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粮食订单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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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粮食订单的实践与探索
江山市粮食局 毛金泉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对粮食流通管理方式、市场主体多元化以及市场体系进行了培育和完善，粮食购销形式从传统的统购统销、合同定购到购销市场的全面放开，粮食流通形式朝多元化发展，主要形式有进场交易、上网交易、期货交易、粮食订单、产销区合作经营和加工企业向生产、流通领域延伸等，逐步形成了多种形式共存的粮食流通新格局。江山市的粮食订单已经过四年的实践与探索，现结合实际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粮食订单的基本状况
粮食订单（或称“订单粮食” 、“订单农业”）是近几年来新兴的一种粮农双方签订的新型粮食购销合同。粮食订单对于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合理调整种植结构、保障粮食的销售具有促进作用，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粮食流通新形式。
我省从2001年起率先在全国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也是较早施行粮食订单的省份。我市与省内其它市县一样从2001年开始实行订单粮食，现已经历了4年的实践与探索，主要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01－2002年以农业税征粮为基数的粮食订单。即粮食订单数量根据农业税的多少来签订粮食订单合同，订单的收购价格和农业税计税价格由政府部门根据市场价格确定，粮食部门按照农民交售粮食品种质量计付粮款，扣除农业税后的粮款、价差由粮食部门在收购中当场兑现给农民，乡镇、财政共同协作抓农业税征粮，并组织人员上门催缴，集中在8月底一季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农业税款在收购结束后由粮食与财政部门统一结转。从2001、2002两年的订单实践看，粮食订单收购数量分别为1425、1500万公斤，仅占实际收购数量的36.93%和40.75%，订单农户分别有10.75、10.6万户，户均订单数量为132.56和141.5公斤，农业税的计税价格虽然略低于收购价，但粮食部门在收购时对计税差价按实找补，农民售粮实行订单内外的同价（略高于市场价格），农民对粮食订单和合同定购观念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2003年的粮食订单采购数量为1500万公斤。其中一部分仍然以农业税为基数的粮食订单400万公斤，不享受政府补贴，另一部分则为省政府代采购省级储备粮的粮食订单1100万公斤，每50公斤增加5元的政府补贴（含1元的种子补贴）。收购方式仍然由政府部门定价、行政催缴、价差找补、一季完成，2003年全市共收购粮食3858.2万公斤，其中省级储备粮的订单1100万公斤，其它订单收购406万公斤，订单外收购2352.2万公斤，订单收购仅占收购量的39%，农民对同样的粮食订单而实行不同的收购价格，有些不理解，纷纷要求增加省级储备粮的订单采购指标；
第三阶段：2004年的粮食订单以储备粮采购指标1550万公斤为基数分解落实，订单内的粮食收购价格给予每50公斤7元的政府补贴。今年江山市政府非常重视粮食生产，专门印发了《关于2004年粮食生产的指导性意见》，将储备粮采购指标1550万公斤分解落实到20个产粮乡镇，乡镇又将订单采购任务落实到86344户，户均订单数量为179.5公斤。今年我省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需要用现粮交纳农业税，也没有乡镇、财税干部的上门催交粮食，往年大规模集中缴粮纳税的景象不再重现，季节性集中收购粮食已逐步向常年收购转变，农民卖粮走出了多年来由政府部门定价、行政催缴、集中收购模式的束缚，农民有更多把握市场、选择最佳售粮的机会。因此，8月初我市与其它地区一样出现了早稻的收购难、进度缓慢的现象。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及时调整工作方法，抓住农户交学费、买农资集中用钱和旱情解除的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因地制宜帮助指导粮食收购企业改进收购方式，分别采取进村设点收购、流动组上门直接到农户家门口收购等切实有效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售粮积极性，各粮食收购点再次出现农民售粮高潮，粮食收购企业比原计划提前6天完成1550万公斤储备粮的采购任务。至9月5日止，全市已收购入库早稻2052万公斤，其中订单内1550万公斤，订单外502万公斤，中晚稻的种植面积有较大幅度增长，目前长势很好，预计今年将是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以来本地粮食收购量最多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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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的探索与实践
思想政治工作新方式的探索与实践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办法。可以说，一套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比较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正在形成。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因此，有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还要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继续深化和拓展。
近年来，我们在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就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工作中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办法。可以说，一套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比较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正在形成。这套方式方法既凝结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既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适应人们社会活动和思想活动的深刻变化；既立足于现阶段的实际，又在面向未来中不断发展；既便于工作中具体操作，又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依靠党委、支部组织集中教育方式。这种方式，曾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又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发展。一是经常性教育。根据改革和建设不同阶段的任务、要求而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和教育活动，如党委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形势报告会等。二是主题教育。围绕特定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议题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如“我看改革20年”，“庆祝建党80周年，唱响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歌咏比赛，“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等。三是集中教育。针对辖区特点组织教育活动，如农村学教活动、基层党校、农民夜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组织农民集中进行法制教育等。这些方式，体现了新时期的特点，蕴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取得了明显成效。
融入经济业务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结合渗透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密结合各项业务工作，抓住结合点，找准切入点，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工作中我们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渗透到经济业务工作中，与经济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业务工作“一体化”的运行方式。办事处实行领导班子的“一岗两责”、“双岗双责”，在具体工作中制定“双文明”达标办法和“双文明建设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紧密结合。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必须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入手，将教育内容渗透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之中。近几年，我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一是开展了“文化扶贫”、村村通广播电视电话工程活动。二是结合实际开展办实事活动。各村开展了“科技致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建立党员联系户、联系点制度。三是针对特殊对象开展的特殊服务活动。“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巾帼家政服务站”，建立“外来人口学校”、敬老学校等。通过办实事，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进一步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都江堰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依托资源优势 培育特色品牌
精心打造西部休闲度假第一城
——都江堰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生态学、旅游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有机结合的新兴学科。生态旅游不仅迎合了人们追求返璞归真，充分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而且贯穿了以人为本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在旅游产业中的具体体现。发展生态旅游，不仅有利于优化自然生态环境和旅游产品结构，促进资源实现市场价值，而且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强化旅游“富民”功能，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都江堰市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一）优良的生态环境，奠定了都江堰市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都江堰市地处成都平原西北岷江中上游，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地貌兼具平原、丘陵、山区等多种形式，是中国西部两大地形阶梯的转折点，建于2260年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川西平原工业、农业、环保、生活等用水的唯一源头，被称为川西平原生命之源，是成都平原和岷江水系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同时，都江堰市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市内两大植物区系交汇，其生物多样性具有全球典型性的极高价值。拥有2处世界世界遗产（都江堰、青城山）、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1处国家森林公园（龙池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17911.5公顷，其中，龙池原始森林和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离特大城市最近的原始森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有重要景观33处，有国宝大熊猫和珙桐等多种珍稀动植物3012种，1994年被中科院列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五大基地之一。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使都江堰市成为成都平原一方绿色宝地，而且“生态牌”已成为市域可供长期利用十分可观的无形资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诱人魅力。
（二）良好的发展基础，拓展了都江堰市生态旅游增长的巨大空间
近年来，都江堰市坚持以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确立了“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城市；坚持防治结合，营造绿色人居环境城市；坚持依法行政，塑造环境管理精品城市”的环境方针和“建立绿色政府、经营绿色城市、发展绿色经济、推广绿色生活、倡导绿色文明”的发展目标，着力构建绿色经济生态系统，走出了一条富有都江堰特色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有力地促进全市生态、经济、环境和社会同步协调发展。
——全力构筑绿色生态屏障。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以改善和提高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积极探索并不断完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障体系，认真实行综合决策、统一监督与齐抓共管、环境投入、公众参与四项制度，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投入、宣传、科技四个关键环节，全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和优化。近年来，全市大兴植树造林，大力实施“长防”工程、“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草）工程，新增绿地面积31.11万亩。在城市绿化方面，采用“腾地造绿，破墙透绿，借地还绿，见缝插绿”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办法，努力扩大城市公共绿地面积，建成了“一个绿色心脏、五条绿色彩带、六条绿色长廊、十八颗绿色宝石”为支撑的城市绿地系统，形成了以“大环境为依托、公共绿地为重点，道路河堤绿化为骨架，专用绿地为补充”的城市绿化新格局。全市绿化覆盖率达54.02%，森林覆盖率达53.86%，总绿化率为94.73%。2000年，都江堰生态示范区建设通过了国家验收，获得“人间天堂都江堰”的美誉。2001年，都江堰市政府系统及都江堰景区、青城山景区顺利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了通往国际社会的“绿色名信片”，在全国县级政府系统首开先河。2003年，成功通过国家园林城市验收。
法学教育的比较与探索演讲范文
内容摘要：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再陌生。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思想认知以及各式各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背后，法学教育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各国之间这种教育体制的交锋却时刻没有停息。抱残守缺、闭门造车者终将难以幸存，于是在法学教育的横向比较间，一条忐忑、充满挑战的改革之路摆在了我们面前……
关键词：
法学教育体制 精英模式 通识教育 理论教育 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 司法考试 法学教育宗旨
法学是治国之学、是强国之学、是正义之学、是权利之学。 因而没有人也不应当有人忽视法学的存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也需要无数理性的社会成员去维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法学教育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知识霸权的时代，教育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中间力量，而人才的培养促使着各高校“超负荷”运转。那么在法律学人共同体的队伍日渐壮大的今天，当前法学教育体制下孕育出来的法律学人是否真的能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呢？有多少人在扮演着维护法律、追求法律价值的角色呢？又有多少人在这场世界性的人才战役中幸存下来，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呢？或许我们能够从以下数据中寻求答案。
各国法律家人数的比较
单位：人
国名 人数 法官 检察官 律师 法律家人数 国民人数与法律家的比例
美国 266755000 28395.702 20830.558 881454 936934 285:1
英国 51820000 3170 2132 73751 79053 656:1
德国 81538600 22134 5375 85105 112614 724:1
法国 58027300 4591 1367 29397 35355 1641:1
日本 126166000 2113 1274 16853 20240 6233:1
总体看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法学教育是一种“精英模式”，因为能够真正进入司法部门、国家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的人凤毛麟角。诚然，法律工作需要很强的职业性素质，它需要从大量的候选者中选拔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来从事这项谨慎、严密而又极有份量的职业。那么，那些成千上万的落选者又将何去何从呢？迫于现实、迫于这种近乎苛求的筛选制度，他们成了实验品，成
了精英们的垫背，他们所获取的法学技能却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并将永远的沉睡，他们不得不在别的领域另辟蹊径。也许他们唯一能够感到自豪的便是他们心中有法，他们是法律忠实的信徒，仅此而已，难道这便是学习法学的初衷吗？如果真的仅仅是为了一种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那么法学院大可取消并附属于各个院系，或许其普及效果更加明显。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在覆盖各相关领域的复合型法学教育体制的构建下，培养具有公正价值评断和较强的法律及相关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法学教育还应当给予受教育者充分的实现其培养目的及人身价值的机会。
就我国来说，现行法学教育体制与这一构想相去甚远，而其症结便在于体制上的“千疮百孔”。或许我们应该先与世界上部分主要国家的法学教育体制进行横向比较，汲取其科学合理的元素并权衡在我国条件的可行性，进而填补我国法学教育体制的漏洞。
一、 美国：独树一帜的教学模式
美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构建最为完备、科学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着创造力以及相当的学术自由的国度，法学教育必然在承袭的过程中朝着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
美国大学教育分为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和非职业教育（Non-professional Education）两种，而法学教育则可谓是职业教育的表率。美国法学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学本科生，若想要成为法学院的一员则必须先在其它专业或领域获得学士学位。这样便在一开始就确保了法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他们能够从事跨学科的研究，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认知法律。这样，在一群“出生背景迥异”的学生聚集的课堂上更容易闪现出创造力的火花。
据统计，全美约有203所法学院，经美国律师协会（ABA）承认的有185所。这些学院大部分附属于大学之内，少部分属于独立的法学院。美国法学院所提供的学位相当之多，至少有几十种。这里择其常见几种做一介绍：
JD(Juris Doctor),法律博士，就其实质来说，相当于我国的法学学士学位，但由于其在美国是以其它专业的学士学位为入学条件，且筛选条件十分严格，（如参加LSAT考试，一般院校要求分数在160分以上）故称其为博士也无可厚非。JD教育全日制为三年，在职兼读需4年。其中第一年的基础课程最难，虽然每周课时只有十几小时，但课程门类繁多且每次上课学生都必须花两三个小时做课前准备，此外，学生还要在课余花大量的时间完成教授所布置的作业、阅览资料及分析案例。第二年学生所修的课程是有关工商业活动所引起的基本法律问题。而到了第三年则大部分为选修课。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后，通常还要看看自己是否修满了80个学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学分，其学位将不被ABA所接受，并无法参加律师考试。 由于在美国90%以上的法律专业的学生读的都是JD,因而JD是美国法律教育的基础，在美国人看来，JD的毕业生是美国传统法律教育的受益者，因而它就成为了大多数州律师考试的资格证，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LLM,(Master of Law),法学硕士，分为General和Specialized两种，其以培养法学教育与研究型人才为主，其与JD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LLM要求申请人具备法学学位。 此外LLM的课程安排比JD轻松许多，学制为一年，学习期间从9月至第二年的5月。只需修满20个左右的学分，且大多不需要写论文即可毕业。毕业后可参加加州和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
MSL,(Master of Studies in Law),不要求法学背景，课程安排与JD相似。
SJD,(Doctor of the Science of Law)，法学博士，申请该学位需完成LLM。SJD的修业时间一般没有年限要求。
美国的法律教育从性质上看属于职业教育，自100多年前哈佛大学发起以来，已形成一套完整而极具特色的本科后教育体制。由于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地位且待遇菲薄，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法学院的吸引力，其严格的筛选条件也保证了其生源的质量。美国人口虽占不到世界人口的10%，但是律师人数却占世界律师人数的70%。而事实上美国法学院也确实是美国精英的汇集地。
除耶鲁大学外，美国所有法学院都采用的是哈佛大学首创的问答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教学模式所关注的是学生的论证能力，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前提下，学生必需在课前做大量而且充分的准备，如累积素材、案例分析，甚至要做到对一些概念和词语的反复推敲和斟酌以应付课堂上教授寻根究底的追问。在这样的训练下，学生不仅对法学理论及法条熟记于心，而且在将其灵活运用的同时也提前进行了法庭辩论的演练。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诊所课程以及模拟法庭等课程也同样体现了其教育体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侧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法学教育提倡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氛围。注重将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的融合，在同一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各自国家的法律文化背景，而这种在“国际性”环境下不同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的磨合，有助于学生在比较学习中形成自己对真正法律价值的追求。以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为例，其每年暑假都会在亚洲与香港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暑期国际法学交流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50至70名学生参加，授课内容除美国法律体系介绍外，其它课程每年均有变动。
在考试制度方面，美国的考试基本上是匿名的，期末考前要去学校领一组号码并将其填于试卷上，而考生就凭借其号码来领取其成绩，这样有助于教授公正的评分。而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是以各州为单位各自出题，不像我国每年统一举行司法考试，且难度各不相同（以纽约州和加州试题最难）。学生一般在考前2个月左右才开始准备律考，故对其在校学习的牵制不大。正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陆登庭所说：“即使在专业学院，对学习法律、商学、教育、医学、政府管理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说，他们也应该集中精力，学习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学习非常专门化的专题或培训内容。”
二、 英国：传统与严谨
英国的教育素以历史久、标准严、质量高著称于世，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至今已培育出9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同样，英国的法学教育也是这一优良“禀性”的受益者，虽然产生较晚，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正式的职业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几乎不存在。但毫无疑问，英国法学教育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大国家教学的模板，南非便是其中的典型。
没有人会否认英国法律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全球法律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它的法学教育自然而然在英美法律体系的传承下，在传统与严谨的磨合中树起了一面旗帜。
同样，英国法学院也为法学的“逐梦者”提供了几种学位可供选择。
LLB,( Bachelor of Law),法学学士，学制为三年。若是非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毕业生通过一年的学习可以拿到该学位并过渡到CpE课程。
CpE,( Common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一种供没有法学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修的硕士文凭，完成后方可升入LLM学习。而MA或MSc则可能授予那些无法学本科背景，但旨在调和相关专业与法学互补性的硕士毕业生。如：诺丁汉大学就为学习环境、物理和生物的本科生开设了法律与环境科学理学硕士学位课程，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则开设了药物伦理与法律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LLM,(Master of Law),授课式法学硕士，学制大多为一年，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硕士学位。LLM以教学为主，一般分为三个学期。第一、二学期以授课为主，第三学期撰写学位论文。授课方式是大课、专题报告和辅导课等形式且课程范围相当广泛，如国际商法、海商法、刑事审判、犯罪学、警察学、石油法、国际体育法等等。LLM的最后三个月写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其评分根据论文和平日的考试决定。
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研究型硕士，学制为一到两年或许更长。其学习过程在一名导师的指导和建议下，主要是个人独立的研究，最后写一篇3－5万字的学位论文。Mphil可以看作是通向博士学位的过渡，其研究结果可以看作是博士研究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ph.D——三年制的研究型法学博士以及只授予对法律界作出贡献或发表过专著的人士的LLD学位等。
英国法学教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其研究生项目分为讲授式和研究式，二者间的区别在上文已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英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法庭及其他重要机构，如英国国会、伦敦劳埃德船级社或伦敦证券交易所等。部分大学还安排校外课程，如去布鲁塞尔参观欧盟的法律与政治机构。学生在获得英国的法学学位之后，还需要参加本国的某专业课程，作为开业的实习(期限通常为一年)，才能成为职业律师。而每年印制的《法律职业行为指引》也成为法学院教学的重要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还有各式各样庞杂的教学评估机构，定期对每个大学、每个专业进行排名和评定。在报纸媒体方面，《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结合自己订立的标准每年对各大学的各项指标进行质量评估。此外，英国高等教育统计评估机构也定期提供一些数据指标，如TQA(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即教育质量评估，满分为24分；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侧重于各院校的研究水平，满分5分；A-Levels是大学入学的平均分，满分为30分；Job prospect Score,学生就业率指标。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评估数据排名暂且不论其可信度与科学性，但它确实对英国各院校相互间的竞争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 德国：浓重的职业教学
1961年颁布的《法官法》在德国法学教育中的份量绝对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它是德国法学教育中的“宪法”，指引着其发展方向、教学风格，甚至一些十分细微的制度也囊括其中。此外，调整德国法学教育的法律还有其它相关的联邦法律、各州法律以及作为德国法渊源的各大学的具体规章。 可见德国法学教育很好的体现了“法治性”。
德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培养以法官为主的司法官员。罗伯特·霍恩在《德国民商法导论》中提到：“德国法学教育是按照培养法官的标准来设计的。”而在《慕尼黑大学关于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规则》的第2条规定：“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学生对法学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对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哲学等相关知识掌握的证明，而在第一次国家考试中取得作为见习服务的候补官员的资格。”
德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大学学习和见习服务两个阶段，只有在大学完成法学学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完成见习服务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
在大学学习阶段，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且内容十分庞杂。以慕尼黑大学为例，其必修课程主要包括：基础学科、民法、商法和公司法、劳动法、刑法、公法、欧洲法和诉讼法八部分，而选修课则包括：法制史和宪法史，法哲学、国家哲学和法社会学，国际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和比较法，自愿管辖，犯罪学、少年刑法和刑罚的执行，土地规划法、公路与道路法、建筑法和公务员法，经济管理法和环境法，欧洲法和国际法，商法、公司法和证券法，竞争法、卡特尔法、工业产权保护和作者权法，集体劳动法和劳动诉讼，社会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援助法、促进就业法、社会诉讼法和社会法院审判程序，税法、所得税法和营业税法。 此外，《慕尼黑大学关于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规则》第8条第2款还规定：“学生必须在其学习期间至少用12个学时参加经济学、专业外语或其它非专业课程的学习。”《法官法》第5条a条第3款规定：“大学的学习内容还应包括审判实习、行政管理实习和法律咨询服务实习。”巴伐利亚州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教育与考试规则》中第14条规定：“实习为3个月，内容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并且各占一个月。” 《法学教育改革法》第5b条第4款规定：“义务站点培训至少为期3个月，在律师事务所的义务站点培训至少12个月。”
德国的法学教学方式主要以大课讲授为主，其它的还有专题研究报告，练习课，初学者学习小组以及国家考试准备课程等。其前期主要是对理论素质的掌握，而后期（约第6－8学期）则侧重于考试的技巧以及考前的准备。
通过了第一次国家考试后，便可进入第二阶段即见习服务阶段。此时的受训者被称为“候补官员”，享有临时公务员的身份，可以领取津贴。 《法官法》第5条b规定见习时间为2年，并分为必选和自选两部分。而接下来的第二次国家考试则作为德国法学教育的结业考试，也是候补官员的任用考试，通过率低于50％ 《法官法》第5条规定：“取得法官资格必须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考试，即必须首先成为完全的法律从业人员。同样，要成为检察官、律师和公
证人员也必须首先取得法官资格。”德国《公务员法》第14条a规定：“高级文职官员的资格也可以根据《法官法》第5条的规定取得。”
德国法学的人才筛选是宽进严出的，并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与遴选才能确保法律从业人员精深的理论及职业水平。此外，德国法学教育仅限大学正规教育一种形式，没有业余、远程和电视教育，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工作者队伍的“纯种性”。在这种职业教育色彩浓厚的体制下，大学法学院教育自然会与各州司法、行政部门在许多方面形成合作关系。即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州高等法院（通过其院长和有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而州司法部（通过州法律考试局）则执掌国家考试大权。
四、 日本：精英型选拔制度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若要成为法曹，则必须首先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 这样，司法考试便成为法学院学生叩开司法研修所大门的“障碍”。在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 人左右，但合格率仍然维持在1/20。 如此一来，日本法学院学生若想在法学领域有进一步的拓展则必将经历司法考试这一精英型的选拔制度，而在这样一种的严格的遴选中的“幸存者”方能在“正统”的法律职场上大施拳脚。这样，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民间企业。 这也引发了笔者对日本大学教育的现实意义的思索，对于每一位面对着如此激烈性的竞争机制的日本法学院学生，他们将如何定位自己在大学阶段的基础学习呢？同样法学院所确定的法学教育重点是以希望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呢，还是以在民间企业就职、并非想做法律家的学生为教育对象？正如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所说：“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 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 而日本学者铃木贤似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日本大学教育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不起作用。” 事实上，当前在司法考试牵制下的日本法学教育体制使得大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造成了严重的脱节，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都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
此外，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制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 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 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学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 ，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 在另一方面，既存在本科的法学部也存在有培养法曹的本科研究生院这种事态，将从根本上威胁法科研究生院吸收多样性人才的理
想。保存现有法学部的同时开设法科研究生院的这种制度设计十分危险。 同时，学生写作能力及口头辩论能力的耽怠也对日本法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难题。
然而，随着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提出，日本以美国法学院为模本，开始了将法学教育与选拔、培养法律职业家 有机结合的改革。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研究生学院的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 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赋予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其学制一般为3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可获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 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 。此外，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 练的需要。
总体看来，参照美国法学院设计的法科研究生院构想确实使日本当前法学教育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补，它将广泛的理论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之间很好的衔接了起来。
五、 中国法学教育的探索
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一样相对落后，其教学宗旨、体制建构以及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在其发展的初创时
期，全盘引进西方的法学教育，其中受日本法学教育的影响最为直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除了一开始受苏联影响外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从1978年以来开始对外开放，但还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
而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也不容乐观。对此，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我国本科教育是建立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实行的是近乎极端的专业教育，培养的是目标是专门人才。” 有人称我国的教育“只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忽视教育在培养个性、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 其“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一技之长’，但却难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很难适应社会对职业变更的需要。” 此外“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 也是我国教育的症结。武汉大学教授李龙在2000年批评：“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局限于法律职业上，已是陈旧的教育观念。” 中国政法大学赵相林教授在谈到中国法律教育现状时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法学专业学生不能直接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又不一定是法律专业毕业。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了政法机关的人员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也使得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困难。”
综上所述，我国法学教育的症结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本科阶段便将法学细化为若干专业，过早的进行法学方向性专门学习。在我国有许多法学院将法学划分为多至几十种分支专业，在大一阶段便要求学生进行定向选择，或者在后期通过平台课的方式进行分流。且不说对于初次接触专业性极强的法学分支学科的学生的承受能力，这种法学过早分流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对法学系统化的学习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并且难以构建一种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结构，对于以后的学习也非常不利。法学是一门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科学，法学体系也是相当庞杂。这便需要学生在掌握法学体系下其它课程的知识的同时，再对法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有助于触类旁通，能够将法学各科目知识有机的统一起来。如学习经济法就需要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国际经济法等学科知识相辅助。第二，对法学过于专注，而孤立了其它与法律有着重要联系的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犯罪学以及心理学等等。第三，专于法学理论的教育而忽视了法律职业性教育。在我国法学教学的课堂上，教师主要以对法律本质认知以及该学科理论体系的介绍为主，较少涉及案例教学，而学生往往注重于概念、分类、性质、特点、意义等问题，而在如何运用和操作方面一无所获。此外，课程安排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理论性学科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实务应用性课程的空间便十分狭小。同时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实践机会也相当有限。第四，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对通过率范围的紧缩，形成了只有法学顶尖水平的专业性人员方可拿到“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精英型选拔体制。据统计，2002年的通过率为7.74%，2003年为10.18%，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法律职业人员的社会需求量大大提高。1999年我国法院审结的案件为6232302件，我国的律师数
为111433人，其中一半为专职律师，如果以法院每一案件只有一名专职律师参与计算，每一专职律师每年至少要办理出庭案件约112件，即每月办理出庭案件9件。这些还不包括工作量数倍于此的非讼业务。此外，还有民间调解案件5188600件，这些案件的处理主要由不甚明了法律知识的民间调解人员来完成。而以我们现在每年8万左右的法学本科生和约2千研究生的规模是难以满足的。因为这些数量不仅要满足律师、法官、检察官三大法律职业的需要，还要满足企、事业单位、立法、行政及其他机关的需要。 第五，缺乏创造力。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缺乏独创能力，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然而，在我国法学教学的课堂上，学生只是扮演着消极接受的角色，他们很少对课本或教师的观点发生质疑，只是知道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将教师的所言所语尽数记下，而教师也上课也多以课前准备的讲稿为蓝本，其授课方式仅为将讲稿“朗诵”一遍，有的甚至没有跳出课本的框架。此外，在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上，多半是授课教师自行出题，故而可以先将考试范围告知学生，更有甚者给出一定范围的题目，考试题目便蕴涵其中。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学生不在注重对题目范围外的知识点进行复习和掌握，他们只会极端的背诵教师的点题范围，有的甚至只是将题目答案死记硬背，而根本不去在意对知识点的理解。因此，便造成了很多学生平时不去听课，仅凭考试前几天连夜借其他同学笔记来背诵即可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这种比赛记忆力的考试所得出的分数是不可信的，对学生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满堂灌”、缺乏发散性思维训练的教学方法和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创造性和批评性思维的缺失。
近年来，诸多学者提出的我国法学教育改革与构想呼声不绝，教育部也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国家教育委员会1994年实施的“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计划以及2003年9月19日－21日在重庆召开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3年年会，暨“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等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前推行“素质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主流观点，然而，素质教育涵盖范围相当广泛，笔者认为，法学素质教育应建立在学校对学生的侧重素质培养的教育计划统筹建构之下，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教育宗旨在于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精英人才的培训。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马丁·特罗教授在《高等教育从精英转向大众中的问题》中提出：“随着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教育的观念、目的功能、教育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同样，在法治社会逐步确立的社会背景下，法律之学不再专属于政治高层与社会精英，普遍加强全民的法治意识以及对法律权威的认知已成为各法学院的主要认务。因此，只有在通识教育、大众教育的基础上，并使其时间加以延长，再进行精英教学的引导，方可实现法学教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相应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也应当提升，在体制上保证法学教育的大众化并充分实现学生对法学学习的追求。故高等教育中的法学教育需要走向大众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取消本科阶段法学之下的专业划分，使法学更加充实饱满，在贯彻教育部14门法学核心主干课的同时，广泛开展各种法学专业选修课，如刑事侦查学、犯罪学、外国法制史等。第三，通过与法学相关的其它领域课程，丰富学生法学知识结构。可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课程在本科初期供学生选修，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对今后法学专业课程的深入理解。塑造多元化的教学氛围。使外国留学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共同参与到本土学生的课堂上来，并在课堂上将各自对法律的理解与认知进行积极的探讨，这样也便于教师进行更为广泛的介绍与总结，此为其四。其五，加大应用性教学课程的比重，加强学生职业素质。如法律语言学、证据法学、法庭审判程序介绍等，甚至可以单独列一门案例分析课。正如曾宪义、张文显在《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中提出：“素质教育是以人文为基础、包容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在内的教育模式，即具有通识基础和职业定向的教育模式。”其六，与社会接轨，使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如现已有部分学校开展的法律诊所课，通过在教师的协助下学生自己办案、甚至上庭辩护；法庭旁听；模拟法庭并可以比赛的形式出现；以法学为主题的辩论赛；社区法律援助服务；法制日的宣传活动；与其它高校法学院的交流活动等。第七，教学朝国际化方向发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国外法学院的教授进行讲座，并实行交换生计划。此外，在假期也可以通过夏令营或冬令营的形式邀请各国法学专业学生参加开展交流活动。第八，学校加强教学硬件设施的管理，使教学媒体配套化、完善化、先进化。最后，考试制度应进行严格的调整，不妨采取写论文形式进行期末考试。在学期开始时教师可以就本门课程提供一定范围的论文题目，学生也可以另行选择该领域的论文题目。因此，学生必须通过一学期的时间完成至少一篇的论文写作。待题目确定后，教师再定期抽出2课时来进行阶段性指导，并回答相关问题，这样师生之间通过一学期的近距离接触，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情感、得到了教师针对性的指导、锻炼了自身论文写作表达能力而且培养了创造科研的水平，并迫使学生通过长时间的查找资料而锻炼了进行相关课题的主动学习的能力。
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之路的探索应从教育体制上寻找切口，进而解决其它相关联的社会机构、政策以及教师、学生的问题。其中，塑造具有创新型法律辨证思维和诸多相关知识积淀并有较强职业性技能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应始终是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还应借鉴别国法学教育的长处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特点来完善体制及其发展方向上的缺漏，这样才能使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时俱
进、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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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的比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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