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力和诚信的检讨

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评朱苏力新作《道路通向城市》。

回避现实的人，未来将更不理想。当我们终于做好准备要进行演讲时，正式上台前就要预先准备演讲稿演讲稿还要讲究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琅琅上口的韵律美。你是不是在苦恼该如何完成一篇优秀的演讲稿呢？经过搜索整理，小编为你呈现“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评朱苏力新作《道路通向城市》”，供您参考，并请收藏本页！

/ 作者：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梁剑兵


用意识流式样的文学语言恣意叙述关于法治和法律的学术，似乎是朱苏力教授的一个爱好和习惯。这一点，在他最新出版的作品《道路通向城市》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我不得不相信他在考入北大法学院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了。
这本书于2004年5月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写了30万字左右，除去引论以外，大部分是作者近几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讲演稿的汇集。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尽管这些论文是分别撰写和发表的，却大致是按照我的统一规划进行的，并且在最后编辑本书的时候，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也对许多论文做了文字修改，增补了部分文献。”①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负责的学术态度以及该著作学术思想的形成与集中过程——所谓“统一规划”也罢“统一整体”也罢，都是作者对中国法治进路和法问题的以往思维瓷片的一种“式”粘合。
首先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该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地与苏力过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书名形成了高调的反差。关于这个书名，作者解释说它是来自凡尔哈伦②的一句诗，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隐喻，同时也作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背景和基本制约。我倒是从中看到了隐喻中的隐喻，表明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所进行的考虑已经从农村折返到了城市，也许还意味着苏力本人学术思想和立场的折返与转型。因为在前一个书名中，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苏力把中国法治实践的主要战场设想到了农村，而现在则设想到了城市。这种设想的转移，我认为是科学的与合理的，理由在于，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和解构。在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所解放成为了新兴的和现代的中国体力工人阶级，并逐步在数量上和法律权利需求的不满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长着，相对于原来的市民阶级而言，他们对于法治产品的供给有更多的诉求和渴望，他们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战略性推进力量或者成为战术性破坏力量。中国的乡村被从城市中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所包裹和诱惑，也被章鱼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压迫，从而对二元中国发出了要求社会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诉求，这将导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权利要求的增大乃至于联邦主义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国的农业已经从自给自足型经济转向对城市的资源供给型经济，使得中国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牧歌被契约和货币的嘈杂所哽咽或者替代，这也在不断地提醒着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苏力等法学家们：大家族式的宗法社会已经彻底雪融，城乡一体化趋势导致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正在占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国开始进行，这将使中国的城市（镇）化的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③产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给需要。如此，便是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切实背景，起码现在越来越清晰和明朗。这样一来，如果苏力的学术视场不及时伴随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就要落后于时代了。
而后引起我注意和阅读的，是该书的目录。如果说一本书的名字是“龙的眼睛“，那么书的目录一般就是“龙的骨架”了。分析龙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领略目录则可以窥探作者学术思想的脉络和间架结构。该书从目录上看，主要由四个板块组成，第一板块由《你看到了什么？（代序）》、《致谢》和《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么？》是作者以第二人称方式为自己这本书所写的一个“段落大意”，也是一个“他我批判自我” 式样的书评，比较中肯和客观，尤其是对于喜欢文学的法律学术人而言，看完了这个代序，除非你继续对苏力观点后面的论据和语言过程依然很感兴趣，否则，该书其余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着看了。当然，法律职业人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驱动下，到后面那些具体的书页里去浏览浏览作者的论据和行云流水般的法（文）学笔触。至于《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是作者已出版过的作品的再次复写，这篇文章也许是作者终生学术思想的灵感之源，它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互动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从社会中取得”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被作者一再声张与喧哗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在的法治实践进行不断地提醒，让法治回应或者满足社会生活的种种需求；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苏力一直想对主流法学派别也就是规范性法学研究进行“纠偏”，或者是争夺中国当代法学的话语权与公共传播的制高点。
第二板块，是该书的第一编，被作者命题为《宪政与立法》，其中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第二章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 第三章的标题是《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识需求》。第三板块被命名为《》则是第二板块中第三章的自然延续或者说深入细致论证，作者用长达四章文字的篇幅谈论了中国的法院、法官、司法考试等似乎是琐碎和细小的问题，企图“揭示这些细小问题中隐含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性问题”并完善中国的政治。我认为，该书的第一章是最精彩的，它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作为在中国实现宪

政的“一种更为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进路和言说方式” 进行切入，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特色和国情的，就中国当代历史的和社会的法治发展逻辑而言，作者也确乎是抓住了中国法治实践进路的“七寸”。④首先，就宪法政治而言，实行宪政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当然逻辑基础，如果我们不利用宪法的力量根除“法作为人治的凶器”这一历史病灶，我们中国的法治实践将永无满足大多数人对法治的希望与期盼的可能，这几乎是所有法律人的常识性学术认同了。但是，以往的和现在的法律学术人，多只看到了宪法是一种民主性的反叛和革命成果，而少看到宪法的实质是制约。或者有水平高些的法律学术人，看到了宪法的制约，却只看到“三权分立”的中央权力的横向切分，却难以看到宪法精髓中的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二权分立”的纵向切分。⑤这样一来，那些苏力以外的法律学术人，或者因坚持“三权分立”而可能遭致政治威权的无情棒喝，⑥或者为避祸而钻进了故纸堆里 “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 和担任西方法学的搬运工去了。而苏力的聪明和可贵，是既看破了中国的“德先生”之先天性荷尔蒙匮乏的难以治愈或者反向暴勃，也看破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幻想在中国现时与未来的无法实现，转而寻求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第五节做实现宪政的药方了。其次，就中国法治实践的资源挖掘而言，苏力极力提倡寻求和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企图在中国传统伦理的温床上培养出“牛肉西红柿”⑦式的法治产品来，所以才有该书的第二章《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希望中国的实然法更多地包纳和整合“习惯”这样一种持久和稳定的地方性或者民间力量，就好象希望西红柿的碱基对能欢天喜地地接受牛肉的碱基对⑧一样。这样的学术思想，固然在方法上是科学的与合理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所使用的学术建构材料也就是概念却是错误的，容后再论。最后，苏力“看到了”贺卫方教授法学思想的巨大法治实践价值前景，企图与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法院的力量”配合起来，用“法院的力量”去推开中国法治实践的光明未来，塑造一个以法院为最后领地的法律人职业集团，使得法治的理性在法院裁判的权威下得以充分的施展和生长壮大，所以，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共占全书主体七章中的四章，自第109页到第285页，大约15万到16万字）书写了他对法院的失望和希望，如同当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失望和希望一般。
第四板块是结语，也是作者对另一本著作《也许正在发生》的一个过渡。该板块以《面对中国的法学》为标题，论述的是中国法学的宏观问题，切入点却在实证和微观层面，简要分析了2003年两件轰动全国的法律事件：孙志刚案件和刘涌案件，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转型中国的法治问题，也是全书的另一个主题：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求法学的回应，中国法学必须回应中国的问题。
上面是我对该书的学术思想上的主要感觉，但是并不是我所要告诉其他读者的主要方面。我想说明的主要方面是，该书的语言风格和特色才是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其实不仅仅是苏力，贺卫方、陈瑞华等一干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和其他身居首都的“真正的”中国法学家都具有这种独特的学术语言特点，只不过苏力表现得更明显和更淋漓尽致罢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特点呢？简单地说，就是话语霸权。他很巧妙地秉承了首都人的能言善辩和“北京人什么都敢说”的民风，找准了所有法律人的“共同经验范围”，⑨将朗朗的口语夹杂在书面的文字和大家公认的乃至时髦学术词汇和网络语法中，抒发他的法学思想和法学体系，往往在法律人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在非法律专业的学者中也能产生共鸣。这种“话语霸权”的威力，就请你自己去苏力的这本书中去感觉吧。
那么，这书有哪些不足和问题呢？仁智互见，我也不敢说我代表了谁，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大体有下列二端：
一、该书的观点缺乏“面面俱到”性。苏力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或者说他是一种间接故意式的学术放任。在代序的末尾一段，苏力坦白地自承：他无意追求全面和正确，只是记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即使被法律学术人诟病和辱骂也接受之，只希望法律人赞美他的学术努力和对国家与民族的真诚的和炽烈的热爱。他只写他所看到的而不写他所看不到的或者是无力看到的乃至于根本不想看到的，这说明了他在本书中的观点有极其明显的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他不谈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也不谈文化上的舆论和道德、也不谈政治上的行政和党派，这就注定了他的学术观点只是漂亮地游走在议会（如果中国确实有议会的话）和法院之间，并将这两个机关的作用之爆发式发挥作为了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前景。但是，瑕不掩瑜，有鉴于医治行政权力膨胀或者滥用的良方不在行政权力自身，而在立法和司法功能的社会化强大，所以，对于如何制约行政的问题，已经隐约在其中了。
二、对于习惯法的误读。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苏力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查找中国法条中的习惯法证据，并企图说服立法者将习惯尽可能多地纳入法律文本中，以完成他的“法律的合法性只能从社会中取得”的法社会学命题的论证。但是，在他进行了好几夜（也许是好几夜吧？）的电子检索、统计和分析后，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立法理论预期在现实的法律条文中不但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甚至连基本的直接证据也找不到（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才有“三代以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从习惯”的明文规定，遗憾的是，在苏力进行的电子文件检索中，是不存在这样的早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验证自己）。其实，我个人认为，就二元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民众而言，所谓习惯，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罢了。至于纯粹的和绝对的法理意义上的习惯法早已经隐含在成文的制定法之中了。例如：下雨天戴草帽本是习惯，假如立法者规定：在下雨的日子不戴草帽就不许出门，这是纯粹的习惯法。而如果立法者规定：因为被害人自己的故意和过失所导致的损失由被害人自己承担责任，这便是在归纳推理基础上的成文制定法了，在这种法律里面当然有“下雨戴草帽”的习惯法蕴涵在内（该规范有引导人们下雨天须戴草帽出门以避免自损的规范功能），但却是任何伟大的电脑也检索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苏力虽然看到了

乡土中国“小型社会”中的习惯法，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所谓的习惯法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连接起来考虑，所以才导致了他的“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的疑问。假如，苏力能够及时变更自己所使用的学术概念，将“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中的“习惯”一词转换为“传统道德规范”，也许就能够弥补自己这一没有“看到”却应该看到的巨大的法治缺陷。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只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道德规范才是可以并且应该被西红柿的碱基对所扬弃性接纳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法治实践前景，必然地要以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双螺旋梯形结构为其基本发展模型，否则，法治便会永远处于政治压迫和文化排异的夹缝中而成为异端，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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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朱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IX页。
②爱弥尔·凡尔哈伦(Emile Verhaeren)比利时诗人，出生于安特卫普附近的圣·阿芒镇，从小爱好，中学开始写诗，曾进鲁汶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虽进入律师事务所，但他并不热心法典，却醉心于诗歌创作。出版的诗集有《佛拉芒德女人》、《黑色的火炬》、《妄想的农村》、《触手般扩展的城市》、《战争火红的翅膀》以及诗歌合集《整个佛兰德》等。凡尔哈伦有不少诗描写大批农民倾家荡产后盲目流向城市的惨状。他把现代城市比作章鱼，用章鱼的扩张来象征现代新兴城市对农村的巧取豪夺，维妙维肖。农村“条条道路通往城市”，但章鱼城市并不是劳动者的天堂。凡尔哈伦在《城市》一诗里，把城市的真面目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海港，过往的航船汽笛嘶鸣，在烟雾中怒吼着恐怖；在街上，人群乱哄哄手忙脚乱，恨穿双眼，牙齿紧咬面前的时光；在酒吧间里，生活同酒色一起翻腾，到处是酗酒和争斗；在闹市，垂危的老人竟找不到片刻的安宁来闭上眼睛……破产农民经不起章鱼城市的诱惑，结果是自投罗网。/zylj/TSWX2/GYSG/GYTS/ShiJieShiKu/bilishi/
faErhalun.htm
③乡村的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方向。而城市乡村化则是我臆断的一个概念，含义既指向消灭现行户籍制度后，农民可以永久居住的中国城市，也指向那种“邻居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市民社会的疏远和离散现象所造成的“陌生人社会”。
④七寸是蛇身上的一个穴位，据说抓住这个穴位就等于抓住了蛇的全部。
⑤我个人认为，自1904年后，中国法学界只是把constitution解读为民主和三权分立，而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内涵，严重忽略了国家结构问题的重大政治体制价值，而仅仅只把国家结构问题等同于简单的行政区划，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产生这种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片面地吸收了宪法民主的反专制独裁的破坏性功能却忽视了宪法对于现代的组织和结构功能。而现在现在是到了重新补课的时候了，因为未来中国，也许将是一个名实相附的联邦或者邦联国家——起码在大陆和港澳台之间。
⑥我写该文章的时候，手里就拿着一份“辽宁省法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2004年8月在沈阳召开）参阅材料”，此文件是由辽宁省委政法委起草的，拟提请省委、省政府批转，标题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法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该文件的第三个大标题“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力推进研究创新”之下，就写着这样的语句“决不允许散布私有化、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三权鼎立’等自由化思潮和错误言论”。
⑦记得前些年国内有家大报开愚人节玩笑，声称科学家培育出了牛肉西红柿，看上去明明是西红柿，吃到嘴里却是牛肉味道，哄得好多人信以为真，包括我在内。
⑧在40年代解决了遗传的物质基础问题之后，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根据碱基配对规律和ＤＮＡ分子的Ｘ射线衍射图谱等实验结果，提出ＤＮＡ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模型认为每股ＤＮＡ链是由许多个单核苷酸借磷酸二酯键互相连接而成，每一个ＤＮＡ分子是由两条方向相反、彼此平行的多聚核苷酸链组成，两条多聚核苷酸链都以右手螺旋的方式盘绕着同一中心轴，脱氧核糖和磷酸排列在其外侧；两条长链上的核苷酸是相对应的，其内侧的碱基相互配对，用氢键连接起来，即腺嘌呤（Ａ）与胸腺嘧啶（Ｔ）借两个氢键连接，鸟嘌呤（Ｇ）与胞嘧啶（Ｃ）借三个氢键连接，形成一条双螺旋梯形结构，故称为ＤＮＡ双螺旋。每对碱基都处于同一平面，与中心轴垂直，两个碱基平面相互平行，间距3.4埃（1埃等于10－10米），螺旋的直径为20埃。ＤＮＡ分子的长度就用碱基对数目来表示。这个模型合理的解释了ＤＮＡ分子的复制、转录等过程，巩固了ＤＮＡ作为基本遗传物质的地位。（参见谢培《世纪发现：DNA的魔术》www.oursci.org/ency/biology/012.htm）
⑨这是一个传播学术语，大致指信息的制造者或传播者的传播符号设计与信息受众的生活成长背景与接受理解能力之间的交叉地带。凡是在精心设计信息传递符号后先期占领这一交叉地带的信息传递行为就具有了“语言霸权”的特征，能使原本信服这一信息的受众产生行动，也可使得原本不信服的受众信服。

2004年9月6日一稿
2004年9月16日二稿

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

——评朱苏力新作《道路通向城市》一文由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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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朱苏力对毕业生的演讲稿

我说两句话，作为你们大学生活的结语。

第一句话是：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

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体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

社会则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与否，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集中——由老师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10天，3000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出现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久，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学生现象。这种“体脑倒挂”不完美，但它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

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的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的，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社会和市场不讲期货，讲的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第二句话是：要安分守己。

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理想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确立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

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出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自我的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注定不那么成功的。但是，你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论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

/ 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内容摘要：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本文运用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理论与实际的多维连接，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与联系发展等方式和角度，讨论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在起源，和性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法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展现；怎样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点明了当今中国最可利用的法治资源，也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中国的法学家最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我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认可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一系列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机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十三 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进程中，法的发展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是中国?
尚槲拗饕逅枷氲南群印７业拇砣宋锎蠖际钦位疃摇Ｋ窃谡位疃校芙崃死飞系暮拖质档闹喂椋逊ㄖ瓮瞥缥⒐椭喂荆魅诽岢鲈ǘ危婪ㄖ喂戎髡牛⒎⒍艘幌盗兄荚谑迪址ㄖ蔚恼胃母锖捅浞āＴ谥髡藕褪敌蟹ㄖ蔚墓讨校业拇砣宋锓⒈砹诵矶嗥挠屑氐男滤枷耄已翟晌匝А７业乃枷牒椭髡哦灾泄饨ǚㄑШ头芍贫鹊男纬珊头⒄梗且桓鼍薮蟮耐贫渫贫饔貌谎怯谖鞣阶什准镀裘伤枷朐谧时局饕宸芍贫热〈饨ǚ芍贫鹊幕贝淖饔谩?
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论理学的附属〔2〕。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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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从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由此，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影而出，这便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内容的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助性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讲，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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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

，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对此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表示强烈的否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及法位于其中的角色。
（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理论根源
首先，孔孟老庄精辟的人文哲学；政治家兵家独到的文韬武略，忠义仁礼的治人思想；诗词歌赋的人文文化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独具的精神财富所凝聚的巨大力量无疑是一道占据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宏伟靓丽的风景线。这些成果尽管是处于封建社会，但是其所阐释和追求的“大道无极”，“天人合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等等崇高的思想文化的结晶早已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枷锁，而是一种永恒的真谛，它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方式（即人界式道路），尽管不易被察觉，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着。
为了更好的阐述中国特有的法治道路的运作规律的存在，下面我需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求一下它存在的理论根源：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终级目标是人自身极大的安排事物的能力直至与自然的“合一”。然而，是侧重从“物界”入手还是侧重从“人界”入手，便分成了两种追寻大道的方式。从物界入手，社会的发展似乎要“平稳”的多，“理性”的多。但是起初人文的力量的有效合一与凝聚相对会比较弱一些，其统御人群，发挥集体协作的的力量也小的多。因而，在起步阶段要逊于“人界”道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制约而独自发展，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制约就人或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具有巨大的“弹性”。因为，人同万物相比具有独到的特殊性，人是万物之灵，大自然从诞生人的那天起，就将自身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了人的身上，与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主体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循环是易于感悟而又最难感悟的。当意识介入到了这种最高层次的框架边缘时，便会对“小利，小欲”漠然处之（更具阶段性，具体性的表现如中国古代的名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所描绘的境地，这与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及物欲享受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作用关系），在构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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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处于封建社会，就具局限性。那要首先看是“物界”道路的封建社会还是“人界”道路的封建社会。就“人界”道路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历史的局限性，而不是囚禁于某种社会某种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因而，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中国法治道路亦具有这种强烈的“人界”色彩。
（二）人界式发展道路的各阶段概况剖析
以下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历及将经历的各自阶段来阐述不同进程中法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即是从“人界”重心向物界”重心逐渐转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大致应包含这样七个阶段：一，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阶段；二，性善性恶的深入剖析与对立阶段；三，君本位的忠义仁礼思想体系发展成熟阶段；四，对君本位的批判及对苍生本位思想的初现阶段；五，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六，“天人合一”的“无欲”的局限性成熟阶段；七，苍生本位的思想极大成熟的阶段。这其中，前四个阶段里的法系概念是具有纯中国式的“人界”道路性质的法律。第五，六两阶段的法系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西方“物界”道路的法系概念的色彩，但无论从实际效力还是从深度广度的内容上都还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正是第一章所提到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特点最为明显的时期。即维系社会发展的并为人们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权力和感召力的重心）依然明显的展示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色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经历着“人界”道路的渐入顶峰和“物界”道路的逐渐成型直至基本成熟。在这里我从法律的角度分别给予这两个阶段另两个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具体含义下面将阐释）。第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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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界式发展道路各阶段的法系特征
接下来，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具体解析一下以上的法治进程：就前四个阶段而言，统治阶级为了控御人而研究人，从而在一段时期内（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哲理思维还是儒法的道义权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法在这里的作用似乎仅仅是维系一种客观的不作为，并未突现其巩固统治角色。而后，从秦汉到唐朝，这种方式逐渐成型，法的作用便为了促使这种统治思想的贯彻保驾护航，也正因为侧重保护的是一种思想，一种礼仪，一种信念，所以法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工具所呈现的单一性就集中体现在了刑律上。而这种信念是统治者生存的本钱和底线，所以就更显得“赤裸裸”（即：一旦“越轨”则邢酷法严）。顺势发展，中国人界道路步入了封建社会的人文体制成熟期。与此同时，附属于其上的“物界”道路的发展也随之步入了盛世。集中表现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士农工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蓬勃发展（大唐盛世）。但随之尔来的就是“人界”道路的内在弱点的逐渐突现。究其内在原因，可以理解为人界道路追求的是超脱的崇高境地。而这种境地本身就包含着忽略一般“物界”道路的制约规范的特征。其走势即缺乏众多的细节规则的制衡，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反作用力（亦可通俗的称为“诱惑”，来自自身的以及外界的），因此其轨迹也是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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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两种阶段交接期，旧阶段处于突破饱和状态，整个过程俱在失衡，其与新阶段的交接转变必然存在着这样的过程：高峰——低谷——直至平稳。这是从“人界”道路的角度看。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间隙期正是“物界”道路成型的端倪。如毛泽东时期倡导的共产主义模式，在当时极大的凝聚了人民得力量，但是，当这一时期的“人界”道路聚变的根本原因（即生存危机）解除后，“人界”道路又在逐渐的恢复一种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与以往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五阶段，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也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阶段，因为西方“物界”道路意义上的法的前提是平等和大多数人的人权，而此时的中国在形式上也已经开始了这种历程。这也正是我将又一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赋予它的原因。而这期间法律的辅助作用主要体现在了以下的三个方面，一：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人界式道路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与所有的层面都占有主导地位。在其极为成熟的局部领域或地区，真正的法治化就有利于系统全面的实施并在之后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这种作用对其他人界式道路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又有着侧面的辐射作用。再则，法律领域内的既为西方采纳又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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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界”式道路正处于超越第五阶段奔向第六阶段的进程中。那么，相应的中国式的法治道路还要经历哪些坎坷，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克服并完成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最高阶段，是我在下一章将要综合论述的。



三 中国法治道路推进的历程及方式

上一章我们已经论述了中国法治道路现阶段处于第五与第六阶段的交接位置。下面我们具体来阐述一下怎样由第五阶段过度到第六阶段。
（一）当前中国法治阶段的概况及任务
第五阶段的“特型”的原因我们已经论及，是中国人界道路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经阶段。经过第五阶段的洗礼后的法律，代表了相当的民众利益，人民当家做主的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展现。但是重心依然在政府，更进一步讲，在统治阶层（不是阶级，因为在第五阶段的“人界”道路转型后，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在我国已经不存在了）即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法律的平民性较淡，即便是规定了也难以全面实施。此阶段最为显著的是两种性质的规则的存在：即明规则和潜规则。明规则的载体显而易见，成文的法律规范，政策文本；而潜规则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特权”的集中表现，它将中国“人界”道路中的极具特色的人文思维方式在政权的层面上凝聚。究其本质，中国人愿意追求一种不受约束，无所不为的境地。当这种意识处于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时，则光彩万丈；相反逆潮流而动时，则不择手段。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中国人习惯透过某种束缚追求实质的效用。更进一层，从法的角度讲，即如果不遵循会怎样，怎样才能不守法，追求的是不遵循规范的能力。而西方人则侧重于怎样利用法的规范保护自己。因此，东西方“人界”与“物界”的发展道路的不同，决定着其崇尚的方式的不同，信任的领域亦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的法不具有完全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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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演变的过程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首先需要阐述一下未来的目标，即第六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阶段的具体特征。“局限型”在这里并不是指一部分人应遵守，另一部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遵守（那是第五与第六阶段过度期的特征），而是描述了一种状态，是上一章所阐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中的以“人界”方式为引导社会前进的重心的一个制高点阶段（即第六阶段）。这种制高点在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上大致应经历以下三次成熟：
第一次，是以大唐盛世为代表的，它凝聚了

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代表着一种以人（将人至于神的位置）为中心的统御自然万物的哲理）思想与封建忠义思想的结合。第二次，是以毛泽东时期为代表的，由于直接的生存的危机与内在的人文力量的弹性极限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已经触及到了一种从社会协作角度的大同意识）的传统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交融结合。第三次，应该在我们将为之奋斗的第六阶段，这一阶段成熟的标志为“天人合一”思想与“容纳的自然化，人欲的平淡化”的完美结合。下面首先看，何谓容纳的自然化：容纳，这里主要指一种既浩瀚又平静的心态和境地；而自然，则集中表现为一种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客观世界根本规律的很大程度上的平衡。而这里最为集中的是体现在政治人物身上的“大国心态“。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以“人界”为重心的发展进程的极点是在一种局限的生产力水平下（因为还未转移到以“物界”为重心的第七阶段，因而生产力水平不会十分高）达到一种引领阶层（社会力量的重心）的普遍的相对“高能化，高德化”（就前边的人欲平淡化而言）；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法系力量亦能借此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完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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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以上这些劣根性的破除。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前进的重心侧重于内，而不侧重于外；侧重于心，而不侧重于物：侧重与人性而不侧重于法律（其原理在上一章的“人界”道路特有的弹性机制中已有阐述）。破除这些弱点，从一般角度而言的方法，主要是在各领域的实践中通过各种强性（党纪，法律）及弱性（政策，教育灌输）的方式，转移人的思维定势，周而复始，增量促成。例如，就其中一弱点而言，何为“缺乏创新”，从哲学的角度讲，万物具有连带关系，万变不离其中，创新从根本上讲也只是转换了一种外在形式，而不创新未必就是不发展，它亦可为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更具潜在力量，等等。类似于这种方式即可应用于“高能化”的历练亦可应用于“高德化”的历练，它对于局部的化解各种欲望，平衡各种心态，增强内在的素质均有着相当的效力。但是因为它具有着更多的权术色彩和逻辑学及色彩，不是本文着力论述的。本文之所以涉及，也是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心的构造的剖析来为真正平等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法治社会的成型，成熟，及主导的转化奠定理论上的根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本文自始至终力图呈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及西方“物界”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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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
下面，我借用一个新名词“法治本土资源”来描绘中国的法治现状。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共产党又具体应怎样领导中国的法治进程呢？
法治的本土资源〔3〕，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从一些人们熟知的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中国实行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大致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50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
对于中国的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资源，不能仅从概念和字面上去理解，这种政治资源还内在包含着由政府掌握和支配的巨大的经济资源、知识资源。就法律生活而言，政府也掌握着各种正式的法律组织和通过各级城市和农村组织延伸到社会的民间生活的非正式法律组织。比如，我们不久前还拥有一支由100多万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近1000万名人民调解员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力量，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最基层每调解600--700万件民间纠纷，防止“民转刑”和非正常死亡事件达十几万起〔4〕。据统计，在八十年代，我国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5〕，人民调解制度每年解决的社会纠纷曾经是法院的10多倍。目前,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削弱了,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在下降,但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这也是一支由政府所掌握的力量，是延伸到社会民间生活中的国家政治资源。
由以上不难

看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本土资源莫过于政治资源，莫过于政府力量。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种资源的龙头〔6〕。
（三）当前中国法治化的具体推进方式
下面，来谈一下具体的法治推进方式。我认为，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即前边提到的以“化欲呈德，大国心态”为核心内容的高能化，高德化的历练。更进一层讲，是一种具有阶段特色的“以德领法”，“以德促法”的过程。这种无论是一般角度的化解方式，还是对根本上的“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的把握都应首先从共产党内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抓起。因为这一阶层是重心之所在，是中国社会推进动力的最为直接的具体力量和率先垂范的抽象力量的交汇点。
第二层，其一，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大量发布，灌输，贯彻现代法律法规及法律观念，健全法律体制（这里广义上讲包括各式法律体制，权力运作体制，政府和官员监督体制，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等等，但是这些方式和路径过于具体，而非本文的宏观导向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做详细阐释），促进与世界的接轨;其二，建立和培育各式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增强更为具体的维护法律权利的意识和团体力量。尽管从局部上讲，现阶段中国法律很难实现中厘定的宏伟蓝图。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拥有独具产生和维系这种蓝图以不同种形式存在的巨大人文力量，促使中国可以走向完美。
第三层，在条件适宜的局部试点，建立既具理想的“高德化，高能化”的领导阶层，又具现代法律意识和素质的市民阶层的行政区域。这有点类似于曾经很有名气的大秋庄等典型的“共产主义”村。但是与之不同的是：首先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明确计划内有步骤有次序的实施的；其次在区域内用本文阐释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及由之导出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理念为底蕴与主导，并在实践中使之能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凝聚力与推动力，以期起到一种引航灯的作用。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同时，一种信念也油然而生：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中国人民引入一个更为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度。



参 考 文 献

〔1〕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一节 西方法学的历史 第11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二节 中国法学的历史 第15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参见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4〕〔5〕《1996年中国行政发展报告》第983、143页，1982年数字。
〔6〕该节内容与注释主要引自蒋立山的《中国法治道路初探》的第四节“什么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后 记


该篇文章旨在从本源的角度阐释中国带有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成型的动力，时期及发展的脉络过程。但是，由于试图论证和引用的过于深奥，有些地方连自己也难于把握，只是脑子当中蒙蒙胧胧的一个发展的体系。再则，文章过于侧重从产生的本质角度去论述法的存在与发展，而缺乏较为系统的从法的自身发展的脉络入手体现其对社会的反作用，这也是社会前进动力的一部分，同样也影响和充实着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组成和运做。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去历练完结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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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挫折的道路也许是通向成功的捷径

首先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喜爱雕塑的青年，想拜一位雕刻家为师。但，正如雕塑家对自己的作品一样，他招收徒弟的条件十分苛刻。整整五年，青年每塑好一件作品，都会拿去让雕塑家过目，但雕塑家却看也不看一眼，就将它毫不留情地打碎。有许多人认为雕塑家不近人情，但，他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而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信心没有被打碎。”结果，青年最终如愿以偿，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越了自己的恩师。
人生在世，不可能总是平平安安、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我们不能没有信心，只要振作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就一定会有希望。张海迪，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以顽强的毅力快乐地学习和生活，并且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她活出了自身的美丽，活出了自己的出类拔萃。她是生活的强者。
8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场大火无情地烧毁了爱迪生的研制工厂。次日早晨，67岁的爱迪生踩在百万交道的废墟上，乐观地说：“现在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爱迪生心中燃烧着不灭的信心之火，在科学的征途中奋斗了一生，他是事业上的强者。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首歌唱得好极了，它唱出了我的心声。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刹那，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的心立刻与歌词产生了共鸣。我的前半生也有过几次从头再来的经历，现在想起来，它使我懂得了：“一旦失败，应当毫不犹豫站起来，从头再来。”这就是信心。信心是胜利者、成功者的“摇篮”。
“人生之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能屡仆屡起”（拿破仑语）。特别是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即使生活无情地将我们的奋斗、努力打成碎片，但只要信心没有被打碎，只要我们的心中能保持自信的火种，我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点燃生命的激情和活力，勇敢地与命运之神、风险危机抗争，让生命焕发出智慧与坚强的光辉。
只要信心没有被打碎，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的人生箴言，如是，我们就将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人，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

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演讲范文

内容摘要：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本文运用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理论与实际的多维连接，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与联系发展等方式和角度，讨论了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即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在起源和性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法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展现；怎样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并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有关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们在这里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改善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脉络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下面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与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与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了一系列的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一“源起”时期的发展感受到西方人对世界及人类自身的感悟和理解更侧重于其认识对象的各种具体性质的把握（例如，他们的习惯法更侧重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各种具体学科的成型和发展也代表了他们的认知深度和角度），这样的发展方式易于各种理论和势力的均衡发展，同时各种认识体系的发展成型也直接为西方法系的产生奠定了理论的根基；但是，这样的发展方式也透露着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阻力，由此也为一种高于其上的为了维系这些不同体系的平衡和发展的“权威”（即西方真正意义上得法系）的成型奠定了基本的动力根源。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这一时期是西方法系初成的阶段，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法律从制度到学科的成型，其明显的维护社会秩序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功能也使得其与封建皇权建立了相当程度的联接，由此帝王权威的认可也从侧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法系权威的成型和发展。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了神学之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发展大致呈现了两方面特征：一，上帝世界观的高峰突现，明显的展示了这一阶段是西方的封建时期，上帝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标志。二，即使在这个“上帝一统”的时期，西方社会法系以及各学科的发展也依然没有间断或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这既说明了上帝权威的局限性也更明显的体现着西方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其具体的内涵下文将详细阐述）。
自十三，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的君主虽然有着封建王权，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孕育的思想体系看，其更突出的特点是侧重于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工具，即便是他的特权也不仅源于法律而且要在相当的程度与范畴上受制于法律），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
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
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的演变进程中，法的发展由点及面，由小到大，由简至繁，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脉络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也是中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先河。法家：其代表人物大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结了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治国经验，把法治推崇为立国和治国之本，明确提出援法而治与依法治国等主张，并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法治的政治改革和变法。在主张和实行法治的过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思想，法家学说曾经成为显学。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对中国封建法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其推动作用不亚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取代封建法律制度的划时代的作用。
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伦理学的附属〔2〕。
以上的西周时期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时期，而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第一次的根本性大变革时期，更是“天人合一”思想在理论上的初始成型期，它孕育着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理论与思想的底蕴和力量（这里我们应注意一个现象，这个“中间”阶段的变革的决定作用力是生产力的进步，这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是唯一的一次，具体原因在下一章节中将详细阐述）。具体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使得更宽泛的人群（主要是后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得到了张显各式欲望的动力，展阔了人们思想的外延和边界。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家，墨家等派系的学说，承袭了上古（主要体现在凝结于西周时期的文化）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框架，直接阐释了中国人如何将天道的规律赋予人类和种族，从系统的理论上展现了中国日后的发展脉络，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在这一期间更值的注意的是法家思想的特殊成因和作用。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确，法家人物所阐述的“援法而治”“依法治国”等主张，更侧重于的是“制度”而不是“思想”，是“工具”而不是“权威”，换句话说，其更大的功用在于“变革和遏制”而非“平衡与持久”。因此，在中国社会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还未成熟，在政治领域的地位还未确立的时候，它起到了帮助新兴力量破除天下纷争，确立统治地位的作用。但是，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灵魂相比，它的理论的外延就要小的多，其长久引领社会前行的动力亦倍显缺乏。因而，当中国独有的“容百家”的儒家统治思想和哲学在整个社会确立和巩固后，法家学说的功用便更明显的体现在了制度体系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上了。即“大道一统”，“忠义仁礼”的治世思想需要法制的维护和贯彻，而法制的“生存”与发展亦要以“天人合一”的宏大理论为底蕴，在这个交相作用的运转下，中国独具特色得法系便缘起，成熟，并呈现开来。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与论述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为重心，从而带动人自身及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概念），在不断的实践与认识的循环中，也不断的对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与世界观进行着变革与洗礼。当这种认知达到了足以否定上帝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时，上帝便实实在在成为了一个将根本自然规律与人的特有的精神文化交融为一体的标志。与此同时，“物界”的重心也随之占据了人们世界观的本位。由此，一种为这种“物界”的认知，利用，享有等等为目的的规则便随之成为一个系统而呈现开来，这便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对它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尤指规则规范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对人及人类社会左右程度的核心地位）。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进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的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于是，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颖而出，这就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就是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主体的内容，就是因为这里更多的是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助性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而言，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将在下两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作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原富》中，首先提出了中国社会在很久以前“就停滞于静止状态”的论断以后，两百多年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就成为中外史学界及经济学界的议题之一。例如，美国副总统切尼一直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威胁，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是美国21世纪对外政策的最重要挑战。他代表了相当一批美国和西方各界人物对中国的观点和疑虑。即便是近期中国之行后，其认识也并未改变。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特卡奇克说：“我的感觉是，在中国之行后，切尼仍然对中国感到失望。在我看来，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是，在我们有更紧迫的其它问题需要处理时，加剧同中国的紧张关系没有好处”。

后 记

该篇文章旨在从本源的角度阐释中国带有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成型的动力，时期及发展的脉络过程。但是，由于试图论证和引用的哲学理论过于深奥，有些角度的构建连自己也难于把握，只是脑子当中蒙蒙胧胧的一个发展体系。再则，文章过于侧重从产生的本质角度去论述法的存在与发展，较为缺乏从法的自身发展的脉络入手,更为系统的体现其对社会的反作用。这也是社会前进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影响和充实着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组成和运做，亦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去历练完结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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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道路的本源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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