定，即不得影响与危害他人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和利益，否则行为自由就会走向反面而丧失自由。因此权利必然与义务紧紧相联，义务乃是行为自由的负值形态，是从相反的方面对行为自由的认定。履行义务，即遵循社会必然性而行为，它所维护的就不仅是行为人自身的利益，而且是他人、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自身的长远利益。正因为这样，所以义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权利也可以理解为尽相关义务的能力，二者都以利益为基础，以行为自由为存在形式和载体，只不过表现形态和价值倾向不同而已。
第三，意志也是权利的要素之一。权利并不纯粹是一个实体范畴，它具有人的主观意志性的特征，它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人们的意志倾向性，即符合一定的价值标准。所以宁可说权利是一个价值范畴更为确切，法定权利乃是以符合一定意志倾向的社会规范之要求为存在前提。因此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或道义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或道义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而权利的这种意志性正好是法的意志性的基础和前提，法的意志性是权利的意志性的升华和凝聚，它通过人们一系列的意志活动（立法、执法、守法等活动）使人的个体意志上升并实现为采取国家意志形式存在和起作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为和过程，所以法具有阶级性。
二、权利的性质和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见，权利是标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自由的目标、方向及程度、范围的法学范畴，而这种行为自由是符合一定社会规范所要求的，质言之，权利就是一定社会中人的规范性行为的自由度（行为自由的质与量的统一），它体现着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
从哲学上说，权利既不纯粹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单纯是一种观念范畴，而是一种价值范畴和关系范畴。它是主客观的统一，这种统一就表现为人的行为自由或自由行为。即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或认识到了自身的正当利益，就要采取或表现为被社会所允许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动去获取它。因此，从静态上说权利就相当于利益加意志（价值取向），从动态上说权利就是为一定社会权威所许可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和法一样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并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经济关系所制约和决定，"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法定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即法权关系，所以权利始终是在关系中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也即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并不是游离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上，而是其他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一个侧面，是以法权形式存在着的一种思想、政治关系，它的实际内容仍然是经济关系和实际的社会关系，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焦点，对这些实际社会关系的折光、影象和反映。统治阶级利用法律来确认人们的某种让利，并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就可以维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以实现其阶级利益。正因为如此，权利总是具有对经济关系的依存性，法定权利总是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
那么，权利有无社会性（确切地说即"共同性"）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是由于在一定社会中，相对于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生存条件，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权利主体之间必然也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这不仅指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就如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等，也都关涉到人们若干需要普遍保护的利益和权利。正因为这样，所以权利主体不仅是指单个的自然人，社会组织、机构、团体，甚至一个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都可以作为权利主体。在国际法和在外层空间法中，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已是事实，在未来的星际交往中，整个人类作为权利主体亦将被引起重视。总之，随着法调整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领域的扩大，权利的社会（共同）性问题将更加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三、权利的形式和类型
权利有众多的形式和类型，法定权利是其中之一种，当然也是其中最值得注意和需要认真研究的权利。法定权利又可作多种划分，如：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对世权与对人权，原权（或称第一权利，如所有权）与派生权（如损害赔偿请求权），主权利（如财产所有权）与从权利（如抵押权）…等等。
以上都属于对权利（主要是法定权利）的传统分类。它们是侧重于从横向上对法定权利的形式和类型作出的划分。从法哲学的观点看来，对权利的划分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当认清权利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相互间的联系。
首先，权利的最初形态就是"应有权利"或"习惯权利"，即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权利要求，或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在现实条件下和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应当具有的一切权利。它是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是"自在"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已有的权利"或"习惯权利"，并认为法定权利即来源于这些"习惯权利"或"已有的权利"。所以他说："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它们也不会制定这些权利③。这同他在另一处所说的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应有权利"比起法定权利来说在内容和范围上要丰富、广泛得多。
"法定权利"作为权利的第二种存在形态，它是通过立法对"应有权利"的规定和确认，通过对"应有权利"的选择和整理来对"应有权利"进行认定和分配，是集中化和系统化了的"应有权利"，是对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认识和概括，所以是"自为"的权利。
权利的第三种形态，即处于最后发展阶段的"实有权利"。它是通过法律的实施，法律效果的实现，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建立，而促成人们对法定权利的真正享有，对相应义务的确实承担，它是人们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和完成。
权利的以上三种存在形态或三个发展阶段，在本质上都是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它们之间乃是尚未被认定的权利和已经被认定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尚未实现的权利和已经实现了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通过法的创制使"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贯彻实施又进一步转化为"实有权利"；"实有权利"的获得又将激发人们新的权利要求或对原有权利要求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重新估价，从而展开"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并实现为"实有权利"的新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推动着法的不断立、改、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应大力探寻和发掘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从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社会活动中所出现的诸种"应有权利"，以扩大"法定权利"的基础和来源；另一方面又应加强立法工作以科学地确认这些"应有权利"使之上升为"法定权利"，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同时还应大力加强法律的有效实施和贯彻，使"法定权利"不至成为一纸空文，而真正能成为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实有权利"。
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在对权利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和划分中，还有一种最特殊的权利形态--义务，需要予以专门论述和说明。义务，在一些人的眼中总是把它看作是权利的对立概念，但也有学者把权利和义务视为相互"关联"的概念④，强调权利与义务的联系和同一性。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偏废其中任一层关系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一般说来，人们比较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区别、对立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实上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由此可见义务的实在内容和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从民法的角度看，权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术手段，义务则是使这种利益分配能正常进行（只允许获取正当利益）而设立的另一技术概念，所以义务是为权利设定的。权利界定利益，义务界定权利，义务设定的动机、目的、着眼点和落实点都是围绕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这根中轴旋转。法律上的各种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都不是为义务而义务、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获取非正当权利和人们的正当权利被侵犯。就是奴隶主以及许多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被剥削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这些都说明，相对于义务而言，权利更根本，义务是其派生，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二元并列的，而是一元相生的。整个社会的权和义务体系构建成的大厦中，它的实体结构都是以权利相贯穿的。
由此可见，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对矛盾，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既互相区别和联系（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相辅相成），而且还有谁决定谁，谁派生谁，谁根源于谁的问题。正如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实践与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矛盾关系一样，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均衡的，还有一个第一性与第二性、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当然，我们认识到权利派生义务、义务是对象化了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在法的历史发展和实际运行过程中权利就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义务更重要，而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条件下二者的主次地位可以发生易位。例如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就采取以义务为本位，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才提出了权利本位。又如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刑法和民法规范在权利和义务侧重点上的显著区别），二者的主次地位和作用也可能不同。但尽管如此，这些都不能改变权利决定和派生义务这一事实，正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主次易位，不能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事实一样。
权利和义务的这种深层次的复杂关系说明：法的本体是权利。法不过是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即按照社会主体的意愿对一定利益及其获取方式的认可和规定。法的基础终归是利益（经济关系），法的本体始终是权利（被许可的对利益的获取）。所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词源上权利即法、法即权利。苏联法理学界则认为，权利是主观的法，法是客观法（法律规范）与这种主观法（主体权利）的统一。我国法学界所出现的"权利法学"大潮中，有识者也正是深刻地看到了权利之为法的本体的意义。可以预见，这一理论基点的确立，将引起社会主义理论法学的一场变革。
五、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和权力，既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法律和政治运转所围绕的两个轴心。如，深入探索民主和法制的关系必将涉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权力之于政治犹如权利之于法一样同等重要。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就是不同的阶级、集团和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获取、运用、改变和消灭权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政治运行的杠杆就是政府权力，权力的阶级归属就是国体，权力的组合方式就是政体，权力结构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
权力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东西，无论从每一社会的运行机制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二者都是相互联系并互相转化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在权利义务关系式中把"权利"（狭义）同"权力"以及"特权"、"豁免"列为同层次的概念，而与"无权利"、"无能力"、"义务"、"责任"相对立；并且认为广义的权利概念就包括了权力、特权、豁免这类相似概念。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就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一样，也有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这就涉及到权利与权力的渊源问题，同时也要解答权利与权力究竟谁源于谁、谁派生谁这一复杂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利和权力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们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马克思既反对"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⑤ ，也反对把权力作为国家和法的基础。他认为"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关于国家和法起源于暴力的谬论。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上，权利和权力是同时产生和存在的，法定权利和政治权力则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和法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无所谓谁先谁后，正象国家和法律的产生无所谓谁先谁后一样。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一般是由革命的阶级破坏了旧法统、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之后，再制定新的法律来重新确认和分配人们的权利，这就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夺取国家权力在先，获得权利在后。因而权力是权利的渊源。
但这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从实质上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权力乃是权利的一种衍生形态，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以维护一定阶级、集团和人们的权利为前提的。国家是一定区域内人们的一种共同体，马克思曾把剥削阶级的国家形式称作"虚行的共同体"，国家如果离开了它的实体--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那是不可想象的。国家权力决不会凭空产生，它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就是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利益和需要的意志化就是权利（首先是应有权利），权利要得到确认和保障就要靠权威和强制力，这种权威和强制力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权力。因此，权利之上升为法，实际上就把人们分散的权利集中化成为了国家权力，从而使权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过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而已，即权力者具有支配和强迫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可视为一种权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权利。
卢梭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其全部"自然权利"而获得的。虽然他这种设想带有虚构的成分，但作为启蒙思想家，他的确也看到了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权力应当是公民赋予的（哪怕是形式上的赋予），这同他的"主权在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我国是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政府以权力，这就展现出了权利（人民的选举权以及其他各项应予保障的权利）产生出权力的真实过程。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连资产阶级学者也得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泉源"和"原始权威"。⑦
由此可见，在社会形态和国家政权更替的时候，出现新的国家政权制定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并不能得出权力产生权利的结论。正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不能由此得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结论一样。因为革命之所以暴发，新的国家政权之所以出现，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决定。何况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也可以说是人民行使革命权、反抗压迫权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就曾把人民的这种革命的权利写在了宪法上。
由于国家强制力是法得以存在和发生社会作用的必备条件，国家强制性是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事实也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离开了国家强制力的创制和保护，便没有权利的产生和存在，因而权利是国家权力创造出来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区别和界限。"法定权利"确实要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并以强制力保障其实现，然而这并不等于国家权力创造"法定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立法者不是去创造法律，而是表述法律（通过法定的形式和程序表述"应有权利"或"已有的权利"，即记载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罢了。"法定权利不过是已认识并用规范化的条文记载下来的"应有权利"而已。所以立法过程只是对"应有权利"进行再加工（成为"法定权利"）的过程，而不是创造权利的过程。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重蹈分析法学派错误思想方法的覆辙，乃至得出国家权力创造权利，国家权力也可以取消和消灭权利的结论。现代西方分析法学和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由此以至于发出了否认权利的喧嚣，从而导出国家至上和政治非民主化的倾向，并很快得到了德国纳粹主义者的青睐。这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的理论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曾经谈到，国家政权一经产生和形成，就具有了某种独立性，"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个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⑧，并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⑨，使其与原有经济关系的联系"日益模糊起来"⑩。这种情况也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权力这种使一些人敬畏，使另一些人狂热的东西不是来自权利，使人看不清它与权利的渊源关系。凡此种种都说明，深入剖析和揭示权利和权力的真实关系，乃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应当迥避的一项任务。当然，以上这些论述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权力，正象并不一般地反对权威一样；相反地反对否认国家权力的无政府主义，并竭力坚持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是压迫人民的专制主义的权力，以及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法离开了国家权力也将是不可思议的，人民的权利离开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更难以实现．然而权力毕竟不能完全独立于和超越于权利，特别是政府权力更应纳入法制的轨道，要由权利来制衡。否则就会出现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者的腐败，以权力侵犯权利。在我国，还应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专权、擅权以及官贵民贱、臣民思想等等。为此，就必须要弘扬人们的权利意识，摆正权利与权力的正确关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应当引起广泛注意的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方 人）
"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发表，获西南政法学院1992年颁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其全文收入《法理学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6一第547页。
②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第1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4页。
④参见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1990年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策3卷第277－278页。
⑦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转引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第3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二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策4卷第24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策3卷第7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策4卷第249页。
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演讲范文
郁雷 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一则案例]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XX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问题的提出]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1]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
回到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分野并不象它们的概念那样泾渭分明。
首先，该小区的XX户居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利用某一块绿地来建造车棚呢？我们看到，该小区是一个典型的松散型社群，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即使抛开具体的法律背景，建造车棚无疑符合这个社群的公共利益，因为没有车棚会导致该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进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行走便利及小区的文明形象。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的领域内，社群有权决定采取不为一国法律所禁止的公益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此种法无禁止的自然权利，有没有它自身行使的边界呢？在道德和法律上，此种权利人的相对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或者在以义务为本位的前现代社会，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足以压制和碾碎它内部的不同声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群的服从和义务，社群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与其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损害社群的利益即是损害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个别成员的利益无论怎样是不能与社群的利益相提并论的。此种所谓个体对集体、成员对社群的服从是绝对的，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对此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确认。实际上，在国家未动用法律武器强制保证服从和义务的实现以前，个人就早已屈从于此种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了；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熄灭在公共道德调整的范围内。
在以法治为根本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已有了全新的内涵，当社会普遍认可以权利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时， 公共道德也不可避免的适应了这一变化的要求并被反映到立法中。以中国法律为例，《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一规定将以往公共道德所调整的邻里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它既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绝对禁止不动产相邻各方给他方造成合理的不便，它也不是一个义务性规范——绝对要求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对他方造成的不便给予容忍；而是赋予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妥善处理问题的选择权，并要求对相邻方造成妨害或损失的应给予他方一定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即法律肯定并鼓励人们按照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比如互利互让、合作妥协）解决潜在的纠纷，但是此种行为仍应受到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者试图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假设二类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果车棚完全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不必建在那1户居民的房前，那么此种以公共以社群的名义做出的决定，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对该户居民的通行权造成不便、对通风、采光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即使同意的小区居民法占绝大多数，法律也不应保护此种决定及其行为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仅仅是假公众之名，本质上具有直接违法性。按照中国法律，被侵权的居民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要求侵权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当车棚尚未动工时不得强行动工，当车棚已经动工后停止继续施工、拆除已动工的部分以恢复施工前权利人权利未受损失的状态。因此，尽管该户居民在道德上可能会受到来自小区整个社群的压力甚至被认为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完全没有屈从于此种所谓“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可见，道德和法律在此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车棚完全没有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只有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那么道德和法律仍然是分离和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论是私法还是公法均承载着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在特定的情形下，法律和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统一的。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私权的行使也应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如中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是对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处理相邻关系时，该户居民与小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两者间统一的一面，该户居民也是小区建造停车棚之后最终直接的受益人。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下，《民法通则》第83条授权采取协商的方式、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解决双方的冲突。在一方权利不受限制就无法实现另一方或者公共利益时，法律鼓励双方进行合作和妥协，同时规定了不经一方同意擅自采取侵害他方利益的行为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可见，团结互助这一道德准则已经转化为法律上的要求，漠视这一道德准则的单方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法律的核心恰恰是公共道德。该户居民既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也相应承担了法律上的义务去与做出决定的小区社群沟通协商、进而在公平受偿的基础上对自身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
[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
公共利益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仍以上述案例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
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小区建停车场并非为了个别有停车需要的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保证小区的文明环境和所有居民的通行便利，是小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该种公共利益的实现比起个别居民的私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宏观效应，最终会推动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如果完全有可能在其它场地建造车棚而不损害该居民的采光、通行权益时就不应当将车棚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
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以本案为例，小区社群有XX人，假设其因为建立车棚而获得的公共利益是v，该户居民因车棚建在其房前遭受的损失是x，因此，理论上讲，该居民应获得的合理补偿y=x-v/XX，当事人可以根据己方受损的程度要求受益方的代表组织（实践中可以是作为小区社群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反之，在没有确定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在已经造成侵犯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应受正当质疑，对于已造成私人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能因为事后对权利人给予赔偿而获得当然的法律效力。[10]
在判断某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之后，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途径解决。一国宪法是该国法制的背景，首先在宪法中应明确除为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合理补偿外，私人的权利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关键的问题是宪法本身或宪法解释机构对何谓“公共利益”应当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除宪法外，一国的基本法律还应将具体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的范围，如上述案例中，小区社群的公共利益和其成员的利益的冲突应当可以纳入物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XX年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重点在于规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小区社群（业主全体）及其内部成员（单个业主）的关系，只是笼统规定了业主公约、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11]；对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解决没有进一步做出规定，仅仅侧重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契约性法律关系。
二是从契约的途径解决。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强行规定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在某些涉及到社群公共利益与其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跳出组织法[12]所强调的决定——服从关系的局限性，从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考虑解决的途径，与其在法律上界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结论]
以上的思考向我们揭示：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注释：
[1] 根据哈耶克的二元论观点，法律和立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才是立法的源泉，而不是相反。因此，探讨公权利和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突并解决的可以为立法上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架构及其限制问题提供借鉴，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剥离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后，本质上与公权利无异。
博登海默认为，道德起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强烈渴求创立社会生存的宽容环境，创立社会道德的箴规来遏制群体内的侵略性，减少掠夺和肆无忌惮的行为， 培育对别人的关心，从而扩大了和睦共处的可能性。……道德箴规的主要目的是诱使人们去做社会所称赞的行为。社会道德很有理由被看作对客观的价值等级的认可，这些价值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彼此如何相处。” 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严格意义上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应遵循“法无明文许可则禁止”的法律原则。
前现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统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
《民法通则》第83条因此可以看作是规定了一项选择性义务，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使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受限制的一方对相对方也就承担了契约上的义务。
《民法通则》第134条。
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向往的道德和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向往的道德同法律的目的实现有联系。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民法通则》第7条。
有学者提出界定“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载自《人民日报》 （XX年08月11日 第十三版）。
[10]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身已表明该行为的违法性，显然，违法行为不因为事后赔偿而转化为合法行为。
[11] 《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17条。
[12] 截止目前，律师界仍在呼吁国家出台《业主委员会组织法》以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弥补《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不足，希望以此细化小区的公共权益。本文作者认为，通过物权法、合同法等其他基本法律比组织法对此种法律关系的调整更为有效且更具灵活性。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安全与生命的权利演讲范文
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最大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８５４起，死亡１２６７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２．７６９，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０．３９１，国有地方煤矿为２．４６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３。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２００３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４．１７０，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１．０８０，国有地方煤矿为３．１３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０。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发布第１６９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２００１年６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２００３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２８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２００４?演２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３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
１９６４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１９６０年代初的每年５０００多人，降到１９６５年的１０００人。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１９８２年的不到５０００人，上升到１９８５年的６６５９人。为此，原煤炭部于１９８６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１９９２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５０００人以内。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底，全国共建成３１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８７２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９５万吨／月，提高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２９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１９９２年的４８个，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７６个。５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２５％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８０％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２００３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９１６７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９０％，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６３％，而乡镇煤矿的８５１２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４９％，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２００７年，大中型煤矿８０％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５０％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４降到３以下，下降２５％；事故死亡人数从７０００人减少到５０００人以内，下降３０％；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６０起左右，减少到４０起以内，下降３０％。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２００７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安全与生命的权利
不能用法律权利否定政治权力演讲范文
在关于某企业用“资本家”这个概念注册企业名称的讨论中，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法律权利上的自由，永远不能否定国家性质决定的、宪法确认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具体到这个案例，就是企业在注册名称时，即申请人行使自己的民商法的权利时，不能忽视以至否定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政治性质；“资本家”这个概念在我国是有特定含义的，且与我们政权性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相矛盾。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地都要维护本国利益，尤其是政治权益；而能代表本国利益（权益）的标志，既有物质产品，又有精神的、文化的产物；比如美国，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精神，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在世界上打造其“大国沙文主义”、“世界警察”的形象；但是，美国人、美国的企业，在国内决不会用企业的民商权利与本国的政治权力相抗衡。民商权利只有被侵犯了，才有资格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获得保护的权利。
我们有些人，以为改革开放至今、建设市场经济了，就可以与“国际接轨”了，就可以不要政治方向了；以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就是“民商权利的行使，就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做”；我以为，持上述观点的人是否应当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法律是谁制定的？我国的法律只能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我国的法律首先维护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公民、企业的权利也是在与我国的政治制度不矛盾的大前提下。
“资本家”一词作为历史的记载、一个抽象名词、一个类概念，不能作为某一个企业的具体名称，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的法律精神上，可以没有争议，但看了网友们的一些观点，真感到遗憾：社会主义中国公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为什么不保留点儿我们应有的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敏感性？不要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就是“世界大同”的一个上层建筑了；以美国为首的、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别有用心的“国际友人”，一直希望中国内部有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建设”中国，借用“文革”中的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进行经济建设中也有政治斗争！行使私权利不能违背、抵制公权力！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权利与政治权力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
权利永远要受到义务和责任的制约，更要受制于政治权力！
不能用法律权利否定政治权力
公众演讲范文：安全与生命的权利
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2004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854起，死亡1267人。
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2004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769，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0.391，国有地方煤矿为2.460，乡镇煤矿为9.623。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2003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4.170，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1.080，国有地方煤矿为3.130，乡镇煤矿为9.620。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1994年国务院发布第169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200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2003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2001年11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28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2004?演2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
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2002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
1964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1960年代初的每年5000多人，降到1965年的1000人。 1985年和1986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1982年的不到5000人，上升到1985年的6659人。为此，原煤炭部于1986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1992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
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5000人以内。
1993年至1997年底，全国共建成31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872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1992年的1.95万吨/月，提高到1997年的2.29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1992年的48个，增加到1997年的76个。5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25%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
2003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9167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90%，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63%，而乡镇煤矿的8512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49%，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2003年10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2007年，大中型煤矿80%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50%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4降到3以下，下降25%;事故死亡人数从7000人减少到5000人以内，下降30%;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60起左右，减少到40起以内，下降30%。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2007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
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 郁雷 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2000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
回到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分野并不象它们的概念那样泾渭分明。
首先，该小区的2000户居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利用某一块绿地来建造车棚呢？我们看到，该小区是一个典型的松散型社群，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即使抛开具体的法律背景，建造车棚无疑符合这个社群的公共利益，因为没有车棚会导致该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进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行走便利及小区的文明形象。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的领域内，社群有权决定采取不为一国法律所禁止的公益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此种法无禁止的自然权利，有没有它自身行使的边界呢？在道德和法律上，此种权利人的相对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或者在以义务为本位的前现代社会，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足以压制和碾碎它内部的不同声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群的服从和义务，社群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与其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损害社群的利益即是损害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个别成员的利益无论怎样是不能与社群的利益相提并论的。此种所谓个体对集体、成员对社群的服从是绝对的，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对此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确认。实际上，在国家未动用法律武器强制保证服从和义务的实现以前，个人就早已屈从于此种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了；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熄灭在公共道德调整的范围内。
在以法治为根本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已有了全新的内涵，当社会普遍认可以权利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时， 公共道德也不可避免的适应了这一变化的要求并被反映到立法中。以中国法律为例，《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一规定将以往公共道德所调整的邻里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它既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绝对禁止不动产相邻各方给他方造成合理的不便，它也不是一个义务性规范——绝对要求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对他方造成的不便给予容忍；而是赋予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妥善处理问题的选择权，并要求对相邻方造成妨害或损失的应给予他方一定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即法律肯定并鼓励人们按照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比如互利互让、合作妥协）解决潜在的纠纷，但是此种行为仍应受到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者试图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假设二类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果车棚完全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不必建在那1户居民的房前，那么此种以公共以社群的名义做出的决定，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对该户居民的通行权造成不便、对通风、采光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即使同意的小区居民法占绝大多数，法律也不应保护此种决定 及其行为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仅仅是假公众之名，本质上具有直接违法性。按照中国法律，被侵权的居民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要求侵权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当车棚尚未动工时不得强行动工，当车棚已经动工后停止继续施工、拆除已动工的部分以恢复施工前权利人权利未受损失的状态。因此，尽管该户居民在道德上可能会受到来自小区整个社群的压力甚至被认为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完全没有屈从于此种所谓“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可见，道德和法律在此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车棚完全没有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只有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那么道德和法律仍然是分离和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论是私法还是公法均承载着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在特定的情形下，法律和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统一的。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私权的行使也应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如中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是对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处理相邻关系时，该户居民与小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两者间统一的一面，该户居民也是小区建造停车棚之后最终直接的受益人。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下，《民法通则》第83条授权采取协商的方式、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解决双方的冲突。在一方权利不受限制就无法实现另一方或者公共利益时，法律鼓励双方进行合作和妥协，同时规定了不经一方同意擅自采取侵害他方利益的行为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可见，团结互助这一道德准则已经转化为法律上的要求，漠视这一道德准则的单方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法律的核心恰恰是公共道德。该户居民既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也相应承担了法律上的义务去与做出决定的小区社群沟通协商、进而在公平受偿的基础上对自身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
公共利益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仍以上述案例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
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小区建停车场并非为了个别有停车需要的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保证小区的文明环境和所有居民的通行便利，是小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该种公共利益的实现比起个别居民的私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宏观效应，最终会推动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如果完全有可能在其它场地建造车棚而不损害该居民的采光、通行权益时就不应当将车棚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
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以本案为例，小区社群有2000人，假设其因为建立车棚而获得的公共利益是v，该户居民因车棚建在其房前遭受的损失是x，因此，理论上讲，该居民应获得的合理补偿y=x-v/2000，当事人可以根据己方受损的程度要求受益方的代表组织（实践中可以是作为小区社群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反之，在没有确定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在已经造成侵犯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应受正当质疑，对于已造成私人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能因为事后对权利人给予赔偿而获得当然的法律效力。
在判断某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之后，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和基本法律的途径解决。一国宪法是该国法制的背景，首先在宪法中应明确除为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合理补偿外，私人的权利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关键的问题是宪法本身或宪法解释机构对何谓“公共利益”应当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除宪法外，一国的基本法律还应将具体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的范围，如上述案例中，小区社群的公共利益和其成员的利益的冲突应当可以纳入物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2003年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重点在于规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小区社群（业主全体）及其内部成员（单个业主）的关系，只是笼统规定了业主公约、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对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解决没有进一步做出规定，仅仅侧重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契约性法律关系。
二是从契约的途径解决。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强行规定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在某些涉及到社群公共利益与其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跳出组织法所强调的决定——服从关系的局限性，从平等主体间 关系的角度考虑解决的途径，与其在法律上界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以上的思考向我们揭示：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注释：
根据哈耶克的二元论观点，法律和立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才是立法的源泉，而不是相反。因此，探讨公权利和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突并解决的可以为立法上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架构及其限制问题提供借鉴，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剥离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后，本质上与公权利无异。
博登海默认为，道德起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强烈渴求创立社会生存的宽容环境，创立社会道德的箴规来遏制群体内的侵略性，减少掠夺和肆无忌惮的行为， 培育对别人的关心，从而扩大了和睦共处的可能性。……道德箴规的主要目的是诱使人们去做社会所称赞的行为。社会道德很有理由被看作对客观的价值等级的认可，这些价值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彼此如何相处。” 参见埃德加博登海默：《—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严格意义上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应遵循“法无明文许可则禁止”的法律原则。
前现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统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
《民法通则》第83条因此可以看作是规定了一项选择性义务，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使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受限制的一方对相对方也就承担了契约上的义务。
《民法通则》第134条。
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向往的道德和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向往的道德同法律的目的实现有联系。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民法通则》第7条。
有学者提出界定“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载自《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1日 第十三版）。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身已表明该行为的违法性，显然，违法行为不因为事后赔偿而转化为合法行为。
《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17条。
截止目前，律师界仍在呼吁国家出台《业主委员会组织法》以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弥补《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不足，希望以此细化小区的公共权益。本文作者认为，通过物权法、合同法等其他基本法律比组织法对此种法律关系的调整更为有效且更具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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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文稿。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希望《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权力与责任演讲稿”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