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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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平 段明学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北碚4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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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政治文明建设历史性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任务，不只是提法和用语的问题，而是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创新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党从根本上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标志着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政治文明建设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必然会引起政治结构的调整和相关制度的深刻变革，因此将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本文里，笔者试对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究，以期对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有所裨益。
一、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的法治化
政治文明这一提法，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使用了。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马克思不仅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国家、政党、政治制度、宪法、人民主权、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立法权、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选举权等问题，而且直接使用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表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经典著作如《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政治文明思想。
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具体说，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包括在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过程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是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实现自身进化的程度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文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清明、政治稳定、和谐有序是分不开的。”
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的理性化、有序化和和谐化。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基本标志和根本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 法治反映了人类管理自身的深刻进步。美国法学家庞德从文明发展的角度阐释了法律超越其他社会规范的历史过程。他认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法律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同等发挥作用。近代以降，法律逐步与道德、宗教分离，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所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权力。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道德、政策、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所不能替代的。法治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因而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为理想、最为优越的政治。人类政治史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政治。首先，法治是理性的政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回答“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因为，法律全是没有感情的，而人类的本性（灵魂）难免有感情，因此 ，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其次，法治是驯服的政治。法治是对政治的驯化，它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而在非法治状态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 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 。再次，法治是有序的政治。法治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人都须遵从的非人格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套逻辑清晰、首尾一贯、普遍有效的抽象规则。它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普通民众抑或领袖、官员，都须忠实于法律，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法治是和谐的政治。根据统治方式是以暴力为主还是以和平为主，政治可分为“战争式政治”和“和平的政治”。在“战争式政治”中，强权左右着说服，力量决定着权利，解决冲突是靠打败敌人，视“外人”为仇敌。而在“和平的政治”中，强权只是作为最后的和不好的手段而被保留，解决冲突靠协商、法庭和“合法”的程序。法治是和平的政治。法治的基础是多样性，它坚持这一理念：培育国家的酵母和营养品，是差异而不是划一。法治把政治纳入法律程序，把残酷的杀戮原则变成“法律原则”，主张以合法性论成败。“法治所提供的保障尤其使人们能够接近权力和更换权力。” 法治为对立阶级的和平对话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渠道，统治者不用担心失去权力会威胁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被统治者参加政治也不用冒着生命的风险。在法治体制下，治者和被治者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处于一种和谐、友好的状态。
“法治作为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和秩序形态，不仅是政治文明丰富内涵的集中体现，而且是承载政治文明成果的显著标志。” 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直接体现了该国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水平。它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合理化程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理化程度、权力运作的合理化程度以及政治权威产生的合理化程度。法治状况包括如下几个层面的内容：（1）法律的权威状况。潘恩曾说过，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政府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法律能否获得至上的权威，是依法而治还是依人而治，这是法治能否确立的基本标志，也是政治文明能否实现的基本尺度。（2）法律的质量状况。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虽然对于什么是“良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法律必须合乎理性、正义，而不仅仅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却是对“良法”的一般要求。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如果奉行法治，就必须把制定良好的法律作为法治的首要追求。虽然“恶法亦法”，但是“恶法”毕竟不是人们普遍乐于遵守的。强制人们服从“恶法”本身就是对“法治”的反动，是政治不文明的体现。（3）法律的功能状况。法治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法律功能日益扩展，并且大规模地向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渗透的过程。法治要求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调控和处理。法律不仅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而且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是人们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重要手段。法律的功能是否得到全面的发挥、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及是否愿意运用法律解决社会纷争直接体现了政治文明的程度。（4）法制的完备状况。法治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都应当“有法可依”，不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当然，法制完备并不意味着法律越多越好。塔西佗指出：“国家愈糟，法网愈密” 。就是说，法律愈来愈繁杂，国家也就愈来愈腐败。无法可依不是政治文明，法律泛滥也不是政治文明。（5）法律的实施状况。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付诸实施。如果法律得不到实施，不如没有法律。同时，法律对整个社会都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切实地将法律付诸实施，使任何人都不享有法外特权，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定部分中的应当是这样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另一方面，如果私人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不受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规则、原则或准则的指导，那么是专制而不是法律，会成为社会中的统治力量。”
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这一定义表明，我们所实施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及价值理念是完全一致的。首先，依法治国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官”。这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人民群众依法治理国家，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或者机构依法治民。法，是人民治理国家的工具，而绝不是什么“防民之具”。否则，法治就会成为地地道道的人治。至于政府官员，他们与人民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固然受人民的授权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但这只是具体权力的授权，因而不具有治国主体地位。其次，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而不是其他。这里的“国”，首要的是指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即依法治权、治官。历史表明，权力总是具有腐蚀性、诱惑性。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用法律治理或控制国家权力，使权力运行规范化、理性化、程序化，防止权力滥用导致对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侵犯，藉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再次，依法治国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意志治理国家，这是依法治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我国，宪法和法律集中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尊重宪法和法律，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治国，实际上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意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等行为都是同依法治国背道而驰的，是政治不文明的体现。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这深刻地表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和战略选择。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没有完备的法制，不实行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的。
第一，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对建国以来政治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十六大报告在总结我们党十三年伟大实践所积累的十条基本经验中，在第四条特别强调“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际上，这绝不仅仅是对十三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是对中国及整个世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但更重要的还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建国以后，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及对领袖人物的个人迷信愈演愈烈，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之后，邓小平痛定思痛，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以此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文革悲剧重演。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坚决反对人治。早在1989年 9月，江泽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决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党的十六大合乎逻辑地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对这一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果，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新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转换的现实需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信赖、认同和支持。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当强力的统治转化为权利的统治，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在我国，政治权威主要是指党的领导权威。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在不同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基础是不断地发生转换的。在革命年代，党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源于长期武装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党的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党执政后，随着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继去世，战争舞台造就的领导人的权威与影响力逐渐消逝。民间英雄崇拜的气氛已经淡化，整个社会正在日益向平民时代过渡。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有新的权威，需要新的权威基础，这就是理性的选择和法律的程序，即确立法理型权威基础。法理型权威所依赖的主要是非人格化的制度性力量，“依赖对合法章程的有效信任，依靠由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事务性权限，也就是说，依靠履行规定义务的服从观念。” 在这里，统治者的意志，不是通过对个人权威的效忠，而是通过对法律权威的遵从而得以表达和贯彻的。显然，法理型统治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稳固的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体现的党与时俱进，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也反映了党执政理念的文明化。
第三，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防止腐败，确保权力良性运行的必然选择。腐败是指政府官员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的行为，它是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亨廷顿指出：“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 腐败是政治社会的一大毒瘤，它瓦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恶化官民关系，是诱发政治及社会危机的最主要和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如何消除腐败现象，确保权力良性运行，或许是政治学中最为根本、最为永恒的话题之一。历史表明，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最根本的是加强制度建设，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因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制度建设的关键又在于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腐。“治理腐败不单纯要求一套防治制度，而需要一整套以法为上的国家制度，也就是需要依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三、建设政治文明将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非常宏伟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政治领域方方面面的转型和创新。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推动中国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根本性转变。一般认为，法治包含两层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依法治理，依法而治。若从这个意义考察，则古今中外的一切国家，多多少少都可以说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和法西斯独裁国家，未尝不可称为法治国家。这些国家，都利用了法律来进行统治。不过它们的法律，乃系于君主或独裁者一己的意志，被统治的人民无权加以过问而已。实质意义的法治，则不仅仅是依法治理、依法而治，更主要的，它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法治国家。“法治如不建筑于民主政治之上，则所谓法治云云，定不免成为少数人弄权营私、欺世盗名的工具。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能成为真正于人民有利的一种制度。也只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更求充分彻底的实施。” 法治和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两项核心标志，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民主需要法治，因为没有法治，民主就不能巩固；但法治更需要民主，因为没有民主，法治就要落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建立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国家，即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仅意味着法律制度将得到全面的遵守，而且意味着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等法的“内核”将得到全面的体现。这正是从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的根本要求。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将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使法治运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一步向政治文明的方向发展，即向理性、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
（一）加强立法工作，提高法律质量，完备法律体系。
马克思曾经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 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立法作为一种关于法律的表述，法律内容应当是一种有关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而不能是歪曲或者幻想。因此，必须反对立法者的主观任性，反对将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制定为法律。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界学人的观念中，法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专政的工具。应当明确，这种观念与依法治国、政治文明的理念是相冲突的。法律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味着，法律必须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因此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言出法随。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这极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还容易导致立法者利用法律谋取不正当利益、排斥异己、实行专横的统治。萨托利指出：“立法手段的危险在于，事情可能会弄到这种程度：一部分人无视法律对另一部分人实行暴虐统治。” 立法随意、任性，是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背道而驰的，是政治不文明的体现。为了防止立法者利用立法权力进行恣意、任性的统治，必须对其进行限制：一是健全立法体制，明确各立法主体相应的立法权限；二是干预立法方式，使之受到严格的立法程序的限制；三是干预立法范围，使之受到更高法律的限制，从而难以染指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
十六大报告要求，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0一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备法律体系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首要环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首先，立法重在“治民”而不是在“治官”。大量的法律法规都是在规范“民”的行为，而规范“官”的行为的极少。许多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如《政党法》、《监督法》、《政务公开法》、《财产申报法》等尚未制定出来。其次，立法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明显。立法成为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立法工作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存在迁就和照顾部门和地方既得利益的现象。在起草法规或者制定司法解释、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各部门之间、各地方之间争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 再次，法律的立、改、废都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有些质量低劣、严重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在长时间内得不到修改或废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1）正确认识法律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从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数量转变到提高法律质量来完善法制的轨道上来。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在立法方面，“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 。关键并不在于法律的数量，而在于法律的质量。（2）要转变“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3）要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使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
（二）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极大的权威
有了良好的法律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体系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订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就在于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在的法治状况与建设法治国家、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除了加快立法进程外，当前突出的任务是“要严格执法，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若有法不依、滥用权力、专横腐败，则必然会招致选民的抛弃。政党之间的竞争迫使执政党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忠诚地为百姓谋福利。在中国，共产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其执政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的挑战和影响。党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领导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工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党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能够极大地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反之，党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终不能实现。在现实中，党在依法执政方面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全国人大启动修宪程序之前就超越宪法自行其是的问题；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甚至违反宪法和相关法律的问题；妨碍审判、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党政不分带来的问题；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的下级组织不守法行为失之放任的问题等等。 这些作法，与依法治国原则严重悖逆，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代主旋律也是不协调的。为此，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真正做到依法执政、文明执政。
其次，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但政府必须首先守法。从西方国家法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法治一开始是作为政府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法治“首先是指和专断权力的影响相反的正规法律的绝对的无上的或超越一切的权力，它防止政府方面的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依法行政要求，（1）行政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来从事行政行为，“无法律即无行政”，严禁超越法律行使职权。（2）行政机关在行使法定职权，从事行政活动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里的“依法”，既包括依实体法，也包括依程序法。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鉴于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强调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法定程序在今天乃至今后显得尤为重要。（3）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依法行政还包括遵守公认的政治伦理和从政道德。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德治国，重在治官、治权，即提高官员的从政道德。早在1788年，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就曾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加强从政道德建设，就是政府去控制它自己的必要途径和方式之一。当然，道德约束仅仅是一种“软约束”，对政府官员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必须使从政道德法治化，才能产生威慑力。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一些国家加强了从政道德立法。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案》。1993年，美国又颁布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紧接着，加拿大于1994年颁布《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墨西哥又紧随其后制定了《公务员职责法》。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挪威、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先后制定了类似的道德法典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从政道德的立法，内容主要包括：必须申报财产，将个人财务分开；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不得以公职谋取私利；禁止不正当使用国家财产和政府未公开的信息；严禁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回避；离职限制等等。我国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约束党政干部的行为准则，诸如关于党政干部的生活待遇、个人收入申报、禁止经商、接受礼品的限制、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领导干部亲属不得在本地区外资企业中担任重要职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等规定。这些规定有助于党政干部的道德自律和他律，但还有待采取坚决措施，从严执行。
再次，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司法。
司法是匡扶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的窗口。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实践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司法上。立法只不过是将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归纳抽象为一般的、普遍的、非人格化的规范，而司法则是将这些抽象的规范运用于具体的案件中，赋予具体的个案真正实体化的规范效果。因此，司法对法律的适用是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关键的。相当多的社会公众，甚至把司法理解为法治的全部内容。美国学者范德比特指出，“在法院而不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冷峻的法律边缘……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公正，是对司法的基本要求。惟有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依靠；司法不公，则必然导致冤无处伸，理无处诉的情况，社会将完全丧失对法律的信任。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为前提，程序公正以实体公正为依归。没有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就会毫无价值，而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就会成为泡影。
（三）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实现守法自觉化。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他还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强制不能成为人们守法的根本资源——这是守法自觉化的必要要求。要实现守法的自觉化，除了有良好的法律，执法者也遵守法律等条件外，还需要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会形同虚设。” 如果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而要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四、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绝非易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模式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没有经过从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没有像西方那样从文艺复兴兴起的几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思想的塑造过程。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决定了我国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一开始就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些特点，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主要体现在：
其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传统十分发达的国家。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在中国，人治观念及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从两千多年前法家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到新中国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赤裸裸地宣扬法是统治阶级镇压的工具，是“专政”的工具。在今天，这种“工具论”仍大有市场，并影响到立法、执法及司法过程。从近几年来立法的情况看，政府管理的法律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法律的出发点与法治、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随处可见的“依法治市 ”、“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等口号中，我们很少看到社会对政府权力的法律约束，主要是政府权力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如何消除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树立起现代民主的、法治的观念，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艰难的过程。
其二，现实发展的难题。中国是一个后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政治文明的双重任务。对于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和建设政治文明并非可以同时并举，因为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集权化和政治管理的灵活性，而政治文明要求的是分权化和政治变动的制度化，二者具有相反的制度要求。“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权威主义战略模式。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党和强大的政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勿庸置疑的。卢西恩·派伊指出：“发展和现代化面临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 亨廷顿也认为：“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社会和政治的根本变革源于人们有目的行动。因此，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此外，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因此，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 经济发展要求政府管理高效、有权威，要求扩大政府权力。显然，这与建设政治文明、法治国家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法治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必然妨碍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变革时代，政府所实施的每一重大改革措施往往都突破了法律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就意味着变法。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树立起在法律框架内改革的意识。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惜牺牲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种做法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极为不利的。既要努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保证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三，政治体制的弊端。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全面建立和巩固。这种体制表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里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的过分集中，主体要体现在：在党政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在上下级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各级党政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个人。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总之，我们选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主要是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在选择的动机上明显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主要是政治领导人物民主法治意识提高的结果。“由最高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意识来决定中国治国思想和治国方式的作法，本身就可以说是人治的反映和体现。”“依法治国本来应当在民主基础上依靠法制和制度实施，应当超越并否定人治作法，同人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不得不以人治的体制或者方式来推进法治体制的建构，靠领导人的民主信念和政治权威来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命运维系于各级领导人的思想重视和行动落实，这也许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色所在。”
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制度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举措去对待它，从根本上消除其弊端。如果仅仅对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调整、完善或改良，无异于取消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报告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强调重点做好九个方面的工作，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在这九个方面的任务中，最主要的是：
第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一个连续执政五十多年的党。党的地位的变化，要求党的政治理念、组织理论和制度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改变。可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体系还是在执政方式上都带有战争年代的特点：就组织体系来看，带有强烈的行政化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通过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行为。就党政关系来看，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总之，如前所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都需要不断向现代化转型。（1）就政治理念而言，要彻底消除阶级斗争的影响，确立新型的政党理念。要“突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内容的传统‘革命’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模式，从强调自己消灭或战胜对方的零和博弈的‘斗争性’，即不顾任何人或势力的反对，试图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去强力实现自己意志的政治取向，向崇尚民主的合作博弈的‘竞争性’发展，即‘形式上和平地谋求自己能拥有别人也渴求的支配权’，建立政治上‘有规则的竞争’制度和法治框架。” （2）在党政关系方面，要反对“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实行党政分开。（3）在党法关系方面，要反对“以党代法”，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法治的框架内制定和实施政策。（4）克服行政化倾向，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在党的委员会内，不应存在行政首长。党的总书记只是一种职责分工，不应享有独断的权力。邓小平明确指出，“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这有利于克服党内第一书记（总书记）违反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的行政化、家长制倾向，实现党内民主。
第二，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如前所述，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由于这种体制缺乏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领导者的个人专权，从而破坏民主和法治。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权力结构，建立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孟德斯鸠在总结权力运行的规律时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按照孟氏的理解，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部分，三者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制约，从而保证了法律的至上性、同时又使权力之间不至于结集为危害人民利益的力量。总的说来，西方国家的法治就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议行合一”的原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立法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理论上说，“议行合一”不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权力的专横。如孟斯鸠所说，“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 在实践中，“议行合一”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和落实，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实际权力并未到位，在行使立法权及其他重大权力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在权力运作过程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与制约太大，因而导致相当一部分法律具有部门利益色彩，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及权威性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司法权的独立性太低，抗干扰能力太差，往往依附于行政权。这种“行政主导”的格局，对法治和政治文明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当重新设置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权力，使之相互独立，互相制约。
第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
对于政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争议，是通过暴力解决，还是通过司法途径和平解决，这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举争议最终能在法院获得和平解决，即使是输家（如戈尔）也毫不犹豫地服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公开与政治对手和解，丝毫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弹劾总统期间出现的动乱与暴乱事件，确实体现了其法治与民主体制的成熟。 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之所以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独立并且司法拥有足够的权威，谁不服从它的裁决，谁就会因藐视司法而受到制裁，即是贵为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势力的操纵，因而能够秉承法律作出令当事人双方都较为信服的裁决。
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此，必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体制独立。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2）财政独立。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由议会统一拨付，不受制于行政机关；（3）法官独立。法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活动，也不随政府的更迭而进退；法官在法院内地位平等，不得互相干涉办案。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干预司法的情况履见不鲜，主要表现在：（1）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2）在“加强人大监督”的口号下，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插手司法活动。（3）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依靠行政的供给；人事任免权也掌握在其他部门手中，因此，司法工作常常受到掣肘和牵制。由此可见，改革司法体制，推进司法独立，已成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二00三年九月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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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依法治国演讲范文
王利明
依法治国与法治的概念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因为法治本身表达了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有关依法治国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本文对此将不作系统探讨，下面仅就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首先须有法可依。这就需要加强立法，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立法将是杂乱无章、相互冲突的，同时也会留下许多法律调整上的漏洞，进而严重影响执法的质量和效果，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法律体系，王家福教授等曾在《论依法治国》一文中列举了应完善的法律包括九个方面，即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社会保障法。（注：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这种概括是极为全面和精辟的。对此，
我个人深表赞同。但我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这就是：在众多的经济立法中，应当突出哪个方面？是应强调民商立法及其原则和精神，还是应强调以政府部门的规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行政立法以及其采纳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这其实是关系到我国立法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
笔者的观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应当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法律体系。这是因为，民商法作为调整各类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规则，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是以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如果我们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有偿以及自由竞争为内容，并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和组合，则必然要加强民商法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和健全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公司法、合伙法、保险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
民商法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它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上，还表现在它对法治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上。我国的社会实践以及学者们的研究都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民商法以其对人格平等和自由的确认，对主体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充分保护，对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要求，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和对交易便捷的推动，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乃是民商法的完备和充分实施。只要我们不再是把法治作为手段，而是将其奉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价值的民商法在社会生活中即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健全法制，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指健全民商法。
应当看到，民商法与经济行政法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两者的协调一致和有效的综合调整，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然而，民商法的许多规则及原则，有可能与政府部门的某些规章所确立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具体而言：
第一，民商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它确认了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债权、人格权及知识产权等各项民事权利，并对这些权利实行平等的保护。因此，民商法被称为“权利法”或“保护权利的法律”。而政府部门所制定的许多规章，注重的是对被管理者的管理以及对被管理者从事某类民事活动的限制。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事主体施加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限制过多或不合理，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且对公民或法人基于民商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不适当的限制。
第二，民商法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市场是由无数的交易行为构成的，而交易的法律形式便是合同。鼓励当事人缔结合法的契约并保障其实现，必然会促进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因此，市场经济必须以合同自由为其基本原则，必须确保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思从事各种合法的民事行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民商法律的颁行，已使在计划体制下受到严格限制的交易当事人享有越来越多的合同自由。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仍然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和干预。（注：刘海年等编：《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
25页。）这些限制和干预，很多正是通过部门或地方的规章来实现的。许多规章的制定，就是为了确立对某类交易的许可和审批制度，而这些许可或审批又往往总是与收费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历来强调合同自由是相对的，应当受到限制的，但政府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应当适度、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如果交易的审批、许可过多，则当事人依据民商法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和妨碍。
第三，民商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依据民法，所有人可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有权自己使用或消费其物，亦可将其财产出租、出让或设置抵押等。所有人有权获得在其财产上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凡是合法取得的财产，均受到我国民法的平等保护。不管所有人的经济形式或实力等是否存在差别，其所有权在民法上都应得到一体保护。由于财产所有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保护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自由和利益，是维护交易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目前许多行政规章在对公民或法人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和转让限制较多，某些限制也不完全合理（例如房屋租赁的强制备案及不备案将导致租赁合同无效等规定。）
民商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和精神，正是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规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注：刘海年，前引书，第22页。）对此，我国广大民商法学者已作出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经济立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运用上述原则，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能充分保护主体的权利，或对交易的发展未能起到促进作用或未能尊重交易当事人的必要的合同自由和财产权利，就根本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规范性文件即使制定再多，也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在这样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
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而不是动辄限制权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而不是处处设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取得的财产权利而不是对其财产自由施加不合理限制的法律。只有以这样的法律为重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强调立法质量，应当用上述原则和精神来衡量法律、法规、规章的内容，进而决定其质量。诚然，我们应当坚持经济行政法的国家干预原则，但国家的干预一定要适度，干预的对象要适当，不能过度地不适当地干预经济，妨害市场主体所必须享有的必要的民事权利和自由。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合同法等法律，物权法的制定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仅仅制定这些单行的法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法律体系建立的客观标准，应是各个重要法律、特别是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法典化和系统化，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法的“形式合法性”（formal
rationality）。在民法典问世之前，很难说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完备的。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Rule of Law
）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 by law
），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注：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有赖于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如果行政机关勤政廉政、严格执法，自然会为全社会形成表率，法治的实现也就顺理成章。如果政府机关不严格执法，甚至循私舞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视法律为废纸，法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公民守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官本位思想传统的社会，崇尚权力比限制权力的观念在社会中更为流行。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法律，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行造成的。（注：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1995年，第44页。）尤其应该看到，行政机关在发挥其行政职能时，与公民、法人之间常常要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政机关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解释行政法规等，都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必须遵从。至于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极少有人提出疑问。多年来，依法办事被认为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行政部门不存在依法与否的问题。（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这说明依法行政需要克服许多观念上的障碍。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治社会应当逐步向法治社会过渡，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应当看到，行政机关本身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行政管理采取首长负责制，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的必要性都给依法行政带来了困难，（注：见肖扬主编：《依法治国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然而，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减少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证明，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长负责制下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实行依法行政，才能避免和减少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及由此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要实行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树立如下观念：
第一，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守法观念。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行政权力，使其治理国家和社会，同时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不管是实施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行政机关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法治的含义在于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因为“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诚如美国学者富勒所指出的：“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公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是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注：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第二，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我国，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需要通过经过科学分工的各个国家机关来行使权力。每个行政机关的权限应经过合理配置，其权限都必须是特定的、受到限制的，权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每一个机关都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自觉接受来自于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对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制衡，是保障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当然，行政机关也应当主动行使职权，放弃或不行使职权，也未履行其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责任。
第三，尊重并保障公民、法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公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政府的充分尊重。梁慧星教授指出，与专制主义、自然经济的集权型行政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法优位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应绝对优于一切个人利益，国家权力可不受任何限制，国家行为具有天然合理性；一切社会领域、一切社会关系均应受国家行政权力的支配”，（注：梁慧星：“须转变公法优位主义观念”，载1993年1月31日《法制日报》。
）而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则要求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按照法治的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对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都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为出发点，公共权力应以保障公民、法人的权利作为一切活动的宗旨。（注：参见郑成良等：“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载刘海年主编，前引书，第127页。
）当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于政府的侵害以后，应有权获得政府的赔偿，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法治秩序。
应当看到，为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订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法院已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行司法审查，这对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的活动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注：张民锋、傅斯来：《当前行政执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第51页。）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急需解决如下问题：
1.健全对行政规章的审查制度。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需要行政机关制订必要的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有效地调整社会和经济管理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应当看到许多政府部门制订的规章因受到部门利益的主导，注重的是“设立机构、行使权力、收取费用、罚款没收”，在制订时缺乏合理的科学的论证。一些规章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某些规章甚至为乱收费、乱罚款提供了根据。从实践来看，建立和完善各类规章的审查制度对保证依法行政十分必要。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机关无权对这些规章实行审查。但依我国宪法第89条的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因而对规章实行审查具有宪法依据，只是目前缺乏一套程序和制度的规定。如应由哪个政府部门承担审查规章的职责，应由谁提出审查的要求，如果规章不合法，应通过何种程序予以修改，甚至宣告其无效，等等这些都需要作出规定。当前，为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一方面要对现行的规章进行清理，对不合理的甚至在内容上明显违法的规章要予以修改、废除；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健全规章的审查制度，对规章的制订和出台应严格把关。
2.尽快制订行政程序法，确保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合法。程序是法律的生命，行政程序的法律化是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法律原则。（注：参见张明杰等：《行政法的新理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依法行政，
不仅仅是要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合法，而且应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在程序上也应合法。行政机关在从事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惩戒、行政处罚、行政调处、行政征收、行政强制和行政救济等行为时，都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当前，为制止行政机关“乱收费”现象，应当对任何一项收费办法的出台规定一套严格的程序，并对行政机关收费的权限范围、收费标准、收费的支出，违反收费程序的责任、对受损害的公民和法人的补救等，都需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3.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行政执法效率的高低，执法人员的廉洁公正，是广大公民极为关心且与其利益极为密切的问题。但行政执法效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明显差距，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行政执法的合理的监督机制造成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政自由裁量权受司法审查的范围仍然有限，（注：张杰明等，前引书第71页。）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笔者认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财产和人身权利，并在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都应当受理，并应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方面，尤其应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经常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执法检查，而不能做流于形式的检查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督促有关部门限期改正，而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向人大报告改正的结果。当然，也应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对“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应予以制止，对所谓处罚和收费中的利益分成制度应坚决予以废除，对各种“小金库”和私设的帐户要完全纳入审计的监督范围，从而消除行政执法中因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对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侵害。
三、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裁判不公。（注：参见任建新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审判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各级地方领导从维护本地当事人和地方的特殊利益出发，在执法活动中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横加干预，而一些办案人员也置国家法律及案件事实于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些素质较差的法官则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伞，徇私枉法，处处为本地当事人开脱责任或谋取利益，同时也用以换取个人的好处及非法利益。而因司法腐败、徇私枉法、法律素养差等原因而造成的裁判不公在某些地方的法院明显存在，且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
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由于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决定了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公民和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当弱者受到强者的欺凌，当社会的良知受到恶势力的践踏，受害人能够寻求的最后一处申张正义的地方就是法院，法院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注：（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司法最终解决纠纷，也决定了司法公正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其经由正当途径获取的财富产生合理的期待；对于依法享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受到保障充满信心。这样，人们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自由行为，全社会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即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也可通过公正的行政诉讼，使其遭受侵害的权利得到充分补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可通过公正的司法而得以维系。尤其应当看到，当无辜的受害者、权利被侵害的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讨回正义和公道，很可能导致其对法律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失望甚至绝望，并可能采用合法途径以外的乃至于非法的方式自行解决纠纷，从而危害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通过司法公正而保持社会安定，尤其重要。
笔者认为，保证司法公正，首先需要对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和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了从体制上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应当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各级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应当逐步与地方适当分离，并最终过渡到完全与地方分离。在法院的机构设置方面，应选择司法区域的独立为改革的突破口，使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不相重合。各地法院的法官应定期实行轮换制，从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铲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基础。同时要纠正对司法审判的不当甚至非法的干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对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行为……要依据党纪国法严肃查处。”（注：《江泽民李鹏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1997年12月26日《法制日报》。）
为了杜绝腐败、保障公正执法，必须在庭审制度上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凡是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一律应当实行公开审判，并应最大限度地允许人民群众旁听，通过公开审判，在法庭上讲清事实，说明是非，树立法院和法官“讲理、公正、廉洁”的形象，也可极大地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就民事、经济案件而言，应采取当事人主义，由当事人举证，在庭审前，法官不得与当事人单独接触。在庭审过程中，也不得以调查收集证据为由而私自会见当事人，更不得接受后者的吃请，那种由一方当事人及其律师付费到外地采证或办案，甚至与一方当事人一同到外地办案的现象，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在审判方式改革方面，需要强调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该详写判案理由。且每一项判决书都应当向社会公布，以利于社会的监督。判决书不详写理由，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等各种非法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凡是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案件，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仅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不出现执法不公。尤其是对败诉一方而言，要其承担成百成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如果判决说理透彻，也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清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开舆论的评判。
保证司法公正，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尽管法官法中提到了有关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但过于简单和原则，在很多方面仍然无章可循。如离退休的法官于一定期限能否在本地区任律师，法官的配偶和子女能否在本地区任律师等。尤其是在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责任，迄今为止尚缺乏规定。除建立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以外，对法官的考核制度也应完善。目前对法官的考核，由所在人民法院组织实施往往流于形式，考核的内容过于简单或单一，不能考出真实水平。笔者建议成立“法官资格审查考核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的考核、考试及选拔录用。法官应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或法律工作经验，从未从事法律方面的学习和工作的人，不能立即担任法官。
最后，为保证公正司法，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各级人大应对司法审判工作实行强有力的监督。不过人大的监督主要应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否则，会妨害法院的独立审判。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应允许新闻界经常披露、报导有关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体就案件发表评论，展开讨论。当然，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法院要受新闻舆论的支配，被舆论导向牵着走。在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判案”的现象。
也谈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演讲稿
依法治国（一）
法律就是秩序
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我在这里的演讲题目是：法律就是秩序。
有人说，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法律。的确，法律和我们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企业的生产运营、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离不开法律。法律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似乎它给遵守者带来诸多的“不便”，但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讲，却给整个社会包括遵守者本人带来毋庸置疑的益处。正如交通公益广告中说的那样：“没有红灯的制约，便没有绿灯的畅通。”
有人说“法律”是黑色的，因为它在犯罪人面前，意味着判决、处罚；“法律”亦可以说是红色的，因为它在无辜者面前，代表着正义，公平。当某人被证据确凿地证明有罪或无罪的时候，法律就得到了体现，正义就得到了伸张。法律在这个社会中是一种权威，人们需要参照它来生活；法律是一扇屏障，是那些弱小的人温暖的家，他们的利益在这里得到了保障，他们权利在这里得到了自由；法律更是一条粗大的铁链，它紧紧地绑住犯罪分子，让他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胡作非为。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唯有知法才能守法，唯有让守法成为一种习惯，社会才能更和谐，人生才能更平安！ 所以，即使为了追求良好的目的，即使位高权重，也不能违反法律。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守法的典范。有一次，总理去开会，在路上，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交警批评司机却耽误了总理开会的时间。同车去的干部想和交警交涉，总理严厉制止说：“这怎么行？交通规则是政府颁布的，政府总理应该带头遵守。总理不遵守，就是带头破坏制度 ”。直到交警放行，总理一行才离开。守法必先严于自律，这是一种行为操守，更是一种道德修养。
我们国家多年的普法教育取得了累累硕果，原来很多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人，如今都能运用法律来寻求一个说法，就像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普通人的法律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但让守法成为一种习惯，确实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现实生活中，像成克杰、胡长清等腐败分子无视党纪国法，恣意践踏法律，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坏影响的案例，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就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每次过马路，我们是否都走斑马线？每次开车，我们是否都能做到不超速、不抢行？在我们很多人的思想中，遵守不遵守交通法规仿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或许正是我国许多城市交通违法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我们生活在法制国家，处处需有法，处处需遵法，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应让法律在心间长驻。 遵守法律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俗语有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的制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所以为了社会的安定，更是为了我们自身，我们必须自觉守法。而且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必定是着眼于公民的利益，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没有理由不遵循，更没有理由背道而驰。虽然我们有追求个性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能标新立异，无视法律的存在。与法律抗衡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自毁前程。在我们身边，知法犯法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为了灿烂的明天，我们能不守法吗？
我们都曾做过这样的一道题目：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该怎么办？回答是：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是这样说的，但未必能完全做到。当我们真正遇到类似的事时，经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放弃了行使的权利。但你知不知道，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是不明智的，是纵容他人的错误行为。既然我们学习 了法律，就要善于运用，以法律之矛，攻违法之盾，敢于与黑暗势力作斗争，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法律是和谐之基，有了法律社会才能发展进步；法律是文明之花，有了法律公民才能提高素养；法律是实践之果，有了法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你要知道因为重要，所以学法；因为重要，所以守法 ;因为需要，所以用法 。
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请拿起法律的武器吧，让法律在我们心间长驻！最后，我想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那就是“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好的秩序，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法律。
谢谢大家！
依法治国演讲稿（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点感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时期法制建设的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2011年，全国人大负责人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从顶层设计为法治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丰富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践空间，必将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治理模式。庙堂内的皇帝、官僚士大夫与庙堂之外的乡绅、儒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虽然法律在当时的社会治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法律难以规范千差万别的具体事务，因而在实践中往往需要治理者临机决断和 自由裁量，官员们的的主观意志成为行政和司法决策中的决定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级党政机关都是依靠“红头文件”来指导和规范自身的工作。因为这些“红头文件”，给予各级党政机关的只能是对某些问题的原则性指示，其规范类型与法律原则相近，远不能具备法律规则所特有的具体而微的规范效力。因此，事实上各级党政机关仍然有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曾经提出过要废止宪法。当时我们是有宪法的，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也是健全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宪法薄弱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也遭到批斗，他举着宪法抗议，说我这个国家主席是人民选的，红卫兵怎么能随便拿我批斗呢？但红卫兵根本不听。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要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没有法治作保证是不可靠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立法进程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包括规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逐步地建立健全起来。但是，由于改革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在突破条条框框束缚的同时，难免会有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界限的可能。再加上各级党政机关在推动经济建设过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社会矛盾，也很少考虑现行法律规定，往往选择法律以外的解决途径，有时甚至为了维稳不惜通过法外交易来化解矛盾。
以上之治理方式，在本质上讲，仍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治特征。客观地说，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已经不是法律制度的缺失，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进而导致执法环境的不断恶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适应时代潮流，可谓恰逢其时。
当此之时，我们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更应该不断提升个人素质，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努力学习法律法规知识，真正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时刻践行党的宗旨。我们相信，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谢谢大家！
依法治国演讲稿（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你们好！
古人说：“国，无法则乱，民，无法则贫。”法，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行为准则，更是我们富国强民安邦治乱的必要方略。一个国家要建设，要前往小康未来，无疑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一个人要获得安宁幸福的生活，要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由的追求，也离不开法律提供的公平环境以及全面保护。我们这些工作在医疗战线上的医生护士，为了更好地救死扶伤，为了更好地展示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了更好地解救人民于疾病的痛苦之中，也应该知法讲法。在我们的心中，不仅要有一个人道主义的医护理念，不仅要有一种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在这个现代化的新时代，在我们的心中，还应该有一样东西，它就是法律，就是法制。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中，我们应该让医疗事业的职业准则与道德规范，和社会的法律以及国家的法规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的法制教育，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正在慢慢地觉醒，而国家对法律知识的普及，已经从城市扩展到了广大的城镇和农村，并且日益深入人心。当然，法律，连同着它的，也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医院。这些年里，患者把医院告上法庭的案例接二连三地发生，而屡见不鲜的医患矛盾，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着解决。整个社会已开始学法、知法、守法、维法、用法？？法，已越来越坚固在扎根在人民的心中了，法，自然也应该越来越明确地铭刻在我们医护人员的心中。是的，法必须深入到我们的心中——而不是肤浅地吊在我们嘴上。我们不仅要知法守法，我们更应该对威严的法律保持应有的尊重 ——而不是对它心存蔑视。
心存蔑视，就会无视法律的存在，就会去钻法律的空子，就会因为对自己的智商过于自信而玩弄法律于鼓掌之间，就会收受红包，就会吃“处方回扣”，就会乱收费？？就会不知不觉之间破坏了医患之间传统的良好关系。可是，法律不是游戏，玩法如同玩火。玩火者必自焚，玩法者，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跌入罪恶的深渊，葬送尊严和良知，甚至糟蹋自由和生命。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祟高的道德与法则。”道德是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自律，是自我约束，然而古今中外的大量人生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仅仅有个人的自律是不够的，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全体公民的平安与幸福，一个健康的国家必须强调法治，即强调对人的“他律”。他律是相对于自律而言的，他律是对自律的最终保证。我们在医院里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有着高贵的自律精神，都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 ——正因如此，我们的工作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群众的肯定，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偏偏就是我们这些别人看上去不可能违犯法律的人，事实上却已经或者差一点触犯了法律。如果真有一天，当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地触犯了法律时，我们应该知道：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罪恶，也不是说我们丧失了职业的道德，同样也不是说我们缺乏对自己的约束，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自律能力太过自信了！对自律能力的太过自信，就是对他律的不够尊重，就是对法律的蔑视，就是没有让法律的精神入驻心间！
在这个法制的时代，我们必须明确的一个认识就是：并不是只有坏人才犯法。 有一个美国的女护士，甚至因为自己的善良而触犯了法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老人实在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他要求自己的护理帮助他早日解脱。这位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护士也不忍看着这个老人治愈无望却要备受折磨，于是就给他注射了一支药，让老人无痛苦地死去了。从道德的角度看，应该说她做的其实是一件善良的事，可是，她还是被起诉了，因为她犯了法——她无权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可是她却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故事，触及到了道德与法律的矛盾冲突。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于是他们在不断地思考着道德的力量，可是，我们中国却是一个法制并不是十分健全的社会，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长期以来，是依靠传统的道德来治国安邦的，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却应该大力地提倡法制，也就是说，我们迫切需要法律的力量。法律并不是远在天边与我们无关的东西，在这个一天一天走向现代化走向
法制化的国度里，我们时刻都有可能与法律迎面相遇，我们必须别无选择地面对法律，必须让法律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必须正视并且尊重法律的力量。
我是一名普通的护理工作者。我常常在自己的心里这样想：人们为什么会把“白衣天使”这么美好的一个名字给了我们？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穿了一身白衣服么？长期以来，我们医护人员一直是善良与美的化身，曾经有人说我们医护人员：你们的微笑具有天使的魅力，具有天使的学养，你们的微笑是世上最好的药！可是，仅仅有微笑是不够的！如同道德不能代替法律，微笑也不能代替科学，更不能代替。表现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做的，我们自然要一脸微笑地去做，而不应该做的（比如人情免费），我们一定要严守法律而不苟循私情。法在我心中，法更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一言一行之中去。我们要在专业技术上不断地提高自己，我们要在职业道德上不断地完善自己，我们也要在法律的意识方面不断地警戒自己。白衣天使，意味着完美，可是什么是完美，我认为：只有美丽的衣着与形体显然是不够的，甚至只有医护的精湛技术也是不够的，甚至只有一颗对患者的爱心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学法知法，维法用法。只有法在心中，我们才能称得上实现了真正的完美！
曾经有人把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称为“最先拥抱太阳的地方”。太阳，在好多人的眼里，意味着一颗仁爱之心的温暖，也意味着一颗诚信之心的热情，意味着善良与道德，但是，在我看来，太阳更意味着一种普照万物的公平与不分贫富一视同仁的公正，意味着科学的严谨规律与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准则。当太阳的光芒照进人的心中，它既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保护；既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提醒；既是一种出于道德似的善良，更是一种法律式的严肃。我们白衣卫士，应该是拥抱太阳的人，或者说是阳光的使者，我们只有深入地理解了阳光，才能给人以阳光般的温暖；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深入地理解了法律，我们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维护患者的权利。
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完美！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依法治国演讲稿范文
【依法治国演讲稿范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站在这里，看到你们的微笑，便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法律伴我健康成长》。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法律 ：过马路时要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这是《道路交通法》规定的;适龄儿童要上学接受教育，这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当我们小学生受到人身伤害时可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大家都知道，为了行车的安全，马路上增加了护栏，这原本是好事。可有一天，我在街上却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中年男子在马路边急匆匆地走着，好像有什么急事，当他想过马路时，恰好没有人行横道线，只见他毫不犹豫的一脚跨过护栏。正在此时，一辆小车急驶过来，司机急忙刹车，尖锐的刹车声，把这位男子惊呆在马路中间。我也惊出一身冷汗，想像着，如果不是司机的反应灵敏，惨剧将瞬间发生，那又有多少人将为此悲痛?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什么总是不遵守法律呢?违法者往往都抱有侥幸心理，违反一点点法律不算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哪知道小错不改，大错难改的道理?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前些天南京撞车案中，一对幸福的夫妻只是像平常一样手挽手，走在公园的林荫小道上，却惨死在醉酒司机的车轮下，一起离开的还有一个快要出生的胎儿!车祸剥夺的不仅仅是司机的自由，更剥夺了被害人的生命，碾碎了亲人的心!难道只有通过血的教训才能让人们明白酒后驾车的危害，只有亲身经历，才能让人们发觉遵守法律的必要性吗?!
法律，要靠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遵纪守法，就要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小学生的社会经验不够丰富，有些同学却自我感觉已经长大了，因此有些学生喜欢在校拉帮结派，讲哥们儿义气，崇尚暴力，更有人无视法律的存在，在校打架斗殴，勒索他人钱财。记得上届六年级毕业的徐某，因从小自由散漫，经常在学校欺负小同学，对老师教育置之不理，参与打架斗殴，勒索他人钱财。在我们学校也有些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因没钱玩游戏，经常在校小摸小偷。在此，我要真诚地提醒这些同学：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同学们，法律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它代表着公平和正义。它如一把无情的利剑，但它又是正义的化身!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知法守法、守法护法，修身立德，立志报国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同学们，让我们将法根植于心，不断增强法律意识，让法律伴随我们健康成长!
谢谢大家!
【依法治国演讲稿范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你们好!
古人说：国，无法则乱，民，无法则贫。法，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行为准则，更是我们富国强民安邦治乱的必要方略。一个国家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前往小康未来，无疑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一个人要获得安宁幸福的生活,要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由的追求，也离不开法律提供的公平环境以及全面保护。我们这些工作在医疗战线上的医生护士，为了更好地救死扶伤，为了更好地展示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了更好地解救人民于疾病的痛苦之中，也应该知法讲法。在我们的心中，不仅要有一个人道主义的医护理念，不仅要有一种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在这个现代化的新时代，在我们的心中，还应该有一样东西，它就是法律,就是法制。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中，我们应该让医疗事业的职业准则与道德规范,和社会的法律以及国家的法规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的法制教育，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正在慢慢地觉醒，而国家对法律知识的普及，已经从城市扩展到了广大的城镇和农村，并且日益深入人心。当然，法律，连同着它的故事，也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医院。这些年里，患者把医院告上法庭的案例接二连三地发生，而屡见不鲜的医患矛盾，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着解决。整个社会已开始学法、知法、守法、维法、用法法，已越来越坚固在扎根在人民的心中了，法，自然也应该越来越明确地铭刻在我们医护人员的心中。是的，法必须深入到我们的心中而不是肤浅地吊在我们嘴上。我们不仅要知法守法，我们更应该对威严的法律保持应有的尊重 而不是对它心存蔑视。
心存蔑视，就会无视法律的存在，就会去钻法律的空子，就会因为对自己的智商过于自信而玩弄法律于鼓掌之间，就会收受红包，就会吃处方回扣，就会乱收费就会不知不觉之间破坏了医患之间传统的良好关系。可是，法律不
是游戏，玩法如同玩火。玩火者必自焚，玩法者，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跌入罪恶的深渊，葬送尊严和良知，甚至糟蹋自由和生命。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祟高的道德与法则。道德是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自律，是自我约束，然而古今中外的大量人生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仅仅有个人的自律是不够的，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全体公民的平安与幸福，一个健康的国家必须强调法治，即强调对人的他律。他律是相对于自律而言的，他律是对自律的最终保证。我们在医院里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有着高贵的自律精神，都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正因如此，我们的工作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群众的肯定，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偏偏就是我们这些别人看上去不可能违犯法律的人，事实上却已经或者差一点触犯了法律。如果真有一天，当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地触犯了法律时，我们应该知道：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罪恶，也不是说我们丧失了职业的道德，同样也不是说我们缺乏对自己的约束，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自律能力太过自信了!对自律能力的太过自信，就是对他律的不够尊重，就是对法律的蔑视，就是没有让法律的精神入驻心间!
在这个法制的时代，我们必须明确的一个认识就是：并不是只有坏人才犯法。 有一个美国的女护士，甚至因为自己的善良而触犯了法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老人实在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他要求自己的护理帮助他早日解脱。这位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护士也不忍看着这个老人治愈无望却要备受折磨，于是就给他注射了一支药，让老人无痛苦地死去了。从道德的角度看，应该说她做的其实是一件善良的事，可是，她还是被起诉了，因为她犯了法她无权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可是她却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故事，触及到了道德与法律的矛盾冲突。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于是他们在不断地思考着道德的力量，可是，我们中国却是一个法制并不是十分健全的社会，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长期以来，是依靠传统的道德来治国安邦的，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却应该大力地提倡法制，也就是说，我们迫切需要法律的力量。法律并不是远在天边与我们无关的东西，在这个一天一天走向现代化走向
法制化的国度里，我们时刻都有可能与法律迎面相遇，我们必须别无选择地面对法律，必须让法律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必须正视并且尊重法律的力量。
我是一名普通的护理工作者。我常常在自己的心里这样想：人们为什么会把白衣天使这么美好的一个名字给了我们?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穿了一身白衣服么?长期以来，我们医护人员一直是善良与美的化身，曾经有人说我们医护人员：你们的微笑具有天使的魅力，具有天使的学养，你们的微笑是世上最好的药!可是，仅仅有微笑是不够的!如同道德不能代替法律，微笑也不能代替科学，更不能代替规章制度。表现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做的，我们自然要一脸微笑地去做，而不应该做的(比如人情免费)，我们一定要严守法律而不苟循私情。法在我心中，法更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一言一行之中去。我们要在专业技术上不断地提高自己，我们要在职业道德上不断地完善自己，我们也要在法律的意识方面不断地警戒自己。白衣天使，意味着完美，可是什么是完美，我认为：只有美丽的衣着与形体显然是不够的，甚至只有医护的精湛技术也是不够的，甚至只有一颗对患者的爱心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学法知法，维法用法。只有法在心中，我们才能称得上实现了真正的完美!
曾经有人把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称为最先拥抱太阳的地方。太阳，在好多人的眼里，意味着一颗仁爱之心的温暖，也意味着一颗诚信之心的热情，意味着善良与道德，但是，在我看来，太阳更意味着一种普照万物的公平与不分贫富一视同仁的公正，意味着科学的严谨规律与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准则。当太阳的光芒照进人的心中，它既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保护;既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提醒;既是一种出于道德似的善良，更是一种法律式的严肃。我们白衣卫士，应该是拥抱太阳的人，或者说是阳光的使者，我们只有深入地理解了阳光，才能给人以阳光般的温暖;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深入地理解了法律，我们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维护患者的权利。
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完美!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关于依法治国演讲稿
关于依法治国演讲稿：与法同行
正如我们所知，法律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准绳，依法治国也是我们国家坚持的治国政策之一。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中，法律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宪法，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规，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国家专门为我们青少年所设立的。
那么，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约束不到我们，只要遵守校纪就行。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因为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请问，如果法律作用甚微，为什么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穆拉比因他的《石柱法》——即众所周知的汉穆拉比法典而流芳百世?请问，如果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为什么拿破伦会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历史不会说谎。法律，无疑是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先决条件。它的重要性更是无庸质疑。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的规定和精神。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经济社会，道德的约束在不断的被人们所淡忘，甚至开始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促使我们更加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社会的秩序。纽约，这个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却也是犯罪率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犯罪，无疑永远在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的是正义。
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和不完善。也不可否认，有一些人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为的只是金钱，只是一个“利”字。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的健全，完善中。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捍卫它，这也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捍卫自己的尊严。
而作为中学生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基础。从认真听课做起，从保证每一节自习课纪律开始。从同学之间的互相监督，到能够做到严格自律。从被动的受约束到主动的养成遵纪的习惯。从杜绝抄袭作业开始到自觉抵制社会不良思想。!“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会酿成将来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体会到法律制裁的威严才悔恨呢?因此，让我们从小做起，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有法律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让我们大家共同携手，在成长得到律上与法同行吧!!
中学生关于依法治国演讲稿
老师，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成长路上与法同行。
提起法律，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的有序。正是由于有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
作为当代的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约束不到我们，只要遵守校纪就行。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因为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请问，如果法律作用甚微，为什么公元前18世纪古巴伦王国国王汉穆比因他的《石柱法》——即众所周知的汉穆拉比法典而流芳百世?请问，如果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为什么拿破伦会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历史不会说谎。法律，无疑是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先决条件。它的重要性更是无庸质疑。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的规定和精神。
明确了法律的重要性。也许有些人又会问：法律既然是为了保障我们的权利而存在的，那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么?当然不，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只懂得索取而不懂得回报与付出。法律为我们创建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予了我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但法律同时具有强制性和义务性，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必然的要履行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义务。例如，我们有劳动的权利，同时相应的有劳动的义务。我们中学生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有9年的受教育义务。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经济社会，道德的约束在不断的被人们所淡忘，甚至开始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促使我们更加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社会的秩序。纽约，这个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却也是犯罪率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犯罪，无疑永远在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的是正义。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和不完善。也不可否认，有一些人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为的只是金钱，只是一个“利”字。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的健全，完善中。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捍卫它，这也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捍卫自己的尊严。
而作为中学生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基础。从认真听课做起，从保证每一节自习课纪律开始。从同学之间的互相监督，到能够做到严格自律。从被动的受约束到主动的养成遵纪的习惯。从杜绝抄袭作业开始到自觉抵制社会不良思想，与社会不良风气做斗争。不要忽视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你认为违反一下学校纪律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以后不违法就行。请你快点打消这种念头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会酿成将来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体会到法律制裁的威严才悔恨呢?所
以我们现在只有从一名合格的中学生作起，当我们走出校园，融入社会这个大集合体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总之，法律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同学们，从今天起，从这一刻，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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