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修宪——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演讲范文。
原地徘徊一千步，也抵不上迈出去的一步。为了在演讲台收放自如，我们应该事先将自己的演讲稿内容熟记于脑海。好的演讲稿往往可以成为演讲者的得力帮手，我们在写演讲稿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以下“通观修宪——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演讲范文”由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供您参考，并请收藏本页！
前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 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以“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 “计划经济”；规定“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了宪法修正案。这次是以党的十五大为依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将“*理论”写进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起，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
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点亮了本年度中国法治领域的亮点。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本次修宪的法治亮点集中体现在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这三大方面。
二 修宪的特点：
1．总的大前提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立*理论的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决定都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神圣地位。
2．修宪具有时代的特征。它总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2004年这次修宪为例：
1）“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彰显了宪法的人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是整个的国家，都是受到平等呵护的孩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国家机关要善待庶民的权利、善待弱势群体的权利，要对公民受到宪法呵护的基本人权持有一种敬畏之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潜台词是指容易对公民权益构成侵犯的公共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合法的限度之内，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均不得例外。
2）“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摒弃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从一定意义上讲，“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实际上将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客观上限制了政府的专横和恣意，是抵制政府权力专横和扩张的坚固的金质屏障。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宪政的真谛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呵护公民的权利，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公民私有财产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紧急状态”入宪凸显公共管理的新思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将现行宪法中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的提法颇引人瞩目。用“紧急状态”取代“戒严”无疑将使宪法的相关表述更为科学准确。“紧急状态的统一立法”已经提上了立法机关的立法议程，“紧急状态法”已经纳入了本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紧急状态”这个概念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法治新概念，法律界对紧急状态立法的呼声颇为高涨，紧急状态法制建设开始引起从政府到公众的共同关注。
结语
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我们必须以发展，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和社会的发展总是有局限性的，一部宪法的适应时间也总是有限，我们必须重视修宪活动，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
修宪易而行宪难，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的宪法保障，依然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参考书目
《中国宪政史》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主编：徐祥民
《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 法律出版社
《论宪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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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与政治宽容演讲范文
段明学
一
1843 年夏天，马克思为自己在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要点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没有作具体阐释。一般认为，政治文明与政治进步、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指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及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一方面，政治文明包括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这表明政治文明是与野蛮、消极、反动的东西相斗争而发展的，是与愚昧落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代表着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并不是血腥残杀、勾心斗角、以力服人，而是治者与被治者平等协商、共谋国事的舞台。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就像吃饭、穿衣那样既平常又必不可少。
“政治在本质上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政治的产生是适应人类过群体生活的需要，即满足人类对安全、自由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篇《政治学》中就指出政治的基业乃“善”，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中得到享受和满足。
尽管在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政治、改造政治的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政治发展的进度和政治文明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形态的政治文明，总是体现为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内核的先进的政治观念、以民主、法治为载体的能够充分保障人权的优良的政治制度、以严格遵守法律道德规范、正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为标志的政治行为，和以宽容、妥协、竞争—合作为标志的理性的政治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有助于保障和促进每一个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政治文明与政治不文明的界限不在于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这一点不打紧；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宽容被统治者，能否容忍被统治者。专制政治，马克思在 1844年所著《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明确地将其与政治文明相对立。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专制统治者一人掌握着令行天下的权力，而是因为专制统治是最不宽容的政治。专制政治追求单一，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只允许所有的人唱“赞歌”。在专制统治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合法存在，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政治主张和观点都会遭致压制和迫害，更不能容忍被统治者公然与统治者叫板（即唱对台戏），对异已者，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置之死地而后快。专制政治的高压政策，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景象。人民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时常生活在惊惧和恐怖中。这样的政治，有什么理由称得上是政治文明呢？资本主义政治也曾经不够文明，但那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专制。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专制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日益减弱，民主、宽容的成分不断增加，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尊重作为被统治者的多数人的权利，给他们以言论、出版、结社等充分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的实际享有取决于人们财产的多少，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指责政府，可以成立反对党与政府“唱对台戏”，可以在选举投票中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在那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限的，被统治者的权利是有比较充分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利。这样的政治，如果有人还认为它不文明，不是偏见，至少也是无知。同样，社会主义政治，也不会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变得非常文明。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派，如果不能允许批评——实行普遍的新闻检查制度，如果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只有官方垄断真理），如果政府拥有无限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什么自由，如果人民实际上没有选举和选择的权力，……总之，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合法”地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像四人帮曾经鼓吹和实行的那样，那么不管贴的是什么标签，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而不可能有什么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也自然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并不是追求同而无异的政治模式，而是追求和而以进的进步状态。和而不同，和而以进，才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政治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互相容忍，力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公众、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可以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可对执政者的政治纲领，政治措施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只要统治者的统治还可以忍受，人们都会宽容而不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予以推翻。执政者也有权对来自反对派及社会的批评予以辩解和驳斥，但不得采取暴力的方式对其进行镇压。由此，社会冲突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冲突的各方都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可以说，正是政治宽容，标志着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纷争走向和谐。
二
从广义上讲，政治宽容是指政治主体之间的互相容忍和谅解。它存在于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这里讨论的政治宽容是狭义上的。它主要指统治者容忍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并容忍他们对其施政纲领、政策、措施等的批评、攻讦。从这个角度理解，政治宽容指统治者要容忍异己者，而不包括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宽容。因为，在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两极中，统治者总是占居优势地位，他控制着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被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在人们意思中（除开在希腊时代一些平民政府中而外），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的敌对的地位。所谓统治者，包括实行管治的‘一夫’，或者实行管治的一个族或一个世袭阶级，其权威系得至继承或征服；无论如何，他们之握持权威绝不视被管治者高兴与否；人们对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从不敢有所争议，或许竟不想有所争议，不论会采取什么方策来预防其压迫性的运用。他们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因此，有必要对统治者的权力予以限制，防止权力滥用侵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及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这种限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用宪法、法律等明确规定统治者的权力，为权力行使划定明确的边界；其二，统治者要宽容被统治者，特别是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及其活动自由，包括对其施政方针、政策等的批评。而被统治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法与统治者相抗衡，不管接受与否，都必须忍受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否则，就可能招致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所以，政治宽容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对被统治者来说，不是万不得已，就得容忍统治者的统治。
政治宽容首先指容忍不同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观念也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由于人们的政治地位不同，利益取向不同，必然导致政治见解、政治主张的分歧和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治者来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指导思想，对于被治者来说，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期望。“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各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一系列基本看法和主观意向，一个社会有多少个阶级就会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于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几种主义。” 对于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意识形态，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压制的办法。他们将本阶级、本集团的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国教”，并通过控制的新闻媒介对社会传播、灌输这种政治观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异已的意识形态都被视为歪理邪说予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占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思想压制一如斯言。在人类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做法相当普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先进思想被定位异端邪说受到迫害，在中国，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时期有巷议之刑，到了汉武帝时期甚至有所谓腹诽之罚，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用武力来征服思想，虽有利于专制者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但有断绝人类进步的危险，同时削弱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招致武力的反动。如秦王朝推行思想高压政策，历时15载旋即灭亡即为明证。
事实证明，人的思想是不能压制的，也是压制不了的。当年秦始皇为巩固政权而“焚书坑儒”，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看实际效果，诛其人并不能诛其心，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却并不能消灭他的思想。“自古以来任何伟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总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张也不能够得到全世界一致的接受。” 在这种情形下，与其用武力征服思想，把信奉“邪说”者杀尽灭绝，勿宁实行思想上的和平竞争，各从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说，各求自胜而互不相害，以保证人人都有发表政治见解的自由，人人都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政治文明的要义，不在于尊重与自己相一致的别人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当别人的政治观点与自己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政治宽容的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压制的办法，那不是政治文明，而是政治文明的背叛。
三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是政治文明之“魂”。1914年，章士钊在其论文《政本》中指出：“为政有本，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没有政治宽容，政治免不了纷争和仇视，因而不可能有政治文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从压制到宽容、从强权到说服、从垄断到竞争、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政治宽容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平共处的最有效办法，是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它对于抑制统治者的恣意妄为，维护被统治者的参政权利，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政治宽容可以展现统治者文明执政的良好形象，增强合法性基础，提高政治统治的安全系数。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石。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台。所谓合法性，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从。阿尔蒙德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当强力的统治转化为权利的统治，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尽管专制统治者往往标榜“君权神授”，但聪明的专制统治者也深知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在“民”而不在“神”。执政者只有宽容、关爱其统治的子民，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并得到他们持久的支持。否则，与人民为敌，人民便会与之为敌，这样的统治最终难以为继。因此，专制统治者除了残暴、专横的一面外，也有“仁厚”的一面。政治宽容一度成为他们粉饰太平、捞取民心的重要策略和手段。新上任的统治者往往要“大赦天下”，显示自己的宽容形象，争取他们的支持。开明的统治者也可能施行“仁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法简刑轻，以安抚百姓，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对于执政者来说，保持政治宽容，就是要努力做到自我克制，耐着性子忍受公众的批评和责难，避免恣意妄为和武断专横。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获得人民的好感和支持。在宽容的政治氛围下，被统治者一般不会倾向于用暴力来推翻统治者。“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 [10]因此，政治宽容提高了统治者执政的安全系数。统治者的身家性命及财产利益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
第二，政治宽容还可以使执政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适时修正自己的施政政策，避免政策失误对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现代政治学认为，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项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千万百姓的财产利益乃至身家性命。而统治者囿于所处的特殊职位，不可能详细了解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和需求，其制定的政策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利益均沾。况且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政策总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执政者时刻倾听百姓的呼声，了解他们对政策实施的意见和看法，耐心地听取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意见，对于正确地、顺利地施行政策，有莫大的好处。犹如一个画家，为了对山峦和高地观察得当，必须置身于平原，而为了观察平原，必须高踞山顶。“真正深深认识人民性质的，当居君主，而真正深深认识君主性质的，当属人民” [11]。历史上，由于统治者对不同政见的压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轻者丧己，重则亡国，祸及天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三，政治宽容可以消除被统治者发表政治见解的恐惧心理，积极放言议政，推动政治发展。
在传统社会，政治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广大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不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不在其位，禁谋其政”。统治者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禁止被统治者知晓、参与、议论政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此，被统治者总是不能、不敢、不愿谈论国事，对政治问题三缄其口。“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12]在现代政治中，由于执政者的宽容，被统治者参与政治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他们不用担心参与政治会危及到自己及其家人、盟友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取舍参与政治，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国事发表建设性的意见，影响政治过程，从而推动政治发展。
第四，政治宽容有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促进政治思想的更新。
一般地说，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产生，都需要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各种政治思想的竞争、发展也只有在宽松的气氛下进行。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深刻最无情，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公开传播的。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大半生居住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他的全部著作都在呼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甚至公开宣扬暴力革命。不仅如此，马克思不只是一般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他的许多文章直接抨击他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和当时的英国政府，但马克思从没因此而受到英国政府当局的司法迫害。 [13]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大力倡导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找准政治治理的症结，找到缓和统治矛盾，维护长治久安的良策。可以说，没有政治宽容，今天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浩如烟海的公开传播的社会主义文献。
参考文献
[1]麻宝斌：《论民主的内在冲突》，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3期。
虞崇胜：《政治文明的境界》，载《学习时报》2003年第4期。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郑传坤：《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刘智峰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414页。
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
《孟子·离娄下》。
[10]刘军宁：《文明即驯化：用宪政驯服统治者》，中国政治学网。
[11]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2] （英）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5页。
[13] 胡岩：《民主的阶级性与全民性刍议》，载《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
联系电话:023-68341980,68334752
政治文明与政治宽容
对大学的认识（思修演讲稿）
高中时期大学是充满好奇,令人向往的.而来到浙大,初次经历了一个月的学习与生活,我渐渐地发现大学并不是一个可以疯玩,轻松自在的.大学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可以努力学习,也可以从此堕落.态度决定一切,在我认为大学应该像高中一样充实,而学习到更全面的知识与能力.
大学时期是一个人最关键的时期,你能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你能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你能参加各种社团培养自己的领导力与组织能力,你能学习自己爱好的各种课程,你能自主分配时间从而达到效率的最大化.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我们再获取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能力于品德的培养,并提高自身的自学能力及再社会中生存的能力.
作为一名学生,学习当然非常重要,但大学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有很大的不同,自主性非常强,课程是自己选的,学习时间是自己分配的,当然课程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在这一个月的学习中,我对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已经有点害怕了,若是上课前不提早预习,老师的讲课我将很难跟上,这样课堂学习的效率就大大降低了.其实大学的所有课程都是一样的,不再是老师带着你走到底,而仅是给们开了个门,深入的学习与思考需我们在课后的自主学习时间多下功夫.此外,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拓宽我们的知识面,不仅仅是学习好专业知识就够了.我们还应该学会利用学校为我们提供的丰富资源.比如说图书馆,那里有很多藏书,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提高自己.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狭隘的知识面会给人很大的束缚,因此对于我这个工科生,多学习人文方面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
已经说过大学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我们要将各方面的能力加以提升，同时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这是为将来走向社会打好基础。平时不能光埋头读书，参加各项志愿者活动以及社团活动，在其中我们能得到在真实社会中的工作经历而犯错误所需承担的代价却远比社会上低，大学是一个难得的锻炼的机会，千万不能在无所事事或死读书中错过。尽管有些工作我们完成有难度，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寻求他人帮助并勇敢面对，积极从中学习，也许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就能用到了。刚来大学我感觉到大学的人更分散了，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班的同学都不经常碰头，一起上课的同学也是偶尔遇到，这与以前同班同学热热闹闹生活的状况有天壤之别，可能自己熟悉的也就高中一起来的和同寝室的了。但这也正是考验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多主动与人交流是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很热情，同时你自己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做一个闷葫芦是很难拓宽自己的人际圈的。
总而言之,大学是自由的,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大学生活,我将用热情与勤奋过一个充实而又意义的4年.
程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性演讲范文
实体上的正义是抽象的、不易把握的，程序是具体的、容易把握的，实体上的正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程序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作为许多程序的组合构成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正义，取决于构成这一制度运行基础的程序。因此，程序是检验正义的标准。
这里的程序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法律上的程序以及以其他形式确立起来的对社会运行具有约束力的程序。包括被法律规范的程序和各种规章制度规范的程序。包括被明确宣示的程序和在实际上起着作用的虽然没有明示但被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包括约束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约束舆论工具运行的程序。程序对实现正义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以至于在法学上提出了程序正义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实体正义的概念。
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了立法者所宣扬的价值取向，也就是立法者宣扬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程序法则规定了实现正义的方法，是立法者制定的对实体正义的保障措施。实体法所宣扬的正义是否能实现取决于程序法是否对它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没有程序法保障的正义只能是镜花水月。判断一个法律制度正义性的标准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如果实体法赋予人们权利而程序法没有提供实现这一权利的途径，那么这是一个不能实现正义的法，它所宣扬的正义是虚假的。程序是正义的载体，没有程序就无法实现正义，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才能得以实现，没有程序保障的正义不是真实的正义。
程序和实体何者更重要？有人认为，没有实体上的正义就无所谓保障实体正义的程序，毫无疑问实体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认为，二者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划分先后次序。应当说，后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共同发展、共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滞后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往往表现为程序正义的发展程度。所以从实践来看，程序的重要性常常要大于实体。
中国的传统观念把实体的正义放在首位，而并不看重程序正义的价值。但由于人们心中通常都有自己对实体正义的标准，而人们对实体正义的看法在总体上往往没有大的差别，所以可以说建立正义的过程主要是建立实现正义的程序的过程，是建设程序正义的过程。因此，轻视程序就是轻视正义本身，所谓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实质是对正义本身的轻视。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和实体上的正义是一体的。就如英美法国家，只是重视程序法的建设，很少关心实体法，在法律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实体上的规定，但是对民众利益的保障却超越了偏重实体法建设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轻视程序法的建设。
程序不仅是保障正义实现的途径，它还是衡量正义的标准，通过对客观具体的程序的研究可以知道在一个社会能够实现多大程度上的正义。程序就像一杆秤，通过对程序的研究能够衡量正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保障程序正义就像制造一杆精密准确的秤，确立起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准。没有程序正义，我们就无法衡量实体正义，也就无所谓实体正义。没有标准会造成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怀疑，没有程序的衡量人们也无法确定身边表面上的正义是否是真正的正义。
在中国，最缺乏的是程序正义，最被忽视的是程序正义，最迫切需要的也是程序正义。我们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但这一先进的实体上的正义思想和制度却缺乏必要的程序来保障。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应当拥有高度的民主，但在现实社会中理想却离我们那样遥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它得以实现的程序。应当说，我们在实体正义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还落后于资本主义，理想和现实在这里脱节。就像构成木桶的一块短木板一样，程序上的缺陷使社会主义的现实远远达不到理论上的发达程度。程序和实体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哪一方面的偏废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为中国确立了高度的实体正义，我们接下来要着重发展的是程序正义的建设。“重实体，轻程序”是对我们工作判断上的失误，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错误的思路畸形发展下去，最终会使人们对实体上的正义也失去信心，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
在程序与实体关系角度上我们谈谈中国的宪法权利问题。中国的宪法在人民的权利方面规定的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权利却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很多人眼里都没有被看作是真实的权利，比如说平等权，比如说受教育权，比如说人身自由，等等。从受教育权的宪法诉讼，到孙志刚案，或者乙肝歧视案，这些事件都是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事例，但是由于在程序上没有建立宪法诉讼的制度，这类事件发生后，权利受侵害者无法通过一条正常、有效的途径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是在其中的一些事件被媒体披露得到社会广泛重视后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或者说在权力的干预下得到解决，而更多的被侵犯宪法权利的人依然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缺乏程序保障的宪法无法成为人民保障自己利益的武器，依据宪法建立起来的人民的权利也就成为没有保障的权利。
在程序上要保障人们对任何侵犯自己利益的行为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不应在不必要的方面限制人们的诉讼权，这是在法治社会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人们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得到保障，这才能够使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成为真实的权利。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本源，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行为都是无效的，任何阻碍宪法权利得以实现的规定也都应当也必然是无效的。宪法规定的权利无论有没有程序方面的具体规定，人们都有权据以要求得到法律的保护。宪法诉讼制度并不需要通过专门的法律来建立，而应当是宪法建立之后就自然存在的。任何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人们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得到保障，这就自然建立了宪法诉讼制度，而不需要再去制定其他法律规定哪些宪法权利可以受到法律保护，哪些宪法权利暂时不予保护。这种法律如果存在，就是对宪法的侵犯，是对宪法的嘲弄，是违反宪法的法，也是非法的法。
我们在学习宪法的时候，都学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权利是最广泛的、最真实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是对社会主义的侮辱。大力发展中国的程序制度，使中国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衡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会发展到它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程度，也自然会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健康长远发展的保障。必须放开对民众诉讼权利的限制，使每一个公民可以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维护法律的充分实施。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让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参与到维护自身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宪法的实践中去，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会迅速而健康的发展。
尽管程序的发展程度往往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程序与实体的关系毕竟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实体对程序的发展能够起到加速抑或是延缓的作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实体上有了最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在程序建设上还远远滞后于实体上的发展，但是在实体上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促进下，中国的程序建设会有较其他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暂时的落后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只要加强程序也就是制度建设，中国一定会建设成为民主、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
王春峰：[email protected]
程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演讲稿范文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那种忽视公民权利、过度挤压公民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空间的“和谐”是不稳定的，也无法持久，其结果只会导致最终的不和谐。 随着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文明的发展，一种制度性的内在和谐才真正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民主意味着人人都是平等，人人都可以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民主意味着人民可以通过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来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实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众的参政议政，实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护，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或者说，和谐社会才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道德根基。这充分说明，民主是和谐的源泉，是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元素。
正因为如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夯实民主的根基。关键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不断拓展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空间，扩大和加深对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因为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人民在历史发展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尊重和承认，是社会具有活力和动力的无尽源泉。为此，我们必须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各项民主制度，不断扩大并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上的基础和保障。
二是强化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建立起合理、设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只有通过改革将政府转变成一个公开、透明、负责的法治政府，才能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的前提下，来依法有效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管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政府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愿的法制权威。
三是倡导和弘扬法治精神，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法治是社会调整摆脱任意性和特权，形成稳定协调、运转有序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保障。
社会主义荣辱观演讲
社会主义荣辱观演讲
社会主义荣辱观演讲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好！
很高兴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代表反贪局侦查二处参加这次演讲活动，和各位高手过招，共同畅想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有关荣辱观念的时代话题。原创：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阵地，我的责任。
我是一名军队转业干部，在军营完成一项任务，就好比守住了一块阵地，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前半部分它是一个代名词，是生命所在。后半部分则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只要你用心浇灌，它就会放出绚丽的光彩。今天在大家共同学习“八荣八耻”的时候，我把“阵地、责任”搬上了演讲台，我要大声地告诉人们，在我的阵地，就是我的责任，我绝不推脱！院荣我荣，院辱我耻。然而，当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迷恋物质，而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荣辱观念的时候，3月4日也就是全国人民学雷锋日的前一天，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学习号召，我想，这个学习号召应该可以回答前面那个巨大的问号了，责任，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记得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二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原创：难道不是吗？当我们深夜人静的时候去抬头仰望那浩瀚的星空，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震撼，震撼于大自然的伟大，以及我们自身的渺小。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拒绝责任，选择逃避，也不是让我们在危难来临的时候，天可能快要塌下来的时候，想要说，有高个的，还显上我矮个的吗？我着急什么呀！为了市院的荣誉，和你内心深处不朽的高尚，去挑起属于你的那份责任。听到这里，有人会说了你讲了这么半天，都是些什么高尚呀，责任呀，是不是离我们的检察事业有些太远了？那好，来听一个故事吧！
20xx年2月26日本溪市桓仁县有一位老人走完了他76个春秋离开了他的亲人，在他身患绝症做手术期间，他生养的儿子只回去探望一次，时间就是那么一瞬一周很快过去，不是他儿子不想回去而是他觉得身上的担子与责任，俗话说：忠孝难两全，为国尽忠，难以为父母尽孝。这句话正是他顾大家舍小家的一个真实缩影，他就是我们反贪局侦查二处的徐兆年同志。朋友，勇敢地扛起你肩头那面写着“责任”二字的大旗，也许它曾经一直躺在你的脚下，我相信你只是一时将它忘记，现在，当你拍拍上面的灰尘，将它重新拾起的时候，你就不再孤单。我们都会为你加油！因为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光荣。还有6个月，我们就将迎来省院对我们市院工作的两大考评，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为我们朝阳市院年度考评取得好的名次干杯！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每天的生活对于我们而言是平凡的，做不好这一个个平凡的小事，哪来你成功的喜悦。今天我们所要学习，提倡“八荣八耻”从表面上看也不过112个字而已，而这112个字背后的东西还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求索。
今天我站在这里，也许没有讲很多深刻的道理，我只是试图从一个检察干警的视角去重拾“责任”的背囊，去品评这个我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世界。因为，我始终相信在我们检察事业中没有什么东西可轻易把人打动，除了，责任的力量。我想只有尽到“责任”，才振“检察事业”之兴！
谢谢！
程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性
/ 实体上的正义是抽象的、不易把握的，程序是具体的、容易把握的，实体上的正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程序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作为许多程序的组合构成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正义，取决于构成这一制度运行基础的程序。因此，程序是检验正义的标准。
这里的程序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法律上的程序以及以其他形式确立起来的对社会运行具有约束力的程序。包括被法律规范的程序和各种规范的程序。包括被明确宣示的程序和在实际上起着作用的虽然没有明示但被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包括约束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约束舆论工具运行的程序。程序对实现正义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以至于在法学上提出了程序正义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实体正义的概念。
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了立法者所宣扬的价值取向，也就是立法者宣扬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程序法则规定了实现正义的方法，是立法者制定的对实体正义的保障措施。实体法所宣扬的正义是否能实现取决于程序法是否对它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没有程序法保障的正义只能是镜花水月。判断一个法律制度正义性的标准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如果实体法赋予人们权利而程序法没有提供实现这一权利的途径，那么这是一个不能实现正义的法，它所宣扬的正义是虚假的。程序是正义的载体，没有程序就无法实现正义，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才能得以实现，没有程序保障的正义不是真实的正义。
程序和实体何者更重要？有人认为，没有实体上的正义就无所谓保障实体正义的程序，毫无疑问实体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认为，二者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划分先后次序。应当说，后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同发展、共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滞后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往往表现为程序正义的发展程度。所以从实践来看，程序的重要性常常要大于实体。
中国的传统观念把实体的正义放在首位，而并不看重程序正义的价值。但由于人们心中通常都有自己对实体正义的标准，而人们对实体正义的看法在总体上往往没有大的差别，所以可以说建立正义的过程主要是建立实现正义的程序的过程，是建设程序正义的过程。因此，轻视程序就是轻视正义本身，所谓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实质是对正义本身的轻视。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和实体上的正义是一体的。就如英美法国家，只是重视程序法的建设，很少关心实体法，在法律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实体上的规定，但是对民众利益的保障却超越了偏重实体法建设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轻视程序法的建设。
程序不仅是保障正义实现的途径，它还是衡量正义的标准，通过对客观具体的程序的研究可以知道在一个社会能够实现多大程度上的正义。程序就像一杆秤，通过对程序的研究能够衡量正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保障程序正义就像制造一杆精密准确的秤，确立起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准。没有程序正义，我们就无法衡量实体正义，也就无所谓实体正义。没有标准会造成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怀疑，没有程序的衡量人们也无法确定身边表面上的正义是否是真正的正义。
在中国，最缺乏的是程序正义，最被忽视的是程序正义，最迫切需要的也是程序正义。我们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但这一先进的实体上的正义思想和制度却缺乏必要的程序来保障。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应当拥有高度的民主，但在现实社会中理想却离我们那样遥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它得以实现的程序。应当说，我们在实体正义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还落后于资本主义，理想和现实在这里脱节。就像构成木桶的一块短木板一样，程序上的缺陷使社会主义的现实远远达不到理论上的发达程度。程序和实体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哪一方面的偏废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为中国确立了高度的实体正义，我们接下来要着重发展的是程序正义的建设。“重实体，轻程序”是对我们工作判断上的失误，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错误的思路畸形发展下去，最终会使人们对实体上的正义也失去信心，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
在程序与实体关系角度上我们谈谈中国的权利问题。中国的宪法在人民的权利方面规定的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权利却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很多人眼里都没有被看作是真实的权利，比如说平等权，比如说受教育权，比如说人身自由，等等。从受教育权的宪法诉讼，到孙志刚案，或者乙肝歧视案，这些事件都是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事例，但是由于在程序上没有建立宪法诉讼的制度，这类事件发生后，权利受侵害者无法通过一条正常、有效的途径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是在其中的一些事件被媒体披露得到社会广泛重视后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或者说在权力的干预下得到解决，而更多的被侵犯宪法权利的人依然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缺乏程序保障的宪法无法成为人民保障自己利益的武器，依据宪法建立起来的人民的权利也就成为没有保障的权利。
在程序上要保障人们对任何侵犯自己利益的行为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不应在不必要的方面限制人们的诉讼权，这是在法治社会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人们 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得到保障，这才能够使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成为真实的权利。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本源，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行为都是无效的，任何阻碍宪法权利得以实现的规定也都应当也必然是无效的。宪法规定的权利无论有没有程序方面的具体规定，人们都有权据以要求得到法律的保护。宪法诉讼制度并不需要通过专门的法律来建立，而应当是宪法建立之后就自然存在的。任何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人们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得到保障，这就自然建立了宪法诉讼制度，而不需要再去制定其他法律规定哪些宪法权利可以受到法律保护，哪些宪法权利暂时不予保护。这种法律如果存在，就是对宪法的侵犯，是对宪法的嘲弄，是违反宪法的法，也是非法的法。
我们在学习宪法的时候，都学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权利是最广泛的、最真实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是对社会主义的侮辱。大力发展中国的程序制度，使中国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衡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会发展到它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程度，也自然会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健康长远发展的保障。必须放开对民众诉讼权利的限制，使每一个公民可以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维护法律的充分实施。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让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参与到维护自身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宪法的实践中去，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会迅速而健康的发展。
尽管程序的发展程度往往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程序与实体的关系毕竟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实体对程序的发展能够起到加速抑或是延缓的作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实体上有了最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在程序建设上还远远滞后于实体上的发展，但是在实体上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促进下，中国的程序建设会有较其他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暂时的落后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只要加强程序也就是制度建设，中国一定会建设成为民主、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
王春峰：[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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