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母公司在中国建立“投资公司”的法律问题演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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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1
二、“投资公司”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形式 2
三、投资公司的设立方式 3
四、成立投资公司的条件 3
五、投资公司设立的程序 5
六、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 6
七、投资公司的机构与解散 9
八、结语 13
一、导论
由于在中国大陆设立代表处（representative office）不能使大型公司或企业完成其经济目标，因为根据《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仅容许从事非直接经营性活动。比如仅能代表该企业进行其经营范围内的业务联络、产品介绍、市场调研、技术交流等业务活动，所以大型公司往往通过在经济特区设立子公司或者分公司来解决一系列经济与法律问题。
在中国除了不少外资企业 设立三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与独资企业）外 ，按照2003年7月10日后生效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7条的规定，澳门地区（包括港台地区）的投资者在大陆还可以设立“投资公司”。以往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解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二）》、《关于修改<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及其补充规定的决定》规定在2003年7月10日后同时废止。
二、“投资公司”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形式
按法律规定的定义，投资公司系指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问题是投资公司在法律上是什么样的公司。从外表上看，它可以是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由于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指持有其它公司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并对其实行控制的公司。控股公司近似母公司，两者在控制股份上相同，但是，控股公司必然是母公司，而母公司不一定都是通过股权持有对子公司实行控制。由于外国投资者（包括澳门投资者） 在中国设立的投资公司往往是有控股性质的公司，所以称他为控股式母公司比称为“投资公司”为好。但是控股公司又可分两种：一种为纯粹的控股公司（pure holding company），其设立目的是为了掌握子公司的股份并对其控制；另一种为混合控股公司(holding operating company)，它除了控制公司的经营活动外，还自身从事经营活动。从《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中对经营范围的规定来分析，这种“投资公司”是一种混合控股公司。
而这种混合控股公司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第2句规定仅能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也就是说除了有限责任公司，不能采取其它的企业或公司等形式。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第1句第1种与第2种情况，此种投资公司可以是独资的或合资的形式, 也就是说，此种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是仅具有一人股东的或有多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三、投资公司的设立方式
首先，按照此规定的第11条（1）可以看出四种可能设立的方式：a) 外商直接单独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b)与其它外国投资者共同投资；c) 与中国投资者共同投资； d) 与其它外国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共同投资。
其次，可以通过事后设立的方式建立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合资的有限责任“投资公司”。也即，其它形式的外商企业也可以通过股权的安排事后按上述的方式设立。投资性公司也可以将其投资者或其关联公司及其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的企业的股权部分或全部收购（比如将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全部买下，也即:Mantelkauf），以便独立或另设其它投资公司。
再次，是通过托管的形式来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比如一人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人或多人成立一个一人公司，然后将公司的资本转给委托者。这种情况在国外是经常使用的。在中国还在实践阶段。但这里的问题是：按澳门民法典第232条和按德国民法典第117条规定，这种做法是否是一个对托管者而言无效的虚假的交易呢？本人认为，由于这个“稻早人”（托管者）按托管合约须将所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均转给幕后者。所以，对幕后者而言这个公司成立合同可以不认为是德国民法典第117条意义上的虚假的交易。由于中国的学理与判例的解析往往以德国法学理论为基础，加上德、葡、中国大陆与澳门特区同属一个法系，很多地方也继承并受到德国的法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因而对此的看法大同小异。
四、成立投资公司的条件
成立外商投资公司的条件是：
1、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申请前一年该投资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四亿美元，且该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超过一千万美元，并有三个以上拟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已获得批准。
或者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该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十个以上从事生产或基础设施建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超过三千万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应为一家外国的公司、企业或经济组织，若外国投资者为两个以上的，其中应至少有一名占大股权的外国投资者符合上述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 。符合上述第1款与第2款规定的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名义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一人公司）。但是，以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名义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其母公司须向审批机关出具保证函，保证其子公司按照审批机关批准的条件完成对所设立的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的缴付，并保证该投资性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时的注册资本的缴付和属于该母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的技术转让。
2、中国投资者与外方合资设立投资性公司的，中方应为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申请前一年该投资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
3、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三千万美元。
4、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外国投资者符合上第1点中1-2款的规定条件的，该外国投资者须向审批机关出具保证函，保证其所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时注册资本的缴付和属于该外国投资者或关联公司的技术转让。
5、其它需要注意的设立条件为：
a)外国投资者须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其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或因转股、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中国投资者可以人民币出资。外国投资者以其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出资的，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完税凭证。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缴清。
b)、 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中至少应有三千万美元作为向其投资 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资，或作为向其母公司或关联公司已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已依法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手续）未缴付完毕的出资额的出资，或增资部分的出资，或用于购买中国境内内资公司股东的股权。
c)、 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三千万美元，其贷款额不得超过已缴付注册资本额的四倍。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美元，其贷款额不得超过已缴付注册资本额的六倍。投资性公司因经营需要，贷款额拟超过上述规定，应当报商务批准。
五、投资公司设立的程序
程序上分为两部分：
第一、投资者应将下列文件经拟设立投资性公司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外经贸部门初步审核同意；
第二、 商务部审查批准。
具体需要提交的文件有：
（一） 设立合资的投资性公司的项目建议书、投资各方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设立独资的投资性公司外国投资者签署的项目建议书、外资企业申请表、可行性研究报告、章程；
（二） 投资各方的资信证明文件、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 外国投资者已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复印件）；
（四） 依法审计的投资各方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
（五） 依据本规定第五条应提交的保证函；
（六） 商务部要求的其它文件；
上述文件除已注明为复印件的，一律应为正式文件。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应出具法定代表人的委托授权书。委托依法设立的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申请手续的，应出具由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授权书。
六、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
首先可以将投资公司经营的业务规定分为：1、投资公司成立后一般许可的经营范围；2、投资公司营业后，经申请后扩大的经营范围； 3、投资公司禁止的经营范围。
（一）、投资性公司许可的经营范围
1、 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2、 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 提供下列服务：
1）、 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2）、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
3）、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
4）、 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3、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4、 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
5、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投资性公司可向其所投资设立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6、投资性公司可以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持有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资性公司也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持有境内其它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资性公司应视为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起人或股东 。
（二）、投资公司营业后，经申请后扩大的经营范围
投资性公司设立后，依法经营，无违法纪录，注册资本按照章程的规定按期缴付，投资者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额不低于三千万美元且已用于其所投资企业的投资的，投资性公司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外经贸部门审核同意，向商务部提出申请（需报送的文件有： 投资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正本；投资性公司董事会决议正本；修改后的投资性公司章程正本；投资性公司的批准证书的复印件、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正本；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所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正本），获批准的，还可依其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经营下列业务：
1、 受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开展下列业务a、在国内外市场以经销的方式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b、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运输、仓储等综合服务。
2、 以代理、经销或设立出口采购机构的方式出口不涉及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国内商品；
3、 购买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外销售，如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完全满足系统集成需要，允许其在国内外采购系统集成配套产品，但所购买的系统集成配套产品的价值不应超过系统集成所需全部产品价值的50%；
4、 为其所投资企业的产品的国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投资性公司、其母公司签有技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
5、 在其所投资企业投产前或其所投资企业新产品投产前，为进行产品市场开发，允许投资性公司从其母公司进口少量与所投资企业生产产品相同或相似的非进口配额管理的产品在国内试销；
6、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服务；
7、 为其母公司生产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8、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
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性公司进口系统集成配套产品或者进口试销产品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并应使用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中的现汇出资、外汇利润或境外外汇借款资金。上述进口金额每年累计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中现汇出资的35%。当年进口金额未超过公司注册资本中现汇出资的35%的剩余部分，不得转入下年度使用。
（三）、投资公司禁止的经营范围
投资性公司不得直接从事生产活动 ，并禁止在国家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进行投资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1、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2、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破坏自然资源或者损害人体健康的；3、占用大量耕地，不利于保护、开发土地资源的；4、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5、运用我国特有工艺或者技术生产产品的；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当然，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已列为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1、技术水平落后的；2、不利于节约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3、从事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探、开采的；4、属于国家逐步开放的产业的；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七、投资公司的机构与解散
（一）、投资公司的机构
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机构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同，也即有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
由于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可以有独资的形式，所以就有了一人控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按公司法第2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说，公司法并没有涉及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以外的外商可以单独投资设立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按照2000年修正的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的规定及其它的相关规定，外商也可以单独投资设立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但问题是投资公司不能像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那样从事生产性行业，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等规定对其不适用。只有专门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加以规范。如何在适用时平衡法规之间的冲突呢？所以我们需回到了“立法特权”的总则 。首先，即法律运用者有义务先检查使用的法规是否已被立法者具体化了，也就是说要寻找出哪些具体化的法规法条，如果立法者已有具体特定的法规时，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倘若两个法规具有相应的规定，那么具体的先于抽象与普遍的规则，比如外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一起适用时，外资企业法是特别法，公司法是一般法，两者发生冲突应适用外资企业法。除非是一个绝对的法则（比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利机关的义务”之类的法则）排除了所有的普遍与具体的法则 。这样似乎《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可以优于《公司法》适用。但问题是：《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是由国务院所属的机构（商务部）的行政法规（外资企业法是人大颁布的），《公司法》是根据宪法由人大颁布的。那么具体的先于抽象与普遍的规则还能不能适用，如能适用，那么是否有行政规范修正人大立法规范的问题？是否有国务院所属的机构行政权修正人大立法权的问题？中国以后是否有宪法法院式的机构 来撤销相关的行政法规（抽象行政行为）。但如参照外商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似乎《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并不违反立法者的原意。那么可以认为，按照上述已论述的外资企业法是特别法，公司法是一般法，两者发生冲突应适用外资企业法的规则（按照2000年修正的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的规定及其它的相关规定，外商也可以单独投资设立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而《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2条是按照外资企业法的第2条与第8条的规定及其它的相关规定制定的，因而行政规范修正人大立法规范的问题并不存在。所以，如果探究立法者的原意的话，立法者不但容许独资的生产性责任有限公司，也容许非生产性的投资性公司设立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这样，按照一般的具体的法规优先的原则，外商就可以建立有别于公司法第20条的公司，也即可以建立一个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可以称为一人有限（混合）控股责任公司。但在中国称为投资公司。
投资式的一人有限（混合）控股责任公司的机构与其它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有些区别。他的股东会只有一个股东，股东会决议也由此股东签署。他同时也是董事。由于一人公司之“所有”与“经营”多数是不分离的，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分离难以考察，且一人公司通常都是股东直接经营公司，而股东同时又享有有限责任特权，这违背了一般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所必须遵守的分离原则（“无支配即无责任”） 。而且公司的股东因可以直接控制公司，则不免任意以不当方法或不当目的将公司财产转移于自己或他人，公司的独立人格令人怀疑，这种公司形态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机会。这方面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将会对此采取监督措施。其中欧盟在公司法第12号指令、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基本出资的缴纳）第4款规定、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5条（董事代表）第4款及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8条第3款的规定以及德国有“直索”理伦（Durchgriff）和美国的揭开法人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的理论与实践均对中国有借鉴价值。
二、投资公司的解散
投资公司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成的，所以公司的解散（dissolution）也即公司法人资格的消失，按公司法的规定办。由于此投资公司在中国设立，所以适用中国的公司法。投资公司只有经过清算这一法律程序，才能解散。投资公司在清算的过程中，不能视为解散。
按中国公司法规定， 首先，公司存续期满可以解散。投资公司存续期按《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第17条 规定，按投资性公司拟设立的项目性质，并按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的规定核定投资性公司的期限。
其次，公司据以设立的宗旨业已完成或根本无法实现其宗旨或因其它原因，按公司法第38条11点股东会可以就公司解散、合并 作出决议。或者由董事会提出解散公司，股东会决定此事。在公司法上一般称为公司自愿解散（voluntary dissolution）。
再次，按公司法第189条规定：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投资公司 因破产而必须解散公司。但因破产而解散公司适用中国的破产法（当然中国的破产法宣告的效力一般不及于债务人在国外的财产），其程序应受相应法院管辖。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253条扩大了中国的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法院适用破产案件时，除了使用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外，也可参照破产法。将要颁布的破产法会作出统一的规定。
第四，按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并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以上的第三与第四点属于公司的强制解散（compulsory dissolution）。
八、结语
2003年7月10日后生效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与以前相比，投资领域和出资方式等有所放宽：
1、 比如明确提出外商投资性公司可以作为发起人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持有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外，还新增了投资性公司也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持有境内其它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法人股。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2、 再如，在经营范围方面，新规定增加了投资性公司可以为其投资的企业或投资者提供企业内部人事管理、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而对于那些设立后注册资本按期缴付并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且用于其所投资企业投资的投资性公司，还可申请增加参与有关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等经营项目。
3、 在出资方面，新规定允许投资者可以用自由兑换的外汇、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因转股或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出资。
但是，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美元并需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缴清的标准并没有降低；在投资各方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前加上了依法审计的规定，显然对跨国公司来说，要求比原来更严格了。不足的是独资建立一人投资公司的监管必须加强，对破产问题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法规。
注：原文在2004年第2期《澳门研究》上发表过。网站因格式问题将此文的脚注略去。此作者为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现在澳门大学法学院任教，有博导资格，email:[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1. 中国公司法、外资企业法、《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公司的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
2. 范剑虹拙著，“对澳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立法与司法的初步思考”，《新澳门论丛》2003年，163-176页。
3. 范剑虹 主编：《国际金融法》导读（5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范剑虹拙著，“欧盟的比例原则及在澳门的借鉴”，载：米健/李丽如主编：《澳门论丛》 1/2001,法律出版社,第 193-194页。
5. [德]Robert Alexy, Zum Begriff des Rechtsprinzips（“法学原则的概念”）, in:Rechtstheorie, Beiheft 1,1979.
6. 范剑虹拙著， “德国宪法法院法及其借鉴”，载：胡建渺主编，朱新力/范剑虹/章剑生 副主编，《宪法学十讲》，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7. 范剑虹拙著，“国际投资的模式与方式”一章，第33-34页，载：范剑虹 主编：《国际投资法》导读（59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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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司开业领导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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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篇二：投资公司开业领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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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再次感谢你们的光临，感谢你们的关怀和支持，谢谢大家!
投资公司副经理岗位竞聘演讲稿
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投资公司副经理岗位竞聘演讲稿精选》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尊敬的各位领导、评委们：
大家好！
很感谢你们为我提供了这次难得的竞聘投资公司副经理的机会，谢谢你们！
首先，请允许我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今年岁，*党员，中级会计职称。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中，从年毕业于大学至今，我已参加工作整整年。年来，我坚持以“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为座右铭，勤奋工作，奋发向上。在政工科工作两年后，在近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先后担任出纳、会计和货运部副科长。我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曾荣立全省“青春之功”二等功；曾先后被评为全省交通财务报表决算先进个人、全市年度财务决算先进个人、全市巾帼建功先进个人、交通局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 党员；在交通局举办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经过综合权衡，竞聘公司副经理，我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第一，我热爱工作，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
爱因斯坦曾说过：“热爱是的老师。”我热爱我的工作，在每个岗位上，我总是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作为一名女同志，尽管家事繁重，但不能阻挡我干事业的脚步。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积极完成了交通规费、交通专项资金、经费及现金的收付工作；按照会计政策，严格审核和填制了记帐凭证、登记现金和银行帐薄，在月度结账时核对帐目，从未发现帐款不实的现象，圆满完成了财务预算编制、财务决算及交通规费征收决算工作，我曾主编了20年度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做到了准确无误，为我局赢得了“20年度决算报表先进单位”的荣誉。
第二，我勤奋好学，具有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
从到年，我曾在山东省专业进修；年，通过自学，我通过了全国中级会计师的考试，获得中级职称。在担任货运科副科长期间，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我还认真学习了交通法规及规费征收文件，学习了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对交通行业的管理、各项征费标准及道路运输方面的各项业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作为一名财务人员，我认真学习了《会计理论》、《会计电算化》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注重学用结合，撰写了多篇论文，其中一篇题为《浅谈农村公路建设财务管理问题与对策》，在刊物《交通财会》上发表，另一篇题为《建立完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必要性和设想》，在省级刊物《齐鲁风彩》上发表。通过多年来的学习，使我具备了较扎实的专业知识。
第三，我具备担任公司副经理的基本素质。
我从小接受了正规的传统教育，培养了我光明磊落、有正义感、乐于助人的品德。在所从事各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坚定了信念，增长了才干，提高了办事水平。因此，对胜任副经理一职，我还是有信心的。
第四，我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
工作中，我曾积极配合领导向财政局争取事业经费、专项经费、争取补助资金。参与了农村公路建设财务检查工作，配合财政、税收、物价、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年审及审计等工作，由于我们的付出，所以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凡事一丝不苟，过分追求尽善尽美，这既是优点，有时也是缺点。
如果承蒙大家厚爱，让我如愿当上公司副经理，我将按照以下思路开展工作：
一是真诚讲团结，积极协助经理做好部门管理工作。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同事之间，支持、谅解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在团结方面，一定要摆正自己位置，正确认识和看待自己，当好配角，服从局领导的安排，积极协助经理做好各项管理工作。在生活上多关心同事，做到多理解，多鼓励、多支持，努力协助经理把队伍带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二是要保证工程质量，推进公司建设事业发展进程。
我们要完善招投标机制，吸引优质的、有资本实力的施工队伍参与城乡工程建设，从根本上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进度质量控制机制、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严格工程监理，确保工程建设的高质、高速和高效，从而推进公司建设事业发展进程。
三是增强融资能力，解决发展的资金需求。
公司要发展，资金需先行。一个公司业务再好，如没有充实的资金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可以与其他公司进行投资、引资的合作，通过非政府的市场运作的方式，修建公路，使交通开发公司在本地渐渐成为一支交通投资与建设的主力军。要提高交通投资公司的融资能力，努力赢得信贷、国债的资金注入；继续用足用活政策，积极争取上级更多的财力支持；公司向银行借贷等方式，以此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是廉洁自律，正确使用权力。
副经理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权力是组织和领导赋予的，是全体职员给予的，是为更好地履行职责服务的。我将严格遵守我们公司的各项廉洁自律规章，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利，主动接受集团领导和员工的监督，做到廉洁从业，绝不以权谋私，让自己的一举一动经得起各位领导和同事们的监督和检查。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非典”及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思考演讲范文
在研究“非典”和后“非典”时期的法律问题时，笔者一直在考虑政府在抗击非典时期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即行政措施的法律依据。尽管大多社会公众对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解和服从，但笔者仍对抗击非典过后可能暴露的诸多涉行政法律问题深感忧虑，以防处置不当引发政府行政的诚信危机。下面采用综合宏观论述和具体问题的表现及对策的形式来探讨“非典”和后“非典”法律问题。
一、对该类紧急事件的基本立法问题
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省相应制定了的《河北省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办法》。这两个法的出台，的贡献就是创设了行政紧急权制度，从而为抗非典时期的诸多行政措施寻求到了法律依据。行政紧急权力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运用的权力；不采取紧急措施，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其性质属于行政权的紧急扩张性质，即授权政府在紧急事态下可采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措施、或违反某些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对其合宪性、正当性、必要性就应严格考察，并制定事后评估和追责机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非典时期采取的有些强制隔离措施已经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根据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对紧急行政权的制定应有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即应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然后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或由人大常委会对其授权予国务院。既已创设，就要研究行使行政紧急权力时如何遵循比例性原则、合乎法定程序原则以及权益补救与救济原则等问题。总之要解决行政强制检查、强制隔离、强制治疗乃至强制解剖、强制火化等行政紧急措施存在诸多问题，就要着力分析其中的法律依据问题，防止对已有立法不知运用、不敢运用、不善于运用的情况。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
1.关于隔离补偿制度
对于被隔离人员来说，是否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补偿制度？
隔离根据不同情况来划分其性质，但不能否认强制隔离所具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属性。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第 24条规定，只有对非典病人、疑似病人才能采取隔离治疗措施。而在这次抗非典实践中，有非常多的村委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对疫区回归人员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因此对于在没有法律赋予相关行政紧急权力的情况下，任意增加强制隔离人员的种类和范围因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如果确属造成损害的，应当建立行政补偿制度。可采用政府专项基金或政府投保的方式。
2.关于隔离的法律要件
对非典（SARS）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实行隔离（行政措施）或者强制隔离（行政强制）的法律要件与行政裁量的问题？
对这两类人员的隔离有着法律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关于行政裁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33条给予了授权。但是对其法律要件还不很明确。应当明确的有：非典病人的确诊标准（已颁布）；疑似病人的判断标准（已颁布）；密切接触者的判断标准（已颁布）；疫区的判定标准等。
在防非典实践中，存在着把强制隔离无限扩大化的倾向：阻断交通；禁止出差；从外地回来均须自我隔离（农村中甚至出现对外出返乡人员不区分情况，一律先强行隔离）；禁止外部人员进入办公大楼、居民区等。这些措施无疑使的人人自危，使人们产生了外地都是疫区、陌生人都是传染源的非正常心理，增加了人们的恐慌，这使得许多违法措施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措施制定者及执行者“因无不同声音而貌似合法”。
在最近出现的因缺乏法律依据的收容导致湖南大学生被殴打致死，其的依据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与立法法关于人身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规定相违背，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一次以行政法规的的形式来确定人身限制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一些部门无限扩大限制的范围、程度，变相剥夺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
3.法律保留制度
限制人身自由与法律保留问题（在抗击非典（SARS）的非常时期，是否应该更多地承认行政裁量？如何理解法律保留原则？）
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意义。在突发事件中，应更多的承认行政裁量，这次抗击非典出现的好多问题还远未暴露，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确可以从法理上为相当多的不法行政措施寻求到合法的外衣，这也是笔者一再主张相关行政措施违法造成后果适应更多的采用“补偿”，而不是“赔偿”原因。但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强制隔离，不能适用这一原则。因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宪法性权利，而法律保留原则的效力是低于宪法的。
二、关于紧急事件中的行政执法、处罚问题
在非典时期的采取了大量紧急相关行政执法措施，尽管目前还未出现对抗政府行政措施的情况，但不排除非典过后个别人对行政措施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甚至可能涉及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因为行政权的属性在于法的限定性，即行政执法措施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否则，就属于不当执法。因为这一问题的核心仍在于“有法可依”，因此在答疑中仍是分析执法措施的法律依据问题。
具体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对策：
1.对学生处罚问题
在对抗非典（SARS）过程中，学校对不服从隔离或者进出校门规制者予以一定的纪律处罚，是否一定要有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有没有法律依据？如何理解实践中的做法？
应当区分纪录处分的性质，对于开除这一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必须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其他的纪律处罚，应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可自主决定。如果受开除处罚的学生就该处罚提请行政复议或诉讼，应当予以准许。但考虑到涉学生问题历来都是敏感问题，建议先由省教育厅进行新闻发布，讲明处罚的依据，如果教育厅不能讲明依据的，就应采取行政措施对该违法行为进行系统内纠正。
2.关于追责机制
对于疫情的大面积扩散，是否应该不加区别地一概由有关官员来全面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后相当一段期间内疫情依然未得到控制，是否依然存在责任追究的问题？
在抗非典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大量官员因采取的措施不力而被免职，确是属于我党在执政上的一个进步。但是，公众对其评价是建立在“党对腐败干部处置不力”的心理基础上，因此虽深得群众拥护，但在其科学性上确有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涉及两项基本的行政法律制度，即应建立行政措施成效评估制度，建立行政追责机制。布什在美国“911”事件时曾向美国民众承诺：不因恐怖事件而减少人民的自由。我们党的这种只追究“措施不力者”，甚至株连无辜者的“只要出现非典，不问事由，一律就地免职”的极端做法，完全抛弃了行政措施的成效评估。现在我们应当评估：到底我们采取的许多限制民众自由的措施是否必要；如必要，是否有更好的替代办法；如不必要，措施制定者、仿效者应当承担何中行政责任。
三、对行政管理类立法问题
根据非典时期采取的行政措施的性质来看，包含有行政管理权的紧急创设和变更问题。管理权和执法权不同，可以由政府在法律框架内自主创设，其更多的属于行政指导的性质。比如非典引发的财政问题；大中小学改变教学方式问题；特定行业税收减免问题；对环境的卫生防疫管理问题；紧急行政管理权的扩张问题；行政信息披露问题；行政管理紧急权程序问题；特定行业安全管理问题。 虽可自主创设，但仍应当考虑创设管理权与既定法的冲突界限。
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许可、行政调查、行政处罚、行政奖励、行政强制、行政减免、行政补助等。在非典时期，卫生部先后发布了《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推荐治疗方案》、《公共场所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消毒指导原则》，教育部也发出了《关于作好高校离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指导建议》等指导性文件。 一方面，行政机关的指导意见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有些还吸收了专家的意见，具有性，另一方面，政府把指导性意见告诉群众，例如把预防非典的有效的、无效的、不肯定效果的预防方式公之于众，群众是否采用可以由自己判断，自己选择，不把政府的主张强加于群众，但对公民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这种行政指导方式的适当运用对防治工作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直接带来威胁，并造成集体性恐慌。宪法和行政法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但行政权不宜涉及国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况。行政指导的使用便成为必然。 域外的经验（此次SARS事件中有关国家运用行政指导的状况）也是如此。 此次SARS事件中我国对行政指导方式有助成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政府大量使用此种行为方式，反映政府对自身义务的重视；此一方式应该法定化以做到及时、有效； 诱导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政府没有充分使用此种行为方式，反映政府尚未重视行政管理的艺术；此一方式有利于调动民众积极性，应该在预防阶段充分运用；规制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此一方式没有充分使用，反映政府对强制的片面强调；此一方式能有效抑制微小的危害因素，并有助于协调官民关系，应该得到重视。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
1.特定行业紧急停业问题
对歌舞厅、浴池、影剧院、网吧等特定行业的紧急停业问题，能否提请司法救济，如不能，如何救济？
责令特定行业停业问题，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依据，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属于抽象法律行为，因此对于特定行业因停业损失问题，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程序获得解决。当然，考虑到非典时期特定行业的受损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在非典过后出台相应的税费减免措施。
2.行业协会可否有所作为问题
特定行业要求税收减免问题，如何解决？行业协会能否提请司法救济？
特定行业，比如交通、旅游、医院等虽政府未采取责令停业措施，但由于这类行业受非典影响非常大，所以政府应考虑这类行业的税、费减免问题。行业协会现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商上：向有关部门提供可靠的行业受损失的法律文件，提供解决方案建议，要求政府听政或要求政府把决策的依据公开。防止对政府日后确定的减免标准、范围等虽有不同意见，但因未参与其中而失去争取行业利益的机会。但依照我国诉讼法律制度，行业协会类组织不能提请司法救济。
3.医务人员被感染的责任问题
对于不断有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的现实，是否应该追究有关部门或者个人的失职责任？应该追究什么部门或者个人的失职责任？
这一问题，在非典过后必定会突出的表现出来，关于要求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处理不好，会伤了我们“白衣战士”的心，因此必须应充分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
解决这一问题，应当依靠行政措成效施评估制度。对未采取措施、采取措施不当的应区分主观情况和措施应有的风险性来确定是否构成失职，如构成，理应追究。应追究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医院负责人、科室负责人失职责任。对于当地行政首长有责任的，应采用引咎辞职制度。对于部门党的领导，应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另行确定，不宜与行政首长等同处理。
4.隔离者被感染问题
对于非典（SARS）疑似病人采取强制隔离措施，是否就是意味着先将其当作非典（SARS）病人来治疗？非典（SARS）疑似病人被强制隔离后，在隔离治疗环境中被别的真正非典（SARS）病人所感染，这其中的法律责任又如何去追究呢？
因为这一问题的技术性较强，目前引发这类争议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应当不会突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律责任不应适用医疗事故的规定。可考虑采用经济补偿方式替代法律责任。
5.关于行政征用问题
在抗击非典（SARS）的非常时期，有关征用公产及其补偿的问题应如何理解？ 是否可诉？
行政征用措施有着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对私营医院的征用、对私有房屋的征用等。但对于补偿尚不具体。建议政府在非典过后同征用相对人代表充分协商，制定出统一的补偿标准，公布决策依据的文件。对征用补偿，不能采取诉讼的形式解决。
6.医务人员补偿问题
人们都说医务人员是白衣天使，他们无私无畏地奋战在抗击非典（SARS）的第一线，确实是可敬可亲的。可是，当他们为抗击非典（SARS）牺牲了休息、健康甚至生命时，根据有关法律或者政策规定，应该如何予以补偿？（群众自发性的捐款献爱心活动另当别论）
如果因工作感染非典的，可以因公负伤论，比照工伤处理。其他封闭上一线情况，应在《紧急预案》中对奖励（或称补偿）问题予以明确。建议政府在解决这一涉及财政拨款问题向社会公布，并公布决策的依据文件。使医务人员拿的心安理得，不要使社会公众形成是一种“生命赌注”的心理。
7.单位员工报酬问题
因被强制隔离无法参加工作的人员同劳动单位发生的工资、奖金、劳动合同纠纷，如何解决？
劳动部对此发过通知，要求所属单位按照出勤同等对待。但这一通知因缺乏《劳动法》的法律支持，一旦发生纠纷，很难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建议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劳动者的权利用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8.关于对受非典影响的农民工保护问题
在建工程项目因非典停工后，农民工被强制封闭在工地的，可否索要这段时期的劳动报酬？
农民工的保护历来都是立法的弱点，而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更很少得以落实。关于非自身原因滞留、停工的劳工报酬、生活费用，可考虑对工程费中人工费项目予以追加。但此涉及建设单位、审计部门等多部门，而且中间还有民工头的盘剥，所以应下大力气作为专题研究农民工因非典问题的保护。建议政府司法、劳动、审计部门举行这一问题的论证。
四、行政措施实施主体问题
在防治非典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执行行政措施的主体并非行政序列的机构，比如小区的保安对进入住宅区的限制、村委会对外出回村人员的强制隔离等。有必要对此予以分析。实际上，处于政府和个别公民之间的非政府组织是分为各种层次的，有些社会组织贴近基层，具有强烈的自治性，主要起配合政府管理和自我管理作用；有些社会组织则具有较强的管理性，它们或是获得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或是接受行政机关的直接委托，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扮演着公共管理的角色。就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而言，都有程度不等的两重性，分门别类研究它们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既要充分认识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性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也要防止其可能发生性质变异、滥用权力等问题。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以这类组织为行政措施主体侵犯相对人权力问题。
具体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对策：
1.关于执行强制隔离措施的主体问题
限制人身自由与实施限制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限制人身自由一定要由公安机关实施吗？）
答：在非典时期，有不少防治工作是由其他部门协助来完成的，如公安、城管、路政、村委会等，这些行政协助者的权力有多大，能否参与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性质的强制隔离，现在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区分非典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疫区回归人员后如何处理，的确应当明确。建议在应急预案中明确协助者的职责权限。
2.学校和学生的关系问题
学校是否可以在紧急条件下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呢？如何从法理上解释？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上级政府可以采取停课的紧急措施，但能否向非典这样采取“封校”禁止出入的方式，其依据应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33条对疫区封锁的规定，当学校被划分为疫区的标准、程度没有规定，但对于限制的司法救济不宜准许，可采用行政措施成效评估和追责制度来解决。
五、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创设
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避免偶发重大事件（包括自然发生和人为发生），在任何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最初时间，应该使有关信息通过政府依法定程序及时向社会公布，这样就可以限度地减少损失。非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关部门的沉默、大众传媒的缺席和对公
民知情权的漠视。非典信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法得到确切可靠的疫情消息，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最初遏止疫情蔓延的时机。 这是这次抗“非典”斗争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教训。
人们有理由期待政府进一步总结和完善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使“非典”事件成为中国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的一个范例，并催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的早日出台。以法的形式确定行政信息的界定、范围、分级以及公开的范围、程度、区域，结合对行政信息公开程序制度的建设，例如新闻发布、网络发布、统计制度等的配合，最终抛弃有些行政官员习惯于因循守旧、习惯暗箱操作的思维方式。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
1.信息发布前感染的赔偿问题
相关非典患者，在我国卫生部及相关省份疫情公告发布前确系由不知情接
触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人而感染，能否以政府不作为为由要求赔偿？
不能。因为我国对行政信息的发布没有制定法的限定，即相关非典患者的要求缺少法律的依据。当然，不赔偿是以丧失部分政府信誉为代价的，因此应采取抚慰的补偿方式为好。
这一问题涉及行政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的问题。政府信息不作为或信息压制的错误行为有相关行政管理类的制度加以解决，比如撤换高层责任人员的领导职位等；另外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信息公开，切不可理解为不加限制地主张全面而深入的公开。
2.媒体在非典信息公开中的责任问题
面对非典（SARS）疫情，媒体应该如何定位？应否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具体可如何构建？根据目前的法律，是否能够解决媒体及政府所面临的两难（过度渲染，也许造成全城瘫痪；若有意缩小，也许隐伏巨大的灾难）？有没有更客观、更负责的选择？
应尽快制定《新闻法》和《信息公开法》，以解决媒体的社会定位问题。现由法律尚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建立70周年演讲稿三篇
盛世年华，喜浪千叠。回首七十年，伟大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沧桑的岁月已留痕，繁荣的盛事正俱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祖国是何等的繁荣昌盛。我的眼里总被抑制不住的泪水充盈，在心里默默祝福着，祖国万岁！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建立70周年演讲稿三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一
大家好：泰戈尔曾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恰恰印证了泰戈尔的这句名言。
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瓜分造成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困局，面对百年来层层累积的社会阵痛，新中国的们却能从中窥见革新民族、重塑国家的契机，于是报之以歌，持续不断地向对手，乃至敌人，学技术、学制度、学思想，遂有今日傲立东方之雄姿。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老牌强国与昔日霸主不忍地位下滑，接二连三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专利战。没有硝烟的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剧痛，但积极乐观的中华儿女依旧视痛苦为上帝之吻，将之视作倒逼自己提档升级的难得机会，于是报之以歌：在商业谈判中慢慢学会了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在技术壁垒中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优势。
在建国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当然要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我也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不会永远一帆风顺，而新中国过往70年的发展经历也一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在痛苦中崛起的国家，更是一个善于借助痛苦，痛定思痛，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国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说出“多难兴邦”的自信话语，才能在痛苦到来时，将它看作命运的眷顾，乐观坚定地报之以歌。
有人说：世界都一样，风景各不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相差无几，但视野和境界的差别，却能带来不同的认知。70年的发展经历，让我们对民族之难、家国之痛，有了更为辩证的看法，我们善于挖掘苦难中的价值，并以此为促进，迫使自己日新月异。因此，我们珍惜所有痛苦，视痛苦为福报，为财富。
何须回避近40年来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阵痛，这何尝不是改革走向深水区，全中国迈向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最后一里路？何须回避中国高科技质不如量的隐痛，这何尝不是推动科研体制转型、加强高新企业扶持力度的最迫切动因？一个从积贫积弱中崛起的国家，早已积聚了足够的智慧与经验来面对痛苦、转化痛苦，也就没有理由去逃避痛苦、隐瞒痛苦。
新中国建立将满70年，盘点历史，沉淀经验，这或许就是的献礼。
透过这波澜壮阔的70年，希望你我永远铭记：所有的痛苦，都值得珍惜。
篇二
泱泱大中华，悠悠五千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一东方快车载着来自秦关汉月、唐疆元界震天的战鼓声；载着来自长江边高峡出平湖的澎湃诗篇；载着十三亿人民的喜悦和中华民族的憧憬；载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和与时俱进的召唤正以惊人的速度飞奔向前。爱恋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故人，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共同感情，这种感情赋予我们民族巨大的精神力量，无穷的创造力和酷爱自由、坚韧勇敢的个性，使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心怀祖国，把它的博大，它的深沉，它的精髓化作一股温暖的潜流浸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为什么我的心中如浪潮激荡着它的声音？因为我对伟大的祖国爱得深沉。
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饱经沧桑，历尽磨难，她曾是帝国主义倾销鸦片的场所，她曾是军阀混战的战场，她曾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赌场，她曾是野心家们争权夺势的赛场。我们的母亲曾被搞得遍体鳞伤，千疮百孔。山河在呜咽，松涛在哀泣，每一寸土地都被烙上深刻的血痕，每一张容颜都布满了惊恐的阴霾。乌云笼罩下的中国在艰难的行进。
一声声呐喊，一股股豪情，一片片赤胆忠心，一首首慷慨悲歌。祖国呀，你凝结着多少代人的痛苦、辛酸、血泪、希望、信念、奋斗，为挽救我沉沦中的中华民族，多少仁人志士求索奋斗折戟沉沙，多少英雄豪杰浴血疆场马革尸还。是十月革命和南湖红船带来了胜利的曙光；是镰刀斧头和井冈山红旗唤醒了民众；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铿锵誓言，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埋葬了外侮的嚣张气焰；是百万雄狮过大江，摧毁了蒋家王朝。*城楼的一声气壮山河，中国人民从此挺直脊梁站了起来。中华民族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发出夺目的光芒。
回顾过去，我们雄心激扬；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当我们听到萨马兰奇老人轻轻说出“BEIJING”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欢呼？当于根伟一脚怒射把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时，我们怎能不狂欢？数十年的期待，数十年的煎熬，当我们心灰意冷时，是祖国以博大的胸怀激活了我们的心。ApEC会议的圆满结束，我们怎能不骄傲？曾经的民生凋敝，曾经的满野战乱，曾经的东亚病夫，俱往矣。如今这片热土早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龙腾虎跃今胜昔了。谁也无法忘记，2003年，人们的脸上凋零了本应鲜妍的笑容，非典袭击中国，耳濡目染的是“众志成城，战胜非典”的呼声。亿万人民心连心，共缚SARS恶蛟龙，迎来了又一个河清海晏……
盛世年华，喜浪千叠。回首七十年，伟大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沧桑的岁月已留痕，繁荣的盛事正俱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祖国是何等的繁荣昌盛。我的眼里总被抑制不住的泪水充盈，在心里默默祝福着：祖国万岁！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的跨越的脚步，是你胸膛内跳动的脉搏；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的满腔的热情，是你的身体里流动的血液；我愿做天上的一片云在你的广阔的土地上空自由地翱翔、欢快地飞越，从极北的漠河的苍茫雪原，到南国的群岛的无垠海波，从乌苏里江上最先升起的红日，到帕米尔高原满天闪烁的星座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走遍你的每一个角落；我在珠峰上停栖，看雪山高耸入云的气魄，那中间孕育着三江五河源源不断的水波；我在黄河上飘动听河水奔腾入海的欢歌，它两岸滋润着华夏民族亘古不变的魂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爱你千载沉淀积成的文化，我爱你万年魅力四射的山河，我爱你的博大精深，我爱你的伟岸壮阔，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寄托！
篇三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
五千年漫漫征程，一路风雨一路行。回首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西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四大发明曾一度是我们的自豪，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思想僵化。中国脱离了世界，世界甩落了中国。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俄战争，《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太多的苦难。仰天长啸待时日，巨龙何时平地起？中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辉煌的前景向我们走来。抗美援朝报国仇，让中国自力更生，内强国力，外接友邻。新中国以不屈的自尊，独立自主，攻破坚冰；以崭新的姿态，和平共处，走向世界，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庄严升起！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曲折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坚强！十年内乱后，党在*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区像一颗明珠点缀在长江巨龙的额畔；港澳回归；北京申奥成功；“神舟”号遨游太空；这一切无不在昭示着：中国巨龙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强大！
中华民族曾有过向世界开放，国力强盛的汉唐辉煌，也有落后挨打的近代耻辱。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艰辛蕴含着希望。如今走向世界的中国，脚步迈得更加坚定、更加豪迈。民族复兴，指日可待；中华腾飞，势不可挡！
历史给我们以启迪：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未来给我们以召唤：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胸怀宽广，博采众长，才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明天我们就是祖国的栋梁！祖国永驻我心，我心属于祖国！
我的演讲完毕了，谢谢大家！
澳门国际投资争端的处理演讲范文
内容提要
一、投资争端的定义与类型
二、投资争端解决方法及相互关系
三、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CIETEC）的仲裁规则第60条，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 也不得向其它任何机构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澳门仲裁法》（法令29/96M，别称《国内仲裁法》）第35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即：终局的仲裁裁决， 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法院不能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 ，《澳门涉外仲裁法》(法令55/98/M) 第一条也以适用国际公约而与ICSID公约35条的终审性与拘束性相一致。 而中国国内的任何仲裁虽也实行仲裁终局制度，但如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是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 当事人如不想就该纠纷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不一样。
三、 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parative Lamercial Arbitration， 1986
5. 石静遐， 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国际投资争议， 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 309-328页，法律出版社， 1999年。
6. A.A Cancado Trinda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anal La 16· 2， 1982年，英文版
14. 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成案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15. p、F·萨瑟兰：“世界银行公约”，载《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第28卷（1979）。
16. 黄曙海主编《国际经济贸易条约总览-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7年
17. [德]Harry Westermann,Wesen und Grenzen der richterlichen Streitentscheidung im Zivilrecht（《民法中法官的争议性判决的本质与界线》）, Muenster 1955.
18. [德]Robert Alexy, Zum Begriff des Rechtsprinzips（“法学原则的概念”）, in:Rechtstheorie, Beiheft 1,1979, p.59ff。
19. 参阅《ICSID消息》，第1卷第2号（1984年），．
澳门国际投资争端的处理
澳门国际投资争端的处理
/ 内容提要
一、争端的定义与类型
二、投资争端解决方法及相互关系
三、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CIETEC）的仲裁规则第60条，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方当事人均 有约束力。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 也不得向其它任何机构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澳门仲裁法》（法令29/96M，别称《国内仲裁法》）第35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即：终局的仲裁裁决， 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法院不能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 ，《澳门涉外仲裁法》(法令55/98/M) 第一条也以适用国际公约而与ICSID公约35条的终审性与拘束性相一致。 而中国国内的任何仲裁虽也实行仲裁终局制度，但如裁决被人院裁定是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 当事人如不想就该纠纷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不一样。
三、 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WTO争端机制异同
由于中国加入WTO已是定局，估计在2002年十月可以加入。所以在研究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时，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与WTO的DSB的解决方式不同之处作一比较是有好处的。WTO的DSB的解决方式相同之处在于双方均使用协调和调解及仲裁的手段解决争端，
不同的是在于：
1） 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与WTO的DSB的解决方式虽有相同之处，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是现有国内法和国际法解决争端机制之外的独立解决争端的机构。它不但不涉及国际投资，而且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不处理两个私法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 ，也不处理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法人或自然人之间发生的贸易争议 ，也不同于国际公法范畴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国际争端 。
2）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均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非强制性的手段包括法律的（仲裁与诉讼）与政治的（协商、谈判）方法。 其中东道国的当地救济是属法律方法， 而外交保护它就属于政治方法。
但是WTO的DSB除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之外， 还使用强制性手段：交叉报复（Cross Retaliation）。这种报复在私法领域里，如合同法领域的同时履行的抗辩 ，它是指因双务合同而负有义务的人，在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对待给付之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给付，但自己负有先行给付义务的除外 ，除非有澳门民法典423条及中国合同法68条的情形；还有保持暇疵的抗辩权、不安抗辩权 、判决同时履行的抗辩权以及留置权等。在公法领域，奥本海在其名著中曾写道：“这种私人报复行为在古代似乎曾经流行过，因为雅典曾经有一项法律，规定如果一个雅典人在外国被杀，而该外国拒绝惩办或引渡凶手，该雅典人的亲属就有权抓拿该外国的公民3人送到雅典法院，在中世纪时期，甚至在近代时期直至18世纪末年，各国常对受外国或外国公民损害而不能取得救济的本国臣民发给‘行动状’。这种文件授权持状人对有关国家，它的公民和他们的财产作自助行为，以取得所受损害的赔偿，到后来，国家自己也作报复行为，其结果，私人报复行为逐渐废而不用，到18世纪末完全消失了。”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是通过非谈判性手段达到成员履行协议义务的目的。当通过非强制性手段不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结果时，则允许成员之间采用交叉报复这种强制性自助手段。在当今世界上，贸易战，贸易报复，尤其是交叉报复，它与战争一样，不但无助于争端的解决，而且至今尚未发现靠贸易报复彻底取胜者。它是WTO的DSB中实力政策与政治不平等的体现。
3）外国投资者可在东道国以外国家的法院中，提起对东道国的诉讼。而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设立的常设复审机构（Standing Applellate Body′s Review）是不同于司法性质的机构的。因为当争端一方提请上诉复审程序时，似乎更像司法性质。然而，上诉复审机构的复审结果也不具有法院判决的强制力，因为对复审结果不眼，经DSB授权，援引解决争端程序的一方还可使用自助式的报复手段。
4）外国投资者可在用尽当地救济与国籍持续原则的前提下，由本国国家来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向东道国提起国际请求。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中所没有的，而专家小组（panels）解决争端机制却是国际投资解决争端方法中所没有的。DSB认为：如果争端双方一致认为斡旋，调解和调停不能解决争端，则可提出建立专家小组的要求。一方可向DSB提交设立专家小组的申请，专家小组通常由秘书处指定的3至5名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资深政府和非政府人员组成。为便于选择专家，秘书处备有符合专家资格的政府与非政府人员名单，专家小组的职责是按照专家小组的工作程序和严格的时限对将要处理的申诉案件的事实、法律（协议）的适用及一致性做出客观的评估，并向DSB提出调查结果报告及解决争端的建议，从报告提交DSB起60天内，由DSB会议通过此报告，一如争端一方提出上诉，则报告不予通过。
外交保护与专家小组相比较（仅就方式上比较），似乎专家小组更灵活。但需注意专家小组既不同于调解性质也不同于仲裁性质，因为专家小组无调解任务， 其报告也并无仲裁裁决的效力，当争端一方对其持有异议时，还可提请上诉复审程序 。
5) 补偿在国际投资中涉及的不仅仅是解决争端的建议，而且是国有化的补偿标准问题，目前美国仍坚持必须充分（Adequate）、有效（Effective）、迅速（prompt）地补偿。而发展中国家包括现行的习惯国际法 坚持合理 （Reasonable Compensation或Appropriate Compensation）的补偿。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的补偿（Compensation）仅是一种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偿谈判，也即当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建议或报告未被DSB采纳或执行时，在自愿的基础上，争端各方可就补偿办法达成一致协议 。如在合理期限后20天内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则援引争端解决程序的一方可要求DSB授权其中止履行对有关协议（协议）的减让和其它义务，除非DSB一致拒绝该项要求 。
总之， 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方法中的交叉报复虽然增强自助性质， 但是一种实力政治的体现。这一点上，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却只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法律与政治手段）。但DSB的专家小组上诉复审中的灵活性及加快程序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四 ICSID 的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原因
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繁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的游资需寻找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努力发展经济，急需资金，从而形成了60年代的投资大发展时期。然而传统的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 另一方面，这类争议在实践操作中较为复杂和棘手, 其问题往往出现在法律适用, 外国私人投资者与国际法庭中有无出诉权, 以及如何执行国际法庭裁判国家败诉的决定等。加上双边条约也出现了技术上与程序上的困难 。为了能够弥补上述传统的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与双边条约出现的技术上与程序上的诸般“缺陷”， 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在1965年在世界银行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制订和缔结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五 ICSID的组织，规则与地位
（一）、组织机构
“中心”由下列的组织机构组成：
1、行政理事会
行政理事会由全体缔约国的代表组成。在进入行政理事会之时，该缔约国必须具有下列之一身份：a.世界银行的会员国; 或b.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世界银行行长为行政理事会主席，缔约国派驻世界银行理事会的理事和副理事，同时为“中心”的代表和副代表。理事会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和制订“中心”调解和仲裁规则，确定“中心”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服务条件以及“中心”的行政及财政管理规则。
2、秘书处
“中心”秘书处由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或数人以及若干工作人员组成。秘书长对外代表“中心”，对内为“中心”的主要行政官员，据《公约》及有关法规负责“中心”的行政事务并任命工作人员。秘书长还负责登记调解或仲裁的请求，并有权认证“中心”的裁决。
3、调解和仲裁小组 ：
每一小组由具有不同国籍的组员10人组成，各组员由行政理事会主席从各国所提供的侯选人名单中指派，侯选人名单则由每一缔约国提名4名候选人组成。提名人员，可以是各该本国国民，也可以是外国人。另外，行政理事会主席指定的人应注意使两种名册(调解和仲裁员名册)都能代表世界各种主要的法律制度和主要的经济体制，从而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所有被指定列人上述两种名册的调解员和仲裁员，都应当是品德高尚、被公认为在法学、商务、工业或金融方面深具才识，能作出独立判断的人士。其中的仲裁员，在法学方面的才识尤属重要 。“中心”的基本任务是为投资争议的解决提供调解与仲裁的便利，因而“中心”本身不直接参与调解和仲裁，调解与仲裁程序由调解与仲裁小组成员中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或仲裁庭来进行。
（二）、规则 （“中心”的调解与仲裁程序规则）
“中心”的调解和仲裁两种程序是相互独立的．分别由调解委员会和仲裁庭进行。因为调解本身没有拘束力，因此仲裁是“中心”提供的最有效的办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都要提交仲裁。根据A·布鲁彻斯的观点，“公约，因其是条约，构成了仲裁程序法。因而除了公约本身所提到的外，公约排除了任何国家的法庭地法的可适用性。” 换言之，中心仲裁程序完全受公约支配，公约关于仲裁的规定构成了一个“自立的体制”（Self-sustained system） 。
1、 提起请求：
任何一种程序的提起首先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出请求开始。请求应向“中心”秘书长书面提出，经审查认为符合“中心”管辖范围后，予以登记。秘书长即将登记事项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如发现争端明显不属于“中心”管辖范围，应即通知当事人拒绝登记并说明理由。秘书长拒绝登记的决定是终局性的 。
2、 组成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
当事人双方可以自由约定设立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其组成条件为：
（1）调解人数或仲裁人员必须为奇数 。
（2） 仲裁庭的大多数人不得为当事人任何一方所属国国民。
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不得因任何一方拒绝合作而不组成。调解员和仲裁员由当事双方协议任命。若无这种协议，则由双方各任命一名，再加上双方协议任命第三人共同组成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在当事双方难以达成协议或一方拒绝任命的情况下，经任何一方请求，行政理事会主席应在尽可能同双方磋商之后，予以任命。被任命的调解员或仲裁员可以不必是“中心”前述两种名册上所提供的人员，但应具备《华盛顿公约》所要求的品质。
3、 调解规则和仲裁规则 ：
调解或仲裁进行的程序和有关事宜，分别受行政理事会通过的《调解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规则》支配。除了两个规则中规定的《公约》的强行规则外，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其它规则。在调解或仲裁开始或进行过程中，若当事任何一方对“中心”管辖仅提出异议，则由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自行决定是否有管辖权。在进行调解的场合，调解委员会应向双方提出建议，并促成双方达成协议。若调解失败，则应结束调解程序并作出有关报告。在提交仲裁的场合，仲裁庭应依据当事人双方协议的法律规范处断争端。如无此种协议，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当事国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它的法律冲突现范）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规范 。在双方同意时，仲裁庭可依公平和善意原则对争端作出决定。但仲裁庭不得借口法律无明文现定或含义不清而暂不作出裁决 。此外，当 事任何一方还可以根据以下一种或几种理由要求撤销裁决：（a）仲裁庭的组成不适当；（b）仲裁庭显然超越其权力；（c）仲裁庭的一个成员有受贿行为；（d）有严重的背离基本的程序规则的情况；（e）裁决未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是否撤销裁决，由行政理事会主席在仲裁员名单中任命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 。
4、调解或仲裁程序进行地：
a. 若双方无特别约定，为“中心”所在地即美国的华盛顿。
b. 双方可以自由约定为常设仲裁法院所在地即荷兰的海牙，或任何其它已与“中心”订有协议的公私机构所在地。
c. 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在同秘书长磋商后所批准的任何其它地点。
5、 程序的选择：
（l）双方可以约定先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再求助于仲裁。
（2）在仲裁进行中，双方可以和解解决从而撤销仲裁程序。双方也可要求仲裁庭制作裁决书将和解协议裁入其中 。在选择调解程序后，当事入双方也可以约定调解报告具有拘束力。
（三）．基本功能与法律地位
国际中心的基本功能与法律地位是：
(1) 中心的宗旨是为缔约国和其它缔约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调解和仲裁提供便利，因而国际中心并不直接参加调解和仲裁，只是提供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供投资者和缔约国选择，依公约组成特别委员会或仲裁庭进行调解和仲裁。
(2) 中心基于公约而设立，具有完全的国际法律人格，它有法律能力，包括缔约能力，取得和处理动产、不动产的能力以及法律诉讼能力 。
(3) 中心在完成其任务时，在各缔约国领土内享有公约规定的豁免与特权。“中心”及其财产和资产享有豁免于一切法律诉讼的权利；“中心”的档案及通讯权利应不受侵犯；“中心”资产、收入及《公约》许可的业务活动和交易，应免除一切税负和关税。“中心”的行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的一切行动，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们如果不是所在国的国民，则应享有缔约国给予其它缔约国同等级外交代表的同等待遇，在移民限制，外国人登记要求和兵役义务上享有豁免权；在免于外汇限制和旅行方面享有同等级外交人员的便利，其津贴、薪金或其它报酬免于征税 。
六、ICSID 管辖权成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中心”管辖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管辖权，而是一个借用语，用以指“中心”受理调解与仲裁案件的条件及范围 。
根据《公约》第25条1款的规定，“中心管辖适用缔约国（或缔约国指派到中心的该国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而该项争议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当双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由上可见．“中心”管辖权最终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条件：
（一）、 强制性条件
强制性条件视作为“中心”管辖权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
1、主体适格:
适格主体一方为《公约》缔约国 (包括其指定的下属单位或机构), 另一方则为其它缔约国国民（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a) “缔约国”: 所谓“缔约国”是指在其与投资者约定提交“中心”管辖时，或在仲裁程序被提起时已正式加入《公约》的国家，因此只有《公约》批准国才能成为适格的缔约国。如果可以预料有关国家不久将会加入公约，而另一方是另一缔约国国民．则双方也可以有条件地约定提交“中心”管辖，即一旦该国正式加入《公约》，则该提交条款自动生效。
b) “组成部分或机构”: 作为争议一方当事人的缔约国，其范围还包括该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根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只要批准《公约》，即可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此外，它尚得自由决定其“组成部分或机构”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入。对于缔约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公约》未下定义而给缔约国以自由裁量权。根据《公约》25条1款和3款，组成部分或机构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须通过以下程序：即缔约国把特定的自认为合格的公共实体通知“中心” ，而且此实体表示同意“中心”管辖，同时该缔约国必须在同意作出之后予以批准（除非该国通知“中心”不需要这种批准）。
c) 国有企业的指派问题: 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指派问题。国有企业可以因本国政府的指派而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一国政府指派本国国有企业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即使得国有企业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得以利用“中心”程序加以解决。但是这种指派的法律后果是严重的，它意味着该国政府依据《公约》承担义务，确保国有企业遵守《公约》的有关规定，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因此，在一国作出上述指派之前，需充分估计到要由此而为该国有企业承担国际责任的法律后果。指派的变更或撤销问题。在某一缔约国指定某一企业或机构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以后，如果该企业存在的法律形式发生变化如被解散或被合并，该国政府对其的指派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某一缔约国对某一下属单位或机构指派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的同意予以批准以后，是否有权撤销这种指派？ 一般而言，当事人发生变更时，之前的指派无效．应该重新指派。而关于指派撤销问题在学术上意见不一。印度学者认为，指派与提交“中心”管辖的同意不同，它是单方的行为，缔约国可以撤销其已作出的批准。这是合乎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的，国际法允许主权国家做出合乎法律规定的法律行为，再依一定的法律撤销其行为。
d) 自然人资格
据《公约》第25条第二款（1）规定，自然人作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必须是在双方同意将争议交付调解或仲裁之日和请求予以登记之日，具有争端当事国以外的缔约国国籍的任何自然人，但不包括在上述任一日期亦具有争端当事国之缔约国国籍者 。注意：《公约》规定具有当事国国籍的自然人没有资格成为中心主持下程序的当事人，这种不合格性质是绝对的，既使在争端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改变。从而彻底排除一国国民或拥有双重国籍者利用“中心”程序对其国籍所属国提起 诉讼的可能性。
e) 法人资格
有资格成为”中心”程序当事人的法人有：
一、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以外国籍的法人；二、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国籍，但是由外国人控制的法人。在国际投资活动中，法人国籍的确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同的确认法人国籍的标准不同（依国际私法一般理论，确定法人国籍也有多种标准，有按成立地或住所地来确定法人国籍，也有按资本控制标准来确定法人国籍）。依第25条第2款（2），法人作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必须是“在争议双方同意将争议交付调解或仲裁之日，具有作为争议一方的国家以外的某一缔约国国籍的任何法人，以及在上述日期具有作为争议一方的缔约国国籍的任何法人，而该法人因受外国控制，双方同意为了本公约的目的，应看作是另一缔约国国民”。 可见对法人资格的认定，采用两种标准,其一:对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以外国籍的法人，依其具有的国籍；其二:对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国籍的，但由外国人控制的法人，依双方特别约定。《公约》的规定意味着法人国籍的一般标准是成立地说，但这一原则有所例外。不完全限于成立地说，还可以使用控制说,即对成立于非缔约国但由缔约国国民控制的公司，双方也可以约定其具有该缔约国国籍。
2客体适格
是指争端须是直接因投资所引起的法律争端。根据《公约》规定，提交“中心”管辖的争议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
(aa) 即争议必须是直接产生于投资和争议 :《公约》来对“投资”一词未下定义，这是有意的“疏忽”。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形式日益丰富。投资的概念也必定越来越丰富，私人和外国官方实体间交易的多样性(比如:国际服务投资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灵活投资、国际贷款、国际投资等) 任何定义都无法将之全部囊括。《公约》限定其定义的内容无疑等于自我限制“中心”的管辖范围。但明显属于投资概念之交易包括诸如贷款、产权资本的提供和工业产权。明显不包含的是通常的商业交易，如货物买卖。介于两者之间的，缔约国可据自己的理解确定“投资”的内容。为消除任何含糊不清、建议当事人双方在文件中明确声明依《公约》之目的双方之间的某特定交易可构成一项投资。
(bb) 必须为法律争议: 缔约国得约定其所提交的争议为“法律争议”。“法律争议”一词公约同样未下定义。只在《执行董事会报告》（ICSID/2）英文版第九页中有引导性的解释．即“权利的冲突属于中心管辖，而单纯的利益冲突则不属于中心管辖范围”。“无保留地排除在中心管辖之外的，是集中于东道国和投资者各自的与法律权利问题毫无关系的商业利益的冲突。” 把中心管辖的争议限定在其性质为法律争议范围内是中心与其它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管辖权制度上一个不同之处。
(cc) 依据《公约》第25条，缔约国可于任何时间通知“中心”不接受“中心”管辖的投资争议，也即缔约国得自由决定某类争议归“中心”管辖及不提交“中心’”管辖的争议。例如在加入《公约》时可明确宣布：不将一切涉及涉及国家主权行为的争端问题提交中心调解与仲裁。我国1990年2月9日签署了公约，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能将下列三类争议提交中心管辖：1）有关国有化或征收措施合法性的争端；2）有关我国现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引起的争议；3）有关我国执行机关对外国投资者违法行为依法制裁引起的争议。
（二）、 任意性条件
1、同意是中心管辖的基石
“中心”的《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报告》（ICSID/2）第八页中指出：“当事人各方同意，是中心管辖的基石”。 即争端当事人双方同意提交“中心”调解或仲裁。这一要件表明，中心管辖是自愿管辖而非强制管辖，即任何缔约国加入，批准《公约》并不代表在具体的、特定的投资争议上负有将其交付“中心”调解与仲裁的义务。一国批准公约只是同意接受中心管辖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中心管辖要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体现了公约的根本特性 。而这种自愿性是有限制而非无限制的。比如：这种同意一旦作出，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将其撤销 。根据《公约》第25条第l款中含义，政府的事后通知不能取消先前的同意。这种通知只能解释为是指向未来的争议。中心管辖一旦成立．则可以“司法回避原则”排斥国内法院对同一案件行使司法权，同时排斥东道国当地救济以及外交保护权的行使 。
2、合适的书面形式
以上论及中心管辖的基石是当事人各方同意，但需要当事人各方合适的书面形式。《公约》同意的书面形式是指为双方可采取任何他所认为合适的书面形式表达。这些书面形式一般有：（a）同意投资协议中的“中心”条款。（b）同意国内投资法中的“中心”条款。但尚须外国投资者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方可生效。（c）东道国与当地公司之母公司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解决。东道国批准设立当地公司并规定有将当地子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的投资申请书，可构成东道国与当地子公司之母公司之间的同意。 (d) 政府与受让外国公司之间相互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解决。此受让外国公司是指东道国政府批准将享有“中心” 仲裁权利的当地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此外国公司。由于当事人双方作出了同意，也即允诺承担义务，那么即使在缔约国退出《公约》后，该国或其国民对于以前所作同意也不得撤销。但同时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缔约国主权的限制。（e）同意双边投资协议中的“中心”条款，如：“缔约各方兹特同意把缔约一方和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之间的任何争端。提交中心…加以解决。”
（三）．审查条件与原则
1、甄别权
在缔约国作出同意“中心”管辖的允诺以后，他们并不能最终决定争端是否能依他们的意愿而交付“中心”管辖， 秘书长还有甄别权。争端一方在争 端发生后须向“中心”秘书长递交调解与仲裁申请。当此申请由“中心”秘书长予以登记后，即可组成专门仲裁庭或调解委员会，履行调解与仲裁程序 。根据《公约》第三章第28条和第四章第36条的规定秘书长可行使一种专属权．可以根据申诉人提交的上述申请的内容，决定是否予以登记。如果他认为该项争端显然不属于“中心”管辖权范围以内。则有权拒绝登记其申请，此项专属权即为秘书长的甄别权。
这种甄别权的行使助长了调解委员会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的意愿，而使不少国家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诉难以实现。
2、“外来控制”规则
在法人国籍确定中的论述中已提到有关“外来控制”的规定。但是公约没有给“外来控制”下定义，而由“中心”仲裁庭解释，因而给仲裁庭自由裁量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从而为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提供了成为“中心”当事人的机会。“中心”仲裁庭总是利用这一原则寻找各种依据，以此扩大“中心”的管辖权。但是，缔约国可以利用书面形式在法人国籍的确立问题上声明自己的态度，并强调中心是不绝对排除东道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但在当地救济用尽之后，投资者有能力直接进入国际机构而对东道国提起诉讼，使争议在国际层面上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予外交保护或提起国际要求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正当。因而《公约》第27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对于它本国的一个国民和另一缔约国根据本公约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的争议，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请求，除非该另一缔约国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议所作出的裁决。”该条第2款规定：“在第一款中．外交保护不应包括纯碎为了促进争端的解决而进行的非正式的外交上的交往”。不能否认中心创设了一个投资者和东道国都能接受的国际法庭，排除投资者本国政府对投资争议的介入，使投资争议非政治化解决，这也是解决投资争议方式发展的大趋势。
七、ICSID的法律适用问题
“中心”的法律适用问题是“中心”仲裁公正的保证。
《公约》第42条对“中心”法律适用原则规定如下：“一、仲裁庭应依据争端当事人间协议的法律准则裁决争端。如无此项协议，仲裁庭应适用当事国之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准则。二、仲裁庭不得因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含糊而裁定不予处断。三、本条第1款、第 2款的规定，不影响仲裁庭于双方当事人同意时，依公平和善意的决定的权力。” “中心”的法律适用问题是由《公约》第42条加以规定的，但《公约》第42条的规定在实践中产生了以下问题：
1、依公平和善意的决定的权力(公平与正义原则)
《公约》第42条3款规定：“本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不影响仲裁庭于双方当事人同意时，依公平与正义原则裁决争端的权力。”
公平与正义原则最早产生于罗马法，以后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 中肯定下来，成为民法上的一项原则，在许多的国际公约、仲裁规则中都可以见到。这项原则的含义一般是指仲裁人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不依照法律规定，而根据其它公平合理的标准作出具有拘束力的裁决。
鉴于现实的客观性及大多数法条具有兼容的特性，公约就运用法律技巧给法律适用者留出了一定的“行动空间”， 然而仲裁员仍必须在公约所确定的价值范围内进行解释，而不是进行自由评判，以改变“公平”与“正义”的原意。德国著名法学家威斯特曼有一句名言，即：”司法就其本质而言是法律的价值运用，而不是法官的独立评判“ 。 即使公约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条款以供适用，法律适用者（如仲裁员）又在无法类推的情况下 ，也必须在此公约的整个体系的价值范围中进行解释。 在这种“行动空间”中使用原则和已判定的著名案例群来作为辅助手段进行解释就是合法的。
但问题是，在公约给予的空间中，原则的适用往往并不是单个。假设有几个原则均可适用，那就有一个原则的适用的冲突问题。因为各个原则的价值层次，深层目标，结构功能均有不同，在适用时冲突是难免的，况且条约一抽象，就往往与以原则形态出现的此法规的价值基础难以分开阐述，当然这不是这儿讨论的方向。鉴于讨论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在适用时平衡原则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公约法条特权”的总则。首先，即法律运用者有义务先检查使用的原则是否已被公约具体化了，也就是说要寻找出哪些能使原则具体化的法规法条，如果公约已用具体法条将原则具体化了，那么原则之间的冲突在选择具体特定的法条时就得到了解决；其次，倘若原则没有被公约以法条形式具体化，那么遵循的原则是：具体的，特定的原则先于抽象与普遍的原则加以适用。除非是一个绝对的原则（比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利机关的义务”之类的原则）排除了所有的普遍与具体的原则 。如授权法院可以依公平与正义原则判案，即授权法院可以不遵从法律判案，这有可能使判决的作出是基于独立于法律、甚至有悻于法律的公平与诚信。没有法律所给予的“空间”，原则的适用就不应该进行。如果无限制地使用原则，就会导致条约的平均化，同样化，从而导致法律的无效，因而原则的滥用在仲裁生活中会使条约变得毫无意义，使所有权力落入仲裁员手中。虽然仲裁员并非非得偏离适用法律，而只是允许这样做。这样一来，“公平”与“正义”的标准就完全取决于仲裁员个人的观点与看法，因此仲裁员本身的立场就十分重要了，其“公平”与“正义”的裁决结果是否“公平”、“正义”也就难以预料了。因而对于该项原则的适用持谨慎的态度是有法律依据的。
2、国际法与国内法
《公约》第42条第一款规定：“一、仲裁庭应依据争端当事人间协议的法律准则裁决争端。如无此项协议，仲裁庭应适用当事国之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准则”。
发展中国家认为，到东道国投资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业已同意将投资合同的一切置于东道国的国内法管辖之下在当事各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庭应该适用当事国的国内法。而发达国家则反对把国内法限定为东道国法，区域会议主席A·布罗切斯强调：“国内法一词 并没有明确局限于东道国的法律，因为冲突规则有时可能导致适用不同的法律。”“国内法的选择应由仲裁庭按照国际私法的适当规则予以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准据法当然是资本输入国的国内法，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诸如许可证和专有技术协议适用什么法律则是有争议的”。 主席A·布罗切斯还指出：“第一、ICSID公约是为了创立一个国际机构，仲裁庭有权适用国际法是合乎情理的；第二、尽管国际仲裁庭应首先考虑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因为这种投资关系首先就应适用这种国内法，但在这种国内法违反国际法时就应将其搁置一边”。美国代表指出：“虽在通常情况下是适用国内法，但‘草案’规定适用国际法的可能性仍很重要。因为根据‘草案’第28条，缔约国应放弃外交保护权。”德国代表则认为：“草案提到国际法是至关重要的。它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并且这类合同（即国家与私人投资者的合同）的发展趋势是适用国际法。”
事实上,这不仅是法津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而且也是不同的政治、经济观点的冲突。如果按美国法学家发明的最密切的联系原则(来源于德国法学家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的本座说), 那么投资争议也不适用于国际法而适用东道国法解决争端，理由为东道国法与投资争议有最密切的联系。此外东道国可要求明确规定国际法的定义和适用范围，特别应指明仲裁庭究竟是依照国内法还是依照国际法来判断国有化和征用的是非曲直，并作出一方当事人是否侵权的决定。事实上，选择国内法的情况分两种：“一是缔约国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贷款契约，大部分是选择放款人所属国的法律，少数选择属于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国法律。二是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协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协议，都是规定适用东道国国内法。”实践中，大多数订有中心条款的投资协议是规定适用东道国法的 。不过有许多协议把选择的东道国法律“稳定”或“冻结”在订立契约时刻的法律（如税法），或者订有制约东道国政府的条款（由东道国审批而生效），或者强调不能违反投资国的本国法，力图使契约有利于投资者。这需要引起注意。
依42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无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仲裁庭应该首先适用东道国法，然后才可以考虑适用国际法，而无权直接适用国际法，二者之间的这一先后顺序已成定论，并无异议。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相互冲突的情况下何者优先的问题，是争论的焦点。虽然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法律的两个体系，但是国内法的制定者是国家，而国际法也是由国家参与制订的，因此不管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还是国内法也不能优于国际法都是对主权的不同程度的否定，所以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但是不能以国际法来审查、纠正国内法。
3、禁止裁定不予处理原则
《公约》第42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庭不得因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含糊而裁定不予处断”。各国法律学者把这一规定总结为“禁止裁定不予处断原则”。
《公约》作出如此规定，其优点是防止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对某一问题无明文规定时，仲裁庭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借口对争端不予处断，使得他们因投诉无门而蒙受损失。缺点是，这种规定也同时助长了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点对立法不无完全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但是，“第一，第42条2款明文规定，只有在规定应适用的法律欠缺或含意不明时，才能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或跨国法进行仲裁；但目前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日臻完善精确，因而真要靠一般法律原则或跨国法来填补或解释可适用的法律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第二，即使中心仲裁庭有机会适用并发展了新的一做法律原则，它们也不能取代东道国国内法或其规定可适用的其它法时。如果它们得不到各缔约国的广泛支持，更是毫无价值。”
八．ICSID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1．“中心”仲裁裁决的拘束性、终审性
《公约》第53条1款规定：“裁决对双方有拘束力，不得进行任何上诉或采取其它除公约规定外的补救办法。除依照本公约有关规定予以停止执行的情况外，每一方应遵守和履行裁决的规定。”《公约》第54条规定：“一、每一缔约国应承认依照本公约作出的裁决具有拘束力，并在其领土内履行该裁决所加的财政义务。正如该裁决是该国法院的最后判决一样。具有联邦的缔约国可以在联邦法院或通过该法院执行该裁决，并可规定联邦法院应把该裁决视为其组成的一州的法院作出的最后判决。二、要求在一缔约国领土内予以承认或执行的一方，应向该缔约国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主管法院或其它机构提供经秘书长核证无误的该裁决的副本一份。三、裁决的执行应受要求在其领土内执行的国家关于执行判决的现行法律的管辖。”
从上述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公约》的规定排除以往的做法：
首先，公约否决了各缔约国以公共秩序保留为借口对裁决的不予承认和执行。《公约｝）规定，“中心”裁决被视为缔约国法院最终判决，只需向缔约国有关法院或其它执行机构提供一份经秘书长核证无误的裁决副本，该缔约国就应予承认和执行。外国学者沙赫特评论到：“这个简单的程序消除了存在国内法中以及其它国际公约中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问题，根据ICSID公约，对于中心裁决具有拘束力的性质没有任何例外，各缔约国法院的任务纯粹是帮助执行中心裁决。”
其次，公约否决了国际习惯法。依据国际习惯法，一个国家及其法院对于非本国法院作出的裁决应视为“外国裁决”。为维护本国司法权益，对于“外国裁决”在本国领土上予以承认和执行要进行一定的审查，包括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以视其与本国的法律原则及本国国家利益有无抵触，如果有抵触则可以正当理由不予承认和执行该“外国裁决”。
第三，公约也否决了有关公约和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例如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作出裁决的国家或在按照一国法律作出裁决的这个国家，基于 一定理由请求撤销裁决。
第四，《公约》甚至也否定了采用英美判例法国家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一般做法。采用英美判例法程序的国家，对一般的外国判决不直接执行，而是把它作为向执行地国法院重新起诉的根据，经当地法院审理后，如认为与当地法令并无抵触之处，则由当地法院作出一个与其内容相同的判决，然后根据一般的程序予以执行。故从法律形式上说，它执行的是本国法院的判决而不是外国法院的判决。
“中心”仲裁裁决的执行是“中心”仲裁的关键环节，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益的具体实现及受损害一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由于以往的国际惯例和国家间仲裁在裁决执行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弊端，致使败诉一方往往以各种借口（诸如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仲裁庭适用法律不当。裁决不公正或具有明显的错误等等）不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裁决，因此造成败诉一方往往成为最后的裁决者。“中心”为了避免以上的弊端而做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以在维护缔约国的主权权利及各缔约国在执行“中心”裁决上的强制性之间找出一条最佳途径。使承认和执行“中心”裁决对缔约国具有绝对的强制性。体现了其拘束性，其终审性的特点。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存在的不同的，《公约》不可能规定各缔约国执行裁决的固定的和统一的方式，因此要求各缔约国根据自己的法律规则来满足《公约》对“中心”裁决的执行要求。《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其领土内对“中心”裁决的执行，受该国关于执行判决的现行法律的管辖。
如我国澳门及国内法院为争取投资争议的优先管辖权就应首先利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标准条款》第五节19条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将争端交付“中心”仲裁的同意被视为排除任何其它救济办法。但是，东道国可以规定事先用尽当地救济办法为其同意交付仲裁之条件。下列条款用于该情形”：“在［投资者姓名］按照本协议规定开始仲裁程序之前，必须用尽，。”
其次，还可以声明“不排除其它救济的协议”。《公约》第二十六条第一句规定双方将争端交付仲裁的同意“除另有规定外，应视为排除任何其它救济办法而交付上述仲裁。”既然本规定允许双方另作规定，则双方可规定如下条款：“载于中的将争端交付‘中心’仲裁的同意不排除双方任何一方诉诸以下其它救济办法：。当上述其它程序仍进行时，不得开始《公约》规定的任何仲裁程序。”
第三，为维护对投资争议的专属管辖权。因此，可以利用“中心”仲裁的争议领域是由各缔约国自主决定的 机会，来明确指定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有关国家主权行为及有关国家自然资源方面的争议许多国家不交予“中心”仲裁。在我国涉及到国家主权行为是指下列三类争议：1）有关国有化或征收措施合法性的争端；2）有关我国现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引起的争议；3）有关我国执行机关对外国投资者违法行为依法制裁引起的争议。
第三、利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选择适用我国法律来解决争议。
《公约》42（1）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为了防止仲裁庭背离法律或适用中国澳门及内地所不能同意的一些法律原则来进行仲裁，我国澳门及内地有必要预先选择好仲裁所适用的法律（如中国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这里当然包括在内地的澳门与大陆的三资企业）。但外商投资企业涉及关于“外来控制”问题。但此也需体现意思自治原则，也即合营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若要成为“中心”仲裁意义上的适格的程序当事人，尚须我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双方同意因“外来控制”的原因，将他们视为他缔约国的国民。当然外商独资企业（WFOE），即使其为中国法人，但其“外来控制”因素十分明显，它完全由外国投资者来投资、经营管理，可以考虑将外商独资企业视为《公约》意义上的另一缔约国国民。
2．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与补救措施
《公约》第27条1款规定：“缔约国对于它本国的一个国民和另一缔约国根据本公约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仲裁的争端，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除非该另一缔约国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端所作出的裁决”。 《公约》第64条规定：“缔约国之间发生的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有关本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议，可提交到国际法院，除非有关国家同意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
从上述可以推定：1、如果有争议一方投资者拒绝履行对己不利的裁决的情况发生，则争议缔约国可以依《公约》第54条规定在第三国（只能为缔约国）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裁定；2、《公约》第64条规定排除了拒绝履行对己不利裁决一方所能适用的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并给对方的缔约国或其它缔约国依第64条规定到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上述规定表明，各缔约国对承认与执行“中心”裁决负有义务，否则将承担国际责任，而各缔约国法院和国际法院对于投资者的强制力也是决定性的。为了避免国家间的仲裁产生不当裁决，《公约》在第四章第五节中规定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它包括解释、修正、取消裁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中心”裁决存在疑义时，只能采取上述《公约》规定的方法进行救济。根据《公约》第50条规定，如果双方对裁决的意义或范围发生争端，任何一方可以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裁决作出解释。如有可能，该项要求应提交作出裁决的仲裁庭。如果不可能这样做，则应组织新仲裁庭。仲裁庭如认为情况有需要，可以在它作出决定前停止执行裁决；对裁决的修正（《公约》第5l条规定：争端的任何一方可以根据发现一些其性质对裁决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而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修改裁决。但必须以在作出裁决时 ，仲裁庭和申请人都不了解事实为条件，而且申请人不知道该事实并非由于疏忽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如果认为情况有需要，可以在作出决定前，停止执行裁决。而申请人亦可在申请书中要求停止执行裁决。直到仲裁庭对该要求作出决定为止；关于裁决的取消（《公约》第52条规定）是指任何一方当事人可基于下述一个或几个理由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取消裁决（1）仲裁庭的组成不适当；（2）仲裁庭显然超越权力；（3）仲裁庭的成员有受贿行为；（4）有严重背离基本的程序规则的情况；（5）裁决未陈述所依据的理由。
注：原文在2003年第13期澳门《法域纵横》上发表过（中葡文），也为人大复印中心《海外法学》第3与第4/2004转载。网站已将此文的脚注略去。此作者现在澳门大学法学院任职，博士导师，email:[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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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幸福中国演讲稿
建设幸福中国演讲稿(一)
幸福是什么？
很多年前，一个小男孩会说：幸福就是可以永远与小伙伴玩游戏;一位农民工会说：幸福就是可以多挣一些钱养活家人;一位流浪者会说：幸福就是可以住上一个吃了上顿有下顿的房子......现在呢？一个5岁的小孩已经会彻夜玩游戏了;农民工不再只追求有钱就好了，人们也不再只希望有个安身之处了，而是把目光转向别墅、名车。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只是坏事，这些也能体现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读了《建设幸福中国》我才知道，幸福，究竟是什么。
想必，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吧！他为我们的水稻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发展成就，也令世界刮目相看。那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呢？
2008年，袁隆平又被人们拉出了水面，这次可不是因为又有什么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他被人们爆出了与妻子一起去看车展的消息，你可能会觉得纳闷;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怎么会被车展所吸引呢？这也许也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也体现社会的开放与越来越现代化。那他现在的生活又怎么样呢？看完这篇文章，我可以有一个词来形容：朴素。
从朴素中可以看出什么呢？现在的80后90后重视时髦、现代，盲目地追求幸福。却从不重视朴素节约，他们会这样说:现在是和平年代，那么节约干什么？他们是老人，能受得住，少吃一点，少用一点又没事！其实，幸福并不仅仅就是不别人夸赞、表扬，更多的是心理感受，与自己的父母一起好好在家里吃一顿饭不就很幸福吗？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也是为了我们的祖国。
达芬奇有一句这样的名言：勤劳一日，可的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也许，只有那成千上万的农民了解最深吧！人们常把农民说做没有素质，却可曾知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米饭、蔬菜，都是他们一双手种出来的啊！我们可曾知他们的汗水浸湿了衣裳，得到的却只是一小叠报酬呢？虽然这样，他们却仍然很幸福，因为他们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其实，幸福很简单，不需要那样举一大堆数字来说明，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且不辜负所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幸福了，只有你幸福了，国家才可以幸福，以为只有一小片一小片土地，一个一个人，才可以汇成一个国家啊。
幸福是需要每个人来建设的，我们，这些21世纪的新希望，应该怎样建设幸福中国呢？首先，我们要好好学习，只有从老师那里获取知识，我们才有实质力量，其次，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保护环境，爱护花草树木，以养成习惯，来陶冶我们的精神情操。在生活上，我们不仅要向上面两个例子一样，朴素、勤劳和一丝不苟，做事也要认认真真，不马虎，做一个四好少年，近一点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建设一个幸福的中国！
幸福，其实很简单。
建设幸福中国演讲稿(二)
亲爱的同学们：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在这个充满朝气的时节，在同学们的期盼下，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为什么而读书主题教育启动仪式暨第三届班级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值此庄严而神圣的时刻，我们明确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在新的征程中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在此，我向全院发出倡议：坚定信念，执着追求，为中华崛起、建设幸福中国而努力读书。
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当历史与社会责任压在我们年轻一代身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一定要走进知识的海洋，打开书海，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必须充分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的学习受到国家的热切期盼，学校的殷殷关怀，我们应该把握难得的机会，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充分利用起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投身于建设幸福中国的事业中，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日莘莘学子，明日国家栋梁。历史赋予我们重大而神圣的使命，那就让我们用青春的智慧和满腔的热血，铸就更加幸福而美好的人生！让我们胸怀大志，敢于拼搏，为成就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吧;让我们坚定信念，执着追求，为振兴中华、建设幸福中国而努力读书！
我庄严宣誓：
胸怀大志，锐意进取;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博学力行，守正拓新;专注学业，刻苦钻研;明确目的，端正态度;勤思好学，勇于创新;执着理想，自强不息;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团结同学，善待他人;诚信考试，严于律己;完善人格，提高素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建设幸福中国演讲稿(三)
也许幸福是简单的，是朴实的，是琐碎的，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近日，在工作闲暇之余，打开《幸福书》，与作者笔下300条浅显的道理进行了心灵的沟通，读完这本书心情豁然开朗。原来，只要我们用心去体验，用心去追求，幸福就会与我们相伴。每个人都喜欢幸福，追求幸福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幸福，那么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相信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要求和看法都有所不同。
其实，幸福是没有标准的，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渴望幸福的人生，但是不一定拥有财富的人就真正拥有幸福，要想幸福就要懂得人与人如何相处，所以我们要了解幸福，认识幸福，从而得到一生美满的幸福。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上帝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但人世间有人会感到幸福，而有人感受不到或不强。
然而，幸福于我来说是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帮值得信赖的朋友;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幸福是一种感觉，它不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取决于人的心态。感觉幸福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一个人在地里劳动，满头大汗，可是他觉得很幸福，他就是幸福的;另一个人在自家花园里散步，可是他觉得自己很不幸福，他就是不幸福的。其实，你觉得你幸福你就是幸福的，幸福与不幸福都在你自己的心中
在你颓丧无助时，路人的一个微笑，一句问候，都带给你幸福。幸福是一种心态，一种感觉。其实，幸福每时每刻都伴随我们左右，关键是如何去发现它、理解它、感受它、创造它。当我们遇到坎坷、挫折时，不悲观失望，不长吁短叹，不停滞不前，把它作为人生中一次历练。把它看成是一种人生成长中的常态，这将助你更好地谱写出自己的人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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