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整风看我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延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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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整风看我党的实事求是原则
——延安教学体会
延安教学的行程虽然只有四天，但在这几天中，我从中感觉到延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代表了一种精神：延安精神，它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它是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而逐渐形成，最终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伴随着我党我军的成长壮大。要理解延安精神，就必须认识到当时我们党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 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我党成立后的二十年中，在创造辉煌的同时，相继犯过一次右倾和三次激进的左倾严重错误，特别是当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候，我国的革命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无法也不可能对思想政治路线进行深入的检讨，因此，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始终存在。
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内补充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在带来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党内原有的教条主义思想很快结合，到1941年的时候，这些思想问题已经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主观主义，其中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党八股。这三种表现都狭隘而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主观主义是党内一切错误思想的基础，也是教条主义者的痼疾，它将马列主义的经典和前苏联的斗争经验奉为"金科玉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结果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做出延安整风的决定，本身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方针。为能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更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指导工作，同时也是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就必须马上带领全党对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进行探讨。整风中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核心问题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心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我们党内，最早将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作为研究问题根本途径的理论提高到思想路线高度来认识的是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点。
毛泽东早年就十分重视实际调查的重要性。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深入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对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余天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污蔑农民运动的言论以迎头痛击，得出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3、4月份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作为一名领导者，如果不能够做到“了解下情”，而是一味地“不求甚解”，指导工作时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些，“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由于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人们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简单听取汇报或是短时间内对事物的认识都会是片面甚至错误的。1941年8月1日中央还专门下发《关于调查的决定》，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社会，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特点和规律，切实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宣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方针的重要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著作中，他教育全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现状，掌握其规律，将马列主义理论活学活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当中来，坚决同那些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决裂，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三、抓好军队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
从延安整风之后，实事求是原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并且在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代中国党的建设过程中，实事求是原则依然被贯彻执行，并且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党政治理论工作的重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重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逐渐形成。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我们实际工作生活当中，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活动流于形式，同志之间明哲保身互不得罪，互相吹捧，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到处都是，这种风气由上层传染到下层，最终造成的局面是费力不少，收获极小。宗派主义现象严重，相好的互相照顾，对立的互相制肘；明里和和气气，暗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等。 这些现象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一再强调改正的。在整党过程中，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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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1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的战斗力，以便战胜困难，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普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严肃地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同年七八月间，党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错误，肯定了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更进一步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从此开始。这是全党整风的预备阶段。版权所有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延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经过普遍的学习和整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达到统一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
延安整风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在此阶段，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阐明了研究历史经验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态度，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公正的批评和结论。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版权所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彻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延安整风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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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１１０８页。
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作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还作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
九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党内文件，还写了长达五千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九四一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
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十二月二十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而来，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权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
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吴的农民攀谈起来。这位农民虽不认识他，但眼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于是无所顾忌地保侃而谈，最后他说：“今年征收的公粮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问的口气说：“老先生，你说重吗？日本鬼子打来了，老百姓睡觉都不得安宁，八路军拼着性命保卫我们，这样一想，还能说重吗？”
林伯渠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
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
林伯渠不辞辛劳，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刚一下马，就又被请去讲话了。有一天，他发高烧，驻军请求他去参加群众大会，他也毫不迟疑，带病前去参加。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当地军民对这位慈祥剀切的边区政府主席，倍加爱戴和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人们都争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种情况，许多老乡提着鸡蛋、面条、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劳他，以表他们的深情。
在甘泉县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第2页
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团离开高家哨，去富县继续考察。当天，林伯渠为沿途群众争交粮草的情景所感动，特赋《早发高家哨》诗一首：骏马坚冰踏洛河，纷纷瑞雪舞婆娑。
载途公草驴争拥，觅食饥禽陇见多。
天意难知厄重耳，xx无语笑荆轲。
群山皆冷心犹热，反著羔裘当薜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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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３４页。
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达富县，受到富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员赵晋卿谈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量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林伯渠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
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有一个老乡听说林主席来了，连追四五个地方，一见林伯渠就跪下告状。在富县短短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
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考察过程中，林伯渠始终和随行人员同甘共苦。同志们见他偌大年纪，工作又那样劳累，还和青年人一样吃着小米饭，实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饭给他吃。但他发现只是给他一人吃大米饭，却说自己肚子痛拒绝了，仍同大家吃一样的小米饭。有时因工作要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饭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
林伯渠在甘泉、富县考察期间，访古寻胜，触景生情，还写下了《宝室寺铜钟》、《杜工部遗居羌村》、《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太乐区》、《张村驿》途中即景诗六首。
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用洪亮的声音，报告了考察富、甘两县的情况。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雄浑诚朴的音调，朗诵了称赞林伯渠出巡归来的诗句：
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
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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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范亭诗文集》，第３０页。
二月九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报告了甘、富考察观感。他以亲自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讲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林伯渠的甘、富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开展时期，由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二月初，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边区一级的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为主任。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组织领导学习的委员会。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学习。
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党的几次路线斗争中认识到，党能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实在来之不易。历史经验证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不断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牢固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约移住延园，诗以记之》中这样写道：
枯杨生稊满园中，活跃春情已不同。
性命如今能补益，稳撑立场整三风。①
林伯渠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热情很高。他认真精读中宣部所规定的每一个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并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富有哲理的诗篇。他在《读文件》诗中写道：
欲将炉火炼纯青，克复功夫仔细寻。
待到肖妙真好处，态度辩证艺术心。
存在为主思维宾，由来认识重双映。
是非界限如何定，稳着立场结万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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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１页。
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２页。
在深入学习文件的热潮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保安处、行政学院四个单位党的总支部，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林伯渠发表讲话，他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后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为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它已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从来就有着不调和的革命态度及行动，这些表现在它的党员的奋斗精神上，党有自我批评的传统，党员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他还说：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开始成立时就懂得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一开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为民族事业武装奋斗的经验和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并由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型的生动具体的指导理论来。”①他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切实地学好整风文件，以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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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７月２日。
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常常抽出时间，参加边区政府各厅、处的整风学习，直接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况，九月初，他还亲自到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刘秉温县长交谈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询问政府各项工作，并且直接参加延安县甲、乙两个整风学习小组漫谈会，就联系实际进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学习中要相互帮助、工作和学习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到会作报告或讲话。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到会旁听。这次大会以整风的精神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对边区党历史上的路线争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功过。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贺晋年等同志，都以亲身参加党内斗争的经历，批判了“左”倾错误执行者不懂中国和西北实际情况，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所产生的恶果。第二，批评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许多同志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揭露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第三，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
林伯渠在历时八十八天的会议上，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时，林伯渠就政权工作中，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摆了大量现象，并对某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认识，这是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形成右倾危险。他还说：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发点。现在有些同志却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搞所谓的正规化，主张“百端俱举”、“样样是中心”，忽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这些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有意无意的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①他号召从事政权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要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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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６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
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的建设工作时，林伯渠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他根据贺龙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精神，对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我们摸索着做了一些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检讨边区财经工作的缺点，总起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的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我这种保守的观念，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不从经济上来解决财政来源，而只是在财政数目字上来打圈子。”“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①在谈到财经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脱离抗日战争的时代，不顾边区的具体条件，作出了很大的计划，要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发展重工业，夸夸其谈空洞的理论和设想，一点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须彻底纠正。第二，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如对减租减息、运盐等，许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态度消极，听其自然，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因而未能很好贯彻。第三，工作作风方面，有官僚主义，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最后，他强调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１）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组织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把生产很好的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关键。（２）要把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联系起来。精兵简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目的中的统一与节约，更要把握住，因为它和经济工作、财政工作，关系极大。（３）要树立建立革命家务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漠不关心，不检查不总结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财政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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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１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件。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对以下八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四）加强乡政权工作；（五）反对关门主义，巩固三三制政权；（六）开展拥军优抗运动；（七）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
林伯渠在高干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特别是关于三三制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共同赞许。
为加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领导，还在会议进行期间，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问题。这时，他又回忆起此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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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５６页。
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规定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改善领导作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农村短短的十天，他耳闻目睹高干会后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下了《农村十日》一文。文章写道：
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踯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
……
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
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
……
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
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①
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②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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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０日。
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２日。
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版权所有
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①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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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绋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
天胡为此醉兮，来从追捕，去若电火，
一片丹心报党国。
我实愧公多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万株桃李迎门墙。①
林伯渠对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还经常询问：“罗秘书长②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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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９月７日。
②李维汉，别名罗迈。
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林伯渠反对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护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十九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随意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他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机关的审干工作也开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他认为边区政府不严密，要求研究审干的会议在保安处开，并亲自参加边府党组会议，这实际上是给林伯渠施加压力。
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在康生报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边区政府系统就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第三次是控告。一时，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抢救运动”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
由于康生利用张克勤年幼无知，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假案，涉及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在“抢救运动”中，边区政府系统一百多人也被当做特务、特嫌、叛徒“抢救”。开始时，林伯渠不在延安，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一些他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比如，“红旗党”的火也烧到了张曙时的头上，林伯渠便说：“张老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要乱加怀疑。”林伯渠还亲自去看望张曙时，对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劝他要放宽心些。
林伯渠的秘书区棠亮，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因在广州时写过一些文章，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有人对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从不发脾气的林伯渠，知道后拍着桌子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有力地保护了区棠亮。
还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在一封电报的批示中就提出：对绝大多数轻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则上不杀一人。但在“抢救运动”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却想在延安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林伯渠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十月九日，毛泽东在给绥德反奸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①这样，才免除了一场错误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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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产党史大事年表》，第７１页。版权所有
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边区政府机关，在林伯渠领导下，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本着坚持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的精神，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案子，一一进行了甄别，许多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数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查证的，则先暂时挂起来待以后再作结论。
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十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林伯渠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了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学习焦裕禄精神：实事求是 真心为民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在焦裕禄看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工作作风。他笃信“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凡事探求就里，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发展规律，作出正确决策。在全国狠刹“单干风”的时候，焦裕禄也没有“一刀切”，他同意社员趁闲补空改造碱地，收入的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不要小看这一点“灵活”，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在谈“包”色变的年代，焦裕禄推行植树造林责任制，提出六种承包法，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
焦裕禄为什么不怕吃苦，一定要反反复复下基层、到现场?焦裕禄为什么不怕得罪领导，冒着“扣帽子”的风险，也要尊重实践、给群众“留口子”?因为他知道，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是相通的，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为群众办成实事;因为他坚信，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就是从根本上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政策通常是根据“顶层设计”和各地实践总结提炼出来的，还考虑全局综合平衡因素。我们贯彻上级指示，既不能借口特殊，擅自变通，无视统一部署;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为执行而执行。那种简单、盲目的“一刀切”，看起来执行得很坚决，实际是最大的怠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我市召开的县(市、区)委书记焦裕禄精神专题学习座谈会上，市委常委、黄岩区委书记陈伟义说了多年前一件因干部没有尊重实践导致群众损失的事——组织抗台时，按照上级“不死人、少伤人”的指示，要求渔船进港后渔民全部上岸，但遭到船老大抵制，有一位船老大的亲戚是机关干部，当地政府就通过这亲戚施压，让他上岸。结果，台风一来，有人值守的渔船没有大碍，被迫服从命令的渔船则碰撞被毁，船老大怨气大，那干部也很内疚。应该说，如何抗台、如何顶风顶浪，船老大比领导干部有经验。领导干部不问计于民，就容易“瞎指挥”。
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想为群众办实事的，但也会出现类似良好愿望与实际效果不相符、出发点与“目的地”不对称的现象，如有的单位这个改革决策、那个发展构想，往往想得好，却推不开，或事与愿违，群众不欢迎。归根到底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了解群众需求。要说道理，“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等，当干部的都明白，但为什么落实起来就难?一到关键时刻就忘?这里既有认识问题、水平问题，更有作风问题——抓任务靠临时突击，抓发展靠推广“模式”，根本顾不上“望、闻、问、切”。
新一轮改革，要求越来越高、涉及领域越来越新、复杂性越来越强，更应该通过艰苦细致的调研，摸清实情、了解需求、探求本质、掌握规律，加强改革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不走错路、少走弯路、闯出新路。本报昨天公布了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的改革方案，有些是明确具体的改革措施，有些是方向性、原则性、导向性的要求，市委主要考虑到改革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区域差异性大，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也为基层改革实践留下探索的空间和余地。可以说，这“留白”，实际上是“留绿”——留下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绿色通道。
抓改革，既吃力，又有风险。如果不站在群众立场，不为群众着想，雷声响过就不知雨点在哪。干部只有真心为民，才会大胆实践，实事求是地加快改革进程。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四风”问题，可纯洁我们的干部队伍，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最关键的是为群众出力。改革之树，也只有扎根在群众中，才能枝叶茂盛。
实事求是闯新路心得体会
《实事求是闯新路 创新路上争佳绩》专题发言，他就什么是创新、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做到创新这三个方面谈了体会，对创新内涵、创新的意义和应具备的能力要求进行了阐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实事求是闯新路心得体会，欢迎借鉴!
实事求是闯新路心得体会12016年7月20日上午，根据委厅“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要求，按照省装备站党支部工作任务细化表安排，省装备站党支部召开“实事求是闯新路”专题学习讨论会。会议由支部书记叶宝凌同志主持，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讨论会。
会议首先由吴国华同志做了《实事求是闯新路 创新路上争佳绩》专题发言。他就什么是创新、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做到创新这三个方面谈了体会，对创新内涵、创新的意义和应具备的能力要求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能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能让个人生活更加美好。开展工作创新，要有较强的工作执行力,有细致的观察力,有持续的驱动力。最后，他还就在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方向进行了汇报。
随后，与会全体党员围绕“实事求是闯新路”这个专题，认真开展了讨论交流。大家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等方面内容，结合教育装备工作实际，积极踊跃发言。同时，大家还按照“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的要求，认真梳理整改自身存在的问题。
通过讨论，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坚定正确方向不动摇;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改革创新意识，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爱岗敬业争创佳绩,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
会议气氛热烈，讨论交流充分，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
实事求是闯新路心得体会2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视察井冈山期间，对井冈山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注释。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我们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关键。围绕这个专题，我有以下三点认识：
一、井冈山道路、井冈山斗争以及在井冈山形成的建党、建军的思想，是最为宝贵的实事求是闯新路的光辉典范。
我们看了纪录片《筑梦路上》，对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经历了不少挫折，后来，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根据中国革命的现实，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正如习同志所说的，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探索创新是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这是对实事求是闯新路的理解。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得益于实事求是闯新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无不得益于实事求是闯新路。我们观看了纪录片《筑梦路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的探索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富有远见。我们这一代既是见证者，还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当年在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人按下了红手印，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对于我们农村搞改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始终坚持不动摇不退缩。我们国家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过，但是我们中国实现了，这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结果。我们搞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经济特区，这在历史上都是没有的，现在看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当时的正确决策，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
三、吉安的发展变化，得益于实事求是改革开放。
我们吉安市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取得的成绩，百姓得到的实惠，这些都得益于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我们有些间接的经验，也借鉴其他地方先进的经验。吉安近些年加快建设谋发展，依靠创新，筹集资金进行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和工业园区、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在用地指标上创新思路，也是在实事求是地走创新路线。除此之外，吉安文化艺术中心、上海东方医院托管经营，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这些都是得益于实事求是，得益于改革开放。
实事求是闯新路，我有四点认识。第一点，要明大势。要看得清形势，判断准趋势，抓得住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着力创新，是要建立在科学的形势判断的基础上来创新，把握好这个，才能搞好国计民生。第二点，要有担当。一个没有担当的领导，没有担当的组织，没有担当的机构，它不能做成什么大事。当前我们吉安正全力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井冈山脱贫攻坚要率先实现，这是对我们革命老区的期望和信任，我们吉安市党员领导干部，有没有担当的精神，树立脱贫攻坚的坚定信心。第三就是要善于创新。脱贫攻坚，是否能够给我们贫困户把土房拆掉。农村有些土坯房改造，你该拆不拆，该加固的不加固，该改造的没改造。我觉得这些都是创新，都是创造。最后就是要坚持，要会坚持坚守，要坚持下去。我们吉安，对于农村建房的管控，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庐陵风格，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的理念，坚守我们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实事求是闯新路心得体会]
解放思想还要实事求是两篇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一场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活动，掀开了解放思想的帷幕。因为解放了思想，发动了群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沉浸于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们逐渐醒悟，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因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结合中国国情，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改革过程利弊相随，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坚持改革，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实践证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改革顺利进行。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成为新时期新阶段的新任务。
玉溪市委三届三次全会后，掀起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热潮。解放思想的目的显而易见，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为构建玉溪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这段时间“云港”上随处可见“仇和新政”的评论，仇和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首倡城市软环境建设，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在随后提出的一些极富创意和挑战的施政观点，引起了云南乃至全国的关注，仇和成了焦点人物。无论是“仇和新政”还是“昆明新政”，这一现象表明，一轮解放思想的思潮席卷了昆明。有人说其背后强有力的推手是党的十七大。
当人们习惯了某种固定的状态，突然间要改变这种状态，肯定会受到质疑，引起争议。甚至一些新的观点和想法要遭到抵制和破坏。关键是看这种改变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健康发展，是否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仇和现象”说明，创新、突破、改革是需要大智大勇和大无畏精神的。当人们还没有看到改革带来的实惠之前，受到质疑、漫骂、泼冷水都是正常的。改革开放之初，不是有很多人怀疑“改革”吗？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人民回首改革之初的步履艰难，应该得到启示：只有不断解放思想，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积极健康发展。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创新是“空想”，脱离实际的想法如果付诸实践，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历史教训的。所以，解放思想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实事求是。
玉溪这几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许多施政措施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城市乡村同步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但是有许多敏感的热点问题，尚需要积极去解决，今天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全市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高潮，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为统一思想认识，群策群力，共建和谐美好家园创造了条件。之所以要解放思想，是因为还有许多束缚手脚的“坛坛罐罐”，这些“坛坛罐罐”是存旧的，不合时宜的，它阻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任何具有胆略和前瞻思维的创新者，都必须敢于拿起石头，砸碎它。
改革是解放思想的物质载体，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使改革不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玉溪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体会
今天，玉溪市委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领导成员会议，晚上上网在“云港”查阅了关于“仇和新政”的评论，觉得很受启发，颇感兴奋，夜不能寐，遂提笔把脑子里的一些念头记下来。就算乘解放思想之风的大胆言论吧。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才有了今天国富民强。回首改革开放的历程，可谓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原动力，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源泉。
一、解放思想之一，改革原有干部福利制度，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当中国社会物质条件贫乏的时候，我们从“四个兜”与“两个兜”区别干部与群众，领导与下级。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区别。干部职务（级别）越高，享受的福利待遇越高，以XX年7月公务员工资套改为例，公务员职务（级别）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最低办事员600元到最高国务员总理8000元。这个差距作为工资收入分配杠杆尚且可以接受。笔者认为体现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的差别、工资一项足矣。但是工资之外的各项福利，比如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出差补助、电话补助等，无一不体现这种差别。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说，补助金额应随工作年限增加而下降的曲线递减。住房公积金的目的是帮助初参加工作或工作时间不长的公务员解决住房问题的手段，而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福利。福利房制度和集资建房制度改革后，对一般公务员来说市场化的购房，其压力与困难不是一般的大，而目前住房公积金的补助额仍由职务（级别）和工作年限确定，工资基数越高，补偿额度越高，也就是说享受福利房和集资建房实惠的一大批干部，如今仍然享受着住房公积金，这等于说住房公积金本身是一种福利。
再比如玉溪实行的电话补助，一般办事员每月100元，一个处级干部每月400元手机补贴加65元座机补贴。这也是一种福利，没有体现电话补助的初衷。往往电话使用最多的是最基层的办事人员。
种种这些，对于调动广大公务员工作积极性是不利的，个人认为工资之外的福利应该是平等的。解放思想，势必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反感情绪，但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使利大于弊。
二、解放思想之二，改革原有行政动作体系，最大限度降低行政动作成本。
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上任之初就掀起了骇然大波，形成了“仇和新政”的焦点问题。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引起了众多目光的观注。仇和成为云南昆明解放思想的代言人。有人评论说“仇和新政”的背后推手是党的十七大，仇和是贯彻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的实践者。新政的亮点在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招商引资体系；城市软环境建设和城中村改造等，可谓是大刀阔斧。公开昆明市委常委办公电话，使得官员和市民零距离接触，按照一般思维，简直不可思议；在会上接触一个打瞌睡的副局长的领导职务的做法有欠妥当等。表面上看是突出个人主义，是典型的“三把火”行为，但实际上是解放思想的发端，是对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挑战，是创新思想，挑战旧势力的第一枪。
一个廉洁高效率的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千方百计提高工作效益。
长期以来，令老百姓深恶痛疾的“三公消费”成为政府廉洁形象的绊脚石，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使用这三项每年财政要支付高达6000亿的费用，这个数据是高于用于教育的支出的，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降低性质和那个运行成本，要从根本上控制住、管理好“三公”消费，要大力宣传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使行政部门真正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明白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要改变那种花公家的钱就如话自己的钱的习惯性思维，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再说说公车改革。公车就是公务用车，是为公务活动提供便利的交通工具，而不是身份的象征，更不是领导干部的福利。公车改革改了那么多年，无法进行，就是有这种观念，认为公车是为领导干部个人提供的方便，是身份的象征。现在的公务用车是越来越高档豪华，财政为此付出的购车养车费是越来越高。而且公车为私人服务的现象屡禁不止，一台公车，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用于领导私事，剩下的三分之一驾驶员支配。这就是老百姓对公车反感的原因。是改革的阻力所在。除此之外，公车给城市交通和环保带来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昆明前市委市政府领导曾带头乘公交车上下班，以缓解昆明交通压力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同。市长乘公交车有何不妥？如果不妥那便是心里作崇，那就是把公车视为一种个人福利，作为一种身份象征的具体表现。有的领导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没了公车没了驾驶员，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到处都是失落感。这是没有正确认识公车乃是政府为这个职位提供的工具，就像办公桌一样，你不在了，不可能把办公桌搬回家。
如果有必要，我认为每个干部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既环保又锻炼身体。公务用车用于公务目的要让社会共同监督，要健全监督体系、曝光体系和处罚体系，切实刹住这股歪风，切实从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上建高效廉洁行政。
凡事现象有多种，但本质确是相同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本质。显然，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是大利，而制约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是小弊，择其“大利”而从之，是为解放思想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