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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黄雀读后感1000字

《黄雀记》读后感。

我们常说读书可以陶冶情操,可以获得进步,读书很重要,读一本好书更重要,而经典的书籍作品就是人们最适合读的书籍。好的作品会引起阅读者的共鸣,在看作品之后一定会触动内心,有了想法和感触,为了不让它遗忘,最好是写一篇读书心得。写作品的读后感,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小编特地为你收集整理“《黄雀记》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人这样评价过苏童:一个极其善于写女xing的作家。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局限,读完《黄雀记》,对苏童的认识稍稍加深,他在《黄雀记》中,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的描写都是公正且客观的,而他自己,始终置身于香椿街之外,温和、从容,而《黄雀记》带给我的情感和认知上的体验精彩绝妙,值得回味和推敲。

小拉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一种交谊舞,是小说主要任务保润、柳生、白小姐(即仙女)之间微妙复杂感情的纽带。保润长相平凡,体格强壮,生活条件处于低下水平,保润青春期也常常在父母关于爷爷的去向问题的争吵和矛盾中,相较于柳生和仙女,显得局促且仓惶。所以,保润在确定了自己对仙女有特殊的感情时,不敢靠近仙女亦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柳生的大胆怂恿变成了保润靠近仙女的唯一理由。而从小被爷爷奶奶宠溺到骄纵无礼的仙女,大概是有些喜欢柳生的,所以她听了柳生的话赴了保润的约,让保润请她滑旱冰,却在旱冰场上与另一个男孩子打得火热。我们该宽容一些看待这件事情,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监管的十几岁的少女,在面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时还没有具备考虑后果的能力,所以她在私自拿了保润的钱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而她的这种随心所欲却变成了保润的心结。

一个足够冷静的读者,是不宜妄评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是与非的。柳生和保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英俊、时髦,拥有无数讨女孩子欢心的技巧,而优渥的家庭条件,也为他张扬青春打了无比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女xing读者,我完全能够理解青春期的仙女对柳生的迷恋,也能够理解她对与柳生形成鲜明对比的,不解风情的,粗操又笨拙的保润的嫌恶。

仙女对保润极尽病态的嫌恶最终导致了即便她被柳生qiangjian,她也在柳生一家人的利诱下昧着良心指控了保润为qiangjian犯,让保润有了很多年的牢狱生活。保润锒铛入狱,保润父亲去世,母亲出走,柳生却背负着良心债活得潇洒自在。而那个骄傲蛮横的仙女,在岁月沉浮中,变成了公关白小姐。

从保润出狱后照顾爷爷,在井亭医院工作的行为中,可以判定他有过好好过日子的念头,直到仙女再出现,他对她的爱和执念被唤醒,即便她已为风尘女子,他还是相信她纯洁美好。人就是这样。执念太深,受伤的就只有自己。小说尾声,当保润误解柳生与仙女一起过夜后,他在柳生与别人的婚礼当晚捅死柳生,用极端、残酷的手段,用柳生的鲜血祭奠了他仓惶、不幸的青春和他深沉到变态的爱。

谁赢谁输呢?仙女从被柳生qiangjian的不幸开始,陷入了一个又一个不幸,也让别人陷入了一个又一个不幸。人太容易感情转移,仙女用一件又一件错事伤害别人带给自己的成就感来替换自己的伤痛。而她鼓足勇气想与柳生度过余生而遭到柳生拒绝的那一瞬间,仙女就彻底被生活杀死了,最后她生下红脸婴儿后去向成谜便成了最能安慰人心的关于她的结局。

小说来源于生活,但小说高于生活。《黄雀记》是社会转型时期,对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和映射,生活在香椿街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势力、愚昧、残忍,不过是对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恓惶的掩饰。

大概慌张是青春的主旋律吧,爱也好,恨也好,总是匆匆而过,可柳生、保润和仙女三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度过让人窒息的少年时代,真正投身于逼仄和繁杂的生活中,他们的恨与爱、罪与罚才张牙舞爪地向他们奔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也好,黄雀也罢,遇到的总归命运安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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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一):

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读苏童《黄雀记》有感

著名作家苏童在继小说《妻妾成群》《米》《碧奴》《河岸》之后,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力作《黄雀记》。全书训戒隐忍,缕罗细节别致,无论是家族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形态和变态,局促的现实尴尬和纠结,都被苏童用诗性起兴开衿,把一个嚣嚣时代的芸芸众生还原得鲜活饱满,均衡严谨。

《黄雀记》是一部关于罪与罚、关于自我忏悔与救赎、灵魂的寻找与安放,关于绝望与期望的复杂故事。书名的隐喻与文本中诸多的隐喻、象征相呼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少年保润将仙女捆绑在水塔之上,但没想到最终对仙女实施强暴的却是他的朋友柳生。《黄雀记》分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章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展开,就好像那些照片与照片之间胶水粘连的痕迹,横贯于整幅壁画之上,正因条理分明,更显得生硬触目。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亦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虽然三章是从三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叙事的,但它更侧重证明了白小姐的夏天所影射的当下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如果说《河岸》写的是过去,《黄雀记》写的则是当下这个时代。作为一部写当下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故事性十分强。这个故事的引子是照片。保润的祖父每年执意要去香椿树街的照相馆照一张相片,这种举措引起了儿媳妇的不满,在反复争执中祖父变成一个丢了魂的人,住进了精神病院井亭医院。在精神病院里,保润遇到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两个人柳生和仙女。于是,三个人保润、仙女、柳生围绕着祖父寻找灵魂的过程上演了一系列的罪与罚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诸多隐喻的物象和情节。

首先是小拉。小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从吉特巴演变过来的,应对面地走不如手拉手地跳,跳得充满激情,最适合表达男女之间的协调和愉悦。在《黄雀记》里,苏童让小拉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给每个人物留下深刻印记。作者透过小拉这个象征,拷问的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每个人在这天,如何应对自己、应对历史、应对内心?这种关于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一向蕴含在小说里,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其次是隐喻的书名。一提到黄雀,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谚语。《黄雀记》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柳生做了保润的黄雀,但最后的黄雀是保润,抑或是其他吉祥、完美当中总是带有某种假象?历史是只诡异的黄雀,任何人都逃不脱缘定的宿命。

当然还有超多隐喻的细节,在精神病院里的爷爷就是一种象征,他未必是真正的疯子,而是与外界的一种远离、疏离。保润、仙女、柳生,一个杀人、一个失踪、一个丢了性命,唯有祖父活得长久、活得不朽,与自己的魂灵红脸婴孩耻婴(怒婴)安静地偎依。还有仙女手中的兔笼和最终自己成了笼中的小兔,保润的绳艺最终捆缚了自己,精神病院以及里面的的水塔、菩萨祭台,住在一二号病房的司令和郑老板透过这些隐喻,过去与现实交织在一齐,一种个性复杂的、扭曲的人性被展现了出来。苏童作为先锋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多不一样,他总是会尽可能地拓展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内在的好处,使之最终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二):

《黄雀记》读后感

1、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却很有意思,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心喜远行,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之后,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父亲过世,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长篇《黄雀记》里,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他四处挖魂找魂,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此时,绳子应运而生,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他绑了祖父。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缚住的是十五岁的仙女看上去,小说潜伏着感情的可能。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伍迪艾伦说过:爱是答案。但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是朦胧的。想看电影,不顺利,想跳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拉,她不肯。之后,本是柳生强奸了她,但在收买之下,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黄雀记》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很好,正因它足够粗暴,它的解答方式,除了粗暴,还很龌龊。

性再次发问,已是十年后,仙女回返,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之后,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意外怀孕,他自是不爱她的。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进退为难之际,她有过一闪念:把这辈子交给柳生,而他躲开了。最终,在柳生的大婚之夜,刑满释放了一段时刻的保润捅死了他。

十年,正正好,青春做伴。性给感情提的问题,身体给灵魂出的谜语,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当然,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给自己出谜语,提问题。

事实上,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

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你又可能不够满足。

2、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这思路,精准,宏阔。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院长姓乔,院里住着郑老板、康司令,还有祖父等等。仿佛在说,代表人物可都在了:祖父,本应颐养天年却丢了魂儿;郑老板,有钱的弄潮儿,也进了精神病院;康司令,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一院之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此设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具体的描述,同样值得细思量。像郑老板,他和姐姐,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企业扩张,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富甲一方。一夜,郑老板闯进公安局,声称有人追杀他。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他说,来不及,来不及了。打开箱子检查,里面除了几盒避孕套,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今夜就要伺机下手。就这样,年纪轻轻,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院中,郑老板是能够消费女色的,最嚣张时,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此外,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请菩萨;康司令能持枪、开枪,并曾用枪指着乔院长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

网友吐槽,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有记者问及,苏童坦言: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贴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写实好的,表现也好的,问题就出在,外套和毛衣结合得不很融洽。《黄雀记》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就仿佛不速之客,虽然推动了情节、增加了可看性,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

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也欠说服力。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就五个字,突然活腻了,之后,丢了魂,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用意深沉而浅白,莫非社会之凶猛,真这么容易揭示?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对老公情分亦有限,最后,还放下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仙女,幼时被领养,之后被强暴,那么,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上述主角,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小说家理想远大,手段高强,但对于笔下的人物,还是要更感同身受,更体贴入微。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看来,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

这种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可能另有一些缘由。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王德威说,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用心探求死亡之因此发生的动机。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好处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如果说,王德威的评析,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那么,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有时也值得检讨),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带给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整体上,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但是,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空前汹涌诡异之际,对社会性因素的捕捉和处理,就尤为考验作者的思想力,以及叙事功夫。

也不是说社会因素介入了就行,而是要和叙事打成一片,并有所焕发。比如,香椿树街开了时髦服装店,河里漂着工业油污,上部提及邓丽君、朱明瑛和程琳,下部写到田震、那英和王菲,都更像是符号性的点缀,未能很有效地参与叙事、提升叙事。

3、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小说里,关于谁是强奸犯的真相是被遮蔽的,纵是受害的一方,也不曾誓死捍卫名誉与自由。同时,也看不到真正的怜悯。强奸者柳生,没有真心悔过,也没有得到安宁;担负莫须有罪名的保润,决计复仇,一再延宕,到底还是出了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没有宽恕,没有解脱这是另一种活着:一边互相伤害,一边苟且偷生,带有伤害的苟活,带有苟活的伤害。人们忍着受着,人们以暴制暴,传统的道德,现代的法制,统统乏力。抑或,这正是它们发挥作用后的结果。

在此间,信仰也是混沌的,有人似乎笃信基督教,有人在想上帝和菩萨谁大,有人就知道巴结财神爷这曾是一个最讲究人与人关联(仁)的国度,如今却不知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又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现世不得安生,未来不得而知。

苏童把一个问号,打在了新生儿奇异的红脸上。祖父丢了魂儿;父辈要么无能,要么自私;三个青年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方,他们的青春被撕毁;徒有怒婴,依偎在似乎长生不老的祖父怀里,其母可能明天回来,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的,败给了原始的本能和现实的欲念。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此刻,我仿佛也看到有个亡灵拎着绳子,说起宿命,说起遗憾。于是,不禁联想到里尔克的诗行:

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

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三):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较量,好像一向都有比立意、比销量、比影响、比受众、比成功,在眼下的语境里,最后比的还是哪个更功名成就。因此,先不管话题是否有逻辑、是否有可探讨的空间,单就任何论题而言,放置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都难免乱成一片狼藉。

按照某种社会价值观来说,会营销的郭敬明和获奖的莫言自然能够拿来比较,二人谁更成功,便成了一桩可探讨的话题,可这种话题本身的荒诞和无知正好对应了这个蠢相外露的时代。拉郭敬明和莫言出来,哪个更有销量,哪位更是成功人士,这种虚妄的比较只能诞生在盲目而急功近利的国度吧。

对成功的解读当然不仅仅限于获奖的莫言和畅销的郭敬明,还有看上去在地位和销量上都属掌权派的余华、苏童等。有人会因作家过多摄入现实生活,而批判其浮皮潦草地被现实玷污,但苏童当然知道现实的力量以及如何摆脱现实的困窘,他在新作《黄雀记》中写道:风一吹,旧社会的桂花与竹子在摇曳,新社会的花草和蔬菜在摇曳,他们在一齐,正好是历史在摇曳。如此动人地撇清了历史与此刻进行时的勾连,也使一个小说家拥有了就应有的视角。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1、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却很有意思,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心喜远行,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之后,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父亲过世,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长篇《黄雀记》里,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他四处挖魂找魂,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此时,绳子应运而生,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他绑了祖父。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缚住的是十五岁的“仙女”……看上去,小说潜伏着感情的可能。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伍迪·艾伦说过:“爱是答案。但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是朦胧的。想看电影,不顺利,想跳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拉”,她不肯。之后,本是柳生强奸了她,但在收买之下,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黄雀记》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很好”,正因它足够粗暴,它的解答方式,除了粗暴,还很龌龊。

性再次发问,已是十年后,仙女回返,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之后,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意外怀孕,他自是不爱她的。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进退为难之际,她有过一闪念:把这辈子交给柳生,而他躲开了。最终,在柳生的大婚之夜,刑满释放了一段时刻的保润捅死了他。

十年,正正好,青春做伴。性给感情提的问题,身体给灵魂出的“谜语”,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当然,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给自己出谜语,提问题。

事实上,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

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你又可能不够满足。

2、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这思路,精准,宏阔。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院长姓乔,院里住着郑老板、康司令,还有祖父等等。仿佛在说,代表人物可都在了:祖父,本应颐养天年却丢了魂儿;郑老板,有钱的弄潮儿,也进了精神病院;康司令,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一院之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此设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具体的描述,同样值得细思量。像郑老板,他和姐姐,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企业扩张,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富甲一方。一夜,郑老板闯进公安局,声称有人追杀他。“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他说,来不及,来不及了。打开箱子检查,里面除了几盒避孕套,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今夜就要伺机下手”。就这样,年纪轻轻,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院中,郑老板是能够消费女色的,最嚣张时,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此外,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请菩萨;康司令能持枪、开枪,并曾用枪指着乔院长……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

网友吐槽,“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有记者问及,苏童坦言:“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贴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写实好的,表现也好的,问题就出在,“外套”和“毛衣”结合得不很融洽。《黄雀记》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就仿佛不速之客,虽然推动了情节、增加了可看性,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

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也欠说服力。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就五个字,“突然活腻了”,之后,丢了魂,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用意深沉而浅白,莫非社会之凶猛,真这么容易揭示?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对老公情分亦有限,最后,还放下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仙女,幼时被领养,之后被强暴,那么,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上述主角,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小说家理想远大,手段高强,但对于笔下的人物,还是要更感同身受,更体贴入微。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看来,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

这种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可能另有一些缘由。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王德威说,“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用心探求死亡之因此发生的动机。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好处’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如果说,王德威的评析,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那么,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有时也值得检讨),“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带给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整体上,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但是,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空前汹涌诡异之际,对社会性因素的捕捉和处理,就尤为考验作者的思想力,以及叙事功夫。

也不是说社会因素介入了就行,而是要和叙事打成一片,并有所“焕发”。比如,香椿树街开了时髦服装店,河里漂着工业油污,上部提及邓丽君、朱明瑛和程琳,下部写到田震、那英和王菲,都更像是符号性的点缀,未能很有效地参与叙事、提升叙事。

3、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小说里,关于谁是强奸犯的真相是被遮蔽的,纵是受害的一方,也不曾誓死捍卫名誉与自由。同时,也看不到真正的怜悯。强奸者柳生,没有真心悔过,也没有得到安宁;担负莫须有罪名的保润,决计复仇,一再延宕,到底还是出了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没有宽恕,没有解脱……这是另一种“活着”:一边互相伤害,一边苟且偷生,带有伤害的苟活,带有苟活的伤害。人们忍着受着,人们以暴制暴,传统的道德,现代的法制,统统乏力。抑或,这正是它们发挥作用后的结果。

在此间,信仰也是混沌的,有人似乎笃信基督教,有人在想上帝和菩萨谁大,有人就知道巴结财神爷……这曾是一个最讲究人与人关联(仁)的国度,如今却不知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又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现世不得安生,未来不得而知。

苏童把一个问号,打在了新生儿奇异的红脸上。祖父丢了魂儿;父辈要么无能,要么自私;三个青年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方,他们的青春被撕毁;徒有“怒婴”,依偎在似乎长生不老的祖父怀里,其母可能明天回来,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的,败给了原始的本能和现实的欲念。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此刻,我仿佛也看到有个亡灵拎着绳子,说起宿命,说起遗憾。于是,不禁联想到里尔克的诗行:

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

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

黄雀记读后感1000字2024


黄雀记读后感1000字2024

在余华的《第七天》以后,苏童的这部新作真算得上是一只黄雀。

至少在《黄雀记》里,苏童还在。沿河的香椿树街,街上躁动着的青春。苏童文字里的青春,燥热、残酷有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就像是那条潮湿阴暗的街巷,街上光着脚的枯瘦的孩子,孩子脚上的一个伤口,脓肿甚至都已经溃烂。

题目中黄雀的意象并没有真正出现在小说的故事里,但是整个情节设置体现了一种黄雀在后式的连锁关系:仙女被保润捆了,而最后是柳生强*了仙女;保润向仙女讨债,而仙女又向柳生讨债。整部小说分成了三个章节,三个视角三个相互咬合的人物。从一张照片开始到最后的红脸婴儿,形式上的魔幻与内容上的荒诞,苏童有意无意地又呈现了一出百年孤独。

其实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里的三个人物都显得十分单薄。保润、柳生、仙女,三个视角甚至都可以互相调换,然而跟余华的《第七天》相比,《黄雀记》在叙事方面就显得成功许多。

虽然跟电影《两杆*烟枪》相比,《黄雀记》里螳螂捕蝉的故事要简单得多,但是小说文本中大量的隐喻和象征,给了整个故事尽可能大的解读可能。

首先是关于魂魄。小说中反复提及丢魂的事情,保润爷爷的魂丢在了手电筒中的尸骨里,除此之外,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断被别人提醒自己已经丢了魂儿。这暗示了当代人一种灵魂缺失的状态,一种无以凭附的空虚与焦灼。小说第三章里仙女(也就是白*姐)去找庞太太时,提及了这样一句话,“如何向上帝赎回丢失的灵魂”,原话的字体特意进行了加粗,然而作者没有回答,也许这个问题太难解释。

然后就是关于祖父——保润的爷爷。祖父一直贯穿小说的始终,从家里到精神病院,爷爷一点点衰老,但是始终见证着发生的一切。小说中拆床的情节曾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保润父母拆掉祖父的木质大床,一次是保润卖掉了父母的床铺。这暗示的是一种破坏与舍弃。而保润在捆绑爷爷时问他要民主结还是法制结,爷爷说法制结像是要枪毙,所以要求民主结。但是民主结也把爷爷捆了起来。其中的黑色幽默充满讽刺。因此,爷爷可以象征着某个年代、某种传统甚至是某种力量,然而它已经失去了魂魄,变成了干瘪的躯壳,慢慢被世人忘记。小说第一章最后写到:“后来黄鱼车经过护城河上的立体交叉工地,四周人山人海,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祖父说,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啊”。而此时祖父正被民主捆得结结实实。

仙女第二次出现时,已经改称了白*姐。对于保润、柳生甚至是白*姐自己来说,仙女都是遥不可及的,她美好得就像那对安静的兔子,然而又会突然变成一只浑身是刺儿的刺猬。仙女是他们所有人的理想,在理想之下,是保润的倒霉与孤独,是柳生所承受的生活之重,是白*姐作为女性的愤怒与无奈。也许这就是宋胖子所说的,“爱上一匹野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苏童放置了尽可能多的内容。依旧很难找到引号的行文,依旧诗意阴柔的气质。然而太多的依旧把这个故事丢在了苏童最熟悉的那个年代。可是那个年代已经慢慢模糊,而我们的年代却没有清晰起来。也许,该有个人站在我们的年代,该有人尝试,写写我们这一代的故事了。

读苏童作品《黄雀记》有感


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读苏童作品《黄雀记》有感

著名作家苏童在继小说《妻妾成群》《米》《碧奴》《河岸》……之后,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力作《黄雀记》。全书训戒隐忍,缕罗细节别致,无论是家族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形态和变态,局促的现实尴尬和纠结,都被苏童用诗性起兴开衿,把一个嚣嚣时代的芸芸众生还原得鲜活饱满,均衡严谨。

《黄雀记》是一部关于罪与罚、关于自我忏悔与救赎、灵魂的寻找与安放,关于绝望与期望的复杂故事。书名的隐喻与文本中诸多的隐喻、象征相呼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少年保润将仙女捆绑在水塔之上,但没想到最终对仙女实施强暴的却是他的朋友柳生。《黄雀记》分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章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展开,就好像那些照片与照片之间胶水粘连的痕迹,横贯于整幅壁画之上,正因条理分明,更显得生硬触目。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亦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虽然三章是从三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叙事的,但它更侧重证明了“白小姐的夏天”所影射的当下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如果说《河岸》写的是过去,《黄雀记》写的则是当下这个时代。作为一部写“当下”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故事性十分强。这个故事的引子是“照片”。保润的祖父每年执意要去香椿树街的照相馆照一张相片,这种举措引起了儿媳妇的不满,在反复争执中祖父变成一个丢了魂的人,住进了精神病院——井亭医院。在精神病院里,保润遇到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两个人——柳生和仙女。于是,三个人保润、仙女、柳生围绕着祖父寻找灵魂的过程上演了一系列的罪与罚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诸多隐喻的物象和情节。守信的名言

首先是“小拉”。“小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从吉特巴演变过来的,应对面地走不如手拉手地跳,跳得充满激情,最适合表达男女之间的协调和愉悦。在《黄雀记》里,苏童让“小拉”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给每个人物留下深刻印记。作者透过“小拉”这个象征,拷问的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每个人在这天,如何应对自己、应对历史、应对内心?这种关于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一向蕴含在小说里,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其次是隐喻的书名。一提到“黄雀”,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谚语。《黄雀记》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柳生做了保润的黄雀,但最后的黄雀是保润,抑或是其他——吉祥、完美当中总是带有某种假象?历史是只诡异的黄雀,任何人都逃不脱缘定的宿命。

当然还有超多隐喻的细节,在精神病院里的爷爷就是一种象征,他未必是真正的疯子,而是与外界的一种远离、疏离。保润、仙女、柳生,一个杀人、一个失踪、一个丢了性命,唯有祖父活得长久、活得不朽,与自己的魂灵——红脸婴孩耻婴(怒婴)安静地偎依。还有仙女手中的兔笼和最终自己成了笼中的小兔,保润的绳艺最终捆缚了自己,精神病院以及里面的的水塔、菩萨祭台,住在一二号病房的司令和郑老板……透过这些隐喻,过去与现实交织在一齐,一种个性复杂的、扭曲的人性被展现了出来。苏童作为先锋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多不一样,他总是会尽可能地拓展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内在的好处,使之最终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较量,好像一向都有——比立意、比销量、比影响、比受众、比成功,在眼下的语境里,最后比的还是哪个更功名成就。因此,先不管话题是否有逻辑、是否有可探讨的空间,单就任何论题而言,放置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都难免乱成一片狼藉。

按照某种社会价值观来说,会营销的郭敬明和获奖的莫言自然能够拿来比较,二人谁更成功,便成了一桩可探讨的话题,可这种话题本身的荒诞和无知正好对应了这个蠢相外露的时代。拉郭敬明和莫言出来,哪个更有销量,哪位更是成功人士,这种虚妄的比较只能诞生在盲目而急功近利的国度吧。

对成功的解读当然不仅仅限于获奖的莫言和畅销的郭敬明,还有看上去在地位和销量上都属“掌权派”的余华、苏童等。有人会因作家过多摄入现实生活,而批判其浮皮潦草地被现实玷污,但苏童当然知道现实的力量以及如何摆脱现实的困窘,他在新作《黄雀记》中写道:“风一吹,旧社会的桂花与竹子在摇曳,新社会的花草和蔬菜在摇曳,他们在一齐,正好是历史在摇曳。”如此动人地撇清了历史与此刻进行时的勾连,也使一个小说家拥有了就应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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