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任务”应置于法律之下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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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纸披露，江西省丰城市为了建设所谓的“形象工程”-------新城区而非法征地，并以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发出通知，强迫全市的各单位及全体市民融资1亿元。通知特别要求各单位“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与上述行为类似的更不胜枚举：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去公款追星，修建大而无用的广场，强迫干部群众买房、购物、捐献、集资，强行拆迁……
由特地强调的“政治任务”的话，可以推测，各地的官员将非法征地以及强迫干部群众融资等行为要么真的当作了“政治任务”；要么想当然的以为任何非法的勾当披上了“政治任务”的外衣就显得非常神圣、非常正确、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足以对抗法律。
何谓“政治任务”？我们先分别来看“政治”和“任务”的含义。“政治”指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或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任务”指交派的工作。因此，“政治任务”，简单的讲，是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实现治理国家、实现政党、集团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做的工作。
所以，非法征地以及强迫干部群众融资等上述非法行为不能认为是“政治行为”。各地的官员将“政治任务”当作一个箩筐或遮羞布，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建设政绩工程，以“政治任务”的名义逾越、践踏法律，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退后一万步讲，即使实施上述行为是完成真正的“政治任务”，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为所欲为。
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把某一项特别是紧急性或临时性任务称为“政治任务”，比如“防治污染”、“保护文物”、“关心教育”、“房屋拆迁”、“抗洪”、“献血”、“防震抗灾”、“抗击禽流感”、“抗击非典”、“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等。准确地讲，以上都不是“政治任务”而是法律（此处的法律是广义上的法律）赋予政府或公民的职责。“防治污染”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保护文物”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心教育”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房屋拆迁”是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抗洪”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献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防震抗灾”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防治禽流感”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抗击非典”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安置复员退伍军人”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不过或许是出于“政治任务”至上的考虑，地方或部门领导也可能的确是为实现一个合法、合理的目的，却首先不是考虑如何依法行政，而是运用所谓落实“政治任务”的方式，肆意采取违法的途径来开展工作。自以为目的正确或合法，手段和程序一定也是合法的，认为“政治任务”是抗拒法律的“护身符”。
然而，“政治任务”无论如何不意味着舍弃民主，不意味着可以不遵守法律，也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责任而肆意妄为！
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制订、落实“政治任务”理应发扬民主而不是压制、取消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因此，我们若要建设社会法治国家，则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行为包括任何“政治行为”都毫无例外，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不得凌驾于其之上，所有违法的行为包括违法的“政治行为”应一律依法予以追究，而不能逍遥法外。
“政治任务”应置于法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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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法律权利否定政治权力演讲范文
在关于某企业用“资本家”这个概念注册企业名称的讨论中，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法律权利上的自由，永远不能否定国家性质决定的、宪法确认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具体到这个案例，就是企业在注册名称时，即申请人行使自己的民商法的权利时，不能忽视以至否定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政治性质；“资本家”这个概念在我国是有特定含义的，且与我们政权性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相矛盾。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地都要维护本国利益，尤其是政治权益；而能代表本国利益（权益）的标志，既有物质产品，又有精神的、文化的产物；比如美国，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精神，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在世界上打造其“大国沙文主义”、“世界警察”的形象；但是，美国人、美国的企业，在国内决不会用企业的民商权利与本国的政治权力相抗衡。民商权利只有被侵犯了，才有资格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获得保护的权利。
我们有些人，以为改革开放至今、建设市场经济了，就可以与“国际接轨”了，就可以不要政治方向了；以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就是“民商权利的行使，就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做”；我以为，持上述观点的人是否应当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法律是谁制定的？我国的法律只能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我国的法律首先维护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公民、企业的权利也是在与我国的政治制度不矛盾的大前提下。
“资本家”一词作为历史的记载、一个抽象名词、一个类概念，不能作为某一个企业的具体名称，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的法律精神上，可以没有争议，但看了网友们的一些观点，真感到遗憾：社会主义中国公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为什么不保留点儿我们应有的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敏感性？不要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就是“世界大同”的一个上层建筑了；以美国为首的、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别有用心的“国际友人”，一直希望中国内部有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建设”中国，借用“文革”中的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进行经济建设中也有政治斗争！行使私权利不能违背、抵制公权力！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权利与政治权力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
权利永远要受到义务和责任的制约，更要受制于政治权力！
不能用法律权利否定政治权力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演讲范文
2000年9月28日 13:38 刘星
著而有定者，律之文；变而不穷者，法之意。 (1)
民国那阵儿，学者费孝通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文字下乡》。在这篇文章里，费先生说过这段话：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 ? 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汽车夫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2)
这段话极有意思。费先生用一种巧妙的解构方式，颠覆了不少人具有的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的“愚智对立”观念。更为有趣的是，费先生告诉我们，城里人和乡下人各自的想法是一类知识的区别，而不是智力高低的区别。城里人有自己的知识传统，而乡下人也有自己的知识传统。
说来，在文化语境中，前述那类自觉高人一等的“城里人视界”蛮多。在法律圈子内，随着专业化、职业化、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膨胀，“法律知识”把持者，似乎也或多或少有了“城里汽车夫”的脾气。不过，虽讲这等把持者多“懂得法律”，但在一关键的法律实践活计上，人们照样可以适用费先生的解构策略。这一活计便是“法律解释”。
在本文中，笔者借用一个法律实例作为叙事平台，先说明“法律解释”的纹路，次之说明其中的“暗道机关”，然后，再看看何以能够套用费先生的解构策略。最后，说说接下去的理路思绪是什么。
一
法律解释，在这里，大体是指对法律文字作个说明。法律文字这东西有个毛病。它是普遍性的，不会瞄着具体人物说个“法律命令”，也不会盯着具体事件讲个子丑寅卯。这样，“普遍性”的文字和社会具体对象之间，时时不能丝丝入扣。
看实例。
前两年直到眼下，出现过所谓的“私家打假现象”。这类“打假”，蛮有意思。第一，打假者以“消费者”名义，知假买假，然后搬出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非要卖假者双倍赔偿。而那条法律文字恰好说，只要经营者卖出了“假”产品，消费者便可以没商量地要求双倍补偿。第二，打假者常常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仅在一区、一市、一省来回折腾，而且时时跨省穿梭出击。但是，他们终究全然不和质检“官府”相互通气儿、共同打假，倒是每每“暂”借“官府”质检图章，获得索赔的结实证据，然后，转向商家“要钱”进账。第三，此类打假，商家极为头痛，而平民百姓大多则是雀跃欢呼，尤其那些曾饱受假劣产品坑害的小民，更是拍手称快。第四，另有旁人说，这打假，本身就是“假”，因为不是为“消费”去买消费品，而是为了双倍进账才动手的，其动机，居心叵测，在道德上更是一准儿和“知假卖假”同样可恶……
现在，可以清楚地发现，第 49 条法律文字需要解释。
怎样解释 ?
有人说，别将“消费者”这词儿限定得那么死，硬说它指自我消费者。相反，咱们应该大方地解释该词，要高瞻远瞩、放眼全国，在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背景里来理解这词的意思。大多数消费者喜欢打假，而官府打假举措，说来已有多年，却迟迟不见殊效，私家打假无形中帮了大忙，使卖假商家诚惶诚恐。这使假劣产品的蔓延受到了扼制。对此，小民高兴。如此，将“知假买假打假者”说成“消费者”，便可使其获得双倍赔偿，而双倍赔偿的激励，便会更为鼓励打假运动。最后，得益的终将是大多数消费者。这般解释“消费者”蛮舒服，而且，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人说，不成。法律文字的解释要钉是钉、铆是铆。第 49 条的“消费者”就是“自我吃掉 ( 食品 ) ”、“自我使用 ( 餐具 ) ”之类的人物。除此便是另有图谋的人士。买东西送人，或者买了存而不用，都不属严格意义的“消费”，由此，更别说“知假买假打假”了。除此之外，观看一个“法律事件”，不单要看与其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文字，而且要瞧“周边相关法律的条文文字”。这是说，有时，看似有关的法律文字兴许不能管用，而其他“稍远”的法律文字则可派上用场。那第 49 条不太顶用，可是，《民法通则》里的文字可以发威。《通则》文字说，买卖东西时双方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如果不真实，买卖行为算是瞎忙了。专业词汇说：“这叫无效民事行为”。知假买假者购买假劣商品，显然没有“真实”的买意，没有买意还去交易，便是法律上的无效操作。无效操作的结果则是双方返还原物。这里，依然没有“知假打假者”捞取便宜的地方。
或者，不是单看直接的法律文字，也不是单看周边的法律条文文字，而是直指法律“实质”，追觅法律的原则、精神，或者立法原意一类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解释方法。
大抵可以发觉，这些“解释”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平民式”的法律话语释放，一类是“法学精英式”的法律话语释放。
“大众平民式”的法律话语，随意、常识、开放，并时而带有情绪化。它对法律文字的态度可说“潇洒”。在“知假买假”案子里，这类话语不会死咬法律条文的干巴字眼儿，也不会太在意法律本身的原则、精神、立法原意之类的“大东西”。换句话说，它不会，而且也不太希望在法律的“内在秩序”之中转来转去。相反，它的叙事出发点，倒是民众的现实需要。它以为，“法律地盘”应该扩张，法律家族谱系大体也应无限。因为，法律的目的不在法律，而在其外的大多数民众意愿。
反过来，“法学精英式”的法律话语则是“刻板”、专业、拘谨了。它时时是理性化的。就“知假买假”而言，它乐意或者习惯于在法律的“内在秩序”之中兜来兜去，要么死扣字眼，要么搜寻其他条文，要么探察法律原则、精神、立法原意，等等。这是“学科知识”紧箍咒的控制结果。此类精英话语认准，法律应该画地为牢，法律家族的谱系，也应有始有终。
二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有何不妥 ? 对“知假买假”，人们就法律文字争得天翻地覆，精英话语的解说，不正可以显露权威、一言九鼎 ?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乃至法学都是“职业性”的，就像医疗和医学一样，它们可以充作“专业”上的指路明灯。由此，为啥不能像病人求医一样，将法律上的糟心事儿或难事儿交给精英话语的操持者，让其诊断一二，开个药方 ?
这些是人们最为容易提出的问题。
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法学专家，都说精英话语式的解释理所当然。他们以为，在法律“内在秩序”之中来回穿梭，就“法治”而言，乃是不能丢掉的“万变不离其宗”。而对比来看，大众话语式的各类解释则是旁门左道了。如果有人听从那些解释的意见，便是似乎有些患病去寻江湖巫医的意思，全然属于误入歧途。
这类看法，犹如前面提到的一准儿认定城里人是个“智”、乡下人是个“愚”，将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奉为了“解释的知识贵族”，而且断定，那类解释具有“正当性”。
现在，瞧瞧这看法的毛病。
法律解释的意见，如果想要成为真“智”，或者具有“正当性”，在法律的语境中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和法律文字捏攒者的原来意思相契相合。这里有层关系需要道来。
法律解释符合原意，这可说是“政治道德” (politicalmorality) 的基本要求。现代人们已经咬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开是天经地义的。立法者只管“书写”文字，司法者只管“执行”文字。这样，才会避免政治学时常唠叨的“专横跋扈”——专制。同时，司法者还要尊重立法者，凡事要唯“立法原意”是举，不能自作主张。当法律文字不太“清楚”时，更要如此。眼下，出现了解释麻烦，司法者不去追觅法律文字“书写者”的原意，而是“另辟蹊径”，我行我素，这便等于司法者自己“既扮钦差又当皇上”，将立法权和司法权偷偷地共同按在了自己帐下。此等作为，和“书写者”自己书写后再去自己执行，殊途同归，或说同为专制。落在咱们第 49 条上，可以认为，解释者在这条意思上“自作主张”，便等于是断案过程中新立了“另一第 49 条”，这是既司法又立法，叫人不堪忍受。
显然，这层关系预示，要想标榜自己的解释具有“正当性”，则必须证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释方法，只要不能衔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没有“正当性”。
三
然而，能否找到这个原意 ?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们的讨论就此应该打住。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们便会摸向费先生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解构路标。
可以认为，至少能够搜寻两个理由，表明这个“原意”极为可能无法找到。先说头一个。“原意”，大体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图”。此处的“意思”或“意图”，是个心理学的词语，它们在示意个人心里想啥琢磨啥。打这点出发，在和某人对话时，咱们自然可以反复盘问这人说话的“本意”，从而挖出他 ( 她 ) 的心理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立法机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组成的一个实体。讲一伙人想啥可不同于说一个人想啥。此外，人们显然不易像盘问个人一样，追问立法机构的意图。当然，如果一伙人会像一人一样思想行动，倒也未尝不可去讨个“立法机构意图”。问题是，一伙人时常不会像一个人那样众口一辞、“说一不二”。在“书写”法律文字的时候，情形更会如此。立法机构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签署者和公布者，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样，“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更为吃紧的是，对“知假买假”这类事情，立法成员“书写”法律文字 ( 比如第 49 条 ) 时兴许连想都未想过。
再说第二个。法律文字是个“文本”。而对“文本”，有个“主观”的解释。“主观”是说解释者头脑里有自己的“前结构”，“前结构”包括了“知识状态”、“价值偏见”、“叙事立场”……等等。这类前结构，在不同人那里，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从而操纵左右了解释者的解释。对法律文字是这样，对找到的所谓“意图”那玩意儿，同样如此。就第 49 条文字来说，有人可讲，那里边的“意图”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啥叫“保护” ? 怎样才算“保护” ? 人们找到的“意图”，也需用文字来表述，而凡是用“文字”来表述的东西，难免遭遇解释者“前结构”的翻弄把玩。于是，假如宣称找到了一个“立法意图”，谁能确保这“意图”是立法者的，而不是解释者自己的 ?
通过这两点理由，当然可以发觉，第一，也许我们时常设想的法律“书写者”在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意图遗迹这一情形，多半就是“假设”的。因为，殊难证明遗迹的存在。解释者终究面对的是“文字”，而不是“书写者”讲述的“自己的想法”。第二，作为司法者的解释者，天天都会遭遇解释烦恼，这在法律实践中已是人人皆知。在理论上，他可以日日请示“书写者”，问问在“知假买假”上，“书写者”有何心思。可是，真想这般操作，需要无法计量的成本资源，接下来还会耽搁许多需要即时解决的纠纷或困扰。还有，尤为关键的是，日日请示又会神差鬼使地慢慢叫“书写者”既成为“书写者”，又成为“执行者”，这最终又将撮成两权 ( 立法权和司法权 ) 合一的“专制”。所以，在解释法律文字时，自然不能像两人对话那样，其中一人可以不断通过追问去“抓”另一人的说话“原意”。
由此说来，解释一定是解释者自己的份内事儿。而且，做份内事儿时如何鞠躬尽瘁，解释者依然是无法寻觅“立法意图”。寻觅不到“立法意图”，解释的“正当性”永远悬而未决。
再瞧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通常来说，那种话语，喜欢在“法律文字”的严格意义、相关法律条文、原则或者精神之类的东西之间转来转去。当然，它也喜欢甚至最为乐意在“立法意图”上，究个一二。但是，上述一番解说已经表明，除了追寻“立法意图”之外，其他解释方法都是欠缺一个“正当性”。而“立法意图”，又是一个显露“斯芬克斯之谜”的奇怪精灵。
现在，可以大致断言，在法律解释“正当性”的问题上，并未显出精英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智”，而大众话语式的解释是个“愚”。在“知假打假”的案子里，两类法律解释无所谓高低，人们更是没有理由认为，法学精英的套路一准就是体现法律正当性的当家权威。
四
在本文开头，笔者提到了费先生的解构策略。在费先生的笔下，城里人的“懂”与乡下人比来比去，难说前者是“智”，后者是“愚”。而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中，我们也能发现，人们习惯以为的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也难说是高出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一截。如此，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在“知假打假”那类引起争议的案子里去说：随意、常识、开放而且时常带有情绪化的“百姓的法律解释”，注定是“愚”的，或者错误的。当说百姓家常式的法律解释远离法律的立法原意，故而是“愚”的，也就等于在说，精英专业式的法律解释偏离那原意，因而也是“愚”的。实在来讲，不能认定谁更能贴近立法原意。毕竟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才是一个“正宗”。
我们将这里的理路引申。
在《文字下乡》这篇文章中，费先生有点这个意思：如果城里人一准咬定自己是“智”，乡下人是“愚”，那么，在文化上，城里人可能便会强行贩卖自己的知识产品。这个结果，有时是无益的，有时是无理的甚至是霸道的，进一步的结果，还可能破坏了乡下人原有的利益。
在法律解释中，类似的情形可能也会出现。就“知假买假打假”的事件来说，如果认准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就是将精英话语的知识产品，强加于了大多数平民百姓。而当那类知识操纵的解释无法证明自己代表了“立法原意”，其更是在法律上，树立了无理的霸权。
还有更为打紧的问题。
我们都在警惕一个东西：不能让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说叫前者站在后者头上。因为，这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专制”正是暗藏其中。人们制定法律，初衷之一就是防止专制，就是尽量避免少数人耀武扬威。起码，在民主社会中，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念叨的政治理想。现在，在法律解释中，让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获得了“领导权”，这是否有点不自觉地将少数人抬上了社会权力的上端 ? 不应忘记，在中国，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的拥有者，就像城里人一样，通常是些“少数人”。在“知假买假打假”的争议中，这也是蛮清楚的。如此，在法律解释中，放任法学精英式的“知识状态”，放逐大众平民式的“知识状态”，有时是否等于在前门赶走了专制者，在后门请回了专制者 ?
自然，当试图推进法治构建的时候，法学精英应该引导平民大众。谁也不会否认，法学精英可以传播法治知识，带领百姓步入法治天堂。但是，制定出来的法律文字总会出现“解释的困惑”。在“知假买假”那类争议事件中，人们会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来相互张扬、对抗、抑制。此时，法学精英知识的把持者应该反省自己的叙事立场。而位居至关重要的审判席上的“解释者”，更应注意各类解释背后的利益意愿，不应像城里人习惯的那样，手持法学精英的知识，盛气凌人，甚至抛弃丢掉大众平民的真正意愿和利益。
如果还引申的话，那么，我们似乎还可认为在法律解释的活计上，不仅法学精英式的话语释放和大众平民式的话语释放是平等的，有时，我们更应让后者“领导”前者。因为，出现了法律解释，就是出现了“法律争议”，而“法律争议”正像政治争议一样，需要大多数人的“民主解决”。如此，不仅在制定法律文字之前需要“政治民主”，而且，在法律解释之中需要“法律民主”。毕竟，“民主”这一正当性根基，是不能丢掉的。
注释：
(1) 傅霖语，见沈仲纬：《刑统赋疏》。
(2) 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载《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4卷，上海书店1991年版。
刘星，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等。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柴静《穹顶之下》演讲稿全文
《穹顶之下》是一部时长103分钟的纪录片，由前央视著名主持人、记者柴静自费拍摄，聚焦雾霾及空气污染的深度调查，主要针对什么是雾霾、它的形成及解决出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以下是演讲稿网的小编为您搜集整理的关于《穹顶之下》柴静演讲稿全文，供参考阅读。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2013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2013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
沈阳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
成都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
兰州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
石家庄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2009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
11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2014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穹顶之下》柴静演讲稿全文
2月28日，柴静《穹顶之下》视频铺满朋友圈，继duang和裙子颜色后成为社交媒体刷屏帖，但这一次，网友的点评却是走心和动情的。这部继承了资深记者道义良心，普通母亲社会责任的雾霾记录片，深深震撼了中国人的心。以下是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的小编为您搜集整理的关于《穹顶之下》柴静演讲稿全文，供参考阅读。
雾霾之上，穹顶之下，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XX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XX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XX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XX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
沈阳XX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
成都XX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
兰州XX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
石家庄XX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XX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XX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XX年。
XX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XX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XX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哪儿?XX年这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
熊跃辉(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原华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能取缔的了吗?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10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华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尴尬的不止环保部门，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车多就污染吗?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吨。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随机抽查一辆车)
司机：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司机：没有，基本没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绿标。
司机：国三。
柴静：是哪儿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对不对，咱只是买车的。
李昆生(北京是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在夜里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iv车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XX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
丁焰(环保部车辆污染研究处主任)：当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丁焰：但是实际上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业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调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韩国：环境部;日本：日本环境省;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与能源部;加拿大：环境部;欧洲标准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使，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老板：大气防治法?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
借鉴经验，创造未来：英国美国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发现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元。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 murlis(英国伦敦前环保督察员)：每一个煤矿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买违法的燃料。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停，又一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e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开放市场，才能有更清洁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开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重返蔚蓝地图，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XX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
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 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绍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希望《“政治任务”应置于法律之下演讲范文》一文能帮助您解决关于2024“政治专题演讲”相关的问题，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