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500字2024。
一本好书就像沙漠中的一捧清泉，滋润我们的心灵，阅读的过程，就是人不断成长升华的过程。网络上有很多关于作品的阅读分析，想信您在阅读后也有所得，要真正地理解作品，其实需要以读书心得的方式去认真回味。该如何才能将一篇作品读后感写好呢？以下是由小编为你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500字2024》，欢迎你的品鉴！
今日，读完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该书共分为六章，而每章读起来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更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传记，但每个故事背后却又有着无法割裂的相关xing，每个人物都是那么鲜活、苍劲，面对历史的洪流，又显得无奈、无助。
家长制作风的首辅
首辅张居正的成功源于明朝建立的文官体制，该体制为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他的失败也源于这僵化的文官体制。他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姿态出现于皇帝和群臣之间，靠的是小皇帝行事上的信任、情感上的依赖和被控制的恐惧。张居正在较短的时间内牢牢地控制着整个朝野，用大家都深谙此道的道德戒尺明朝立国之本，来控制着群臣和皇帝，使整个帝国都严格而精确地按照他设定的轨迹来运行，例如皇帝练字小有成就的时候，在此等技能无需花费太多时间时，他就会强制要求万历停止该门功课的学习，这种家长制作风，在张居正为首辅时表现的极为明显，也为其最后遭到全面的清算埋下了伏笔。这种以年龄、资历和学识为底气的家长制作风，在中国至今都很明显的反映，继而表现中国孩子的幸福，往往就成为了一场投胎比赛，就看你遇到什么样的父母了，而中国式大家庭的观念，使人们摒弃了应该彼此清晰的家庭界限，将个人的私权利无限的延伸至各个角落，并且打着爱的旗号，彼此牢牢控制着对方，划定着轨迹，对于超越自身能力范围的事情往往采取堵而不疏 的方法，有时候有着宁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狠劲，也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和自我认命的悲凉。
道德是一把无形的剑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星辰ww)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xing，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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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800字2024
《万历十五年》迷迷糊糊之中读完了。
很久以前就听说过这本书，一查，是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明朝的历史，我也就没了兴趣。美国人能了解我天朝万分之一吗？他们除了黑我天朝，还会干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再说，我在此间生活二十多年，都整不明白，他们歪果仁看两天文献、旅行几个地方就整明白了？还有，明朝，这个奇葩的朝代，我记得当年高考语文的文言文阅读就是从《明史》里面摘录出来的一段，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至今仍有阴影（主要是有很多字都不认识，比如说那些皇帝的名字）后来，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对明代有了一点了解，好像这个朝代没那么讨厌；再加上听了《晓说》《晓松奇谈》，好像美帝的人民也不都是美分，有的时候很中肯嘛。直到前两天追剧《人民的名义》，老狐狸喜欢看的书，那自然有点意思，难得最近有点时间，下来读读，也省着天天看影视剧、看小说显得我层次不高。此书不看则已，翻起来一瞧，那就是打开了通往别样历史的大门。（此段属缘起，皆为废话）
黄仁宇，大师！《万历十五年》，神作！
翻开书，学术气息扑面而来，每一条引用、摘要、事情经过都标明出处，参考文献精准详实（让经常找不到三个过硬四铁六无等等简称的出处和详解的我顶礼膜拜，要是我们的办公文件也这么体贴，附上参考文献该多好啊呵呵）。
万历15年，公元1587年，这只是漫长中国历史的一瞬间，也仅仅是近300年大明王朝中的一张切片。这一年平平淡淡，作者摘取的也是一些常见的琐事，无非是政治斗争中，某些人被清算，某些人被贬谪，有些人被提拔，某些人被妥协，某些人活着，某些人死了。但是，就像组织活检有时候，一张病理切片就宣告了癌症晚期是的，万历15年，公元1587年，这张切片宣告了这个朝代的晚期；宣告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晚期；如果我们不改变（改革），它甚至将宣告我们文明的晚期（前几天我还在探讨文化自信，现在却满眼都是悲观）。
很多历史悲剧或喜剧的原因，在这本书中若隐若现，比如，为什么庞大的明朝，居然被农民起义侥幸地推翻了？为什么清朝每一个皇帝都励精图治，可还是扭转不了颓势？为什么国民党败走台湾，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此为天大的喜事）？为什么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摆脱不了轮回的宿命？为什么阶层固化，寒门难出贵子？（甚至我觉得《人民的名义》作者就是把明朝的故事搬出来，增加了一些正面引导和现代元素）
摧枯拉朽，枯和朽形容这个切片再合适不过。皇权、相权、文人集团，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无论这个朝代出现谁，都不会阻挡灭亡车轮的碾压。在固化的阶层、僵化的思维、禁欲主义的习俗、死水一般的文化、道德代替法律的环境之中，藩王拥兵、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农民揭竿、外族入侵、洋人侵略，只不过触动了朝代灭亡的扳机点而已。读罢，有种存在即合理，存在即必然的无力感。
高中那会儿听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前面都是历史故事、情节分析，听得津津有味，一副读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样子。到最后一期，易中天上升到世族、门阀、集团的角度，我却不喜欢听了，因为那不再是评书、小说、故事。现在想来，自己还是太年轻，那才是历史要告诉我们的规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实话实说，《万历十五年》我没看懂。有些书是不是要经历很多事情，有很多积淀之后再读呢？就像初学者品一款好一点的红酒，水果的馥郁、橡木桶的椒香、果胶的黏弹用同事贾导的话说，喝一口之后就蒙了（不是醉了）。不怕，好书就要多读嘛，就像《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
以下是一些原文句段，读的时候有如获至宝之感，现摘录出来，以管中窥豹。之前觉得这本书尺度有点大，今天看了《中国人史纲》中钱理群的代序之后觉得，我们需要更大尺度的教训！
1.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2.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3.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
4.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
5.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
6.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7.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800字2024
１５８７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不见风雨飘摇，也触不到病入膏肓，唯有隐隐发痛的慢性病，让人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中，感到些光阴的懒懒流逝。黄仁宇先生用历史学家的视角，文学巨匠的情怀，带领我们凝神此刻的中国， 在时间的温暖里，切开一个断面，揭开曾经的故事。作者截取了从皇帝、宰相、士大夫到六品官员、军事将领、儒家信徒等六方面人物的片段来组成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群像，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展现了明代中国所谓僵化的、保守的官僚体制与落后的、混乱的、零碎的税收管理体系，并以极为个性化的叙事风格刻画了为实现治平抱负而在体制中抗争与灵活变通的人物。为我们摹画出明代建国初始的小农思想与顶层设计，即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的清晰图景。
贯穿《万历十五年》整部书的一个思想主线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技术、组织与制度的理性化、尤其是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数目字管理化并没有在明代中国发生，而与此同时的西方正处于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关口。作者一方面是在为中国错失这样的良机而继续沿用传统的老体制不思进取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中国没有走上这条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而诊断病因。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沉疴痼疾就在于以道德、礼义代法律、以道德代技术的传统思维，而这两项是儒家思想规训下的文官集团的铁律。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在维护祖宗成宪、先圣经训、仁义道德的名义下坚守着他们所认定的政治正确，而这背后渗透了多少个人利益的考量与权衡，则是以非常道德化的面目表现的。相形之下，被文官集团裹挟与道德绑架的皇帝看起来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其所谓的专制权力并没有流俗理解的那样绝对独裁与不受限制。甚至于万历皇帝无奈地选择罢工来消极地回应，与整个文官集团作对。无怪乎，明代文官集团会推出像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会涌现像崇祯这样试图重振朝纲、大权独揽的强势皇帝。可以说，有明一代的最终衰败从一开始明太祖建国所定的基调就被决定了。
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上，明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规训和政治教化代替了技术专家与法律思维。而这是与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技术与制度的理性化、科层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后者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能够产生以及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是明代从最初建国就定下的基调。作者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作者所选取的极端典型就是被他戏称为古怪官员模范的海瑞。一方面，他以极缺乏人情味的严厉法律思维却又推行极为重视人情味的人伦道德，把儒家的忠孝仁义的价值推行到极致，以至于到了违背实情、不顾事理的地步。他所关切的并非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儒家人伦的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否能符合圣人所认定的正确。另一方面，海瑞又呈现出极为重视规则、不顾人情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的一面。不懂得变通与灵活性，对于儒家极为重视的经权问题并没有深刻的领悟。这就决定，海瑞只能作为一个官员楷模的道德典范被朝廷树立（清流），而朝廷所重用的却是一帮深谙权术、懂得现实政治运行法则的更为务实的官僚（循吏）。作者认为，凭借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个人道德自觉，加之具体处理这些诉讼时的过于自信、自用，而没有任何周密的规章程序以及处理诉讼的专门机构，海瑞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尖锐地指出，在僵化保守的文人治国的铁笼中，也有极个别以一己之力来冲击整个腐朽体制、试图改变保守落后的局面而锐意进取有所作为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施展平生的报复、实现抗倭的大业，深谙现实政治的戚继光知道必须先获得权位，而他选择了一条捷径：直接攀附当时的权臣张居正，通过送名贵礼物获得后者的赏识与欢心。而张居正也是慧眼识英才，重用了戚继光，才成就了明代抗倭的大业。然而，戚继光以一介武夫来试图革新军事体制与设备的努力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像戚继光这样一位刚毅果敢的卓越军事将领想要提倡新的军事技术、极端军事效率的改革尝试必然失败，因为这打破了整个文官集团所维系的平衡，是与文官集团所要维护的轨道是相冲突的。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技术、效率总要让位于文人治国与稳定性的考量。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他看齐，造成了整个行政的低效。
在税收和财政管理的体制上，明代中国显然缺乏精细的数目字化管理，并且体现了浓厚的农业立国的小农经济思维，以及对工商业的严重抑制。作者以来往官员的旅费这个事例说明财政管理的碎片化与自给化程度，根本没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一杆子插到底的管理体制。按照明律，这笔费用由各大户分摊，根据固定的数字来征收，这样就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就连军队的军饷都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的五千个纳税人把它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军士家里。实际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制度的批评把矛头对准了儒家思想与文官集团对技术的排斥、抵制以及以道德立国的思想。所谓君子不器的儒家思想深刻铸造了传统文官集团的政治性格，那就是在思维上极力排斥与抵制专家治国式技术主义的行政方向，而以道德的教化治理国家。因此，这种政治体制设计的目的就不是效率主导，而是以稳定、遵守惯例或成宪为首要宗旨。
然而，作者的视野还是有非常强烈与明显的韦伯理性化理想类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明显是站在西方近代化的立场上反观与评判中国。他更多地只是诊断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与政治教化模式的问题，而忽视了这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延续并成功占据中国人心灵的优点。历史研究已表明，同一时期的西方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并没有比明朝精确化与高明到哪里去。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的官僚制特征的描述与定义，比如分工的专业化、名实的相符、非人格化、等级化等标准，中国早在秦代就建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虽然它远非近代西方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模式。若是从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眼光看来看待明代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传教士们经过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后都惊呼中国已经实现了哲人王治国，他们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儒家士大夫担任文官的制度是非常赞赏与仰慕的，并积极地向西方推介。这是因为，君子不器的思想早已被孔子深深地刻铸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中国人的政治是培养精通儒家经典的、有深厚人文教养的德才兼备的通才而非技术性专家来教民、化民，这是中国政治的逻辑，它所着力的是安顿人心、立己立人、修己安人的志业。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从源头起就是一种连续性文明，生产的发展、血缘被地缘取代以至于国家的产生都是由于政治的程序来完成的，而西方则是一种断裂性文明，生产的发展是依靠技术、贸易的突破性提高导致的，因而西方走向了一条向外索取与扩张的技术革新、航海发现、海外贸易的路线。
黄仁宇先生的笔墨，让我们看到静静潜伏于历史穴罅中的明朝，怎样呻呤着属于它的孤寂。也让我们聆听到作者抒情的挽歌中充满遗恨的沉重叹息。历史，是这样势不可挡地客观前行。只有学会在细节中窥视真相，懂得顺势而为，方可不溺于历史长河而延绵不息。站在４０多年后反观《万历十五年》，我们更应清楚我们文明与道路的来龙去脉，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重新反思我们的独特性，以及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自觉坚守与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2024
很多历史书总是像流水账似的介绍什么年份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介绍的都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事，事无巨细，把许多正史没有记载的都罗列清楚，这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中国帝制延续了近两千多年，走过许许多多皇帝，这种帝制下想以道德代替法制，以伦理纲常为思维判读依据，但在官场甚至社会都是行不通的，以致张居正死后，那些封建官员会将他的尸体挫骨扬灰。在儒家道德中，每个人都要做到忠孝信悌礼义廉耻，高调地说为人做事要高尚。可是明朝官场，多了一种势力，也就是宦官，他们惟皇帝遵命，贪图钱财，心狠手辣。东厂，西厂就是代表作。张居正想改革，必先触动他们的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牵涉到整个官场利益，提倡为官清廉在他们的利益面前不值一提，有时甚至宦官乱政，连皇帝都管不了，所以改革怎能成功。
因此，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出现，海瑞 一个奇葩的官员，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三次罢官，体现出他高洁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可也体现出他那保守的xing格。他被朝廷封了个闲官，无所作为，甚至家徒四壁，子女有些也饿死了，在自命清高时却身不由己，空谈道德只会被社会遗弃。民族英雄戚继光，(星辰ww)带领军队在福建台州抗倭，当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儒家提倡重文轻武,戚继光只能也能用民兵的武器抗倭，也因为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战功赫赫的他被撤职，最终含恨离去。这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腐败，在皇帝提倡道德治国时，伪道德却支配着国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在这个极其普通的万历十五年体现出末日的气息。
在书中，张居正要求下面官员要廉洁，却私下敛财，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在那个社会，人情世故大于道德，伪道德横行，有着宏伟大略的皇帝也最终意志消沉。儒家制度凡事都讲求高尚，最终却导致伪道德横行。张居正改革虽然有成效，但是他死后制度被完全推翻。可见，不能根本的追求所谓的高尚道德，在现实的条件下提倡道德与法治结合，推陈出新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成效。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2024
春节期间阅毕《万历十五年》，心有戚戚焉，为那一群光鲜亮丽皮囊下的孤独灵魂。
黄仁宇先生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000字2024
《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剥茧抽丝，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而这一切问题的的症结，在作者黄仁宇看来为皆因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以此总结出为什么在1587年，一个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的年份，却会是大明帝国走到它发展尽头的年份。
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至1644年明朝灭亡，之间相隔57年之久，为什么会说在这一年的明朝就周到了尽头？用张居正章节的原文转述，即为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皇帝贵为天子，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并代表天意之所归从，所以皇帝对于一个朝代的灭亡一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一角度看，万历皇帝朱翊钧是否应该来背导致明朝灭亡的这口大锅？如果这口锅朱翊钧不背，那么他所面临的困局到底是什么呢？
从我们平时接受的历史教育来看，如果一个皇帝要对一个朝代的灭亡负责，一般皆系其昏庸无道、骄奢淫逸、用人不察等原因导致民不聊生所致。结合万历皇帝本人的情况我们分析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皇帝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第一、万历皇帝从小在严师及慈母的督导下成长，一直接受的教育都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对圣贤经传也十分了解，对这个国家运行的根本伦理道德也了然于胸，并且他确实也是延用这一套理论治理天下的；第二，万历皇帝从小就有励精图治、中兴明朝的理想与抱负，并且前期也是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第三，万历皇帝1572年9岁登极至1582年首辅张居正死时，那时他已经19岁，并且在清算张居正后，可以说皇帝已是大权在握，正是施展拳脚体现自己的最佳时机；第四，在用人方面，书中提到的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都是能人异士，在现在看来都可算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可万历皇帝为什么就是无法治理好这个国家呢？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黄仁宇的的观点原文如下：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友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社会的管理制度与社会的实际运行规则已经到达无法调和的边界所致，表面上提倡天道祖治、伦理道德，但实际运行并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
申时行篇章中说道：他（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不能告诉人的私欲称阴。全书也很多次说道阴与阳的问题。黄仁宇说的阴、阳，说得不够透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为潜规则，这个词是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出来的，吴思先生将潜规则论述为：中国社会在正式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我也是在看完《潜规则》一书后才真正对黄仁宇所说的阴、阳有了透彻的领悟。
潜规则多和贪腐有关，贪腐问题也是历朝历代都会面临的问题，也是历来老百姓最为深恶痛觉的问题，因为来百姓从来都是这一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所以老百姓反腐的积极性从来都是最高的，可是一般效果都不大，正如海瑞所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达于上，过客（持关之官）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此乃系信息系统的问题。其实皇帝本人也对贪腐问题深恶痛觉，因为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最终可能会导致一个朝代的灭亡。就像电影《建国大业》里面蒋介石的一句台词：这腐败啊，已经到了国名党的骨子里了。反吧，亡党；不反吧，忘国。难啊，难啊！
皇帝用至高无上的权利反腐应该比较容易吧，皇帝的反腐一般都是怎么反的呢？一是严刑峻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官污吏采取的主要手段是严刑峻法，可是效果如何呢？朱元璋的这段话可以给我们答案：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实际是一句无奈的气话了。到后来万历皇帝再次起用海瑞时，海瑞就告诉万历皇帝，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意外别无他途，其中还提到了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的3万块钱人民币左右）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因遭到巨大反对最终也是不了了之。最后万历皇帝是这样说的：海瑞屡经举荐，故特旨简用。今日条成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再后来万历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为：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为什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当时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二是道德反腐，明帝国的道德礼学在这方面功效如何，且看以下几个例子：大名鼎鼎的首辅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谓的道德模范百官楷模，被清算时其中有接受贿赂、卖官鬻爵的罪名，并在抄没家财是抄没了数十万两白银，在明代官俸极地的情况下，这些钱从何而来；戚继光，一代名将，其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贿赂张居正，并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等等，戚继光的这些钱物又从何而来？另外该朝所称的常例、陋规、火耗、耗米、样娟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再说说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个人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试图给天下的的官员树立一个道德的标杆，但却被定义为异类。借用吴思先生的一段话所说：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三是官员之间的自查自纠；明代设立的监察官、各部给事中等官职，最后万历说这些人都是讪直卖名，皇帝也看清了官场中的种种阴阳之道，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局中，不遵守规则的人自会被踢出局。所以很多时候官员间的自查自纠反而成为了阴阳之道的一种手段而已。四是皇帝也变成局中人，参与分赃；黄仁宇在书中说道：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明知官员贪腐而无法有效治理，最后也参与到其中，比如万历皇帝自己开设矿税、抄没官员大臣的家财统统收归己有等等。最终的结果就是因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集团上下贪腐导致百姓的民不聊生，李自成举旗反明。你说这能怪万历皇帝吗？
明帝国一味高举道德的大旗，却忽略人性及法律制度的建设，最终导致皇帝与官僚、官僚与官僚以及官僚与百姓之间，大家都打着道德的旗号，都给自己以合法伤害权，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实际谁又能成为局外人呢？今天你可以以道德的旗号合法伤害他人，你又能保证明天他人会不会又以道德的旗号合法伤害你呢。这种不缺定性的道德最终导致大家都可能是受害者。所以凡是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
以上便是我读《万历十五年》一书所悟出的万历皇帝的困局。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200字2024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就这本书提出的大历史观。先生出生于1918年，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辍学参军，1940年中央军校毕业，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著称。多彩的人生经历，使得先生能够以广博的学识，娴熟的文字功底，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给我们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兴衰画卷。先生高屋建瓴，宏观的评价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历程。
经历了唐朝的藩镇割据后，统治者似乎觉得应该遏制武官权利，提倡文官精神。万历皇帝当政时，大明王朝已经运行了一百年，整个朝代文官制度成熟，政治组织基本上为一元化。这个王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依靠文牍。为人君者的施政目标，是使人民丰年得以温饱，凶年免于死亡。政府的职能是选贤任能，提倡诚信与和谐。在这样的治国纲领下，明朝政府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今天看来，也是发人深思的。
以文官制度为例，到万历当政时，文官制度已经形成体制，对整个朝廷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以至于万历皇帝曾经有28年不上朝，而国家行政凭借惯性也照常运行。对明朝文官制度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首先是官员的发迹。文官踏入仕途，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科考，在考取功名之前，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在执行职务之前，已接受过道德伦理的熏陶，凭借道德教育中的善、恶作为为官处世的原则和标准，道德至高无上。文官的道德观念，不仅可以指导行政工作，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治水，修路，架桥，和周边国家的互市以及对边民的治理等等，则是各地巡抚的事情。因此所选巡抚如果德才兼备，当然会使地方受益，否则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选派下来的官员能够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但是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朝廷用人的首选是关注道德优劣，并不是其他。
其次是官员的俸禄。明朝建国之初，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从洪武皇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黎明，都厉行节俭。当历史发展到万历年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是官员的工资仍然极低，为了解决官员家庭的基本开支，朝廷默许每年在收取赋税时可以多收一成，作为官员私人用度，称为火耗，这一惯例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的火耗归公，才彻底结束了这种怪现象。而火耗的多少是以官阶的高低来决定的。官员收入的第三个渠道是下级的送礼，明朝官员每隔一定时期就要进行考核，称为京察，以考核结果来决定官员的迁升调任，众多官员为了升官或者保位，不惜层层贿赂，有些官员一次收到的贿赂银两就相当于十年的俸禄。这一笔收入不仅和官阶有关，也和供职部门有关。火耗和京察导致了大明王朝经济管理的混乱，皇帝和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加干涉，认为这是情理之中，只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牢记圣贤之道，适可而止。
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朝在财富分配上，由于缺乏指导性意见和纲领性文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典型表现就是文官内部不睦。
第三是人事制度及人际关系。明朝官员的收入，除了年俸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客观的，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部分官员觉得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证他们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体面，与个人情操无关。所以他们尽心尽力的工作，也心安理得的享受孝敬。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声名狼藉，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发指。另一部分官员则是极端人物，清高自负，一丝一毫不苟取于人，是绝对的道德典范。这三者之别，是文官之间不能和睦的重要原因。
文官不睦的第二个原因的关于考核。对官员的考察，难以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当，由此来定高低之别。因为明朝不是以法理治理臣民，而是以四书五经的伦理作为主宰，一切行政技术，完全是为了在平衡状态下维持现状而产生，这种维持的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而不是站在技术的角度琐屑的去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官员是否能维持这种平衡，则成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一旦是差评，则官员一生事业付之东流，于是官员相互照顾，相互保护安全。在这种相互中又促成了新的派别。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其中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有人说过读史是让人成熟最快的办法，但是世事变迁，历史就摆在那里，而我们却没有多大的启发。有时候以满腔的热情，并不能够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所以人定胜天成为了一种沉重的笑话。
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教给我们很多的美德，传承至今，却让我们越来越迷茫。扶与不扶的争论，成为了一个二难选择题，所以，在美德之下，还应该有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来支撑。就像一个蛮夷酋长当剿当抚，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光凭满腔热情，光凭至高无上的道德，是不能解决的。更何况在某些领域，甚至连热情，连道德都微乎其微。所以在热情、在道德之外，还应该有一些别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去让我们思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300字2024
最近认真把《万历十五年》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好读，又能启发思考。
打开这本书，没有枯燥的图表，没有复杂的历史陈述，而是把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得像普通人一样生动、丰富，触摸得到。这些人里，张居正可能是最让人心疼的那个。他能力出众、志向远大，努力纠正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在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穷其一生，却根本无法逆转这个国家衰落的趋势。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总是无奈而被动的。万历十五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难以明言的种种奥秘！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儒与法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这本书阅毕，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