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方略是怎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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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这次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了清晰的路线图，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作出了系统规划和全面部署，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这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是对党的xx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一步深化，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入理解这一战略部署，有必要回顾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体上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孕育阶段
(1978年到199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如何执政?采用什么方略治理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党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1954年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文革十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十年动乱之后，在总结文革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方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段谈话，把健全法制的基本要求准确而简洁地概括为16个字，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基本精神，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目标。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准确地描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内核，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进一步指明了实施依法治国的方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立法工作。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等7部重要法律。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现行宪法。该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是依法治国在宪法中的最早表述，初步奠定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宪法基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对人民而言，它是基本权利的宣言书;对我们党来说，它是执政兴国的法制保证。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恢复重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开始推进立法进程，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经济法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推动了法制建设稳步前进。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开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依法行政，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建设的重点，进一步丰富了依法治国的内涵。这一时期，国家赔偿、行政复议、公务员等法律制度相继建立，政府的行政行为逐步被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权益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了与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治理相适应的司法体系。
在这一阶段，依法治国方略虽然尚未提出，但十六字方针的提出和宪法及一系列重要法律的修订出台，清晰阐释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开始形成，这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二阶段：形成和发展阶段
(1997年到XX年)
党的xx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xx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就正式将依法治国提升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全面总结与升华，标志着党在执政理念、领导方式上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跨越，为我国此后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虽然法治和法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很大差别，即不再仅仅将法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而是作为国家制度的依据和基础，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自此，法制回归其本意，成为法律制度的总称，主要从法律规则的层面强调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法治作为一种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强调依法治理，不仅要求具备依法办事的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而且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程序公正、良法之治等精神和价值。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这一条作为宪法第5条第1款，正式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宪法的基本原则，通过国家根本法对依法治国予以保障，使其有了宪法保障，也使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有了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基础。
在党的xx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上，党的xx大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将民主、法治、人权建设从以往的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这就进一步丰富了依法治国的内涵，明晰了依法治国与其他治理方式的关系。党的xx大还提出三统一的法治原则，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就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原则。XX年，党的xx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把依法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之一。这表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执政要求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进一步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依法执政的提出，表明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指引下，我国立法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按照xx大报告提出的到XX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XX年我国如期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国家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自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颁布之后，一批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行政听证、告知和申辩、信息公开等行政程序相继确立，标志着我们在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适应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国家稳步推进司法建设与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采取相应的改革举措。这些措施致力于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依法治国方略的正式确立，有力推动了法治观念的普及，指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我国法治建设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就。
第三阶段：完善阶段
(XX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任务和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个战略目标是与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同时提出的，进一步凸显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xx同志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治国目标，并将其定位为实现中国梦宏伟蓝图的重要内容。这表明，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的推进而进一步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必然要求压缩政府审批权限、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厘清政企关系、政事关系;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界限、规范行政行为与程序、加强行政信息公开，通过权力问责机制，加大对违法、失职行为的追惩力度，这为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法治政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为我国的司法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后，xx同志多次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法治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落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首次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这两次全会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高度评价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系统总结了依法治国的经验，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对依法治国进行总体部署和全面规划，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次全会对依法治国方略作出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与1997年党的xx大提出的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比较，虽然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容和精神实质已发生明显变化。法律体系注重立法层面的有法可依，而法治体系则覆盖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过程，囊括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各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次全会提出建设五大体系，即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实际上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路线图。同时，强调依法治国必须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这次全会科学规划了具体实施依法治国的路线图和制度保障。这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科学认识和深刻总结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发展和完善的历史经验表明，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世事虽无尽，人心终有归。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追求的梦想，而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规划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步骤和具体内容，必将有力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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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的路径
党的xx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法治体系”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具有内在联系、互相影响、彼此制约的法治体系正在形成。传统意义上以法律体系为载体的静态法治正在向以法治体系为载体的动态法治转变，写在纸上的法律正在向生活中的法律转变，法律上抽象的权利正在向具体的诉权转变，司法的功能和价值再次被关注，司法改革正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应当看到，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良好的先决条件。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司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司法改革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比，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和判断权属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司法权运行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外部环境有待优化，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仍然存在，司法不公和贪腐问题的惩治预防机制尚不完善。这些问题，直接制约和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必须从体制机制上予以解决。党的xx届四中全会围绕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司法保障机制等事关人民司法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可以简要梳理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体制性问题：凸显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
司法体制是司法权运行的制度基础。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与我国现行的国体和政体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现行的司法体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法院的人财物由相对应行政区划的人事、财政部门来管理和保障，导致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与管理保障上的地方性产生冲突，这与建立统一有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不相适应。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走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党的xx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之后，人们对跨省之间的民商事案件和省级范围内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审理存有疑虑，有的建议由第三方管辖，也有人建议提级管辖。党的xx届四中全会决定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是对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地方法院人财物实行省级统管的进一步深化。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有利于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也不是独立的法院，在工作方式上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巡回审判。
二是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办理跨地区案件。我国现有地方各级法院共计3573个，绝大多数法院设置与行政区划相对应。这样的司法体制便于明确管辖、便利诉讼，也容易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权的运行易受地方因素影响和干扰。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集中审理跨区域的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环境资源案件等，可以弥补省级统管未能完全解决的一些问题，从体制上排除地方因素对公正司法的干扰，确保少数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促进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三是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执行难作为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而导致的一种司法现象，已经成为人民法院三轮司法改革尚未最终克服的顽症。如何化解执行难，学界和实务界有诸多不同的观点。执行权可以划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是一种判断权和裁量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执行实施权是一种行政权，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因此，在人民法院内部将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建立相对独立的强制执行机构，既可以充分发挥执行实施权作为行政权的制度优势，形成上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执行体制，又可以避免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简单分割而影响执行效率、损害司法公信。
四是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相分离。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进一步细化，人民法院内部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必须与审判权相分离，真正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法院内部权力运行体制。由于过去在管理上未能严格界定司法机关内部各种权力的不同属性，导致管理与服务的界限不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清、法官与行政管理人员的身份混同，最终导致法官数量不少，但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人员不足，工作效率不高。《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权相分离，既可以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内部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行政权属性，又可以更好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审级独立。
五是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行政诉讼是三大诉讼中受地方因素影响最大的诉讼。2019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立案数在近几年连续下降的情况下，又比2019年下降5%，上诉率则高达72.7%。在行政诉讼中，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干预司法个案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要配合跨行政区划法院设立、司法公开、立案制度等改革，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机关干预，从制度上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二、机制性问题：恪守司法权运行的内在规律
司法机制是审判权运行的重要载体，是决定和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司法机制涉及立案、庭审、裁判、执行等审判权运行的各个环节，同时与法官制度、司法环境、司法保障等具体制度密切相关。《决定》紧紧围绕诉权保护、审级职能、庭审中心、司法责任等关键问题，紧紧抓住司法权运行的内在规律，进一步明确了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思路。
一是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诉权的广泛性、便捷性是现代社会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任何权利如果不具有可诉性，就失去了具体的保护路径，就不具有现实性，其价值和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同时，如果社会成员不能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就会选择私力救济或群体抗争的方式实现其目的，反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决定》提出要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就意味着人民法院在立案环节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只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再进行实质审查，实现了程序与实体相分离。立案制度的这一巨大变化，一方面给人民群众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又给人民法院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立案公开制度，同时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构建文明、有序、规范的立案工作机制。
二是完善审级制度，明确四级法院的职能定位。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各级法院均承担一审职能，中级法院以上同时承担二审职能，各级法院同时还承担再审职能，各种程序相互交错、职能相互重叠、机构攀比对应，导致地方三级法院案件性质同质化、审判方式同质化、法官素质同质化、职能作用同质化，既不利于有效分流案件，也不利于国家判断权的科学构建，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和指导职能也未能得到很好发挥。《决定》提出要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因为一审距离案件争议的事实更近，便于及时查明事实;二审重在解决诉辩双方对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审查终审裁判的正当性，维护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最终实现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合理定位四级法院在不同审级中的职能作用，对于提高诉讼效率、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以审判为中心是现代社会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19年以来一些重大冤错案件的发现与纠正，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疑罪从无、庭审中心和证据裁判的强烈关注。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审判案件要以庭审为中心，实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让法庭成为确认与解决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最终阶段和关键环节。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所有的举证、质证和认证也应当在法庭上实现和完成，所有的裁判结果都应当是法庭调查和庭审辩论后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必然结果。
四是完善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进一步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职能。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指导职能必将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加强。按照《决定》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制度，严格司法解释的立项、调研、审议等程序，加强司法解释的针对性、规范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改革指导性案例的筛选、评估、论证和发布机制，建立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案例的工作机制。
三、独立性问题：遵循司法公正的内在逻辑
司法权既然是判断权，判断主体的独立性就是确保结果公正性的前提条件。近年来，随着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增强和行政机关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从实践来看，一些涉及地方利益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企业破产等案件，普遍存在立案难、胜诉难和执行难，由此引发的申诉上访也占较大比例。《决定》将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作为保证公正司法的首要问题，彰显了独立性在确保司法公正中的重要地位。
一是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领导干部干预、插手个案处理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当前，要结合人民法院正在全面推进的司法责任制、司法公开、监督留痕等改革举措，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和插手个案的电话记录、转递材料、口头指示等信息的提取、封存、举报和公开制度，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行政机关对待行政诉讼的态度一直是法治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制度，既可以让行政机关直接面对群众、及时化解纠纷，又能够树立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形象，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
三是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拒不执行、藐视法庭等影响司法权威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公正是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公正的保障。近年来，一些当事人随意闹庭、闹访，侮辱、威胁司法工作人员等现象较为突出，严重影响司法机关的正常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严重挫伤了司法人员的职业尊荣感。《决定》提出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重点解决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以及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等行为的入罪问题，加大对单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惩治力度，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
四是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司法权作为判断权，其判断结果的正确性必须建立在证据裁判的基础之上。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因此当证据不足不能支持诉请主张时，刑事法官可以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定被告人无罪，民事法官可以根据证明责任负担、举证责任倒置、高度盖然性等原则作出有利或不利于原告的裁判。严格来说，上述因证据不足而又不得不作出的裁判均是建立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之上，离案件的客观真实可能会有一定差距。因此，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甄别各类过错的区分标准，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职等处分。
四、民主性问题：弥合司法技术性与人民性之间的距离
司法工作是一种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既需要系统全面的法律专业知识，又需要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司法工作又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这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的，也是司法工作性质所要求的。为了实现我国司法制度的人民性，保障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司法，实现司法专业性与司法人民性的统一，《决定》围绕如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提出改革举措。
一是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纠纷处理，可以起到消除对立、缓和矛盾、化解纠纷、普及法律、弘扬道德的积极作用，便于群众走进司法、参与司法、信赖司法、守护司法。
二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形式。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对风俗民情、市井生活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可以弥补专业性的不足。这次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审，不参与法律审，真正实现了扬长避短，抓住了陪审制度的主要矛盾，为下一步改革确定了方向。
三是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得到社会高度认同，适用空间较小，解纷队伍素质不高。根据《决定》精神，我们要大力支持和发展调解、仲裁等民间解纷力量，实现解纷主体多元化、解纷方式社会化、解纷人员职业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条件。
五、公开性问题：构建更加开放透明的阳光司法机制
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近年来，人民法院以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赢得国内外高度评价。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有的地方仍然以物质条件所限、案件保密、家丑不可外扬等理由拒绝公开，导致司法公开效果大打折扣。《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阳光司法机制，依法及时公开司法的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为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提出了具体指引。
一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党的xx届四中全会对司法公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要开放，所有审判流程中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都应当向当事人公开。二要动态，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办公平台与法院进行必要的互动交流。三要透明，所有可以公开的裁判结果和执行信息都应当上网公开。四要便民，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参与、旁听案件审理，获取法院的公共信息将更加方便、快捷。
二是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制度。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是当事人服判息诉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彰显司法文明公正的必然要求。一份说理的裁判文书，可以客观承载当事人双方持有的证据和理由，可以全面反映法官裁量的依据和智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当事人上诉、申诉的想法和念头。当前，要大力推行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将宝贵的审判资源投向当事人争议较大、案情复杂、适用法律困难等案件的说理上来，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制度和与法官职级晋升、逐级遴选直接挂钩的制度，建立更加科学的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
三是构建司法与传媒的良性互动关系。人民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有条件的法庭可以设立专门的媒体记者席，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传播司法信息创造条件。媒体也要尊重司法规律，特别是对未决案件的报道一定要恪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尊重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共同维护司法权威，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四是建立法院普法责任制和法官以案释法制度。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人民法院和法官要主动承担普法责任，充分利用公开庭审、裁判文书公开、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以案释法，教育民众，推动全民守法。
六、终局性问题：彰显司法裁量权的国家属性
司法权既然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作出的判断权和裁量权，经过法定程序和具备法定条件后，应当具有终局性。司法裁判的终局性是社会成员享有安定性的必要条件，也是公民和法人对自己或他人行为进行合理预期的必然要求。如果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可以被轻易推翻，不仅公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市场交易所引发的产权变动均处于待定状态，平等竞争的统一市场秩序就无法建立。《决定》以落实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为基点，就实行诉访分离、解决执行难等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要求。
一是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度，但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错误观念的影响，案件结而不终、无限申诉的现象较为突出，终审制度不能得到有效落实，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当前，要以确保生效裁判的终局性、稳定性为基础，完善二审终审制度，强化再审裁判的终局性和确定性，落实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彰显司法裁判的国家属性。
二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改革申诉制度。当事人对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常常可以衍生为难以化解的涉诉信访案件，有的还会发展为极端事件。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申诉人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引发其常年上访的重要原因。《决定》提出建立申诉案件的律师代理制度，可以引导当事人理性、合法、有序地表达诉求。对于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当事人，纳入法律援助方式解决。
三是制定强制执行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当事人的胜诉权益得不到实现，判决终局性的价值也就无法体现。要抓紧推动立法部门制定强制执行法，就执行主体、执行程序、执行措施、执行裁判、执行实施等问题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同时要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
七、廉洁性问题：坚守法官职业的内在品质
贪腐是司法公正的天敌。如何在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司法廉洁，一直是司法改革的关键。近年来，各级法院广泛开展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积极构建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审判执行工作机制，严格执行“五个严禁”等规定，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贪腐斗争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审判、执行等权力集中领域的贪腐案件仍易发多发，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决定》紧紧抓住这些突出问题，指出了确保司法廉洁的具体路径。
一是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相关规定，在防止内部人员干预案件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根据《决定》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体的措施，关键在“如何记录”、“如何追究”上下功夫，完善相关衔接机制，建立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二是明确法官及其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实行严格的办案质量责任制。建立严格的办案质量责任追究制度，是社会各界对司法人员提出的一致要求。《决定》提出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但同时提出三个前置条件：一要明确工作职责，法官及其辅助人员是否依法履行了应当履行的工作职责;二要明确工作流程，法官及其辅助人员是否按照诉讼程序和工作流程履行了职责;三要明确工作标准，法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是否超越了法律限定的范围，司法辅助人员的行为是否在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之列等。同时应当说明的是，严格的办案质量责任制与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机制是相互配套的两个制度，应当与法官惩戒制度改革同步推进。
三是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为了防止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决定》对司法人员的以下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严禁向当事人或律师泄露或为其打探案情;严禁接受当事人或律师的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严禁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
四是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实行终身禁业原则。为了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纯洁性，《决定》提出了违法违纪并被开除的司法人员和法律工作者终身禁业的原则，表明了对司法领域贪腐零容忍以及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的决心。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主体性问题：打造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法官素质是实现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官担负着接受诉请、发现真实、判别善恶、平衡利益、实现正义等多重职能，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有系统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司法经验、良好的职业品德。如何把社会上最优秀的、足以让人们信赖的法律人才吸引到法官队伍中来，除了必要的理想信念教育之外，还必须建立与法官职业相适应的法官制度。《决定》立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要求，对法官的职业准入、职前培训、职业保障、逐级遴选、基层任职等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一是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和职前培训制度。法官作为依法行使判断权和裁量权的主体，事实上负有判断是非善恶之重任，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应当建立更加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和职前培训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的规定，法官的任职条件较为宽松，也缺少严格的职前培训制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是完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根据我国法官法的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法颁布19年来，未能制定法官单独的工资制度，而是一直将法官按照公务员管理。根据《决定》要求，要建立法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三是建立法官逐级遴选和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基层任职的制度。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是实现法官专业知识、司法经验和职业品德三结合的最佳途径，也与我国四级法院的功能定位相适应。坚持上级法院法官一般从下一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遴选的制度，可以为下级法院的法官预留较大的晋升空间，便于形成良性的人才成长机制。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初任法官，既与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相适应，又可以实现省级范围内根据案件数量变化实行法官员额比例的合理调配。建立初任法官一律到基层法院任职的制度，可以为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奠定基础，也符合法官培养成长的模式。
如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开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起点。
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实现良法之治的基础。因此，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程中，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使立法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不断拓宽民主立法的渠道，使立法准确反映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要通过立法切实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坚持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是对依法治国的深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总书记指出：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执法者必须忠于法律，既不能以权压法、以身试法，也不能法外开恩、徇情枉法。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的进程。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基本目标，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改革司法管理体制，严格规范司法行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进一步规范各种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坚持全民守法。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通过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社会主义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信任法律、尊重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和法律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武器。依法办事就是依法维权，自觉履行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就是有效地保护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形成一个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从而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尊崇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坚持运用党内法规，从严管党治党，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使党始终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坚强领导核心。
依法治国的心得
依法治国，要治的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是创造了连续36年快速发展奇迹的大国;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大国。但正因为目标越来越近，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惊险的一跳。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都充满了机遇、希望、挑战和变数，所以中国更需要用法治来护航。
这个百川，从时间的跨度看，包括善于吸纳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一切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法治，说到底，就是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如果说诸多科学的发明使人类学会驾驭自然，法律的发明则使人类学会驾驭自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了法治，人类就能驾驭自己，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不断进步，向着光明前进。毕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法治与秩序是人类的遵循。
这个百川，从空间的跨度看，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对和解决的法治问题的总和。凡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解决好法治和人治关系的。而一些国家虽经百般努力总是不能迈进现代化的门槛，无不与法治不彰有关。所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当然要特别善于学习，善于借鉴各国法治的有益经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提法本身就显示着面向世界、善于借鉴的气量和气魄。
在依法治国中，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不行，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也不行。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我们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绝不搞全盘西化、全面移植、照搬照抄。有人总想用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来套我们，不搞他们那一套就要被打入异类。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凭什么中国的脚穿什么鞋只能到西方去定制?有谁能强迫已经站立起来、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去穿别人的小脚鞋?
这个大定力，还来自中华文明的大气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例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德治礼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汲取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不断增添我们的定力。
依法治国之我见
依法治国之我见
【内容摘要】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本文试就如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职务犯罪对策
依法治国与法治的概念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因为法治本身表达了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下面仅就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为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订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法院已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行司法审查，这对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的活动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急需解决如下问题：
1.健全对行政规章的审查制度。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需要行政机关制订必要的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有效地调整社会和经济管理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应当看到许多政府部门制订的规章因受到部门利益的主导，注重的是“设立机构、行使权力、收取费用、罚款没收”，在制订时缺乏合理的科学的论证。一些规章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某些规章甚至为乱收费、乱罚款提供了根据。从实践来看，建立和完善各类规章的审查制度对保证依法行政十分必要。
2.尽快制订行政程序法，确保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合法。程序是法律的生命（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行政程序的法律化是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法律原则。依法行政，不仅仅是要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合法，而且应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在程序上也应合法。行政机关在从事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惩戒、行政处罚、行政调处、行政征收、行政强制和行政救济等行为时，都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当前，为制止行政机关“乱收费”现象，应当对任何一项收费办法的出台规定一套严格的程序，并对行政机关收费的权限范围、收费标准、收费的支出，违反收费程序的责任、对受损害的公民和法人的补救等，都需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3.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行政执法效率的高低，执法人员的廉洁公正，是广大公民极为关心且与其利益极为密切的问题。但行政执法效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明显差距，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行政执法的合理的监督机制造成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政自由裁量权受司法审查的范围仍然有限，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笔者认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财产和人身权利，并在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都应当受理，并应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方面，尤其应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经常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执法检查，而不能做流于形式的检查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督促有关部门限期改正，而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向人大报告改正的结果。当然，也应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对“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应予以制止，对所谓处罚和收费中的利益分成制度应坚决予以废除，对各种“小金库”和私设的帐户要完全纳入审计的监督范围，从而消除行政执法中因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对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侵害。
二、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裁判不公。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审判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各级地方领导从维护本地当事人和地方的特殊利益出发，在执法活动中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横加干预，而一些办案人员也置国家法律及案件事实于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些素质较差的法官则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伞，徇私枉法，处处为本地当事人开脱责任或谋取利益，同时也用以换取个人的好处及非法利益。而因司法腐败、徇私枉法、法律素养差等原因而造成的裁判不公在某些地方的法院明显存在，且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
笔者认为，保证司法公正，首先需要对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和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了从体制上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应当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各级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应当逐步与地方适当分离，并最终过渡到完全与地方分离。在法院的机构设置方面，应选择司法区域的独立为改革的突破口，使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不相重合。各地法院的法官应定期实行轮换制，从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铲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基础。同时要纠正对司法审判的不当甚至非法的干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对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行为……要依据党纪国法严肃查处。”
在审判方式改革方面，需要强调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该详写判案理由。且每一项判决书都应当向社会公布，以利于社会的监督。判决书不详写理由，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等各种非法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凡是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案件，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仅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不出现执法不公。尤其是对败诉一方而言，要其承担成百成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如果判决说理透彻，也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清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开舆论的评判。
最后，为保证公正司法，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各级人大应对司法审判工作实行强有力的监督。不过人大的监督主要应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否则，会妨害法院的独立审判。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应允许新闻界经常披露、报导有关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体就案件发表评论，展开讨论。当然，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法院要受新闻舆论的支配，被舆论导向牵着走。在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判案”的现象。
论文：依法治国之我见
论文：依法治国之我见
【内容摘要】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本文试就如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职务犯罪对策
依法治国与法治的概念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因为法治本身表达了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下面仅就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为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订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法院已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行司法审查，这对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的活动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急需解决如下问题：
1.健全对行政规章的审查制度。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需要行政机关制订必要的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组成部分，它们对有效地调整社会和经济管理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应当看到许多政府部门制订的规章因受到部门利益的主导，注重的是“设立机构、行使权力、收取费用、罚款没收”，在制订时缺乏合理的科学的论证。一些规章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某些规章甚至为乱收费、乱罚款提供了根据。从实践来看，建立和完善各类规章的审查制度对保证依法行政十分必要。
2.尽快制订行政程序法，确保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合法。程序是法律的生命，行政程序的法律化是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法律原则。依法行政，不仅仅是要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合法，而且应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在程序上也应合法。行政机关在从事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惩戒、行政处罚、行政调处、行政征收、行政强制和行政救济等行为时，都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当前，为制止行政机关“乱收费”现象，应当对任何一项收费办法的出台规定一套严格的程序，并对行政机关收费的权限范围、收费标准、收费的支出，违反收费程序的责任、对受损害的公民和法人的补救等，都需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3.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行政执法效率的高低，执法人员的廉洁公正，是广大公民极为关心且与其利益极为密切的问题。但行政执法效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明显差距，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行政执法的合理的监督机制造成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政自由裁量权受司法审查的范围仍然有限，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笔者认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财产和人身权利，并在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都应当受理，并应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方面，尤其应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经常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执法检查，而不能做流于形式的检查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督促有关部门限期改正，而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向人大报告改正的结果。当然，也应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对“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应予以制止，对所谓处罚和收费中的利益分成制度应坚决予以废除，对各种“小金库”和私设的帐户要完全纳入审计的监督范围，从而消除行政执法中因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对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侵害。
二、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裁判不公。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审判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各级地方领导从维护本地当事人和地方的特殊利益出发，在执法活动中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横加干预，而一些办案人员也置国家法律及案件事实于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些素质较差的法官则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伞，徇私枉法，处处为本地当事人开脱责任或谋取利益，同时也用以换取个人的好处及非法利益。而因司法腐败、徇私枉法、法律素养差等原因而造成的裁判不公在某些地方的法院明显存在，且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
笔者认为，保证司法公正，首先需要对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和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了从体制上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应当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各级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应当逐步与地方适当分离，并最终过渡到完全与地方分离。在法院的机构设置方面，应选择司法区域的独立为改革的突破口，使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不相重合。各地法院的法官应定期实行轮换制，从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铲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基础。同时要纠正对司法审判的不当甚至非法的干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对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行为……要依据党纪国法严肃查处。”
在审判方式改革方面，需要强调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该详写判案理由。且每一项判决书都应当向社会公布，以利于社会的监督。判决书不详写理由，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等各种非法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凡是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案件，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仅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不出现执法不公。尤其是对败诉一方而言，要其承担成百成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如果判决说理透彻，也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清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开舆论的评判。
最后，为保证公正司法，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各级人大应对司法审判工作实行强有力的监督。不过人大的监督主要应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否则，会妨害法院的独立审判。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应允许新闻界经常披露、报导有关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体就案件发表评论，展开讨论。当然，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法院要受新闻舆论的支配，被舆论导向牵着走。在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判案”的现象。
如何贯彻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要有坚强的政治保障。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十八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这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978年，中国只有宪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几部法律。而截至XX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已经达到242部。这样的数字，折射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科学立法推动社会转型，简政放权打造法治政府，司法改革保障公平正义，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纠纷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中国的蓝图在一步步变为现实。此次全会，再次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体现了一以贯之的治国思想、执政理念。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法治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区别。
当前，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法治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从打虎拍蝇反腐败到全面深化改革，从民生持续改善到生态文明建设，要把依法治国方略落到实处，离不开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至关重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党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干部要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好执政使命，建设好法治中国。
“依法治国”怎么治？
1978年，我国只有宪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几部法律。截至今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已经达到242部。这样的数字，折射出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只有准确把握这一总目标，才能把全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与此同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自觉遵纪守法，积极参与诚信社会建设，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只有每个个体都具备法治精神及基本素养，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
给三拍顽疾开出法治药方
――从四中全会公报看法治政府建设新亮点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这一表述，被普遍认为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大亮点。多位专家表示，如果这些要求能够落实到位，将从根本上促使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审慎决策，祛除决策拍脑袋、执行拍胸脯、走人拍屁股的三拍顽疾，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向前迈出一大步。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决策短视性、随意性突出，导致大量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上马，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虽然我国早已建立追责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员在位时追究，而一旦离任或者退休，一般不再追究。
越到基层，三拍越严重，其实质就是人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目前，一些地方行政首长运用权力的法治意识差，为了追求效率，一些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其讨论过程成为体现一把手个人意志的一言堂。缺乏官民合议的民主程序保障的决策，往往具有重大风险，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糊涂账。
法治政府意味着责任政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只有建立严密规范的行政责任制、过错追究制，才能提高行政监察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说。
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以及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继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纳入法治轨道。
关键就是终身两个字。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认为，这就意味着，如果滥用决策权或失职渎职导致重大决策出错，不管经过了多少年，不管身处何地，不管担任什么职务，决策者都要对错误决策付出代价，这体现出重大决策有法可依、依法追责的思路。
专家指出，应当注意到，与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一起提出的，还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和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给人情关系架上高压电线
――从四中全会公报看公正司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对公正司法进行的详尽论述，将引领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以公正司法筑牢社会公正之根、国家法治之基。
就在10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报，对辽宁、广东、湖南等地6名履职不力导致本单位干警违纪违法问题集中爆发的法院院长进行严肃问责。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司法腐败。通报如是说。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四中全会公报一针见血地指出。
记者采访中，多位法学界专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司法公正最终要靠制度来保障。只有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并坚持以公开打造透明司法，才能给群众诟病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架上高压线，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
一段时间以来，受到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影响，许多案件的审理受到来自领导干部的干预。权大于法成为潜规则，严重动摇宪法和法律权威及司法公信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这一系列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权力的举措，将从制度上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和目标。同时也是围绕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方向进一步前进，让司法变得更加公正透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说。
胡建淼表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以前习惯打电话干预案件的官员就要掂量一下了，可能你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家就给你记录下来了。他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在此间举行的法治中国论坛上表示，四中全会公报中还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这将有效监督司法人员公正办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同时，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这是触及司法体制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解决司法地方化的治本做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说。
陈卫东认为，法院作为裁判机关，而裁判内容的执行又主要是行政权的范畴。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由不同部门承担执行权，使审判和执行的分离更加彻底，有助于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四中全会公报在这方面作出了制度上的设计。但要达到最终的效果，也许还要有一个过程。胡建淼说，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在司法公正方面又有了很多理论和制度创新，这必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进一步促进公正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