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生命的权利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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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最大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８５４起，死亡１２６７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２．７６９，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０．３９１，国有地方煤矿为２．４６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３。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２００３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４．１７０，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１．０８０，国有地方煤矿为３．１３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０。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发布第１６９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２００１年６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２００３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２８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２００４?演２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３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
１９６４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１９６０年代初的每年５０００多人，降到１９６５年的１０００人。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１９８２年的不到５０００人，上升到１９８５年的６６５９人。为此，原煤炭部于１９８６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１９９２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５０００人以内。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底，全国共建成３１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８７２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９５万吨／月，提高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２９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１９９２年的４８个，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７６个。５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２５％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８０％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２００３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９１６７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９０％，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６３％，而乡镇煤矿的８５１２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４９％，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２００７年，大中型煤矿８０％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５０％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４降到３以下，下降２５％；事故死亡人数从７０００人减少到５０００人以内，下降３０％；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６０起左右，减少到４０起以内，下降３０％。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２００７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安全与生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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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演讲范文：安全与生命的权利
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2004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854起，死亡1267人。
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2004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769，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0.391，国有地方煤矿为2.460，乡镇煤矿为9.623。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2003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4.170，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1.080，国有地方煤矿为3.130，乡镇煤矿为9.620。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1994年国务院发布第169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200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2003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2001年11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28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2004?演2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
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2002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
1964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1960年代初的每年5000多人，降到1965年的1000人。 1985年和1986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1982年的不到5000人，上升到1985年的6659人。为此，原煤炭部于1986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1992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
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5000人以内。
1993年至1997年底，全国共建成31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872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1992年的1.95万吨/月，提高到1997年的2.29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1992年的48个，增加到1997年的76个。5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25%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
2003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9167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90%，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63%，而乡镇煤矿的8512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49%，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2003年10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2007年，大中型煤矿80%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50%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4降到3以下，下降25%;事故死亡人数从7000人减少到5000人以内，下降30%;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60起左右，减少到40起以内，下降30%。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2007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
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公众演讲
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８５４起，死亡１２６７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４月２６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２．７６９，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０．３９１，国有地方煤矿为２．４６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３。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２００３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４．１７０，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１．０８０，国有地方煤矿为３．１３０，乡镇煤矿为９．６２０。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发布第１６９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２００１年６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２００３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２８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２００４?演２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３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 １９６４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１９６０年代初的每年５０００多人，降到１９６５年的１０００人。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１９８２年的不到５０００人，上升到１９８５年的６６５９人。为此，原煤炭部于１９８６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１９９２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５０００人以内。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底，全国共建成３１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８７２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９５万吨／月，提高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２９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１９９２年的４８个，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７６个。５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２５％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８０％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２００３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９１６７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９０％，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６３％，而乡镇煤矿的８５１２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４９％，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２００７年，大中型煤矿８０％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５０％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４降到３以下，下降２５％；事故死亡人数从７０００人减少到５０００人以内，下降３０％；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６０起左右，减少到４０起以内，下降３０％。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２００７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公众演讲稿范文：安全与生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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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2004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854起，死亡1267人。
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2004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769，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0.391，国有地方煤矿为2.460，乡镇煤矿为9.623。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2003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4.170，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1.080，国有地方煤矿为3.130，乡镇煤矿为9.620。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1994年国务院发布第169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200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2003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2001年11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28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2004?演2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
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2002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
1964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1960年代初的每年5000多人，降到1965年的1000人。 1985年和1986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1982年的不到5000人，上升到1985年的6659人。为此，原煤炭部于1986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1992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
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5000人以内。
1993年至1997年底，全国共建成31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872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1992年的1.95万吨/月，提高到1997年的2.29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1992年的48个，增加到1997年的76个。5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25%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
2003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9167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90%，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63%，而乡镇煤矿的8512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49%，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2003年10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2007年，大中型煤矿80%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50%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4降到3以下，下降25%;事故死亡人数从7000人减少到5000人以内，下降30%;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60起左右，减少到40起以内，下降30%。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2007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
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公众演讲稿：安全与生命的权利
聂清文死了一年了。他留在矿帽上的遗书震撼了无数善良人的心。因为这封遗书，人们更多的关注矿难、探究事故的根源，这，是聂清文对他的矿工兄弟们的贡献。可是聂清文不知道，一年过去了，死亡的阴影依然严严实实罩在他的工友们头顶。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统计，xx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854起，死亡1267人。
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从媒体上我们看到的结论往往都是：安全意识不强，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管理部门玩忽职守。这些话听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煤炭经营者唯利是图、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肇因，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使煤矿工人的生命失去了最后屏障的祸根。这些都是“人祸”，但除了这些应该彻底清除的“人祸”外，还是否存在发生这些事故的必然因素?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也是xx年1月1日至4月26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769，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0.391，国有地方煤矿为2.460，乡镇煤矿为9.623。再回头看看同样的数据：xx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4.170，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1.080，国有地方煤矿为3.130，乡镇煤矿为9.620。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之高令人眦目。
煤炭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它的行业特性注定了其高危险性?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一个：安全投入不足。因为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水平上不去，监测手段跟不上，矿井抗灾能力弱，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我国政府很清楚矿难的实质所在。对煤矿，特别是包括乡镇煤矿在内的小煤矿的安全整治就从没有放松过。1994年国务院发布第169号令，《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出台;xx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xx年《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发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凸显一个核心：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
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直接连结着矿工的安全生产权利。
xx年11月施行的《安全生产法》，以第二章计28条的篇幅严格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并在第三章中详细阐明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劳动者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在法律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类似的规定早在《劳动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但是，乡镇煤矿的安全投入一直是悬在矿工头上的利刃。 地方政府要保留煤矿，因为它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源;矿工脑袋别在腰带上也得下井，不下井就没得吃;矿主似乎也有理由：投入的成本高影响利润不说，邻人失火还会殃及池鱼，其他矿井发生事故，上面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全得停产关闭，投了也白投。怪圈由此形成：整治-好转-反弹-再整治-再反弹……最终的受害者是矿工。换个角度，这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矿工的安全与生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直在努力探寻解决的办法。 要提到一个短语：安全质量标准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眼xx?演2号)有这样的表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制定和颁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标准，在全国所有的工矿、商贸、交通、建筑施工等企业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
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必须符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认为，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是：矿井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治水等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程等规定，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标准，使煤矿始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以适应保障矿工生命安全和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个阐述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是最令人激动与关注的。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该市自xx年以来就杜绝了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对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其成功的经验就是狠抓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回顾一下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历程，更有说服力。1964年?熏原煤炭部张霖之部长提出了“煤矿质量标准化”的概念?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标准化样板矿井--平顶山四矿。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1960年代初的每年5000多人，降到1965年的1000人。 1985年和1986年，我国煤矿进入又一个事故高发期，事故死亡人数由1982年的不到5000人，上升到1985年的6659人。为此，原煤炭部于1986年作出在全国煤矿开展“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活动的决定，并在肥城矿务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原能源部于1992年在大雁矿务局召开质量标准化现场会，把质量标准化的内涵拓展到井上下各个方面，实行动态达标和质量否决。
当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5000人以内。
1993年至1997年底，全国共建成31个质量标准化矿务局、872个质量标准化矿井。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作面单产由1992年的1.95万吨/月，提高到1997年的2.29万吨/月。综采百万吨采煤队由1992年的48个，增加到1997年的76个。5年时间，煤矿顶板、机电、运输、水灾等方面的伤亡事故均降低了25%左右。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既为企业增产增效又保障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按理说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赵铁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小矿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心理，习惯了落后的开采、通风、提升运输等生产方法，对新标准、新规程和新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怕花钱，怕影响经济效益。按照《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出资人必须依法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熏这个钱非花不可，而且花了就管用，就能够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效益水平。
同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钱”是一个方面，人的素质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煤矿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轮换工或者临时工;小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绝大多数为临时招聘的农民工。面对这种现状，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还必须从职工培训入手。另外，抓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矿长是关键，而矿长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
xx年，河南省首次对煤矿矿长资格进行年审，全省有9167名矿长参加年审考试，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90%，国有地方煤矿矿长合格率为63%，而乡镇煤矿的8512名矿长(包括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技术、机电的副矿长)合格率仅为49%，成绩最差的居然只有几分。个别的乡镇煤矿矿长，连什么是“一通三防”这样最基本的安全知识都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xx年10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力争到xx年，大中型煤矿80%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质量标准;小煤矿矿井在全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达标率达50%以上。通过抓好安全质量标准化，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目前的4降到3以下，下降25%;事故死亡人数从7000人减少到5000人以内，下降30%;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平均每年60起左右，减少到40起以内，下降30%。同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按照上述总体目标，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单位达标规划，提出年度目标和xx年的长远目标。 这个目标从我国煤矿安全工作的现实出发，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是在总结我国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
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安全与生命 （演讲稿）演讲范文
诗人问：“是生存，还是死亡”；
哲人说：“艰难和困惑是生命的本身”；
我即思而言：是安全！是安全捍卫着我们的生命，是安全在维护我们生存的权利，是安全在为我们注入无限的力量。
是啊！有什么能比安全和生命更为重要，对于刚刚过去的一年，对所有的中国人、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绝不是值得举杯相庆的日子，在2003年的11个月里，我国死于各类工业安全事故的人数竟高达12万人！这个天文数字难道不让我们觉醒，不让我们震惊吗！
是啊！有什么能比安全和生命更为重要，看一看，没有了安全，仅在去年的年底，重庆特大井喷事故，剧毒气体弥漫四周，吞没234条生命，近千人住进医院，近万人吸染毒气，六万人变成灾民，大量牲畜中毒而亡；辽宁铁岭发生的烟花爆炸，死38人,伤50余人。如果说，作为天灾的伊朗大地震瞬间吞没了一座古城和近三万条生命再次显现了人类在难以预测的自然灾难面前的脆弱；那么，重庆井喷、氯气泄漏、飞机失事和其它那些满是血和泪的事故，则是纯粹的人祸！！！
看着电视画面中一幕幕的惨祸惨景，我神伤了；看着那事故中的弱小孩童，我哽咽了；看着那事故现场伸出的粘满灰尘需要援助的手，我流泪了！是的，是那些无视安全的无良之人，是那些可悲可叹的安全事故，强取豪夺，取人性命，平时高唱的“以人为本”到哪里去了？是的，正是这些惨痛的事故，让千万个家庭失去了欢笑的权利，让无数个母亲、和妻儿在哭泣号啕，这些惨痛的事故，无一不突现出无良肇事者对生命的蔑视、无一不暴露出无知违章人对制度的淡漠。黑暗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要用她来寻找光明，从事故中知道安全可贵，从事故中总结安全教训，是事故留给我们的唯一利益。
母亲给予我们以生命，所以母爱的伟大由古至今众君皆吟，而安全，捍卫着母亲赐予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无声无息地为我们遮挡着狂风暴雨。的确，安全与生命息息相关，连在一起，不可分离。作为一名化工生产行业的职工，我深深地知道：安全，是我们永恒的主题。“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是每位职工共同的希冀，安全与个人、与家庭、与企业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洗化公司始终以安全工作为中心，是每周例会上各级领导必提的话题。每一个车间、生产岗位的安全，都是上至经理，下至车间主任、生产班组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安全真的是咱们公司的传家宝、护身符。听，办公室里安全员正为新上岗的员工讲解“运行必须安全”；看，生产岗位上师傅们正仔细检查设备存在的隐患；瞧，原料库的保管正以满腔的工作热情，严格的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着工作。“起始于辛劳，归结于平淡”是对我们这些保证安全生产的员工最好的写照。
“智者是用经验防止事故，愚者是用事故总结经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安全格言。因为事后补救不如事前防范，为此我们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学习文件，交流经验，谈安全问题，做安全汇报，从他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中。有了警惕，不幸的事故就会躲开，有了防范，不幸的事故才会远离。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我公司有严密的安全检查制度，做到领导时时检查、教育，员工时时学习，刻刻注意。
“爱企业、爱工作、爱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职工的心声！企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每位职工的谨小慎微。“保证安全生产，防患于未然”是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让我们为了这共同的目标，都行动起来，安全工作时时抓、事事抓、长期抓，永不放松！
正所谓：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平日里我们付出种种艰辛，用我们的耐心、细心和诚心，换取生产的安全运行。我们自豪，我们骄傲，我们会一如既往，关注安全，关爱生命。(
安全与生命 （演讲稿）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演讲范文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本人认为，必须在法治观念的层面以及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层面上，分别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权力”与享有“权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条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发布、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政治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影响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总结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②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7。
③参见袁祖社《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06。
④参见 鲍宗豪 金潮翔 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43-55。
⑤参见 张文显 《法理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p112-113。
⑥参见 林喆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20。
⑦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安全生产演讲稿范文:安全与生命
安全生产演讲稿：安全与生命 人们歌颂生命，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人们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是美好的。然而，生命又是脆弱的，那些鲜血写成的教训，使我们感悟到生命的宝贵，感悟到安全的重要。
安全是一片芳草地，那里风和日丽，花团锦簇，那里是恬适的温床和欢乐的港湾。安全又是一株稚嫩的幼苗，只有精心培育和经常呵护，才能滋润它成长，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枯萎和死亡。
安全是神圣的，任何人都必须敬重它，对它丝毫亵渎或不恭，都会遭到无情地报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与安全规章较量的人，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还要将自酿的苦酒吞下。条条规章血写成，违章作业害人命，这是用生命换来的警示。
谁也不愿轻易放弃属于自己的那份温馨，也没人愿意让一个鲜活的灵魂去触及不幸和痛苦，当我们与安全失之交臂，再坚决地否定都是苍白与徒劳。其实，在安全与事故的天平上，砝码是由我们自己来添加的。
安全是企业效益之本，安全是家庭幸福之源，安全是生命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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