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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30周年心得体会: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生活是多元的,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想法,对接触的事物产生的一些内心的想法和自己的理解谓之“心得体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大家都对心得体会很是熟悉吧,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心得体会的内容具体要怎样写呢?下面是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改革开放30周年心得体会: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着鲜活的实践经验,也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着不断的检验。可以认定,改革开放的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实行和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归根到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上发挥巨大功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断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勇于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就能够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初,就以“走自己的路”为鲜明特色。从那以后,我们始终牢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直坚持从国情出发。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产物。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立足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根本基础,也必将是它发展的根本基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命运。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关键就在于这些理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最为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

改革开放30周年心得体会: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为解放思想的旗手,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解放思想的艰辛历程,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

“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按照这一方针,那就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动乱和混乱。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立即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的呼声也一直以实践的方式冲击着“两个凡是”。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包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坚决有力的支持,领导和推动了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一)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准备这次会议讲话稿的时候,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决定,这次会议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讲实事求是。他在讲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解决”。他批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了反驳所谓“砍旗”的说法,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从1929年到1963年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指出:离开实事求是,“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只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主张“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坚强有力的支持,对否定“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深刻有力的批评,对刚刚兴起的群众性思想解放大潮是个巨大的推动。

(二)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负责人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在听取黄镇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后谈到理论问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这种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这一年的整个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月月都讲真理标准问题,都讲解放思想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由此掀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抓住当代中国解放思想根本,领导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领导我们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研究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种种空想。

我们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说,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我们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锐意创新,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针对“四人帮”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比较快地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正确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有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同国情相联系的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同过去相比,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转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

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我国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所决定的。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

学习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坚定不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决定我们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以新的思想解放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以更加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状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一)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哪个地方思想僵化了,哪个地方就要落后了。当前世界的大变动,中国的新发展,党情的新变化,尤其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

(二)解放思想要紧紧围绕三大基本问题,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30年解放思想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历史。只有突出解决这三大基本问题,才能从全局上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当前,尤其要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说:“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围绕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要注重实效,努力做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努力做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推进社会和谐。为此,就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要注重开阔视野,从别人、别地、别国那里吸收营养、拓宽思路,不要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要注重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抛弃一切错误或过时的东西,不要把已有的经验、做法绝对化、神圣化;要注重转变作风,从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八股套话中解放出来。

(三)解放思想要始终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满意标准。实践标准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认识标准。一个观点、一个思路、一个办法,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不要搞抽象争论,不要动不动就拿本本来,不要动不动就外国如何,不要动不动就“想当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坚持,不管有什么非议,不管有什么干扰;反之,就改正,“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历史标准。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进步,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理念、原则,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要用抽象的理念、原则去剪裁生活。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就坚持;反之,就抛弃。人民满意标准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标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一切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都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反之,就反对,就抛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三个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就有正确方向,解放思想的灿烂之花就会结成丰硕的物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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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心得


本学期,我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周的课程,但每位老师都不辞辛苦的运用新型教学方法,使每一个专题的内容都变得生动而充实,使我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收获了很多知识。在此,浅谈一下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心得与体会。
我们从小就开始接受政治教育,但政治课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是枯燥的、乏味的,本学期的课程却让我体味到了别样的政治课。一改以前政治课灌输形式的授课方式,采用新型的教学方法,即每个专题都由不同的老师给我们上课,使我们领略不同老师的上课风采,使得上课内容更加新颖,使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变得趣味而生动。通过观看老师为我们精心挑选的与专题内容有关的视频资料,我不仅更好地掌握了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更开阔了视野,这为我们成为一个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的人打下了基础;通过课堂上畅所欲言的讨论、交流,我不仅看到一个问题的多个方面,更看到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总之,丰富多彩的授课形式不仅让我收获了课程相关的知识,更开阔了视野。
作为一名党员,我也曾因为社会及网络上的各种言论而动摇,但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了解了苏东剧变的悲剧,我幡然醒悟:如果连一名大学生党员都不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被一些言论所误导,就会陷入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巨大阴谋中。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切听党指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这不仅因为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而且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始终坚持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历史和现实证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这样的坚强领导核心,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能力。
学习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也使我深深的明白,在坚定不移、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政治、生态全面建设,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为了更稳、更好、更快的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后,向本次授课老师表达诚挚的谢意,你们不辞辛苦的运用新型教学方法,不仅使政治课变得趣味、生动,也使我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收获了很多知识,拓宽了眼界,为我今后在理论方面的学习指引了方向。

学习江文选心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学习江文选心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学习江文选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文选》集中反映了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13年间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学习《江泽民文选》,深刻领会和把握江泽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于进一步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积极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体系,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和生动体现
江泽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理论创新观点有: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经济发展“新三步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与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扩大内需与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成了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新理论的主体内容。
积极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和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巩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政治利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体系,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具体展开和生动体现
江泽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领域的主要理论创新观点有: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政治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削弱和(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丢掉”,“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决策机制”、“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不断“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夺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必须依靠包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的“新的社会阶层”;“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和“八项主张”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从而构成了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创新理论的主体内容。
推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文化利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体系,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具体展开和生动体现
江泽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的主要理论创新观点有: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提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先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把培育“四有”公民当作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推动中国先进文化事业不断创新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一起抓和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继续坚持“二为”、“双百”、“两用”方针以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中华文化,从而构成了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创新理论的主体内容。
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社会利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创新体系,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域的具体展开和生动体现
江泽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领域的主要理论创新观点有: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同“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进一步把形成“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作为战略任务;而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正确谋划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的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从而达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这些构成了江泽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创新理论的主体内容。
江泽民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世界”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把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30周年感想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才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催生、激活、做强更多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市场主体,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河北的聚集无障碍。”这是我省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面对“调整转变、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三重艰巨任务,我们唯有继续深化改革,破除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催生、激活、做强更多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市场主体,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河北的聚集无障碍,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现富民强省目标提供根本保障和内在动力。

深化改革是建设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河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害时期,正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但是,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未来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凸显等诸多制约。

――实现科学发展任重而道远。长期以来,支撑我省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大都属资源依靠型的高耗能、高污染类产业,生态环境问题日趋突出,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越来越高。而且“超重”的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刚性,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很强的惯性,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任务艰巨。

――构建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由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滞后,要素市场化进程缓慢,我省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并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解决;生产关系变革滞后生产力发展进程,各种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自然而然地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仍然严重,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投资环境建设任重而道远。在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中,我省无一城市入围投资环境金银牌城市;在XX年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中,我省虽然有10个设区市入围,但只有石家庄、唐山和秦皇岛排在前50位,分别为第22位、35位和50位。投资环境诸要素中,行政治理体制问题仍然是我省投资环境的“软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效率亟待提高。

――推进全面开放任重而道远。“环京津、环渤海”的独特地理条件,赋予了我省对内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真正发挥“两环”区位优势,不仅仅是交通、通讯等硬件设施与京津、国际对接,要害是机制和制度等软环境的接轨:从微观企业制度到宏观经济治理制度,从微观企业生产运行机制到宏观经济治理调节机制……要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乃至融入国际生产体系,推进全面对外对内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任务还很重。

以行政治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全面改革

XX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改革要向三个领域拓展: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拓展,大力发展资本、人才、技术市场;从竞争性领域向公用公共事业领域拓展,加快科技、文化、卫生、市政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从经济领域向行政治理领域拓展,深化机构改革,优化行政区划,改善行政治理。这是我省今年的改革方向,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改革重点。

――认清形势,提高熟悉,奠定全面改革的思想基础。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政府行政治理体制上。行政治理体制改革既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又连接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中心环节。我们必须清醒地熟悉到,政府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和作为经济社会治理者所处的非凡位置,决定了政府在发展和改革中所起的非凡作用,只有通过行政治理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把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只有通过行政治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才能有效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只有通过行政治理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制约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权力正确行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机制性腐败问题,增强政府公信力,改善政府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

――明确目标,把握重点,扎实推进政府行政治理体制改革。政府行政治理体制改革的要害和核心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使政府成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全力履行相关职责的责任政府;成为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排难解忧和创造良好环境的服务政府;成为全面依法行政并受法律严格监督的法制政府。政府行政治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缩小政府事权,把不该由政府治理的事项果断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治理的事项切实管好。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治理方式,缩小行政审批范围,规范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从“项目最少”迈向“时效最快”;尽快贯彻落实国家大部制改革精神,规范机构设置,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完善行政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科学**的决策机制,推行重大决策失误引咎辞职、经济赔偿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务员非凡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政绩评价制度。

――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致力于实现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使混合所有制成为经济成分的主体,从体制和机制上割断政府对企业或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比较健全的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和比较完善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体制改革,发展完善资本、土地、人力、技术等要素市场,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限制因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健全保障市场主体权益、强化市场主体责任的法律法规体系。

――以改善民生为目标,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要求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治理等的重构,实现社会转型,这是促进社会事业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制保证。重点是重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保障体制;彻底解决政事不分、管办不分、行政垄断、政府包办的社会治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社会事业重点领域改革,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着力解决城乡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改革

以政府行政治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全面改革,不仅将遭遇由于部门利益受损而产生的内部巨大阻力,而且面临着由于备受民众和投资者关注与期待而形成的外部社会压力,成败关乎全局,将考验改革者革命的勇气和再生的决心,检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魄力和执政的能力。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3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道路一直并不平坦,改革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改革,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较大的改革,改革到了真正啃“硬骨头”的要害时期。面对改革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开拓进取、迎难而上,才能取得改革的新突破,推动社会的新发展。

――树立深化改革的决心。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制度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有好有坏,形成好的制度要靠改革。因此改革是对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即“第一生产力”。只要坚定这个熟悉,我们就能树立起深化改革的决心,不会因为改革出现偏差甚至失败就否定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信改革是燕赵大地焕发生气活力的源泉,是在科学发展为时代要求的河北建设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增强改革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

――保持深化改革的恒心。改革必然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改革进入重点突破、协调推进的全面改革阶段,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恒心与韧劲,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必须充分估计改革中可能碰到的困难,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研究制定积极稳妥的改革方案,发挥政府改革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加强领导,科学组织,周密部署,稳步推进,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大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地说,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充分证明,它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二、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坚定不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哪些重要原则?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三、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从而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这“三个建设”发展为“四个建设”,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社会建设,将“三个文明”发展为“四个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与此同时,胡锦涛同志还具体阐述了“四个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针,强调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最早是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

XX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XX年2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一项惠及亿万人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举措。

七、提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目标

XX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首次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路。XX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作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意义,并就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是应对世界科技革命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需要,而且也是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

八、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主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标志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九、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XX年,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它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

十、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新理念

努力建设和谐世界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的一种国际战略新理念,是中国关于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崭新思路。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日趋增多。在这样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下,明确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推进形成和平稳定的国际战略新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现在,“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蕴涵丰富内涵的中国国际政治新理念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广泛认同。

十六大以来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只能有这一个而不可能有其他。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这个科学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从静态看,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辐射力,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理论空间十分广阔;从动态看,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立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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