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道德演讲稿

大学生道德与法律演讲稿。

勇者，脚下都是路；智者，知道走哪一条路最好。为了让我们在演讲过程中更加顺利，我们应该将演讲稿提前准备好并熟记，以免忘词。演讲稿不一定要全文背诵，列出要点就可以了。你最近是否在写演讲稿呢？为此，小编特意呈上“大学生道德与法律演讲稿”，请阅读，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人类社会生活是由公共生活作为重要组成的部分构成的。公共生活的秩序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公共生活需要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调节。自觉遵守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锤炼高尚品格的重要途径。

当今世界，公共生活的领域更为广阔，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现代交通工具的便捷快速，使以前难以想象的洲际交往成为普通的事情。现代传媒手段的普及和推广，信息技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在把地球变成一个村落 人类公共生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因为维护公共秩序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愈加突出。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明礼貌是社会交往中必然的道德要求，是调整和规范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密切相关。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问题，助人为乐是美德和习惯，将是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公共生活中，由于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的生活，因此约束个人行为的公共生活规则很多。其中，法律是最权威的规则，它既有国家强制性，又有普遍约束力; 它不仅确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共生活准则，引导人们自觉守法，自觉维护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并且，通过制裁破坏公共秩序的造法行为，强制人们遵守社会公共生活准则。

道德和法律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就是同利益群体各显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表现。有序的公共生活不仅有利于日常生活的和谐，也会促进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法律规定了经济运行的规则，而道德则使经济运行中每个个人更有社会责任感，服务社会，造福社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对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基本保障。在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们会更加重视生活品质和品位。更需要良好的省会风气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要以有序公共生活作为保证。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的文明程度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国家现代化有赖于人得而现代化和公共生活的文明进步。

当人们有时遇到法与理、法与情的冲突，遇到合理不合法或合情不合法的情况。我们应用法律思维来处理，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 法律问题的结论。

我们作为大学生应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锤炼高尚品格，打下未来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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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生活演讲稿

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 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各位老师、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以支教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谈一谈法律方面的问题，希望同学们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在学法、知法、守法上有所帮助，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同时更是抛砖引玉。结合有些年来学习法律的一些体会和认识，和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有限，准备不足，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法律与生活》——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中规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因此，作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先哲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法律是规则和原则统一。法律首先是规则。法律总是表现为一条一条的规则，规则是法律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规则本身具有滞后性、有限性等弱点，因而，规则要和原则结合起来，要深入探究法律背后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全面充分地掌握法律。第四，法律应该是百科全书。学习法律不仅仅需要学习法律规则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掌握和这些法律规则有关的非常丰富的广博的知识。人的任何知识、任何经验，对他的法律理解和法律执法都大有裨益。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法律要规范人的行为。我觉得就有必要首先研究这个“人”是什么？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济人”，伦理学把“人”假定为“道德人”，法律对“人”也有一个假定。我认为，法律对人的假定是“坏人”。霍布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要了解法律，一定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而不要从好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这就是霍姆斯著名的“坏人理论”。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会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不违反合同，不损人利己，不杀人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如果法律把人性假定为善，把人看作好人，不会背信弃义，那还讲什么诚实信用；不会出尔反尔，那就用不着签订合同了；不会损人利己，那就谈不上损害赔偿；不会杀人越货，那还规定刑法干什么？等等，一句话，如果人是好人，就不需要法律规则了。好人虽然也会有矛盾纠纷，但只是小打小闹，严重不到法律上来，好人不需要法律，法律是对好人的不敬。从这个角度看，人性善的假定，好人理论，往往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假定人性善，好人不会做坏事，用不着法律规则，法律也没有规定，因而人们背信弃义，不受“上帝”惩罚；违反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不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不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何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呢？结果人们弃善从恶，好人变坏人，这正是所谓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没有法律，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小到个人私事，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大有不同。如果相信人性恶，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提高警惕，谨防坏人，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相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都是因为信以为人性善，误以为是好人，好人没事，轻信于人，放松警惕，结果上当受骗。所以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区分善恶，识别好坏，“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生活的态度，也是法律的态度。善良的人们往往缺乏法律意识。所谓的法律意识，第一就是坏人意识，要时刻意识到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才知道用法律去防范坏人保护自己。

大到国家制度，如国家权力，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西方国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是“利维坦”，是“凶恶的巨兽”；洛克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潘恩认为国家是“祸害”。他们并不是在谩骂国家，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强权组织，拥有任何私人所无可匹敌的强大暴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的最大危险，认识到“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是基于对国家权力上述坏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提醒人们，“要是三权合一，那就一切都完了”。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国家权力的坏的认识，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这是坏的出发点导致好的结果，可谓忠言逆耳利于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相反，如果信以为国家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结果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历史反复证明，通向地狱的道路常常是善良愿望铺成的。

其实，法律的“坏人理论”与宗教的“原罪说”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宗教的“原罪说”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一生都在赎罪，只有赎清了罪恶，才能死后进入天堂。法律的“坏人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所以要依法规治坏人，从坏处出发，向好处努力。犹如医生眼里出病人，治病救人，法律眼里出坏人，以坏去坏，法律规治坏人，使坏人成为好人，使人真正成为人。人之初，蒙昧无知，天法无天。始后人随年长而长知，人到成年后，基本上习得了风俗习惯，懂得了人情世故，被社会化了，成熟了，成型了，能在社会中生活了。一个成年人的日用常行其实正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因为习惯是法律之母。国法莫大乎人情。

人们要理解法律首先要成年，要长大成人，要经历一些事情，见过一些世面，积累一些经验，对人生有全面而真切的体会和领悟，才能理解法律的真谛。因为法律是经验之谈，是人生法则。

人是社会动物，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人的。人成年以后，就基本上习得传承了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而法律不过是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的具体化、规则化和体系化，所以成年人的学问与法律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怎样才算成年，不可能有划一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般说来，人越老越成年。因为人越老，越是历事无数，越是见多识广，越有经验，也越理解法，也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法律犹如一个饱经风霜、见多识广、老成持重的智慧老人的家常话语和谆谆教诲。

这其实也指明了学习法律的正道。学习法律应向生活学习，向经验学习，尔要学法律，功夫在法外，应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在法学院校学习的法律其实也是从社会实践中积累总结出来的，生活是根基，法律是花朵，根基深厚，才能硕果累累，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就更能理解法律的究竟。所以，首先要做成人，然后才能理解法。法律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要告诉人们为人处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道，为此，法律必须生活化、世俗化。那种没有生活根基，不关切人生，不食人间烟火的法，不是人法而是神法。法典不是《圣经》，不要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成年的人们。法律只规定人们能做到的，不要勉为其难，远离人们生活的法律必然会为人们所离弃。法律是广大民众的日用品，而不是某些人物的专利品，法律是天下公器，而不是个人私物，法律应是行话术语最少甚至没有行话术语，只要能识文断字、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就能理解和践行。法律要是成年人不能理解，就没有了人气，没有了根基，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法律要平视人、正视人而不要拔高人、美化人，要把大众看作是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大家知道，目前我们有三种知识是需要普及也能够普及的，这就是文化知识、科普知识和法律知识。为什么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科普知识能够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法律是成年人的学问。我们想一想，法律知识和别的知识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法律知识，它是最不需要概念术语的知识，它是最需要大众化、通俗化的知识。现实中发生的很多法律问题都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法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老百姓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谁最了解日常事务？谁最能理解老百姓接受什么法律规则？是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他们最有发言权。例如陪审员制度，把那些最了解情况的，最有代表性的老百姓选举为陪审员，这些陪审员往往不是什么法律专家，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法律是何物，可是他的权力和法官是一样的，这就说明法律并不需要专业化。反过来，其他的知识却更为专业化和职业化，比如医生看病。要是人们躺在病床上，旁边给人们看病的医生是没有学过任何医疗知识的医生，人们就会感到十分可怕！这就意味着，法律和别的知识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大众化、通俗化和生活化。现在我们法学界出现一种现象，看不起常识，认为写东西“太常识”会显得自己没有水平，所以认为现在的法律“专业槽”太浅，以至于谁都可以到里面“吃上一口”。一些学者写东西非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认为写得让人看不懂才是有水平。我认为，这恰恰是对法律的误解。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的法律写得极度专业化，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广大老百姓根本无从理解，这还叫法律吗？法律是老百姓的生活法则，绝不是高超无用的屠龙之技。我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法律的精神信仰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悄然进入民众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至成为华夏大地全体公民的精神支柱。相信因信仰而存在的法治之花会更加美丽！

法律因信仰而存在 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法治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神圣目标。亚里士多德曾说，法治包括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被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几千年来，多少哲人为法治所魂牵梦萦，多少智慧为法治所激情碰撞，多少先贤又为法治而折腰呐喊。法治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的最具普适性的原则。换言之，法治作为一种信仰成为最基本的准则。美国著名法史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当美国的总统选举陷入僵局时，是作为正义化身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决定布什和戈尔孰是总统。尽管戈尔存有不满，但他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事实上，他所服从的不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而是通过最高法院所张扬出来的法治理念和信仰。中国正处在敏感的社会转型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完成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法治的支撑，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性转变，核心在于法律信仰的建构以及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它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应当是一种催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空间。法治目标只有和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形成良性互动才会体现一种终极关怀。公众可以在知识层面上是法律外行，但是，在内在的心灵层面，却要有一种与法律精神不谋而合的东西，唯有如此，才不会与公共理性和规则相隔膜。法治是人类交往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德行。当下的生活世界是无法脱离法律目光的审视和考量而存在的。从某种意义说，一个对法律接受起来很困难的人，其对现代生活的适应能力是大可怀疑的。精英人物的杰出之处往往在于他能够迅速地把握不同环境中的游戏规则，用出色的适应力获取生活的高效益。很难设想一个在法律空间中“水土不服”的人会很好地调适自己的生活心态，控制自己的生活行为。 法律的主体是有感觉、有个性的人，他们希望用法律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期待，去反抗那些伪饰和谎言，以获得真实、稳定的生活身份和价值认同。法律对普遍化的强调，给人以蔑视个性、对抗人格的印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的世俗特征被人为地忽略了。法律最丰富、最生动的一面总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调动各自的聪明应对生活的种种问题和危机的过程中，完成了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法律智慧的增长。法律虽然担负着设计生活流程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单纯把法律当作组织日常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是本着一种功利的态度，运用法律来应付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势必会造成法律价值与生活价值的错位。法律不单单是限制生活，更重要的是用规范去引导生活，用自由去提升生活。日常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日常生活的运行离不开市民社会自发生成的理性秩序，它不排斥生活参与者的种种欲求，而是时时召唤人们去挖掘权利资源、调和利益矛盾，从而使生活保持了充足的活力。 有一学者认为：“法律之为法而有效，恒在于对一定人文类型既有之多数人的生活常规与一般的通义常理的肯认与积累，从而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中的‘生活的智慧’，予此多数人的人世生活以人间秩序。换言之，即基于人间秩序的常态、常规与常例，表达出人世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情。从而，法律的规则即为生活的规则，法律的意义即为生活的意义，尽管生活的规则和意义不止于此。”（《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版）》，第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是一种生活知识，法律意图是一种生活意图。法律只有尊重人们的生活感受和欲求才能够构建起进入人类心灵的意义世界，才能使人们确立“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态度。如果没有生活的滋养，没有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灌溉，法律的土壤就会变得贫瘠不堪。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地方性的本质就是生活的异质性。不同地域造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只有直面生活、亲近生活才能打破法律万能的幻觉，才能消解法律话语霸权，达到一种高境界上的契合。正如德国法学家赫尔穆特·殷科说：“法对社会道德怀着感激之情。建立真正的法，建立一种真正公正的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表现为社会道德的义务。”

一种秩序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四种关系，虽然西方人言秩序必称法律，殊不知世界上不少地方并不推崇法律而生活仍然井井有条。例如，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代表的“礼治”(道德)秩序，以伊斯兰诸国为代表的宗教秩序。面对纠纷，民事的抑或刑事的，大的抑或小的，由于文化传统、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东、西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中国，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群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对个人的利益几乎不加保护。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调节”在解决纠纷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在中国，判决乃至仲裁被视为最后的解决手段。他们不经当事人的同意就平息了争议，“‘调解’即‘和解’是指通过第三者解决纠纷，不给出有约束力的判决的方法。中国的调解者发生了这样的作用：他把互不理解的当事人联系到一起，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不仅仅建立了当事人的联系，确定了事实上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甚至是可能的和建议性的决定——动用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上的压力，并施加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身上，使他们最终保留小的争议但达成‘自愿的’一致意见”①这种调解制度与儒家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儒家的观点，法律制度不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是令人遗憾的必需物。事实上，儒家通常认为跟法庭打交道是不体面的，即使一方当事人确有冤情。这大概也就是“小白菜”这个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悲剧式人物在被强暴后忍气吞声不报官府的缘由吧。“儒家还认为，诉讼代表着对人类事务中存在的自然和谐的破坏，法律由强权支撑，因此，在儒家眼中它是不洁的。儒家观点认为，大多数纠纷的最优解决办法不是经由君主的强权，而是经由道德上的说服。进而言之，诉讼使人好讼而无耻，只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有损于社会的利益。”②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好讼”无疑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因此，站在儒家的立场上，“非讼”“厌讼”就是必然的了。儒家的价值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社会秩序的和谐，群体的利益。和谐，是最重要的，一旦和谐遭到破坏，那么最好通过调和予以修复。如果一个人觉得被冤枉了，儒家的道德教导他最好“吃点儿亏”，让事情过去，“息事宁人”，而不是制造混乱，造成更大的冲突。通过“让”来积累美德，“吃亏是福”、“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谐，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社会目标，孔子就有“和为贵”的主张，而热衷于诉讼是道德低下的表现，因此，互谅互让是解决纠纷的正确方法。然而，在西方，则截然相反。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个人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主张“个人利益至上”，保障公民与生惧来的平等权利、自由，非法律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能剥夺。并且这些权利受到比普通法律更有效的宪法的保障，宪法后面还有社会民意，有由于自然法理论、超感性宗教、集团的多元主义等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法律至上”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对轻微的民事、刑事等纠纷一般均诉诸诉讼，即“好讼”观念。“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导传统一直主张，人并不具备天生的、经过培育就可以保证公正社会秩序的善，但是，人是值得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且他们有能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共识…它们把法律制度看作是通过害怕而相互制约的工具，是共同认识和价值的贮藏室，是强加在私人组织之上的框架，是从私人组织中产生的秩序。”③因此，总的说来，调解机制，“非讼”、“厌怂”思想，虽然对缓解社会矛盾，节省诉讼成本等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严重影响了法律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发展。如果说古代中国的调解制度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对其全盘地予以继承？显然，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合法诉讼的大前提下适当运用调解机制来解决轻微的民事、刑事纠纷，并且是否适用调解机制应以当事人是否自愿为转移。所以，现在已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调解机制进行“批判继承”的时候了。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关键的转折时期，中国告别了自己的传统时期，进入了现代；二十世纪是中国现代化建构和发展的时期，是我们跨出古典中国、进入现代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断裂性变化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变化都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之中。中国的今天，非常像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像是德莱塞1900年出版《嘉丽妹妹》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但也充满了活力和欲望；它不是一滩死水，却是到处喷发的美丽的混乱；它不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标准，却展出了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能量…所以，我们当下最需要的便是一种社会普遍的法治意识，特别是从我们中学生时代开始,有法治理念,有法律意识,这样法治社会才得以建立，社会秩序终能保障。

道德的法——法律与道德的互动

/ 现代性社会的两大规范体系——法律和道德在不时的冲突和亲合。这种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迷惑以至于无法消除迷惑。即使是诸多的学者无论是前时的还是当下的，在诸如、法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等上诠释着这一普遍而深奥的问题，并建立起各自的理论体系。虽有所共识，但仍旧无法达成和谐的一致。依然站在各自的领域内无休止的“争吵”着，谁也无法统合人们的认识。人类思维方式的不合一致及矛盾本身具有多角度思考的特性，决定着争论是必然的。这也昭示着法律和道德这一永久以来的矛盾体将是人类探讨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永恒主题。
一、 法律的原初状态
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并非是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自由圣经”。它的产生由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活在一种低下且和谐状态中的人类，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需求是不存在的。所以并没有适合它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设问：在那时是什么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即使它很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谁”在支配，它又是如何支配的？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那种原始的和谐的社会体系怎么会崩溃，即使它在慢慢地脱离低下？这时的利益关系又是由“谁”来统协的，并是如何统协的？
当古猿进化成原始人，古猿群成为原始人社会，并且各自为生存而“奋斗”时，他们就深深地烙印着利益分层（利益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结构：利益具有不同性，不同的利益具有主次，高低，大小之分。因此，按照一定利益标准可形成一个阶梯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类的利益趋向总是从高到低，从主至次，从大由小的。也就是说人类在选择利益时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功利选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存在着各自的不同利益，即使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外部特征，利益差别依然是实在。由于原始人自身固有的缺陷和自然条件地恶劣，造成生产力极端的低下，以至于个人无法独自生存。因此他们在本能运动的驱使下认识到“由于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就不得不谋求联合，走共同生存地道路。并最终在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目标支配下合成一体。虽然人类为着同一的最高利益而暂时地基本一致，但是利益的不同性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层仍旧发生着作用。即使在被最根本且最高利益所掩盖和压制的它，依旧是不安分的。所以，同样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任由它自然的随意放肆。因此，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原则加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于原始条件下，并根基于当时最高利益下的原始的朴素道德观念，在这种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充当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问题都有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这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一直在“努力而勤奋的”工作着。在整个原始社会期间人类是靠这种自身的“最神圣的氏族法规” 维系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使其不断地进化发展。即使战争这一极端的纠纷争执方式的实际运用也是道德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原始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套基本一致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又规定了对社会合作所产生之利益负担恰当的分配原则。虽然普遍而原始的道德观念由社会需求产生并以其自身的规律运作，但这主要不靠外在的物理性强制才被当时的社会中的人所遵循。而是人类对道德的认同，一种内在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 而“共同的伦理准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聚合力，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且团结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故而拥有正义、勇敢、刚毅、善良秉性的个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人也是按照这种基本的体制实施行为，因而也愿意让自己容入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于和谐的道德社会，也使利益的道德协调趋向于一致，不至于过分的动荡。
在普遍道德观念约束下的人类行为，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意味着行为总沿着道德原则设计的方向实施。因为利益分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以不时地变换结构。所以在偶然地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并且事实是：人的自我约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也会破坏道德原则。那种“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 的相反面也不时地出现。这种不确定而且不稳定的内在心理促使道德原则去寻找一些外在的非物理性力量加以补救，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氏族领袖的威信，普遍的社会压力，对死亡的恐惧等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手段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外在的补救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整个原始社会和谐的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之上的。因此，称它为“原始法”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秩序的荣耀并非是永恒的。人类自身的和社会的进化使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以及社会，并逐步地改变自我并“驾驭”起它们。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所难免，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在渐渐地降低，利益分层体系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生存作为最高利益的地位被人类追求以生存为基础的个人美好生活所取代。因此，原本统一于原始道德观念下的联合体也在逐步的分化。

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洗礼，个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最终形成，从而加速利益分层结构的再变化，导致原始道德规范体系的最终瓦解。因为它无法抵抗住在剩余物质增长并被氏族贵族占有进而私有化情况下所孳生的物欲、情欲、贪欲等私欲的攻击。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先生深邃的洞察力：私有财产给予人类心灵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人们性格的新特点的出现；它在英雄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有力的嗜欲了。确实，被恩格斯称为“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那些新生的人类性格特点面前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以致于一吹即到。这种在同一形式下的非实质一致的社会意识冲突被最终决定性的激化了，从而导致了冲突双方的公然的激烈的对抗，以致于原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崩溃。无怪乎恩格斯先生论道：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当然，某种制度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死亡，某种调整手段的弱化也非调整的失败。相反，历史的规律是，将出现更有利、更符合新社会的制度或调整手段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或这些新的制度应该是承继了旧制度的某些合理特点，并创造性的带有新特征的，从而能够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体系。
在利益向着多元化发展时，利益分层的内容在不断的充实并且结构在反复的调整，因此，众多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出来，产生了同一规范体系下的矛盾——道德冲突。但是它们却无力以约束自身来调整其自身的矛盾。因为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并不足以把已产生的人类私欲抑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反，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因其固有的缺陷而放纵了人类的私欲。在“纯朴的道德高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已融入道德的外部非物理性强制方式，由于过多的依赖于道德原则，也逐渐失效。因此，在此起彼伏的道德冲突下，为了存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服道德固有缺陷的有效制度。
历史选择了法律，法律在这一契机下最终伴随着私有而来，并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 进而法律成了道德冲突的协调者，是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维护着它产生后的社会秩序。当这个社会的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到极端地不可解决地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在由表及里的层次上保持相对的和谐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临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律。它最基本的作用是缓和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可见，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 ，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 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二、矛盾的运动——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 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

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性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 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愿望虽然美好，却过于理想化。期盼或要求人们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前进而不去做相反的运动，是合理的。但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遵循于此，则是不确定的。唯一可确定的是没有道德和法律，这些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要道德和法律的现实存在，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有实现的一天。因此，理想化的愿望需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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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演讲稿

道德与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两大车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是最可靠的保障，道德是最有力的支撑。以法治国，法礼并重是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鲜明之处。

那么，如何善用这两大车轮而令我们的社会前进得更加快速，这又是一个问题。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多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有这样一个农民工，生活在贫穷的小山村，让他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为了家人生活的更加安适，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怀着这样的无限憧憬他来到城市打工。

有一年，他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他一直抱着美好的愿望，勤勤恳恳的工作着。但是，现实却总是残酷的，他从工地上的高台上掉落，差点跟这个世界say goodbye，由于工友的帮助，他活了下来，却大病了一场，但是老板却不给他看病，只是给了几片感冒药，多么让人心寒。在这里，他的工作是又脏又累又危险，常常是几十个人睡在一间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但是想到5000元工资，那关系全家人生活的钱，他忍耐着。但是，想不到的是，当他满怀希望的去领取那应得的工资时，得到的却只是50元!多么讽刺啊!当初承诺的5000元竟生生的被减少了一百倍。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忍耐，所有的辛苦都付诸流水。多次讨要，老板却死赖着不给。他本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试图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结果却是令人无比失望。不得已，他再次向老板讨要工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财大气粗的老板不但分文不给，反而骂他像条狗，并伙同其家人和下手将他暴打了顿，淳朴善良、备受欺侮的他愤怒之下向工头举起了报复的钢刀，连捅了5人，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然后去公安局投案自首。这个农民工的名字叫王斌余。也许是所有受欺压农民工的代名词。

在法律上，他无疑要受到制裁，但是，那一个老板就不该接受审判吗?在我看来他的行为不仅仅是道德的缺失，也是人性的泯灭!如果，劳动部门和法院及时出面给予协调解决，维护了农民工王斌余的合法权益;如果，那位老板讲点道德，知道打工者不容易，将人家干下来的血汗钱及时兑付了;如果，老板当时能向民工说句抱歉的话，承诺何时兑付工钱，也许就不会有被杀的悲剧。看来，人格的道德问题，也能酿出更大的灾祸，不守道德，迟早会付出一定代价的。

道德修养若落后于这个时代，那么这个社会必将停滞不前，同时也将给法律带来更多的无奈。近年来，我国政府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快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步伐。道之所至，法之所在。所以，为了道德与法制两大车轮的平衡运转，社会更加和谐，我代表新一代的青少年，将一直将道德进行下去，使它从一个抽象的名词变成实实在在的动词

谢谢大家!

个性与道德演讲稿

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个性与道德演讲稿精选》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家不仅仅是科学工作者，也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成员。因此，他们中间经常有人也表现出贪婪的欲望，和对权力极端的追求。科学不等于圣洁。科学家不等于道德高尚。这样的教训古今都有。我们今天经常看到当代西方科学家为企业做的广告，结果却常常让我们失望。在公元前5XX年，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的弟子(hippasus)发现无理数，却被老师处死。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事实上，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标准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出现必然形成相关的评判正误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出现的过程就是对原有标准突破的过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标准的限制或压制。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两种科学的悲剧：一种是推行错误的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另一种是肆意创新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聂文涛面向基层医院适宜技术培训讲演中说：人类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饮食标准（john rollo标准），到重新执行“高碳水化合物”标准（如北京协和医院标准），这期间无数患者因为错误的糖尿病饮食治疗进一步丧失了健康。医学界要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该讲演引发的强烈震动，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伦理问题。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原文中的两段话：“（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两段话隐藏着这样的意思：（1）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2）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3）所谓科学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改变人类原有的认识。因此，选择错误是一种权利，否则就没有科学探索的合理性。

大学生文明与素质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在欧洲瑞士参加wto谈判。谈判结束后，他去了一趟公共厕所，一进去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那双眼睛，可定睛一看，自己的眼睛果然没看错，有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在很认真很投入地修理抽水马桶。龙先生走到那小男孩的旁边好奇地问：“这是你的工作吗？”小男孩手里拿着修理工具抬起头扫向了龙先生，然后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它坏了，想把它修好，好让其他人用。”从这件事上，龙先生很快意识到这个小男孩确实不简单啊！就是这件很平常的事情，让龙先生敬佩万分、一生难忘。回国后，龙先生把这件事情通过媒体报导了出来，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都说这个小男孩素质高、了不起，值得每个人去学习、看齐。
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的“小男孩”。我们远的不说，就说说我们xx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吧！
我是一名大一新生，记得开学初，我刚来到这所大学，就被大学里的斯楼斯花斯草斯木所吸引与陶醉，仿佛回到高中母校，相当的熟悉、如此的亲切。刚来报到的那一天，我身边带了许许多多的行李，什么大箱啊小包的很不方便。一路过来，这一趟来的确实不容易，可能是前个晚上太过兴奋没睡好，所以那天精神有点憔悴。幸运的是有几位学长看到我这么艰辛拖着巨重的行李后，立即跑来，很热情地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帮我搬到宿舍，又给我取来了生活用品等，还把我床铺擦了又擦，结果擦的满头大汗。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跟龙先生那样立刻在内心产生了无比的敬佩，一生难忘。可是，当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在这个时候做点什么，好象他们变成是新来的学生，床铺是他们的，而我倒变成了一根“老油条”，是老生。可我打内心就对他们感激不尽，他们弄好要离开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一跟他们握手，表示万分的感谢，用最敬佩的目光向他们行注目礼，直到他们走出寝室铁门的背影消失在我眼前为止。现在，应该说，我豪无后悔进入这所富有生机的大学，进入这美好的校园继续深造。也很庆幸自己的“乔迁新居”，让我住进了一个非常文明、热闹、温暖的新家。
记得孙中山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是要有精神的。”在这里我必须告诉大家，人不但要有精神，而且还要有文明素质。在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形式逼人、不进则退的年代里，文明与素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也许，你现在拥有的想法和心态，造就了现在的你；今后，你拥有的想法和心态，将造就一个未来的你，但文明与素质是个不变的永恒。我们只要具备了文明与素质这两样，我们所做的平凡小事也会变得富有情趣，沉重的学习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苦难的光阴也就变得甜蜜，前面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
在xx职业技术学院，我还发现了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呢？那就是团队精神。拥有这种精神就像拥有了一笔无价的财富。讲到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来考考大家：“团”字是怎么写的，大家知道吗？“团”字无非是把“才”字围绕在里面，也就是说把人才汇集在一起。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德才皆备”，是用来形容一个高素质人才的。那么，我们学校的校训是什么？是“崇德尚能”。一个人既有德又有能，怎么不是个真正的人才呢？看来我们学校是一个专门生产这种人才的大型企业。这种既有德又有能的人才生产出来后，我想就成为国家的免检产品了。所以说，团队精神和文明素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少不得的。
讲到这里，我想我的演讲也该结束了。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当代大学里，有什么竞争比争做有文明、高素质来得更有意义呢？
谢谢大家!

大学生演讲稿：青春与奉献

青春的脚步如行云流水，青春的岁月容不得些许浪费。青春又是漂亮的，她布满活力、拼搏和执着，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处在什么样岗位，我们都应该激情的面对生活，让激情之火在你的生命中、事业中燃烧。
旅游业在国际上被誉为朝阳产业，我国的旅游业也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性支柱产业。因此，她更需要有朝气蓬勃、创新进取的青年朋友参与到其中，用自己如火的青春点燃这发展迅速、生气无限的旅游事业。山青水秀，环境幽雅，景色迷人，被誉为京郊明珠、北京的后花园。旅游事业也是蒸蒸日上，发展迅猛。作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的我，怀着志愿服务、锻炼成材的目的来到了旅游局。初到这里，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生疏的，生疏的环境，生疏的人群，生疏的工作。但一切又都是那么的熟悉，熟悉的笑脸，亲切的言语，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暖和的大家庭。在这里，我如久旱的小草碰到甘露般汲取着知识、收获着经验。那不仅仅是业务上的知识，还包含着社会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技巧。这些都是我们步入社会所要具备的，但也正恰恰是初出校园的我们我们所欠缺的，急需把握的。在综合科，我经常去收发一些传真，接听一些电话，这些看似简单、琐碎的工作，却大大提高了我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在旅游局工作的半年里，在领导的耐心教导，同事的关心与帮助下，我从一个最初连电话都接不好的学生逐渐成熟起来，做起事情已不再向从前那样毛毛躁躁，毫无章法。一年的志愿服务虽然很短暂，但我不会让这短暂的时光在我的生命中虚度，我会尽力去完成交给我的工作。因为我知道，在我付出劳动的同时，它将回馈给我一笔不菲的人生财富，这笔财富将成为我以后成长、进步的一个契机。
此时，我们要用我们的聪明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用我们的青春和生命奏响时代的强音！当我们抛弃了迷茫，把握了航向；当我们勤字当头，不懈摇桨，成功的闸门会向我们敞开，美好的时刻终将到来。我们要用青春的画笔在人生的画卷上留下绚丽辉煌的一页。未来不是梦，而今天，把握在你我手中。我们要用今天在手的青春，让她在旅游事业中闪光、发亮！

法律与生活演讲稿范文

各位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以支教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谈一谈法律方面的问题，希望同学们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在学法、知法、守法上有所帮助，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同时更是抛砖引玉。结合有些年来学习法律的一些体会和认识，和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有限，准备不足，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法律与生活》 ——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

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中规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因此，作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先哲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

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

法律是规则和原则统一。法律首先是规则。法律总是表现为一条一条的规则，规则是法律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规则本身具有滞后性、有限性等弱点，因而，规则要和原则结合起来，要深入探究法律背后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全面充分地掌握法律。第四，法律应该是百科全书。学习法律不仅仅需要学习法律规则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掌握和这些法律规则有关的非常丰富的广博的知识。人的任何知识、任何经验，对他的法律理解和法律执法都大有裨益。

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法律要规范人的行为。我觉得就有必要首先研究这个“人”是什么?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济人”，伦理学把“人”假定为“道德人”，法律对“人”也有一个假定。我认为，法律对人的假定是“坏人”。霍布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要了解法律，一定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而不要从好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这就是霍姆斯的“坏人理论”。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会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不违反合同，不损人利己，不杀人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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