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心得体会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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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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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１１０８页。

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作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还作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
九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党内文件，还写了长达五千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九四一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
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十二月二十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而来，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权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
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吴的农民攀谈起来。这位农民虽不认识他，但眼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于是无所顾忌地保侃而谈，最后他说：“今年征收的公粮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问的口气说：“老先生，你说重吗？日本鬼子打来了，老百姓睡觉都不得安宁，八路军拼着性命保卫我们，这样一想，还能说重吗？”
林伯渠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
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
林伯渠不辞辛劳，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刚一下马，就又被请去讲话了。有一天，他发高烧，驻军请求他去参加群众大会，他也毫不迟疑，带病前去参加。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当地军民对这位慈祥剀切的边区政府主席，倍加爱戴和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人们都争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种情况，许多老乡提着鸡蛋、面条、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劳他，以表他们的深情。
在甘泉县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第2页

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团离开高家哨，去富县继续考察。当天，林伯渠为沿途群众争交粮草的情景所感动，特赋《早发高家哨》诗一首：
骏马坚冰踏洛河，纷纷瑞雪舞婆娑。
载途公草驴争拥，觅食饥禽陇见多。
天意难知厄重耳，xx无语笑荆轲。
群山皆冷心犹热，反著羔裘当薜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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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３４页。

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达富县，受到富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员赵晋卿谈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量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林伯渠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
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有一个老乡听说林主席来了，连追四五个地方，一见林伯渠就跪下告状。在富县短短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
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考察过程中，林伯渠始终和随行人员同甘共苦。同志们见他偌大年纪，工作又那样劳累，还和青年人一样吃着小米饭，实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饭给他吃。但他发现只是给他一人吃大米饭，却说自己肚子痛拒绝了，仍同大家吃一样的小米饭。有时因工作要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饭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
林伯渠在甘泉、富县考察期间，访古寻胜，触景生情，还写下了《宝室寺铜钟》、《杜工部遗居羌村》、《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太乐区》、《张村驿》途中即景诗六首。
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用洪亮的声音，报告了考察富、甘两县的情况。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雄浑诚朴的音调，朗诵了称赞林伯渠出巡归来的诗句：
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
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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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范亭诗文集》，第３０页。

二月九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报告了甘、富考察观感。他以亲自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讲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林伯渠的甘、富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开展时期，由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二月初，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边区一级的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为主任。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组织领导学习的委员会。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学习。
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党的几次路线斗争中认识到，党能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实在来之不易。历史经验证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不断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牢固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约移住延园，诗以记之》中这样写道：
枯杨生稊满园中，活跃春情已不同。
性命如今能补益，稳撑立场整三风。①
林伯渠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热情很高。他认真精读中宣部所规定的每一个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并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富有哲理的诗篇。他在《读文件》诗中写道：
欲将炉火炼纯青，克复功夫仔细寻。
待到肖妙真好处，态度辩证艺术心。
存在为主思维宾，由来认识重双映。
是非界限如何定，稳着立场结万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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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１页。
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２页。

在深入学习文件的热潮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保安处、行政学院四个单位党的总支部，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林伯渠发表讲话，他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后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为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它已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从来就有着不调和的革命态度及行动，这些表现在它的党员的奋斗精神上，党有自我批评的传统，党员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他还说：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开始成立时就懂得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一开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为民族事业武装奋斗的经验和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并由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型的生动具体的指导理论来。”①他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切实地学好整风文件，以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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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７月２日。

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常常抽出时间，参加边区政府各厅、处的整风学习，直接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况，九月初，他还亲自到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刘秉温县长交谈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询问政府各项工作，并且直接参加延安县甲、乙两个整风学习小组漫谈会，就联系实际进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学习中要相互帮助、工作和学习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到会作报告或讲话。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到会旁听。这次大会以整风的精神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对边区党历史上的路线争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功过。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贺晋年等同志，都以亲身参加党内斗争的经历，批判了“左”倾错误执行者不懂中国和西北实际情况，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所产生的恶果。第二，批评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许多同志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揭露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第三，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
林伯渠在历时八十八天的会议上，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时，林伯渠就政权工作中，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摆了大量现象，并对某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认识，这是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形成右倾危险。他还说：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发点。现在有些同志却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搞所谓的正规化，主张“百端俱举”、“样样是中心”，忽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这些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有意无意的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①他号召从事政权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要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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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６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

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的建设工作时，林伯渠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他根据贺龙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精神，对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我们摸索着做了一些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检讨边区财经工作的缺点，总起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的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我这种保守的观念，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不从经济上来解决财政来源，而只是在财政数目字上来打圈子。”“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①在谈到财经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脱离抗日战争的时代，不顾边区的具体条件，作出了很大的计划，要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发展重工业，夸夸其谈空洞的理论和设想，一点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须彻底纠正。第二，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如对减租减息、运盐等，许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态度消极，听其自然，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因而未能很好贯彻。第三，工作作风方面，有官僚主义，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最后，他强调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１）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组织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把生产很好的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关键。（２）要把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联系起来。精兵简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目的中的统一与节约，更要把握住，因为它和经济工作、财政工作，关系极大。（３）要树立建立革命家务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漠不关心，不检查不总结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财政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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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１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件。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对以下八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四）加强乡政权工作；（五）反对关门主义，巩固三三制政权；（六）开展拥军优抗运动；（七）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
林伯渠在高干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特别是关于三三制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共同赞许。
为加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领导，还在会议进行期间，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问题。这时，他又回忆起此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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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５６页。

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规定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改善领导作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农村短短的十天，他耳闻目睹高干会后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下了《农村十日》一文。文章写道：
　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踯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
……
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
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
……
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
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①
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②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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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０日。
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２日。

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版权所有
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①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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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绋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
　天胡为此醉兮，来从追捕，去若电火，
一片丹心报党国。
　我实愧公多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万株桃李迎门墙。①
林伯渠对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还经常询问：“罗秘书长②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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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９月７日。
②李维汉，别名罗迈。

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林伯渠反对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护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十九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随意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他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机关的审干工作也开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他认为边区政府不严密，要求研究审干的会议在保安处开，并亲自参加边府党组会议，这实际上是给林伯渠施加压力。
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在康生报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边区政府系统就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第三次是控告。一时，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抢救运动”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
由于康生利用张克勤年幼无知，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假案，涉及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在“抢救运动”中，边区政府系统一百多人也被当做特务、特嫌、叛徒“抢救”。开始时，林伯渠不在延安，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一些他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比如，“红旗党”的火也烧到了张曙时的头上，林伯渠便说：“张老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要乱加怀疑。”林伯渠还亲自去看望张曙时，对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劝他要放宽心些。
林伯渠的秘书区棠亮，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因在广州时写过一些文章，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有人对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从不发脾气的林伯渠，知道后拍着桌子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有力地保护了区棠亮。
还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在一封电报的批示中就提出：对绝大多数轻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则上不杀一人。但在“抢救运动”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却想在延安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林伯渠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十月九日，毛泽东在给绥德反奸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①这样，才免除了一场错误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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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产党史大事年表》，第７１页。版权所有

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边区政府机关，在林伯渠领导下，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本着坚持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的精神，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案子，一一进行了甄别，许多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数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查证的，则先暂时挂起来待以后再作结论。
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十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林伯渠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了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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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2

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其

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故整风运动通常专指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因其首先从延安开始，延安地区整风的经验最为丰富而得名。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时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广泛存在；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全党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版权所有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目的是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提倡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树立新的文风。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于1942年6月2日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在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按系统成立分区学习委员会，各单位、各部门成立学习分会或中心学习组。各基层分别建立甲、乙、丙3种学习组。参加延安地区整风学习的约1万余人。

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参加整风的同志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然后根据文件精神，检查思想、工作和个人的历史，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学习和思想总结。

1941年初，中共中央首先组织和领导党的高级干部120余人在延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9月10日～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党内部分高级干部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这次会议使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9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示在中央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成立高级学习组。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的目的、内容、方针、方法和学习文件作了明确规定。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同时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全军进行整风学习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展开。延安普遍整风至1943年6月基本结束。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延安整风发展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80％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学习。为了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取得一致认识，并作出正式结论，中央政治局和党的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讨论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段时间的历史。1944年4月和5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的会议上作报告（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的《学习和时局》一文），就党史学习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传达政治局的结论。5月21日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持续进行了11个月之久，深入讨论了党的全部历史。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整风运动至此结束。版权所有

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加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0年整风运动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

1957年整风运动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运动进行中由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转为反右派斗争，这次整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整风的方法逐步从党内运用到社会各方面。

《整风运动2》

新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

公司所在的单位机关工作作风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元素，管理层很着急，通过拓展训练、会议研讨、分部门讨论、写心得体会等方式寻找原因，进行“整风”，以期通过机关作风的改善来有效促进变革的深入发展。

一是机作风出现扯皮、推诿等本位主义问题是任何企业发展壮大必须“经历”的过程，不是偶然现象，是必然的。因此，不必惊慌，冷静对待；

二是长期以来，公司重营销发展轻组织管理，导致管理水平滞后于业务发展，这是导致机关作风不好的根本原因；

三是管理控制不到位。“经济人”的特性决定了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绝大多数个人往往都有“取得成绩找主观、出了问题找客观”的本位主义倾向。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管理控制。目前，我公司机关出现甚至长期存在一些推诿、扯皮的形象，但还没有一次因为本位主义而受到通报、处理的事例，管理控制不到位；

四是机关作风问题关键在于部门负责人。只要部门负责人真正做到“责任、权力、利益”三统一，即敢于承担责任，注重沟通，突出效率，强调效果，本部门的其他下属员工也会“跟着干”。因为好的领导可以让“坏”员工变好，“坏”的领导可以使好员工变“坏”。这样一来，本部门的整体工作作风就会好起来；

《新整风运动》

延安的整风运动是如何扩大化的

整风运动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故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全党的思想改造；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新制度的创设。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版权所有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

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产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产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

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版权所有
毛泽东延安整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发生在1942—

延安的整风运动是如何扩大化的第2页

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下，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延安的整风运动是如何扩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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