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生活作风隐私应受合理限制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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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受贿，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被武汉某报称为“女张二江”，并“确认”收受贿赂8万元。在监狱服刑的尹冬桂委托丈夫将该报告上法庭。4月24日，这宗特殊的名誉侵权案有了一审判决：武汉某报严重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判令该报赔偿尹冬桂精神抚慰金20万元。(《新京报》4月30日)
此案的一审的结果给媒体以强烈的示范意义，一是媒体在法制新闻报道中要注意报道用词，对未决的案件不能使用确定性的词语，造成“媒体审判”；二是要避免涉及个人隐私，特别是即使涉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依法享有隐私权，随意披露隐私就涉嫌侵权。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一位参与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张二江”是湖北乃至全国对男女关系问题的特殊代用语，含有贬义，武汉某报报道的标题本身就涉及个人隐私，“个人隐私属人格权利的一部分，不容侵犯，而报道的内容极少提及刑事案件的审判，更着重于尹冬桂的个人生活问题”。因此，这两篇报道从标题到内容均严重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导致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笔者认为，这位法官就本案中尹冬桂的隐私权的说法并不妥当。
对于官员来说，由于其执行公务时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而公权力本质是民众权利所让渡，目的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世界各国对于官员的隐私权的保护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有限制的，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民众对于官员的隐私可能涉及公共利益的，有充分的知情权。官员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尽管说是个人隐私，但是因为涉及官员的品德，而官员的品德关系到民众能否放心将权力托付于该官员，关系到托付后官员能否公正地行使权力，官员的品德方面的隐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是要受限制的。因此，官员对于自身生活作风问题并不享有隐私权，官员所享有的隐私权仅限于个人生活中与公共利益无涉的事情。
从对本案的相关报道来，如果仅以《收受贿赂8万元，人称女张二江》和《与多位男性有染霸占司机长达6年枣阳有个“女张二江”》两个标题及里面的有关尹冬桂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内容，就判断媒体侵犯了尹的隐私权是不妥的。否则，张二江也完全可以就他本人与107个女人的故事被媒体披露而打隐私权被侵犯的官司了。当然，如果报道里披露了涉及尹及丈夫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则另当别论。
笔者认为，本案的焦点并不在于媒体侵犯了尹冬桂的隐私权，尽管媒体也可能披露了尹及丈夫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涉嫌侵犯其隐私权。但这些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的披露并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且主要还在于尹冬桂的关心也是媒体关于其生活作风问题的报道。因此，本案主要问题还是狭义上的名誉侵权(我国立法中未明确规定隐私权，仅在司法解释中将宣扬隐私的行为视为侵犯名誉权，因此广义上的名誉权包括隐私权)。而侵犯名誉权的手段主要有侮辱、诽谤两种，就新闻报道而言，判断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要看报道是否严重失实。因此，对于本案中的报道来说，法院要查明的主要是报纸对尹冬桂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报道有无失实及报道中其他内容有无失实，从而影响其的社会评价，而不是有无披露了其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隐私。
媒体在报道官员的隐私时，既要注意挖掘官员的有损于公共利益的隐私，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要注意避免披露官员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以免造成对官员隐私权的侵犯，这是一种报道的艺术。同样，法官在审理涉及侵犯官员的隐私权的案件中，以官员的隐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也应当成为审判的一个原则。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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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生活作风隐私应受合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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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上网，健康生活》演讲稿
《合理上网，健康生活》
王熙达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合理上网，健康生活》。
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出门可以不带钱，但不可以不带智能手机。"手机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出去买东西，没带现金不要紧，支付宝、微信能解决！外地出差，见不到家人不要紧，微信视频聊天能解决！上班，没人接送不要紧，网课能解决，家里有什么东西需要买，在淘宝上一下订单就ok!老师有什么事情，只要在班级群里一通知就行，学生学习有什么不会的，直接一查*就可以！……随着社会的进步，手机的各个功能也在逐步的提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作为苹果手机的首创者乔布斯，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玩手机呢？
互联网开始变得愈来愈强大，但是，其中鱼龙混杂，不仅有好的一面，更有不好的一面。我们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近因沉迷于网络游戏而耽误了学习，甚至走向了死亡的例子数不胜数。网络上还时常有黄色信息勾引着我们，它们就像一个个毒瘤，让人寝食难安；它们就像一粒粒鸦片，让懵懂无知的学生欲罢不能；它们就像一颗颗美丽鲜艳的禁药，让你爽快一时，却后患无穷！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的青春年华，盗走了人的金钱财富。
同学们，如果你现在是手机、游戏、黄色网站的"铁杆粉丝",请你下决心丢下它们，去浏览一些对你有利的信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警惕官员“助富为虐”演讲范文
新华网成都7月30日报道，导致2死5伤的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721”爆炸案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日，记者从乐山市委获悉，峨边县水利局局长刘天华在解决作案人张明春与明达集团公司的纠纷中，因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已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时任副局长黄如明、水利股股长刘仕太也因分别对此案承担一定责任和次要责任被乐山市纪检监察部门立案查处。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有亿万家财的县政协副主席、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是因为不给付区区3万元的占地赔偿款，被绝望的农民张明春炸得身首异处。
尽管有关部门将葛君明与张明春的事情定性为“纠纷”，而我们从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葛君明的财大气粗、背景深厚，与张明春在这场“纠纷”对话中，明显处于上风，且只愿给已经投资了3万多元的张明春4000元作为补偿，从情理上讲是不应该的。而且张明春还被公安局以影响水电站施工为由关了半个月，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葛君明是否有“为富不仁”的霸道作风。
如果富人为富不仁、持强凌弱，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官员能严格遵守法律、主持正义，根据实际情况，平衡双方利益，还弱者一个公道。也许穷人与富人就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矛盾也不会过分尖锐，穷人也就不会走投无路，落个悲惨结局，富人也不会招致穷人的刻骨的“仇富”心态，以致于遭受灭顶之灾。这对于穷人与富人来说，是个双赢的结局。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利局局长刘天华在处理张、葛双方的纠纷过程中，直接授意时任副局长黄如明、水利股股长刘仕太，单方面出具文件作废张明春还未到期的采砂许可证，并安排刘仕太同明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张明春的采砂场向张下达该通知，并叫张明春立即离开他的采砂场。一句话，这些政府官员在处理穷人与富人纠纷时，屁股坐歪了，在帮助富人欺负穷人，助富为虐。
官员为什么会助富为虐，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于私来说，可能官员本人与富人有关千丝万缕的联系，“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当然要为富人说话；二是于公来说，富人的投资、创业，能给地方带来巨大税收，给自己的政绩添上浓浓一笔，当然也要为富人说话。殊不料，不主持正义的结果是，富人更加无所忌惮地凌弱，穷人更加刻骨地“仇富”，导致富人与穷人的关系紧张，冲突加剧，破坏社会的长治久安，最终也是影响官员自身的前途命运。
因此，要削除穷人的“仇富”心态，官员要带头作出表率，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处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纠纷，主持正义，在必要时还要倡导富人多为社会作贡献，以削除穷人的成见。当然，我们更应当建立官员能主持正义和不得不主持正义制度，时刻警惕官员助富为虐的行为！
官员要有宽宏大量的胸怀演讲范文
合肥7月14日报道，安徽枞阳县一妇女张某用手机向县委书记发送含有过激言语的短信，７月１０日被当地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１０天的处罚。
张某发送激言语的短信的缘由在单位与同事发生纠纷长时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这位同事的丈夫又是一位局长，因此，她便怀疑县委书记朱某故意袒护。７月９日晚上，张某连续５次用手机给朱某发送过激言语短信。
从法律上讲，任何人的名誉不受侵犯，人身安全不受威胁，官员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安机关对张某给予行政拘留也是合法的，无可非议。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张某发送短信虽然过激，但其影响面不大，也未造成后果，如果接收短信的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县委书记，想必给予治安警告就足够了。因而，对张某给予10天的行政拘留是否重了点。
这就涉及官员的执政水平与肚量的问题。官员执掌公权力，而权力被滥用在现实中是不绝于耳，民众基于信息的不对称及对公权力被滥用的担忧，做出一些过激的言语也在所难免。现代名誉侵权法的精神就是要弱化对官员名誉权的保护，以保护民众的监督权利，因为，在正当的批评与过激言语之间有时很难区分其界限，在民众的监督权与官员的名誉权之间不得不适度偏向民众的监督权。因而，对于民众的一些过激的言语，官员宜以对其教育为主，而不是一味强调惩罚。一个“以民为本”的官员，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官员，他能承受民众对其适度的责难，他能体谅民众对于公权力可能被滥用的担忧，因而他也能对于民众轻微的侵犯其权利的行为给予谅解。俗话说的好：“宰相肚里能撑船”。事实上，我们从执政水平来看，一个对民众宽宏大量的官员，也是一个对民众来说有亲和力的官员，更能受到民众的拥戴。官员根本不用担心民众对其的一些轻微侵权行为会给其形象带来损害。
因此，我们在谴责这位民妇发送过激言语短信的行为的同时，也试着问一问一县之长的县委书记，能不能不和民妇一般见识，不要给其10天的行政拘留，让她有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呢？
然而，现实却是灰色的。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如果普通民众对于普通民众的冒犯，司法机关是以教育为主，给予适度的处罚。但是普通民众对于官员、领导的冒犯，那怕是轻微的冒犯，那就以惩罚为主，那都要在自由裁量权的幅度给予处罚，有的甚至不惜超出本应处罚的范围，加重对冒犯者的处罚。因为，领导的事无小事，“连领导都敢冒犯，简直无法无天”，因而，维护领导的名誉与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侵犯领导的权利在一些司法机关和官员本人看来是最不可容忍的。
当然，我们主张官员要有宽宏大量的胸怀，绝不意味着我们要袒护民众的违法行为，对于侵犯官员权利的严重违法行为和屡教不改的行为，要严格依法处罚。
我们呼吁，官员要有宽宏大量的胸怀。“民以吏为师”是我们国家的传统，如果官员能宽宏大量，相应的整个社会也能逐渐形成宽宏大量的氛围，如此，则国家幸矣，民族幸矣！
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演讲范文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郭文钦
摘要 依法治国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具有严格的形式性。研究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研究法治逐渐走向理性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符合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被称作形式法治，它不涉及人的主观好恶以及主观上的评价，因此，形式法治可以反对****特权；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法治 形式合理性
绪论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彻底抛弃人治实现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的根本要求。按照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分类方法，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是一种严格要求法律体系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而实质法治则更多的体现在法律保障社会和人民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目前国外对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争论和研究较多，一种普遍的要求是在形式法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实现实质法治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只有少数专著和论文论及该问题。
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原先较为分散的观点和论述，并努力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第一部分从专门论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入手，分析形式法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西方法治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纳和总结出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法治的发展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第三部分论述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第四部分结合我国的国情阐明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在探讨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进行区分和理解。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什么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呢？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两个概念，即什么是“形式性”和“合理性”。韦伯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一概念:首先是指按照抽象的一般性法律规则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其次是指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和自我完善性,即法律规则的适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权力者个人意志等实体性要素的影响,强调法律的自治性。[1]因此，形式性是指法律强调其外部形式，如一般性、独立性等，而不涉及它的内在价值范畴。而合理性则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而这种公认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公认价值。它们或者依靠法律规则,或者仰仗传统信仰,或者依赖统治者人格魅力而维持着对社会的统治。因此,合理性是与正当性相等同的概念,合理性的统治意味着这种统治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同时这也表明合理性主要是一个价值的概念,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意味着它得到人们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且用法律之内的标准来处理案件；同时法律一般、独立的性质被社会所承认，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以古罗马法为基础,经由欧洲学说汇纂派(即概念法学)的研究推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类型,它也就是实行“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韦伯的观点，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社会的法律从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形式化、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特征,并且只有这种坚持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法律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或形式主义的过程。［4］
这里还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形式化”和“理性化”。韦伯是在相近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和形式化两个概念,若将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进一步细则化、条件化了,这就意味着法律确定性和形式性的增加，可以说法律理性化是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结果。但是，形式化与理性化也有不同。形式化的法律并不一定是理性化的法律。总之，理性化代表了人对客观世界自觉的技术性控制,而形式化是理性化必然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只有这种形式化被置于人类理智的自觉控制之下才能保持理性,否则它只能走向理性的反面。
（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是与形式合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所谓 “实质的”是指社会根据道德、政治、个人意志等情感性要素对纠纷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而不是根据精心设计的固定法律规则处理社会问题。对于二者的关系，实质和形式作为相对的概念当然具有统一的一面,实质合理性的法律也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但是“实体理性的法律与形式理性的法律类型的区别并不能仅从法律有没有形式化去理解(它们可能都具有形式化的法典形式),而且还必须从它们处理实体与形式的关系中去理解。”
实质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在立法上往往对法律规范与道德、政治规范不加区分,在司法上法律的适用倾向于屈从于实体的道德、政治原则的评价,因此法律缺少独立性、确定性,这种法律总的来说是“实质性”的。而形式理性的法律则相反,“形式性”的法律坚持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律规范与实体性的道德、政治原则关系紧密的场合倾向于排除实体性要素的干扰。关于二者的关系，韦伯的分析是精辟的：“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8］
从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形式合理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客观性，即法律的形式是客观的、固定的。法律形式的客观性从根本上保证了法律自身有标准可循，从而避免了国家家长式的****对法律的任意专断和干预。其次是可计算性。法律形式具有客观标准，一定时期之内不会改变，因此人们可以按照以往经验对即将适用的法律有所预计。最后是普遍适用性。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不掺杂个人的好恶感情，不偏不倚的适用于所有的团体和个人；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由于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此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一个利益团体不可能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强加于所有不同利益集团身上，因此它与形式合理性相比较少具有普遍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一）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
西方法治的进化是一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过程，即从强调法律的形式合理性，逐步转变为重视法治所能达到的实质正义和公平的过程。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法治已经是实质法治。事实上，形式法治仍然是西方法治的主流。
回顾历史，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发展的轨迹和一般规律。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颇有思想的学者纷纷提出了各自对于法治的主张。英国的戴雪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法治三原则，从而迈出了现代形式法治的第一步。这三项原则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的人，不论地位和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9］
仔细分析戴雪三原则后，不难看出，他的第一项原则实际上强调了依法统治，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第二项原则着重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项原则类似于现代法制中的司法独立原则。总的来说，这三项原则都符合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而且从事实上他也没有提出实质公平、正义的概念。
此后，拉兹也提出了形式法治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法治的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第二,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第三,必须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第四,必须保障司法独立。第五,必须遵守像公平审判、不偏不倚那样的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第八,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10]在这里，虽然拉兹认识到一般法可能含有宗教或种族歧视方面的特别规定，从而在法治原则中包括特别法，但他同时强调特别法要受一般法原则的指导，最终维护一般法的权威。拉兹的形式法治观念与戴雪相比，更加明确和成熟，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形式法治的要素，如法律应稳定、明确和独立。
法治发展到现代，其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不仅要求以形式法治维护个人自由、反对****特权，而且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要求以实质法治消除社会不公，实现实质上的正义。例如，富勒不仅提出法的外在道德性，即法的实体目的和理想，像抽象的正义、公平等，而且强调法的内在道德性，即有关法律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上的原则或称法制原则。［11］富勒在《法律之德》一书里把法律之德区分为内在之德和外在之德,认为法治是法律内在之德的一部分。[12]在他看来,具备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由八个要素构成: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性、稳定性、同一性。[13]事实上，从富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法的外在道德正是实质法治的要求，而法的内在道德指出了形式法治的特征。
此外，像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论”实际上是对形式法治的超越，是对人类更高的实质正义目标的追求［14］罗尔斯认为，首先,“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相同情况相同处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法无规定不为罪”；法律必须以清楚的意思被告知并且被明确地规定；审判必须公平、公开。[15]这一条要求强调了法治的外在规则性。其次,为了调整行为并因此取得为正义所必须的社会合作,规则必须具有某些与法治相符合的特征:必须做的意味着可能做的。[16]这一点实际是要求法律要在实体价值上合理，相当于富勒所说的“法的外在道德”。
（二）当代西方对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争论
随着形式法治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显现出来。更多的学者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17]这些批评和怀疑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对形式法治下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的批评讨论，二是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
从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关于法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争，其实质是法律确定性问题的争论。
例如，概念法学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律的实体价值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和严格的司法监督完全可以实现，因此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具有确定性。
而部分批判法学学者提出，形式化理性化的法律并不像概念法学所想象的那样天衣无缝,相反地它如此千疮百孔以至于法律的确定性都只能成为自欺欺人的幻想，[17] 因此作为形式法治核心的规则的合理性是可疑的。
现实主义法学则通过对法律规则适用过程的实际行为分析发现,纸面规则对适用者的约束非常有限,不要说纸面规则本身具有诸多局限,就是纸面规则能够做到像概念法学所宣称的那样尽善尽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也仍然不能实现确定性,这是因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法律适用者永远存在,法律解释永远必不可少,事实确定过程总是变化莫测……[18]
至于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则更多的集中于消除社会贫困和保护个人积极自由方面的讨论。
然而，实际上，这种论争的发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形式法治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形式法治的好处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其不足之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治，不仅要求法治形式上平等，公正，而且要求法治体现实体价值上的正义。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在不同的学者眼中往往有不同的要求，经过分析和总结，以下几个方面被认为是形式法治最重要的要求。
（一）普遍性
形式法治要诣之一就是依法统治，即社会成员普遍遵守法律。法的普遍性有两层基本含义：从表层上看，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法应该是普通有效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不应受个别人感情因素的支配。形式法治不仅是指普通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不能例外，使依法办事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活动的普遍原则。更进一步说，法治之法必须普遍适用于社会成员，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超脱于法律之外。当然，法律普遍性必须有法律至上观念和严格的程序做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所包涵的法的普遍性与法的统一性及公平性相联系；从深层看，被普遍遵守的法律还应具有被普遍尊重的根据，即法的合理性。它要么是具有某些普适的道德性，从而获得了被尊重的内在根据；要么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相联系，分享着权力的神圣性。[19]在这个意义上，法治社会的法律必定符合一种更为根本的超越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更大范围有效的普遍准则。因此，法的普遍性理论往往与某种社会发展观联系在一起，法律也就具有了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20]
（二）确定性
形式法治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人类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21]法律确定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人一事而擅加改变，从而为人群建立和保持大致确定的预期，使公民个人和组织机构的行为有可预期性、持续性，以便于人们相互交往和建立促进各方利益的社会关系。
（三）自主性
当法治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性质，它就脱离了工具主义的价值范畴，上升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需要的东西。形式法治的自主性首先要求法律本身自治，即法律与道德宗教相分离；其次是从组织和机制上使司法机构或法官集团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力；最后是要求法律职业上由专门的法学家集团承担，而不受其它权威力量的操控。法治的自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 法律是由民主选举的立法机关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的。尽管立法机制中权力整合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法治社会的制定法都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2. 司法机构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利。即司法机构不受行政机构和其它政党、政治团体的操纵和影响。[22]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必然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总的趋势是走向民主和法治，但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挫折。从清末预备立宪、准备开议院、设审判衙门并实行有限分权，到这一形式成为缓和国内矛盾、欺骗人民的把戏；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形式完备的法治，到《临时约法》被废黜，袁世凯抛出“袁记约法”欺骗人民；从1954年宪法给予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到文革时期民主与法制受践踏，宪法被束之高阁，如同废纸。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实现形式法治的艰难。
在当代西方众多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要通过实质法治实现实质正义的时候，我国面对的是法制不完善、执法和司法机制不健全、法律监督软弱无力，以及公共权力难以巡抚等情况，因此，现在追求实质法治不仅是一种奢求，而且会带来种种弊端。
第一，实质法治要求运用道德原则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但是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和价值日益多元化，要想确定“道德”和“正义”的含义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正义和道德的概念不同，导致他们对道德和正义的要求也相异。
第二，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实质法治中的福利法的实施本意是为个人特别是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行使权利和自由以及维护尊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但结果却造成了对私人自治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以及对个体尊严的冒犯。”[23]在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福利法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而且盲目实施福利法会破坏刚刚起步的法律形式平等的建设。
第三，实质法治强调的是运用正义原则介入立法和司法过程，然而这一介入，对当代中国来说，在形式法治未完备、国家权力缺乏约束、法律从业者职业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只能使法律自治被打破，立法民主性和司法中立性被破坏。[24]
最后，实行实质法治，必然要赋予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执法和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不受严格程序约束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执法和司法上的新型专断。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
（二）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意义
形式法治可以反对****特权。封建的君主****时期，统治者言出法随，法律随人而定，成为为某些集团牟取利益的工具，而且法律极不稳定，废立全凭一人喜好，人民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相比之下，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法律代替了特别适用的法律，独立的法院代替了作为政治附庸的审判机构，平等的契约法代替了体现特权的身份法，人民立法代替了王法。总之，形式法治对于防止专权，保护人民权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的、普遍的法律有利于被市场主体熟悉和掌握；明确、稳定和平等的法律有利于保障效率；独立的司法程序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公正分配利益。总之，形式法治有利于促进市场效率，维护市场主体权利，以及保障交易安全，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讲究法律的程序性，完善法律程序可以保障实体内容得以严格执行。目前中国仅仅走在法治道路的开端，更应该集中精力搞形式法治建设，如果现在谈实质法治，无疑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是一种奢求。
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问题看，首先不是实体不公正，也不是制度不正义，而是程序不公平。[25]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中存有重实质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但是，结果公正的实质正义却是人们主观最难评价与衡量的，由于评价主体法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样程序公平对于司法公正的界定与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精湛、结构严密的机器一样运行，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实体不公或许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制度正义性的丧失。[26 ]
结论
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
我国的法治建设要从形式法治作起，这就要求：逐步完善立法体系，尤其是立法程序，使立法按照形式法治的要求进行；逐步确立司法独立的地位，使司法机构真正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不受任何其他团体和个人的影响；逐步约束行政机构过于宽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迈出形式法治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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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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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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